下面是编辑为大家找到的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综述（精选7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 Economy：Political economics gauge 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 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当中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06）：53-60.
[3] 徐桂华、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J].经济经纬，2004，（06）：13-17.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现代经济学在当代的新进展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年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如果进行简单的分类，可将博弈论、演化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列为经济学工具上的某种革命，因为它们要么是运用数学工具，要么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解经济学理论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其他的新进展——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则可归结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它们不过是将被经济学过去所遗忘、忽略或不重视的研究内容重新带回经济学的殿堂。在这当中，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知识的进步无疑是它们共同的时代背景。这表明，时代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以上所述的几个新动向不过是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客观上的表现。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中心—模型；研究现状
1.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早在19世纪就有经济学家发现经济过程与地理位置相关。1826年，Von Thunen在研究德国农庄的基础上，出版论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论述了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一百年后，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在继承和发展Von Thunen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德国区域理论，对工业区位和城市区位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Isard W在著作《区位与经济空间》中将Von Thunen、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框架，建立了“一般区位论”。1977年，Dixit和Stiglitz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简称D-S模型）。1982年，艾瑟尔发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国际规模收益”一文，为空间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基础。1991年Krugman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1999年和2003年，Fujita、Krugman和威纳伯利斯分别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新经济地理学从此正式确立。
2.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数学定量分析法，将现实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数学模型主要包括：中心—模型、历史和期望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
Krugman（1991）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简称CP模型）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它阐明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
Krugman建立了一个既考虑历史偶然性又考虑预期的动态经济模型，即历史和预期模型，以此来分析它们各自在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在经济分析中，历史和预期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基本经济结构，特别是调整成本的大小。
区域专业化模型通过从产业间的垂直关联、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三个方面来研究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情况。
3.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李小建（2012）从学科渊源和继承发展出发，指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有重叠，但在学科属性、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学科模式、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差别。
安虎森（2006）点评了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理论，认为，空间经济学为研究初始无外生差异的经济空间，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假设。
殷广卫（2008）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聚集结构的稳定性、经济运行和区域结构的演化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核心-边缘模型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我国的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兴起等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中探求理论根源。
梁琦，黄卓（2012）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
王先柱，高彦彦（2009）总结得出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研究，将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学领域，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本框架。
花俊（2009）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还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刘爱文，艾亚玮（2009）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两大主题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分别进行了阐述，然后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批判经济地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上与新经济地理学迥然不同。
赵朝，周冠男（2010）在剖析了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之后，陈述了地区不平衡的产业政策、解决失业的“以工代济”政策和环境保护市场化后得出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似乎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张玉卓（2010）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评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并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四个发展方向。
范华锋（2010）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对我国物流行业与产业聚集及规模经济递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发展我国物流行业的政策建议。
赵明霏，杨莹（2010）对天津引资数量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同时又基于区位熵对天津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识别，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天津产业集聚相结合。
4.总结
目前，国外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以及福利和政策含义的探讨上，侧重制造业地理集中以及区际、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但是，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们日益重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对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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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是一所具有50多年办学历史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位于我国中部老工业基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株洲市。学校以包装教育为特色，是我国第一个被国际包装协会(IAPRI)接纳的会员单位，是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包装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包装联合会包装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单位和中国包装技术培训中心所在地。学校现设有16个教学院(部)和1个独立学院，拥有21个硕士点、52个本科专业、25个专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并拥有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教育部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资格以及高水平运动员资格，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大学，承载着培育人才、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崇高使命，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十余年规模扩张和超常规发展后理性回归的现实，如何办好大学，办独具特色的大学，谋求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每一个大学和每一位大学校长亟需回答的问题。湖南工业大学从2003年7月实行多校区融合以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发展思路，经过几年的奋斗，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校训“厚德博学、和而不同”和校风“明德、精业、求实、创新”为导向，以“艰苦创业、奋发有为、开放包容、务实惟新”的湖工大精神为动源，以“大学意识、大局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人本意识、效益意识”等八种意识为内涵的湖工大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办学层次、办学水平、办学规模，还是办学条件、办学特色等方面都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厚德博学，和而不同”,
学而优则“事”
厚其德、博其学是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永恒使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学教育要把培养学生的“修为”和“精业”作为不懈的追求。大学的任务就是博己之学且播学于世，如果不能博己之学，大学就无法承担起继承、传播、推进与丰富文化知识的使命；播学于世是大学之作为所在，如果不能播学于世，大学就失去了其社会功能，也就失去了其生存基础。所以，大学必须“博学”,不仅博己之学，而且要博社会之学，博民族、国家之学，更要博时代之学，因时而作，因势而为，履行大学应有的神圣职能，不辱时代赋予的永恒使命。“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古代哲人智慧的结晶，包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和谐文化的内容。“和”就是和谐，是统一，是在兼容差异上共存、共荣的实现。《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对于大学而言，主要有三要义：一是讲和谐，二是讲大局，三是讲创新。
在“厚德博学，和而不同”办学理念的指引下，湖南工业大学大力倡导学而优则“事”,“事”社会、“事”国家、“事”民族。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义不容辞的基本使命，现代大学主要通过培养创新人才、创新高新知识来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湖南工业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湖南、面向全国，为加快湖南工业化进程、振兴老工业基地株洲和中国包装现代化提供强劲支撑”的服务方向；始终坚持“以工为主、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建设格局；始终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强化能力、注重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始终坚持高校校区、高新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联动发展”的创新思维，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近5年来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位居湖南省高校前列，一届又一届毕业生扎根奋斗在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线，成长为生产、科研、管理骨干，成长为各类拔尖创新人才！
牢固树立“八种意识”,
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厚德博学，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及其实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赢得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南卫视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近几年来，为有效推动三校区实质性融合，学校提出了“大学意识、大局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人本意识、效益意识”等八种意识，凝练出全校师生共同倡导的湖工大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所大学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笔富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维系一所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核。在湖工大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为着力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学校提出了“六大狠抓”、“四个坚持”的整体办学思路。“六大狠抓”即“狠抓教学上质量、狠抓学科上水平、狠抓融合上层次、狠抓建设上条件、狠抓管理上效益、狠抓党建促和谐”;“四个坚持”即“坚持和谐发展的治校思路”、“坚持质量至上的立校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强校思路”和“坚持特色创优的兴校思路”。到2012年，通过优化整合提升教学质量，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型大学。到2015年，着力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重点突破，突出特色，强化服务，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高水平教学型大学，完成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的转型。
三校区实质性融合和校庆50周年后，湖南工业大学又站立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新的起点，必须要有新的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找到一条切合我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前，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必须要深化六种认识：一是深化校情校况认识；二是深化高教形势认识；三是深化发展目标认识；四是深化发展机遇认识；五是深化核心价值观认识；六是深化核心竞争力认识。只有进一步深化这六种认识，我们才能在竞争中找到出路，才能在挑战中获得突破，才能进一步推动学校驶入健康和谐发展的快车道。
顺时应势，
“两型社会”研究率先筹划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更好地彰显学校特色，湖南工业大学确立了对接落实湖南省建设“两型社会”新形势下的发展方略，决心责无旁贷肩负起“政策创新平台、技术研究先导、企业转型助手、政府决策参谋”的重任。2008年3月，利用地处株洲、多校融合的优势，我们率先成立了湖南工业大学“两型社会”研究中心。2009年5月，又进一步将“两型社会”研究中心升格为“长株潭两型社会研究院”。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凝聚校内、省内乃至国内外的研究力量，打造一个地方特色鲜明的研究平台，瞄准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重大战略，特别注重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过程当中的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通过学术交流与合作、技术创新与研发，主动参与到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设当中去。
两年多的实践表明，这一举措不仅为湖南省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好的政策和决策建议，同时也确立了湖南工业大学在两型社会研究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了湖工大的整体竞争力和社会声誉，还为推进政事企合作、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探索了一条新途径。特别是近一年来，以长株潭两型社会研究院为平台，按照“大项目、大成果、大奖励、大平台、大应用”的办院宗旨，立足株洲市传统工业改造与产业转型、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现实，花大力气整合学校各个学科、研究机构的科研力量和学术资源，针对“两型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积极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湖南省及地方重大课题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感悟创新机遇，
低碳经济研究开创先河
1、新经济地舆学发生的理论违景以及理论基础
一．新经济地舆学发生的理论违景。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1个范围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抉择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抉择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以及长时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现出1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至关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整竞争以及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法子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迪克西特(Dixit)以及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情势化以后。二0世纪八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以及无穷增长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对于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拥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露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穷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舆钻研中的会聚现象的类似性，1下子拉近了这3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所采取的报酬递增假定及赖之而树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流动的会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然而，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中仍然存在着1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整解释的问题。譬如说，新增长理论尽管对于投资增进长时间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时间版本——做出了必定的解释，但它却缺乏空间维度，其实不触及要素活动，不能对于会聚现象——循环积累因果瓜葛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变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一九八0)尽管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1个类似的地方，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讲明出产结构上的差异——它1开始就假设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无说明为何会呈现这1大小差异，尤其是为何本来无比类似的国家会发展出无比不同的出产结构；它也并无说明为何1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1起，致使区域专业化。另外，它将工业发展描写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步且同时产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往往采用快速的波浪情势，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1个国家顺次向另外一个国家分散。
上述问题的钻研常常触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活动性和这3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扑朔迷离的互相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舆学的钻研规模有许多相重合之处。这种繁杂而辣手的问题对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形成至关的挑战。
因为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本钱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能不将钻研的触角进1步扩大到经济地舆学领域，以期重新的视角患上出1些新的启示。经济全世界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1些投资、贸易、要素活动以及区域政策问题也对于经济地舆学的钻研提出了新的请求。在这样的违景下，自二0世纪 九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简称D—S模型)以及新贸易、新增长理论钻研的3次波澜的强大推进，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4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一九八五)关于不完整竞争以及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以及对于外贸易》以及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一九九一)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立异以及增长》促成为了这1新的钻研领域的构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末，克鲁格曼(一九九一)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以及经济地舆》以及藤田(Fujita，一九八八)在《区域科学以及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会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法子》，则完成为了对于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舆学钻研的开山之作。
二．新经济地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采取报酬不变与完整竞争假定的传统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地舆钻研不同，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以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理论假定为基础。依照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的假定，传统经济地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流动终究将沿空间均匀散布。产品以及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本逐末的区位决定提供了解释。然而，不同层次的经济流动在空间上的高度会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乃至连二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经躲避这厂现象。因为范围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定之1，他只好用“外部经济”1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出产流动的会聚。这类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范围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范围报酬不变的假定下，用外部经济尽管可以在必定程度上解释产业会聚，然而，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类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其实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会聚自身，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于范围报酬不变以及完整竞争假定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1番反思的必要。
但是，在至关长的1段时代，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讲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一九七七年狄克斯特以及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情势化以后，关于报酬递增的钻研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1场实质性的革命。依照D—S模型的假定，消费种类以及出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范围。1方面，1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此，消费品种类越多，功效水平越高；另外一方面，消费品的出产拥有厂商层次上的范围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致使范围经济以及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范围或者可用资源增添，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知足消费需求履行进1步分工既能实现范围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功效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繁杂的经济地舆问题提供了1个不可多患上的分析框架。在1个引入了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的世界，经济流动的演变再也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安排的。经济流动的空间会聚所出现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瓜葛，不就是1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设存在足够强的范围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1个单个的区位来为1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本钱最小，他无疑会选择1个有大确当地需求的区位。但是，偏偏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确当地需求。因而，1个产业带1旦树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1循环将会长时间延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会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会聚极可能始于1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出产以及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甚么样的产业在甚么样的区位构成会聚1般来讲是不肯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然而，无论属于甚么样的缘由，某种专业化出产与贸易格局1旦树立，从贸易取得的益处将积累循环，从而使患上这1格局因进1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而，在新经济地舆学钻研中采取报酬递增以及不完整竞争假定乃是最自然无非的事情。
2、主要新经济地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意
一．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
最早见于克鲁格曼(一九九一)的钻研。该模型展现外部前提本来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动与运输本钱交互作用的情况下终究演化出完整不同的出产结构的。模型假定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以及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以及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散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以及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此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下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活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前提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活动工人的份额加之内生，患上出区域出产结构随运输本钱变化而出现出非线性瓜葛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本钱下前向与后向联络的效应最强：1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类情况下，经济的对于称结构变患上不可延续，从制造业本来均匀散布的经济中将逐步演变出1种核心1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天赋的份额，因为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因为在这里区域 (或者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化都是内生的，由这1模型患上出的结论比1开始就假设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1步，也更为拥有说服力。
二．国际专业化模型。因为国界和语言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动形成至关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活动性假定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会聚模型1般只合用于国内规模的空间会聚钻研。为钻研国际层次的经济流动的散布，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凭仗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络假定树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依照他的假定，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尽管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然而可以进行贸易。假定各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天赋以及出产技术，具有农业以及制造业两个出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活动。农业部门为完整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1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整竞争型，使用劳动以及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络，每一1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终究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出产者以及消费者的两重身份使患上与传统会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进程患上以产生。
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患上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本钱出产，这就形成1种前向联络——既有的产业会聚形成对于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偏向于在具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出产；反过来，厂商出产本钱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份形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络的来源：在1个区域出产的厂商越多，对于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前提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1个巨大确当地市场。因为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活动，前、后向联络的结果不多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然而，它们却能够致使制造业(或者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会聚的专业化进程。另外一方面，恰是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活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会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患上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出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定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1体化与会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瓜葛揭露了厂商对于经济1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本钱下，厂商将散布于天赋相同的区域以知足终究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本钱下，跟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构成——但其实不会到达完整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本钱下，会聚跟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步上升而溃散。相对于于更加工业化的区域来讲，初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念头是出于对于非活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斟酌；然后，跟着在某些部门树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沛应用前向以及后向联络。这1模型表明，全世界化违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履行高度的对于外开放，不但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以及服务(特别是出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便性以及自由度。
三．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全世界性的产业分散及其规律对于于新贸易以及新增长理论来讲1直是1个难以掌控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在模型中进1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抉择的效力水平，假定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不乱地递增，并用效力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树立起全世界化以及产业分散模型：假定存在这样1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由于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树立起1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1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跟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于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患上制造业区域的出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会聚，并使患上该区域工资上升。跟着这1进程的进1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愈来愈大，并终究不可延续，制造业厂商将追求迁入第2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加有益可图。这样，第2个区域又开始了树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晋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终究引起第3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斯周而复始。在运输本钱很高或者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都相对于较低，劳动效力的小幅度上升致使工资本钱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络(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起投资以及出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知足终究需求。倒是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遭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络(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力的，上升所致使的工资本钱(离心力)的增添，因而，在运输本钱的中间区段，产业会聚更易保持。
但是，这1模型给人们的启迪更多地在于揭露产业分散相对于于劳动效力(而非运输本钱)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一九九九)用了1个包括3个国家以及7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1产业分散进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一，在国家一与国家二以及三之间存在工资差异。跟着劳动效力水平的增添，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添——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从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而而有益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分散，仍是顺次1个国家1个国家地分散呢？且考察1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此间国家二以及国家三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1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1致的，然而，跟着国家二以及国家三内部的产业联络变患上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患上不不乱。只要有1个国家稍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外一个国家将因而而后进。因而，产业分散其实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1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逐富裕国家的安稳的进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团体共存的进程，存在致使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规模的工业化将以1系列波的情势从1个国祖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1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树立1般要遵循从初级开始向高档爬升的进程。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1步考察全世界化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以及维纳布斯(一九九六)从分析1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瓜葛这1首要的投入-产出联络特征人手，树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1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变动态原理基本类似，但在基本假定方面却存在1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定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以及两个出产部门(产业 一以及产业二)，这两个国家以及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取的技术完整对于称，劳动投入为惟1的出产要素；因为所考察的经济已经完整实现工业化，范围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经从
其中退出，因而，假定各出产部门均为不完整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设产业一在本国的会聚(相应地，产业 二在外国会聚)为1均衡，当产业间联络强于产业内联络时，在任何贸易本钱下，这1产业会聚都不是可延续的，这是由于，对于于各个厂商来讲，最为首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络，因而，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络强于产业间联络，则当贸易本钱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构成地舆会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散布；只有当贸易本钱足够小时，产业的地舆会聚才是可能的以及可延续的。产业内联络与产业间联络之差距越大，使产业会聚为可延续的贸易本钱的取值规模越宽。由这1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偏向即便在对于模型引入更多区域以及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维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散布其实不是1半对于1半的。1个区域可能比另外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致使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3、新经济地舆学关于经济全世界化的理论含意
通过对于报酬递增的D—S模型赋与空间解释，新经济地舆学对于报酬递增、外部经济、运输本钱、要素活动以及投入产出联络的性质及其互相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所发展出的1系列模型揭露出1些首要的理论含意，对于于理解全世界化前提下的出产、贸易以及经济发展的特色拥有首要意义。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中心—模型；研究现状
1.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早在19世纪就有经济学家发现经济过程与地理位置相关。1826年，Von Thunen在研究德国农庄的基础上，出版论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论述了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一百年后，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在继承和发展Von Thunen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德国区域理论，对工业区位和城市区位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Isard W在著作《区位与经济空间》中将Von Thunen、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框架，建立了“一般区位论”。1977年，Dixit和Stiglitz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简称D-S模型）。1982年，艾瑟尔发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国际规模收益”一文，为空间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基础。1991年Krugman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1999年和2003年，Fujita、Krugman和威纳伯利斯分别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新经济地理学从此正式确立。
2.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数学定量分析法，将现实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数学模型主要包括：中心—模型、历史和期望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
Krugman（1991）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简称CP模型）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它阐明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
Krugman建立了一个既考虑历史偶然性又考虑预期的动态经济模型，即历史和预期模型，以此来分析它们各自在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在经济分析中，历史和预期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基本经济结构，特别是调整成本的大小。
区域专业化模型通过从产业间的垂直关联、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三个方面来研究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情况。
3.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李小建（2012）从学科渊源和继承发展出发，指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有重叠，但在学科属性、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学科模式、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差别。
安虎森（2006）点评了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理论，认为，空间经济学为研究初始无外生差异的经济空间，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假设。
殷广卫（2008）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聚集结构的稳定性、经济运行和区域结构的演化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核心-边缘模型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我国的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兴起等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中探求理论根源。
梁琦，黄卓（2012）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
王先柱，高彦彦（2009）总结得出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研究，将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学领域，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本框架。
花俊（2009）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还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刘爱文，艾亚玮（2009）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两大主题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分别进行了阐述，然后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批判经济地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上与新经济地理学迥然不同。
赵朝，周冠男（2010）在剖析了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之后，陈述了地区不平衡的产业政策、解决失业的“以工代济”政策和环境保护市场化后得出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似乎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张玉卓（2010）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评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并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四个发展方向。
范华锋（2010）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对我国物流行业与产业聚集及规模经济递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发展我国物流行业的政策建议。
赵明霏，杨莹（2010）对天津引资数量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同时又基于区位熵对天津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识别，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天津产业集聚相结合。
4.总结
目前，国外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以及福利和政策含义的探讨上，侧重制造业地理集中以及区际、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但是，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们日益重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对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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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克鲁格曼等人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有关跨国企业的区位选址问题。他们提出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现实。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如收益递增、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等的作用，证明了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新经济地理的关键贡献在于建构了清晰、严谨、精致的模型，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不能流动而商品贸易又无成本的不实际假设，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使经济集聚与区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利用理性决策和简洁的一般均衡来模型化分散和集聚、或向心力和离心之间的均衡问题。运用这些分析工具，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处理收益递增、贸易成本、迁移以及与投入产出。通过这些努力，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力图把新经济地理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
新经济地理学
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 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新经济地理学站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重新考察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
克鲁格曼将产业集群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未能深入到产业集群内部深入探讨影响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剖析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能力及其本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克鲁格曼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同时，克鲁格曼的新模型忽略了交易费用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如果区域内交易费用很高，即使植入新的产业或企业，也难以形成集群。他认为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形成及锁定效应，是经济活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的产物。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市场规模经济而忽视技术外溢在区域经济聚集中的作用，因此，它不能解释技术在促进产业增长、区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无疑是数学模型，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了方向主要是缺失数学模型所致，“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的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聚集模型及区域收敛模型陷入空间均衡及稳态的数学分析之中，存在空间研究的模糊性。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在这个区域规模上分析收敛问题，没有得出不同的空间规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趋于收敛趋势的结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忽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也被认为是次要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在各地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者们虽然也承认制度、文化、社会因素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因为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数学模型，对它们进行“精确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家就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既没有讨论是否存在用以分析趋同的合适区域层级，也没有分析确定区域趋同中各种不同趋势是否有可能出现于各种不同的空间层级。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文化根植性时，很难说能够比较精确地、客观地进行分析。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如何给社会、知识和文化分析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这个一般理论研究方向的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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