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传》是《昭明文选》的一篇，那么，
关键词：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北宋历史文化；六一；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141-04
一、《六一居士传》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作为欧阳修的自传，其人生经历、人格追求、价值取向、金石收藏、审美情趣、风雅笔调等等，会聚于其人不同层面的闪光点，皆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是后人了解他的重要文本，更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六一居士传》写于熙宁三年（1070），即欧阳修逝世两年前。时年欧阳修64岁，任蔡州知府。从年表中考查，可知“六一居士”是欧阳修的最后一个自号，故可视为其最后的人格标榜和心灵皈依。
在这篇自传中，欧阳 且看文章开篇对于“六一”典故的诠释：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②
对于六个“一”的诠释，蕴含着深邃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六一居士传》这种类型的自传之滥觞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陶渊明随意以门前的五棵柳� ”③相比“五柳先生”的命名方式中隐晦地与时弊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六一居士”的命名，明显是截然不同的意旨，洋溢着浓郁时代氛围濡染下的文人雅逸之怀。在自传中运用以具有时代特色好尚的风雅象征物为意象来烘托其志，是欧阳修对于中国自传文学发展的创新型贡献，亦体现了宋代社会与唐代迥异的时代风貌。《六一居士传》中的第一个“一”――欧阳修藏书一万卷，在当时显然是文人纷纷效仿的典范，藏书量的宏富，与收藏者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藏书构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由于书籍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文化的物质载体、媒介，因而藏书
朱熹曾肯定欧阳修对于金石学的奠基之功：“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⑤作为中国古代金石学奠基者的身份，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没有明确表述，而仅仅作为六个“一”中的第二个，列出了其收藏量，《集古录》一千卷，以其巨大，令读者想见收藏过程之艰巨、耗时之漫长、统计之烦琐、保存之庞杂。然而这些在自传中省略的、隐藏在“一千”这个数字之后的信息，于他写给蔡襄的信中得以清晰地表述：
向在河朔，不能自闲，尝集录前世金石之遗文，自三代以来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间虽罪戾摈斥，水陆奔走，颠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忧患悲愁，无聊仓卒，未尝一日忘也。盖自庆历乙酉（1045），逮嘉v壬寅（1062），十有八年，而得千，顾其勤至矣。然亦可谓富哉！窃复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辄自叙其事，庶乎见其志焉。然顾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⑥
过程虽艰辛，欧阳修却洋溢着自豪和自足，“可谓富哉”的自我评价，透露出其对自己痴迷金石收藏十八年，终得千卷藏量的美好结果的自我价值肯定和褒扬。执着于时人忽略的审美对象，加以开发和挖掘，显示出欧阳修在文化审美方面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在《集古录目序》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于金石收藏的坚定旨趣：“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则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⑦将《六一居士传》与欧阳修其他带有自传色彩的文本参照阅读，就可以更明确地揭示出在欧阳修眼中，徜徉于其他五个“一”之中，将他从难以忍受、疲于应付的官场冗务和世俗羁绊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才是其真正享受的人生乐趣。并由此点破了“六一”的题旨――彰显独特个性旨趣，凸现高标人格追求。《六一居士传》的史学价值，在呈现北宋文人的游艺之乐和人格理想，并于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
二、《六一居士传》的叙事策略
自� 自传有时直接传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品性，但自传中表达的有时却并非单纯是作者个人的思想品性，但却能明确体现出作者的价值取向。《六一居士传》在对作者思想品性的传达上不仅将自身的思想品性传达得明确而深刻，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还不无曲折和隐秀。相比于唐代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中以站在人生终点的视角回望，自述平生，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显然是另一种大异其趣的写法，“就自� ”⑧“自传之所以能够留在叙事艺术的王国之中，一方面是由于它不可能成为科学性叙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无法利用主人公的死亡这一完满的叙事化解方式。那些追求艺术品位的历史和传记作品，常常摈弃纯粹的时间性叙事而倾心于更具审美快感的模式。”⑨很显然，欧阳修并没有以纯粹的时间性叙事来营构其自传。从标题的设定看，他是以彰显艺术品位的思路入手来谋篇布局，使自己的自传在开篇就进入了“更具审美快感的模式”。在开头处，他将这篇自传明确定位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这一段大有深意，是为全篇叙事的背景幕布。“六一居士”这个名字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特殊的人生阶段、特殊的思想状态的象征，因为“六一居士”是欧阳修的最后一个自号，这个自号中蕴藏着被贬谪的欧阳修垂暮之年的孤独感伤和悲观落寞。贬官+暮年+衰病+退休，就是“六一居士”这个字号由来的全部现实背景，这也为全文定下了暮年衰病状态下寂寥悲凉、风骨犹存的情感基调。这其中也暗示着欧阳修心态和思想的转变。这一切隐于这简短的叙事之后，留待读者自己细细品味个中深意。也就是说，文章的开篇其实已经点明题旨，“六一居士传”并非是围绕其雅趣和高标艺术追求展开叙事，而是围绕暮年欧阳修的思想状态展开叙事，其真正要表达的，是垂暮病弱的欧阳修之“自我”对于人生的体验、思索和重新规划。
于是，欧阳修用高超的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跌宕起伏、情理并举、处处留白的精彩故事。自传的灵魂――其本人的思想品性，也在这层层深入的剖析和展示中得到了真实的袒露和揭示。作者的思想品性并没有被湮没在卓越的技巧和精彩的情节中，而是在此之上，得到了更为完美的彰显，因为“最伟大的叙事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响应，乃是因为它当中那种由人物塑造、行为动机、描写及议论所构筑的语言能够向我们传达其思想品性，也即它所蕴含的理解力和感知力……它可以是艺术家在描绘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时所展现出来的准确性和洞察力，抑或是艺术家在虚构文学中、创造理想世界之际所彰显的美与理想主义。叙事作品的灵魂并非情节，而是思想品性（它通过人物塑造、行为动机、描写及议论所构筑的语言加以表达）。情节仅仅是不可或缺的躯壳，只有赋之以人物和事件的血脉，它才能够创造出必要的、可被赋予生命的黏土。”⑩
欧阳修在自传中表达了自己对名不可逃亦不必逃的见解，表达了自己情愿徜徉于雅好之中的高尚情趣，表达了自己对案牍劳形、危机四伏的官场的厌恶和逃避……这些或借助问答辩论，或借助内心独白，一一呈现出来，既有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又有对理想世界的生动勾画。以问答体作为自传形式，在中国自传文学史上，自东汉王充始。其自传中不断以问答体来阐明自己为人处世的思想，作者高洁不同流俗的思想品性在这样的情节设定中以更为生动鲜活的方式跃然纸上，触手可及。川合康三先生认为：“较之自我审视、更注重自我辨明的传统，不仅是王充，在以后的中国文学自传中也延绵不绝，成为与西欧近代自传迥异的一大特色。”欧阳修将这一叙事模式放置于自己暮年身受衰老病痛和政治失意的内外夹击、双重重负之下，其思想品性的表达和书写之中，比王充的《论衡・自纪篇》更增添了沉郁感伤的生命体温，令其自传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阐释空间，成功地实现了自传叙事对于作者思想品性的完美传达。
三、《六一居士传》的审美之维
综观《六一居士传》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在六个“一”的审美组合所呈现出的浓厚文化含量和高标旨趣之外，作为自�
第二，对于“逃名”与否的辨明，表现出欧阳修自传虽在体例上承传前贤陶渊明，但在精神内核上却毫不相同，其中蕴含着扬与弃的本质区别。作为体例相同的自传，如果说陶公是以隐姓埋名的命名方式摒弃伪饰虚夸的俗世时弊，那么欧阳修则是以命名的方式高扬其审美旨趣和精神享受。
对于陶渊明“五柳先生”的命名中表现出的明显的“逃名”意识，欧阳修以“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表现出与前代自传中的经典命名相比，更为旷达的取意点，并明示了自己对于“六一居士”这一命名的真实旨归――“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
第三，对于“乐”的阐释，欧阳修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令行文至尾声意境高远，耐人寻味。“欧阳修是将‘乐’作为纯粹个体性精神活动看待的。此‘乐’是一种人格境界，只有‘知道’之人才能体会得到。但欧阳修也意识到，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愉悦与主体的现实关怀是矛盾的，二者往往不可得兼。”他先是对五个“一”的物之恋与其带来的极乐精神体验进行了美不胜收的描写，造成“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幻象；末段笔锋骤然一转，直抒愿全抛官场冗务之累，执意退休的思想，直言即使无五物，也不改其志。作者的本意拨云见月，水落石出，通晓明白。恰如清代孙琮评点中所说：“此传自述其退休之志，不是耽玩此五物，观末幅可见。故篇中详辨既非逃名，亦非玩物，只是畏轩裳组之劳其形，忧患思虑之劳其心，所以决志退休，借此五物以自适其乐。入后又欲撇去五物，尤见脱然高奇。”
第四，物我关系的奇妙设置对自我呈现的特殊效果及其味外味。欧阳修此文中的“自我”与其他五个“一”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若即若离的流动感。物与我的淡入化出，并置与交融，分与合，对物的痴迷执着与超然疏放，悖论背后隐喻着官场失意后的隐逸之图。苏轼有言：“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虽然，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欧阳修正是用“六一”的命名方式和“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中“自我”与五物时而合为一体，时而置身其外的方式，令其隐逸之志以味外味浮出水面。正如明代茅坤的评价：“文旨旷达，欧阳公所自解脱在此。”
综上可见，作为北宋文人士大夫自传写作的杰出代表，欧阳修将雅趣好尚引入自传写作。这一对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创造性贡献，不仅显示了北宋浓厚审美文化氛围下文人情趣境界超越前代之高标的史学价值，更加深和拓展了此后自传叙事以雅趣好尚彰显自我形象的审美之维。而他在叙事策略上博采先贤之长而积极超越的成功探索，更为后世提供了笔法高妙、异彩纷呈的范本价值，《六一居士传》遂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传记文学史上彪炳千秋、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杰作。
注释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106-01
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1.陶诗中的山水情结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性本爱丘山--骨子里存在着亲近山水的基因。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1.2怅恨独策还——黑暗社会压迫下渴望回归自然。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
2.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
2.1山的意象。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南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
2.2水的意象。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
3.陶诗中的山水性情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
3.1山一样的性情--厚重卓拔、独立自持的仁者风范。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3.2水一样的性情--圆融通脱、上善大度的智者气质。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
[2]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a〕.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关键词： 陶渊明；形影神；生命；自然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5）06005403
一、形影神现、追问人生、形影所累、神释自然
汉魏以来，天下多变、朝不保夕，文人名士们多饮酒食丹，行为放任，个性飞扬。那悲歌慷慨的建安风骨、梗概多气的正始之音，无不彰显着面对死亡时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动荡之下，许多人的生命稍纵即逝，人生的乐章被迫中断，在死亡的拷问面前，凡花只一现便归入沉寂，而一些伟大的人格经过它的洗礼，却迸发出宝贵的生命价值和伟大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的《形影神》正是其时精神的杰出代表。
《形影神》是三首富于哲理的组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那年陶渊明四十九岁。陶渊明自四十一岁辞官之后，躬耕田园，远离世俗，他的家几经迁徙，始终与庐山遥遥相望。当时的庐山是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大力宣扬净土宗教义，其言论及思想影响至深。法师本人博学笃厚，崇拜者众多，后与陶渊明并称的“浔阳三隐”之周续之、刘遗民都先后加入东林的莲社，陶渊明虽也与慧远有交，却因理念不同始终婉拒慧远的一再邀请。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 [1]， “形尽神不灭”说由此诞生；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慧远又立佛影，作《万佛影铭》：“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 [1]，一时之间，“形尽而神不灭”论传播甚远，陶渊明有感于慧远之论，作《形影神》三首，通过形影神三者的对话与思辨，表达了他独特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序中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2]三首组诗依次为：《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道家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从道家哲学中《文子・下德》的“太上养神，其次养形” [2]到《淮南子・原道训》中提到的“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4]，再如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5]，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陶渊明对形神的认识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的诗前小序中已有说明：陶渊明认为世间之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在拼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所以他极力陈述“形”和“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为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二字，以立其人生之根本，彰显了自己的人生观。
二、提壶把盏、诗酒自娱、忘却荣辱、精神自由
《形赠影》一首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不如在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 那便是“得酒莫苟辞” [2]。
魏晋时期，饮酒作乐的生活方式多已有之，魏晋名士们对酒当歌的人生态度仿佛给了陶渊明一个良好的启发――
“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6]
“嵇康为性好酒，傲然自纵，与山涛、阮籍无日不兴。”[7]
“伶尝乘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变埋我。’”[8]
就连陶渊明自己也一生耽于酒――
“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2]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2]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2]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之十四）[2]
刘 芳：纵浪大化、一任自然――陶渊明《形影神》中的生命思考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28卷第6期
对平庸之人而言，“得酒莫苟辞”是他们抵抗大自然无言威压的途径。在天下多变，朝不保夕的时代，多数文人把酒当做精神的安慰剂、身体的止痛药、苦难的庇护所，无不凄怀酸楚，不能言状。酒弱化了他们生命的感受力，促使他们忘却尘世烦忧，但若“滋味不绝”，沉溺自醉无法自拔，又何以藉酒弥补生命有限之憾呢？
“形”之所累本为生命之有限，人为求长生而饮酒忘忧，可酒醒之后呢？或长醉其中呢？此种“滋味不绝”之举并不能怡情养生，反而有损健康，于养生无益。任真自我的嵇康虽好酒成性但也曾正色告诫饮酒之害：“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7]真正的饮酒之乐应是：“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7]
所以，嵇康之好酒、刘伶之痛饮，渊明之嗜酒，并非一味地排遣幽愤之情，而是对生命情趣的真实体悟，这些对人生、对社会依然具有美好愿景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饮酒是“酒中念幽人”[7]、“寄心在知己”[7]的雅饮，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得到了释放，美好的愿景在自然中得到了满足。
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曾言，陶渊明的饮酒是“寄酒为迹”[9]。陶渊明饮酒不仅仅是为了忘却尘世烦忧，更是为了寄托心意，为了渐近自然。
在陶渊明的家族里，外祖父孟嘉的纵饮放达对他的影响颇深。陶渊明在为外祖父做的传中曾记载：“（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2]
孟嘉的性情深深地烙印在陶渊明的身上，陶渊明用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着外祖父旷达处世的哲学，在庐山侧、柴桑间，他“植杖而耘” [2]，忙时泽近山林，闲时游于山水，清酒一杯，轻歌一曲，幽人高士之情于沉醉自然中恣意流淌，好不畅快自然！
正如嵇康所言：“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7]当人自然而然地被大自然所吸引感动，投身于大自然之中，人生理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疏离酒色便是自然之举。当他们融入自然之中，借酒的魅力焕发出形神相合的生命力量，其身与物游，其神与道契。就像陶渊明一样，他秫酒是务，以酒悟道，饮酒帮助他派遣胸中苦闷，逃离险恶时局，超越污浊俗世，人生的悲情在酒醉中悄然释放，美好的理想在田园中得到安放，他以一种悠闲舒适的态度生活着，他忘却了荣辱，跨越了生死，人生的苦酒被他酿成了芳醇，于自然中散发出自由的姿态。
三、仁恕之心、善以待人、不慕荣利、真善可行
《影答形》一首主张立善而留名，希望通过扬名后世达到精神上的长生以期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立善之说的提出，若独立来看，本是好的，但“影”所推崇的立善却是为了留名。个人若求名不得便会转而饮酒作乐，而此时的饮酒作乐又因未能忘怀功名荣辱而成借酒浇愁，循环往复形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当个体认识到形体终将泯灭后，开始追求名利，为求名而立善；若立善不为人知，无法得名，开始饮酒行乐，陷入更大的苦恼。
“影”主张的立善，源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若陶渊明仍在青年时期，他也会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也会受儒家思潮的影响，“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2]，只是在经历了多变的时局之后，中年的陶渊明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对立善能留名提出了质疑――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之二）[2]
“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2]
陶渊明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5]的说教表示怀疑。早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满疑惑地写下这么一段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5]所谓行善即有福报，或能留名于世，在渊明眼里仍不过是“惜生”的方式，而渊明认为，人若能坦然面对生死，不以求名来行善，才是立善真正的价值。
萧统《陶渊明传》中曾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前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其中说道：“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9]此可谓渊明之九字家训，寥寥数字，却发自肺腑，可谓赤诚之语。
陶渊明命儿子善待仆人，这是超越等级偏见的仁恕之心，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出生于世家大族的陶渊明，对待家中奴仆，毫无阶级之分，这才是真善之举，是生命真正的平等关爱。
在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他躬耕田园，自给自足，“衣食当须己，力耕不欺吾”[2] ，本为士大夫阶层的他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投身到辛勤的劳作中。陶渊明勤勤恳恳，“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2]， 虽然成果欠佳，“草盛豆苗稀” [2]，但他依然自得其乐，于田园生活里愈发地亲近自然，与老农为伍，与清风为伴，心地愈发的纯净自然，不慕荣利，真实善良。
四、于生于死、廓然无碍、纵浪大化、一任自然
“形”求长生而欲饮，“影”为留名而立善，其弊端全在于“营营惜生”，在于个体对生命有限的不甘，对名誉、财富的不舍。以饮酒长生或以立善留名是“形”和“影”面临死亡时做出的生存选择，这也是魏晋时期众多文人聊以的方式，而陶渊明在《神释》中明确表明他拒绝这样的生存方式。
《神释》一首破除了“形”之沉缅醉乡以忘忧长生之论，质疑了“影”之立善以留名后世的谬说，而以“神释自然” [2]提出应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
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渊薮，庄子早就说过：“不知悦生，不知恶死。”[10]，“夫大块载我以形，老我为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0]
庄子的等生死观使得陶渊明认识到生死的自然――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之八）[2]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2]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2]
陶渊明不相信个体生命会永世长存，也 纵观汉魏以来，动荡之下人们面对生死的抉择，无论是儒家之立善扬名、建功立业以求留名后世；还是道教之炼丹之术以求延年益寿、个体长生；或是佛家之以彼岸世界为人之灵魂之栖所，三者同惑：何以越生死之限？何以得永生之法？三者同求：永久地留存自我，个人不朽。
如果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无论乱世、盛世，莫不悲哀惶恐。“茫茫大块，悠悠高F，是生万物，余得为人”[2]，陶渊明深切体验到了生命的虚无，生命既不能通过立德立功或成圣成贤而不朽，也不能靠饮酒作乐恣意妄为而强化个体的感受，人如自然界之生物，由生到死、由有归无，若寻不得人生价值的最终根基，那么，人生归宿就只能是幻化且归于空无了。
何谓幻化？《列子・周穆王篇》曰：“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11]
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思考过人生归宿的问题――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之四）[2]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之八）[2]
幻化与空无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并不可惧，他正是认识到形影之幻灭必不可免，才更坦然面对人生空无的最终结局，“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2]人人都贪恋生命，留恋功名，陶渊明却无所畏惧，毋宁说陶渊明不畏死，倒不如说他不畏惧生命。生命的可贵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生命的始终却是个人无法掌控的，何时生、何时死、都以自然为旨，而找寻生命真正的价值，才是尊重生命、超越生死的唯一途径，于是，陶渊明从尘世回到了田园，他选择了弃官归田。
弃官归田是陶渊明返回自然的直接形式，也是他“纵浪大化” [2]的现实写照，这是诗人“质性自然”[2]的本性选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2]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同上）[2]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2]
回归田园，即使“乞食”也无怨无悔，这是陶渊明“正宜委任去”[2]的实践，他以归隐田园的方式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去“形”之累、解“影”之苦。形影之苦累为个体之生命有限，人人莫不忧自身，只观自我，于生死无限惶恐，“举目情凄” [2]或“念之五情热”[2]，而日月山川之变幻岂是个人身躯能超越的？若能超脱对生命有限的不甘、摒弃对荣辱得失的执迷，将形影之悲苦从凡念中解脱出来，从虚妄的追求长生、追求立名中升华出来，喜也好，惧也罢，不如融入宇宙大化之中，纵身于自然山川，与天地共沐精神，与造化和同一体，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才是生命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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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Yuanming’s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Shadow of God
LIU Fang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China）
关键词：陶诗；日常生活；诗化；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009-02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陶诗的风格有其平淡质朴，清新自然的一面，也不缺乏其沉郁豪放的一面，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真”。所谓“认真无所先”，淘诗的叙事、写景和抒怀，无不以“任真”为先，处处真意淋漓。陶渊明善于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词语来描绘田园的风光景色，字里行间表达出他深刻的生活体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可以领悟到他的人格与思想魅力，陶渊明以这种真诚、笃实、纯朴的行为及诗作独树一帜。这样的陶诗，这样的陶渊明不仅仅在中国古代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景仰，被奉为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典范，尤其对现如今社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仍有指导意义。
一、从陶诗的类型分析陶渊明对田园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关心
陶渊明的诗歌通常分为两类，田园诗和咏怀诗，其中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如《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直接表达了他对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除田园诗外，也不乏优秀的咏怀诗篇，如《杂诗十二首》（其一）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这两类诗是陶诗的主体，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陶渊明的志趣和他退隐后所关心的事情，而这些又都是陶渊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诗作，陶渊明将日常生活诗化并且达到很高的造诣。
（一）田园诗和厌恶官场、向往田园
陶渊明并非生来即厌恶官场、向往田园，年轻时的他学富五车，也曾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鸿鹄之志，但是，由于他生不逢时所处社会皇室王朝更替不断，庶族寒门出生的陶渊明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他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最终，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居躬耕生活。
陶渊明将美好的田园生� 陶渊明将田地、草屋、树、山、飞鸟，花，这些随处可见的意象用简单的语言组织起来，构成一幅美丽舒适的画面，使他的文章处处充满浪漫的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下采摘，悠闲自在，不经意间抬头喜见南山绝妙的景色。一中平常事的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在陶渊明的笔下却是那样富有诗意，这两句诗将作者闲适的心情，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惊喜描写的淋漓尽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几句诗写出了陶渊明在年少时就没有迎世媚俗的本性，生性喜欢简单自然。无奈做官后的生活实在有违自己本性，因此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就像束缚在笼中鸟怀恋旧时山林，池中鱼思念故时深渊。“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写出了他久处于争权夺利，黑暗腐败官场的厌恶以及重新回归田园自然后的欣喜。
（二）咏怀诗和坚忍的性格
陶渊明的诗作中除了� 读这一部分陶诗，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在对现实强烈不满中表现出的刚健和豪放的风格。
例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中陶渊明借助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赞叹荆轲的英勇壮举，同时对他的刺杀的失败表示遗憾惋惜。陶渊明将家喻户晓的平时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述的历史故事，用诗的形式写出，其中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便是陶渊明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他家族气质的一种流露。陶渊明的咏荆轲、咏夸父和咏精卫、刑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回绝太守馈赠的粱肉等一系列“带性负气”的诗歌和行为无不打上了家族气质的印记。
陶渊明将自己性格特点寓于日常的各种事情之中，如饮酒作诗，采菊见山，，读书感怀等，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抑或所见所感描述的通俗简单且淋漓尽致，陶渊明的嗜酒如命、对政事的愤慨激昂、以及他性格喜怒等全部通过诗化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读后有与诗人面对面交谈之感，共鸣强烈。将自己的生活入诗，将简单变得诗意，这才形成了陶渊明的诗作独特的特点。
二、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探讨陶渊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
陶渊明得诗作总将写作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方面，这是他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所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写就什么样的诗歌。而陶渊明总能将这些再普通平常的简单事物赋予绝妙的诗人感受，又不乏深刻的道理，我们可以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来探讨陶诗为何能够给我们这种感受。
前人常用“平淡朴素”来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在平淡中告诉世人一些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朴素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绮丽的风格。陶渊明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平凡朴素的农村，游于斯，乐于斯，所见之景为村落、山岚、清溪、草木、农田、飞鸟……所交游之人为江州下层官吏、农夫、野老。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比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等，这一切照实说来，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甚至连我们常用的修辞手法都很少，仅仅是白描。陶诗的特点在于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热烈的思想感情。陶渊明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溶入丰富的感情，化为心灵的光辉，再以朴素平淡清新自然的语言，映照在诗作中，萌生出深邃的哲理，树立了一代哲理诗的风范。
（一）清新的笔法
初读陶诗，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陶诗清新的笔法。陶渊明刻画自然风景、日常生活，绝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变幻的修辞，而是原物还原，清新自然，这给当时以玄言诗为代表的诗界注入了一股清新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讲述了作者劳动的场景，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清新朴素，不带半点修饰。同时这首诗写出了劳动的艰辛，但在艰辛之中有快乐，因为作者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不必忍受黑暗的官场，暗含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和对腐败官场的讽刺。
（二）细腻的描写
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从文人化身农夫，日常生活的一草一木都能在他的笔下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的活灵活现，赋予生命的气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浊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拄着拐杖，从崎岖弯曲的山间小路回来，先在山涧小溪中洗一洗走的发烫的脚，然后斟满一壶酒，宰杀一只鸡，请来邻居，痛饮几杯，太阳下山了就用火把照明。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经诗人润色，便有了如此情趣，表现了诗人善于观察并总结日常事物的本领，通过自己细腻的描写，将他们赋予美，种种事物更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后想亲自经历一回这样的事情，令人回味无穷。
（三）质朴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被代代文人所铭记，与他质朴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又加上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文人身份，使得他可以通过文人的笔触将田园生活刻画出来，而简单的生活环境又促使他通过质朴的语言，不加修饰的辞藻，白描的手法将田园景色描绘出来，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春秋好天气，登山作诗，路过邻家，把酒言欢，农忙各自回家，闲下来即相互思念。思念即披衣串门，说笑起来都不考虑时间。在大多数人看来平淡枯燥的生活在陶渊明笔下却如此富有生机，他用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朴实无华却琅琅上口，总能用简单的文字在读者面前描绘一幅美丽的画卷。
三、陶诗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每一首诗都有其成诗的背景，作者或结合自身经历或结合历史事件，用自己的语言将所感所想描述出来，用精炼的语言汇集成精妙的文字，以期达到表达自己心静甚至教化世人的愿望，很多诗歌能够流传千古，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美妙的文字，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因为其有着跨越年代，穿越时间的意义，陶诗就是这样的一类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诗，或许陶渊明在作诗时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境，并没有想到会流传千古甚至有此效果，但是正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人在陶诗中发现了陶渊明伟大的人格和陶诗所传达出的深刻含义，并认真研学，最终使陶诗的意义最大化。
陶渊明之所以被称为田园诗派的鼻祖，陶诗被称为田园诗的典范，与陶渊明个人魅力和陶诗的风格有关。如果不深究陶诗所表现出的深刻含义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陶诗的平淡质朴，清新自然，这也是陶诗最具有识别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陶渊明的生活阅历和归隐田园后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少年时的陶渊明胸怀大志，试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在芝麻小官上作出一点业绩，但终究因不能忍受官场的种种而辞官还乡，归隐田园。一句“但使愿无违”道出陶渊明渴望退隐的希冀，追求内心平静的愿望。田园生活的平静安宁使得陶渊明能够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切回归自然，顺其自然，自此即使生活艰难，他也变得快乐许多。
陶渊明洒脱，超凡脱俗，我们由他的诗作可以看到他晶莹剔透的鲜明而独立的人格，生命存在的本身就自成目的，这正是陶渊明生命意识中关键而独特的存在，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自身不自成目的和不具有价值，那么他与前代、同代和后代的联系中也不可能获得价值，不论这种联系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不论时人后人是赞美还是唾骂，都不能赋予或抹去生命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身处现代，依然有类似古人的无奈，陶渊明所追求的自在简单，仍是今天的我们在一直寻找的理想的状态，我们何不学习一下陶渊明任真自得，削尽浮华尽显本色呢？陶渊明的诗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他将自己的生活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生活的诗化，这种人格与艺术素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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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点带面，用联读的方法打开课外阅读的渠道
所谓联读法，即课内学一篇文章，以一篇文章带动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由此打开学生从课内通向课外的渠道，使学生冲出狭小的阅读教材范围，徜徉于文学作品的殿堂。如执教《五柳先生传》一文时，我就要求学生在预习时，利用网络或图书馆查找陶渊明先生的相关资料——个人简历、人生经历、归隐原因、作品特点、个人成就等等，通过阅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了解其思想境界和人生态度。在课堂上，开放内容，鼓励学生大胆探讨，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启迪引导，其实就是在调动学生思维，在不断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选择学生“有为型”的开放式阅读，有利于学生彼此的促进和提高。学生把在课后搜集整理到的有关陶渊明的资料，结合自己的阅读理解与生活感悟，形成自己的个人知识倾诉出来，就等于是阅读的第二次体验。学生敢想敢说，勇于陈述自己的观点。有学生说，陶渊明是个懦夫，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选择了逃避；还有学生问，陶渊明贫穷，他为啥不把他写的书卖出去换吃的？……这些讨论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深度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多方面思考、善于质疑问难的良好习惯。在学生大胆质疑的基础上，我适当地引导学生学习了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领略陶渊明笔下的明媚田园风光，体会陶渊明“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之后，我简介了陶渊明对唐代田园诗派的影响，让学生的思维从不同角度向纵深方向发展。情景的创设，激发了学生研读陶渊明田园诗的兴趣。在探讨陶渊明先生的生活态度时，我巧妙地设计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先生的自传，可文章开头为什么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你如何理解？你又是如何看待他的隐逸生活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大增。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在课外认真阅读了陶渊明的相关书籍，并做了部分摘抄记录，丰富了个人知识储备，同时写下阅读中的所思、所悟、所得。然后分组讨论。在讨论中，我鼓励学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课堂真正成为了展示学生思维火花、个性特长、价值观、审美观的大舞台，学生品出了自己的那份感觉，说出了自己的那份见解。最后，老师参与，形成共识：陶渊明是个隐士，他选择隐逸生活，是他高洁人格所决定的，他用饮酒这种方式来反抗当时黑暗的社会；至于嗜酒，那是陶渊明自我解脱的一种方法。对于意见分歧较大的，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这样，就为学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二、筛选材料，用办报的方法展现阅读的见解
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知不觉神游其中，情感上与作者遥相感应，这样就促使学生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作品中，进一步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精神品质。探寻了作者内在的情感脉络后，学生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解、感悟和认识。这时，我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陶渊明”为主题，每人办一份手抄报，材料自选，内容自定。两天后，报纸交上来了，大部分学生的小报，版面设计新颖，内容涉及到了陶渊明的生平、思想、诗歌、散文、评论，以及自己的体会、认识。结果让人如意地欣喜。在《饮酒》、《归园田居》等诗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归去来兮辞》一文，印证了陶渊明不慕荣利、忘记个人得失、不把一切放在心上的思想品质以及他对名利富贵的态度，对生活、生命的态度。阅读内容的多方延伸，这对于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陶渊明 人伦之乐 家庭情结 父亲情怀
陶渊明整天游山逍遥，饮酒为乐，不理人世纷争，不虑人间忧愁，他似乎是一个远离人群人情的世外高人。事实上，陶渊明却是个很“依赖”人伦亲情、邻里之乐的人。《杂诗八首》其四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报。”陶渊明不像其他人一般志在四海，他只希望与亲戚和睦相处，子孙满堂，家庭美满，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在陶渊明的价值观中，看重的是家庭和亲友，并不是功名利禄。由此可见，陶渊明的隐士生活并不是绝对的与外隔绝，而是居于田园之间享受温暖灵魂的人伦之乐。
一。夫唱妇随之乐
“夫唱妇随”被传� 陶渊明两次娶妻，《怨诗楚调时庞主簿邓治中》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表示他三十岁时丧妻。关于他的后妻瞿氏的记载，略见于《宋书》本传：“（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播秫稻，妻子固请种p，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p。”《南史》多出以下数句：“其妻瞿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考渊明诗，可知那位后世记载的与陶渊明有相同志向，并且安贫乐道的妻子就是他的后妻瞿氏。
陶渊明珍爱着这个家，在清贫中享受着亲情和天伦之乐，这与瞿氏与他的志同道合也有着莫大的联系。从陶渊明的诗文分析，他几次出仕最主要的原因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家庭他几次忍辱负重，违背素志出仕。《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粒，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知，陶渊明生活艰辛，温饱堪忧。但是即使如此，他的妻子瞿氏都没有因此逼他出仕，反而充分理解他。陶渊明在仕途前后总共十年左右，期间忽而仕，忽而隐，每次时间都不长，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和徘徊。当他辞去彭泽令，彻底告别仕途，走上坚持隐居的道路时，他的妻子瞿氏也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反对他的隐居。据宋朝人王质所写的《粟里谱》说，瞿氏出于瞿汤家，瞿汤一家是世代相传的隐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出来的女儿，应当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习惯陶渊明。要知道，在全家老小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丈夫能出去挣钱却屡屡拒绝，作为妻子的能够不反对丈夫的隐居，不逼迫丈夫出仕，做到如此的确很困难。所以，不得不说，陶渊明的续妻是一位贤妻，她的理解是陶渊明依恋人伦之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乡邻桑麻共饮之乐
陶渊明归田之后很大的情感满足，是他始终处于一种和睦、温暖的人际关系中。他不但有“稚子侯门，童仆欢迎”的家庭；有知其贫穷，常置酒招之的亲旧；更有“披草共往来”的乡人和具有渊博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邻人。他移居南村之举最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存有移居的念头，并不是为了选择好的处所，而是“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因为“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因为邻居以往就志趣相近，审美情趣也接近，可以共谈情谊，共赏奇文。陶渊明本身心性真纯淡泊，因此他非常乐意与和他一样的“素心人”结邻。《移居》二首，真实地写出了他与“素心人”亲密交往的情景。农村这种自由自在两无嫌猜的生活是充满狡诈险恶的官场所没有的，因此也就更容易与他们结交，才有了：“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温馨画面。诗中洋溢着与邻居们相谈甚欢共同劳作之趣。
陶渊明与邻里之间的交往十分亲密。他曾为和他做了一阵邻居的殷隐作诗送别，在此诗中说：你我游乐交好时间并不是很长，一见面就感到彼此相知，把恳切关心的感情全部倾注在对方身上。经过两夜的对话，更感觉情意相投。后又写道：像你这样出色的人不应该安于田园，在江湖隐居的多是我这样的贫贱之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方便，想必您会来问候老朋友。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对好友的惜别之情，更加表现出陶渊明珍惜这样难得的好友之情。隐居在田间时，他也经常在劳动时和邻居披草来往，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日里也时常饮酒欢聚。有时是陶渊明请客“只鸡招近局”，“斗酒聚比邻”，有时候则是邻居带酒主动上门，“古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些与邻里之间交往的种种，都能看出陶渊明在田园之间依赖人伦之乐的思想感情，对于他来讲，友人并不只是百无聊赖时陪伴在侧的人，还是能在他彻底告别仕途心灰意冷时给予他安稳却又温暖的生活的人。
三。父子亲情之乐
比起夫妻之情、邻里之情，陶渊明看重人伦亲情更体现在他对儿子的循循教导和无限爱怜之中。陶渊明的两任妻子共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而陶渊明绝对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可以看出他享受孩童绕膝的乐趣，孩子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声音可以让他不在乎荣华富贵、高官贵职。《酬刘柴桑》中“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可以表现出他想在不多的生命里和孩子出游享乐，利用时间好好陪伴孩子。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虽然有子相伴，然而他确实快乐并痛苦着的，他常自责没有解决根本的生计问题，加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粗疏的营生之计，致使子俨等辈“每役柴水之劳”，陶渊明对儿子们的愧疚之情由此可见，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父的责任与真情。
陶渊明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还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他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对孩子功课上的监督，更注重的是对孩子人格的培养。他以成人的阅历告诫其子“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命子》以恢弘之气述先祖德业，希望子俨能光大祖业，虽然陶渊明有愿子光大之心，但是并不苛责孩子，而是以谆谆告诫显情深，但是又委之天运，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儿子身上。而《责子》中，并没有“责”之意虽然儿子们不好纸笔，但是陶渊明依旧持“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豁然态度，任由其自然发展，不强求不苛责，始终以平和的心态、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也表现了陶渊明的慈父形象。
在历史上，陶渊明就是一个知名的隐士。{嵘在《诗品》中说他是一个“隐逸诗人”，鲁迅也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隐”，他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称他是“南岳之幽居者也”。“道不偶物，弃官从好。虽乃解体世纷，结至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这是对他归隐原因和隐居志趣的概括。陶渊明不愿理凡世琐事，留恋平凡朴素的田园生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不是过着真正的与外隔绝的隐居生活，牵引他的还有他身边充满温情的人伦关系，他的诗文中展现的是他世俗温情的一面，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对世俗亲情充满无限渴望、甘于平凡生活的田园诗人形象。正是这些让人无法割舍的人伦之乐，成为陶渊明情感的牵引，也使陶渊明的魅力显示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锦全著。《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贵族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陶渊明作为个人显然是极为不幸的，在政治上其不能有所大的作为，亦不能使时事有所改观，在生活上穷困潦倒，不能侍奉老母，亦不能提供妻儿以温饱。但是在精神世界里，陶渊明是一个具有高尚节操的“贵族”，在文学成就上，他继承了古诗真纯的特点，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所以苏轼曾经感慨到“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生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所以穷也”。[1]其愈是追求自由，那么愈是出于一种束缚的不自由状态。陶渊明传世诗歌有125首，由于其诗多是“自传性”的，所以陶渊明的性情以及孤独寂寞的情绪在这些诗歌中都得到了体现。
造成这一基调的主要原因是陶渊明作为个体的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对自己独立人格追求的孤单人生之旅。不幸的童年，少时又身受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同时还有其父亲“谈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温喜”的独立不羁的人格遗传基因。因此才有了“少无适俗韵”、“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的独立人格个性。少年时期，其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仕，但是终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2]
陶渊明一生唯在仕与隐之间，“一心处两端”，到彭泽令归后，就归隐不仕了。陶渊明的归隐不仕首先是为了寻求个体的安全感，“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其深知“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觉悟当念怀，鸟尽废良弓”。他的归隐第一目的就是为了“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去危以图其安”[3]的安全需求，他想过“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的平安日子，在个体安全得到满足后，就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隐居以求其志，回避以全其道”独立人格的实现。
在追求自我安全和人格实现以外，陶渊明其实并没有对现实政治的完全摒弃，所以自始至终陶渊明自身是一直处于自我实现与兼济天下难以统一的矛盾当中。所以总是哀叹“人生实难”，随着其自身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这种情绪的表现在诗歌中的表现愈加明显。虽然对物质生活的艰辛时有怨楚情绪，但并没有放弃对人格价值的不断追求。他十分追慕古代的贤者，他觉得“举世少复真”，象古代黔娄那样追求人格独立的人，千载而下，除他之外“未复见斯俦”，他既不能退回到历史上与古圣贤“长相从”，“举世无知者”，最后只好独居田园忍受孤独寂寞。他在孤寂中饮酒、思索、作诗，最终在孤寂中悲怆离世。
这种孤独感的产生，第一个原因是 早年丧父，之后历经庶母卒、母逝、中年丧妻、弟妹早他而亡、晚来身体多病等不幸。虽史传说其妻“志趣亦同，能安苦节”，但他自己却说“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父亲竟会对自己的儿子说这种话，可见其孤寂之甚，愈是要从另一方面求得填补。所以才会有“大欢止稚子”、“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一欣似温颜，再喜见友于”、“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而其想过的生活必然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也正因为此陶渊明写亲情的诗才写得如此深情绵绵，吊亲人的祭文才如此沉痛感人。
与这种孤寂感产生相关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友情。真正的友情更能引起陶渊明自身对人生追求的功名，所以其涉及友情的诗歌也很丰富，但仍免不了孤寂之情。其涉及友情的诗歌有《停云》、《答庞参军》、《于王抚军座送客》等。他幻想有“相知何必旧”、“数面成亲旧”、“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平和友爱的人际氛围。而现实中他遇到的是“不见相知人”、“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侍”“举世无知者，实由罕所同”的可悲景况。所以他只能悲叹：“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为了补尝这片孤寂的心理空白，他只能从仰慕古圣人格余晖中去寻找慰藉。
此外，陶渊明的孤寂感最深处表现在自身对人格追求自我完善等本体性问题的思考。虽然其心怀兼济天下，但是当外力无法满足的时候，他选择了“独身其身”来获得解脱。但是对于自然法则的死亡规律的“身不由己”，及死后的虚无空幻等问题，则令他感到无力，虽时时有超越的欲求，但最终也只有陷于委运任化的虚无和感伤。从“终当归空无”感悟到“人生似幻化”，由“身没名亦尽”无奈到“得欢当作乐”。“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这是陶渊明所感到的最无奈的不自由和悲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诗人对自然人生需要“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4]无论是何种原因，孤独寂寞的情绪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体现，但是我们更可以看到作为倔强的不屈的“贵族”精神的存在。作为个体的陶渊明在自身所处的时代是孤独寂寞的，可是其在诗歌及其他作品中显示出来的人性光辉是真正做到了“真淳”二字。
参考文献：
[1]苏轼。东坡题跋校注[M]卷2，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157
[2]房玄龄等。晋书·陶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60。
[3]范晔。后汉书·逸民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55。
[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57。
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 影响 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关键词】 陶渊明 江州文学 隐逸文学 庶族文学 僧人文学活动
传统的陶渊明 研究 ，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 时代 ，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 自然 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 问题 ，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 社会 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着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 艺术 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着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 《隋书·经籍志》着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着《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着《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着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着《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着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之、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着录《张野集》十卷。刘之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之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之传》来看，刘之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盘（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 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着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着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着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 历史 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着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 时代 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 文献 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 自然 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 内容 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 音乐 、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 影响 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 规律 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着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着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着名高僧所染指。 《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着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注 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 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 研究 》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关键词：拟古； 陶渊明《拟古》九首； 鲍照《拟古》八首
“拟古”是我国中古时代常见的文学现象，胡应麟曾言：“建安以还，人好拟古，自三百、十九、乐府、饶歌，靡不嗣述，几于汗牛充栋。” 王瑶先生在其《拟古与作伪》一书中曾对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的拟古诗这一现象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 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的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所以一篇有名的文字以后寻常有好些人底作品出现，着都是模仿的结果。” 如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张载的《拟四愁诗》等作品便是王瑶先生说的这样一种情况，这类“拟古”之作无论是标题还是命意、章法都严格按照古人的格式而来，很少掺杂自己的真情实感，性质上确切说更是一种文学消遣。
但还存在另外一类拟古诗，一般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所拟古诗的篇名，名为“拟古”，实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藉以抒发内心的慷慨愤郁之情，性质上相当于咏怀诗，冠以“拟古”之名，往往不过是为了避免在险恶的环境下直言当世之事而触发政治机网而已。这一类拟古诗以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和鲍照的《拟古》八首为代表，简言之，对于这类拟古诗来讲，“拟古”只是诗人打出的一个幌子而已，诗人真实的情感便隐藏在那影影绰绰的古人、古事、古代地名以及若有若无的古代情调之间。那么作为这类拟古诗的代表作，被誉为古人名篇的陶渊明《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又有怎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呢。下面分别从语言与意象的使用，拟古方法的应用两个方面作一下分析。
一、语言风格与意象的使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有意识地贴近古代作品。其一的“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模拟了《古诗十九首》之二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其六“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可看出刘桢《赠从弟》其二所描述的“终岁常端正”的山上松的影子； 其八“抚剑独行游”的少年隐约可见曹植《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幽并游侠儿”的某种身影，不同的是曹植诗中勇于赴难的少年侠士到了陶渊明的诗中只能慨叹“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了。
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鲍照的《拟古》八首更重改写而不是承袭。陶渊明《拟古》九首中还遗留有诸如“荣荣”、“密密”之类古诗中常见的叠词，但这种现象在鲍照的《拟古》八首中几乎不见踪影。其七“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虽沿用了古诗借河畔青草之绵延来兴起对远人之思念的发端手法，却改“青青河畔草”为“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字面上追求相对的效果，意象内涵上则拓展出思妇与游子所在的两度空间。
二、拟古方法的应用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属于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诗，“拟古”作为一种写作策略， 他们二者在“拟古”中所使用的具体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往往借旧有题材、主题来营造一种若有若无的“古代”氛围，如《拟古》其一、其三对古诗的游子思妇题材的借用， 另一方面，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经常出现人称的模糊性。 陶渊明平时所写的作品，自传的色彩强烈，宇文所安因此称之为“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他的许多诗歌往往在诗题中或序言中标明现实的场景，以明确无疑的“我”的口吻谈论自己――活动或内心，这就使得他的诗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紧紧相连。不过，在《拟古》九首中，这种对自我的明晰而执着的讲述却被一种含混性取代，其一“初与君别时”，其二“问君今何行”，两首都用了第二人称“君”，使得两篇的抒情主体都成了虚构的人物。 因此，在《拟古》九首中，作者的“自传”色彩大大地淡褪。
在拟古的方法上，鲍照的《拟古》八首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相比， 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以《拟古》其 鲍照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于逼真细节的追求，或许正反映了南朝时期对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追求。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与鲍照的《拟古》八首都为“非专拟一人之作”的拟古诗，这种未标明确切摹拟对象的“拟古”组诗显示了诗人对文学传统的灵活借用，使得拟古诗的创作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对陶渊明和鲍照的《拟古》组诗而言，“拟古”或许正是一种“设身处地”而又不止于追怀往古的手段――它将自我与历史进行一种普遍性的联结，将个人的激情赋予一种戏剧化的面目，从而表达了超越平庸卑琐现实的渴望。
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拟古与作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6页、218页。
忧国忧民的文人不胜枚举，所以他们活得并不潇洒，真正把玩生活于股掌之间，游刃有余的似乎只有庄子与陶渊明。两位都是一代巨匠，庄子其人我们熟悉，但《庄子》却不太好懂，我们暂且不谈。而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脍炙人口，他的许多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所以一谈起“淡泊名利”，我们第一个会想起陶潜。他的《饮酒》《归园田居》诉说了他远离污浊官场，醉心清幽田园的情结。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似乎使人联想到，陶渊明就像一位长者，在板起面孔斥责那些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的某些现代人。于是，陶渊明成了淡泊名利的代言人，成了我们凡夫俗子心中不可逾越的标杆。而他的《五柳先生传》就成了他昭告天下的宣言。
《五柳先生传》是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的一篇略读课文，论地位既赶不上同单元模山范水的《与朱元思书》，谆谆告诫的《送东阳马生序》，也赶不上陶渊明自己的《桃花源记》，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针对《五柳先生传》的课文说明中说：“本文是作者托言为五柳先生写的传记，实为自传，沈约《宋书·隐逸传》和萧统的《陶渊明传》都认为是‘实录’。从传中写五柳先生的志趣爱好及思想性格等来看，与陶渊明其他诗文中表现的性格相同，自传说是可信的。文章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上述说法我基本赞同，但在多年教学本文的实践中，我还是存有一些异议，生成一些思考。
一、并非“实录”，而是乱世中的做人理想
《五柳先生传》并非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而是以概括性的语句，大量的否定句式，不追形似但求神似的笔法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五柳先生形象，使读者隐隐感到这就是陶渊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如果说是对陶渊明的“实录”，我认为失之偏颇。
文中说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似乎是说陶渊明在生活中应该是从容淡定、少言寡语的样子。陶渊明的生活领域无外乎两处：一是他视之如弊帚的官场；一是他视之如乐土的田园。他在官场的生活细节无从查考，但从他弃桓玄门下，拒檀道济举荐，愤然辞官不做等行为来看，性情耿介的陶渊明在官场即使不是“少言”，也多是愤世嫉俗之语，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后，陶渊明还是习惯缄默吗？他和农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和佳邻好友“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沉默是给“道不同
《五柳先生传》中说：“不慕荣利……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似乎是说生活中的陶渊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尘世间的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超然物外，他真的能够不食人间烟火吗？我们先追溯陶渊明的生活轨迹来寻找答案。陶渊明并非出身贫贱，相传他的曾祖父是晋代威名赫赫的陶侃。只是到了他这一辈儿，家道衰落。他自幼在外祖父孟嘉家中生活，饱览群书，不仅有《老子》《庄子》，还有儒家《六经》、文史及神话之类异书，所以在陶渊明的成长历程中，一直有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潮纠缠不休：道家主张乐天知命、清静无为；儒家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二者在陶渊明的思想中一直是此消彼长、相生相伴，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有两种志趣，“猛志逸四海”；“性本爱丘山”。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5年），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陶渊明自然抑郁不得志。后来投在桓玄门下，但对桓玄代晋为楚十分不满。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建刘宋王朝，更是令他悲痛不已，陶渊明曾用《述酒》一诗以比喻手法记录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曾经不待见他的晋王朝的覆灭还是流露出了无限哀婉之情。由此可见，陶渊明并没有真正超脱世事，羽化而登仙，而是门阀制度森严的官场，动荡持续不断的时局给了陶渊明太多的伤心，他才决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面对政治，冷酷到底。无论陶渊明怎样个性迥然、才华卓越，他只能是时代的局中人，而终究不是旁观者，所以他面对晚年的衣食无着落，面对孩子的忍饥挨饿，面对自己的壮志未酬，心中还是十分悲苦的。他在50岁时写的《杂诗》中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面对贫寒的生活，他是无法一味“晏如”的。所以才留下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样令人叹惋的细节描写。但陶渊明归隐之后未再仕。公元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来访，劝陶渊明出仕。陶渊明以“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拒之，就连檀送的粱肉也一并拒绝，这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骨气还是令人敬佩的。但如果说陶渊明始终“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就有失公允。如果他真的独立于红尘之外，他又怎会描述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桃花源”那呢？对理想的极度憧憬就是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归根结底，还是陶渊明对这个千疮百孔的现实社会耿耿于怀，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五柳先生传》再现了陶渊明的精神风貌，我完全赞同，但如果说这就是陶渊明的全部或者说陶渊明从来都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五柳先生传》表达了陶渊明的做人理想，做一个安贫乐道的人。陶渊明是托五柳先生之言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和道德底线。唐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慨叹“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宋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吟咏“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都是表白自己的人生理想。宦海几度沉浮，世事终究无常，只有守住心灵的一方净土，才会在乱世中保有弥足珍贵的快乐。
二、文本只是提供一种性格，不必随声附和赞美
教材中，课文后面的研讨与练习第一题为“说说你是否喜欢‘五柳先生’的性格，理由是什么”。这是一道思辨性很强的问题。问题指向对文本的解读，指向社会大气候对孩子的是非观、价值观的影响。问题处理得当，既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又可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性格，二者相得益彰。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往往草率对待，五柳先生的性格是不慕名利、率真放达、安贫乐道，这3个词语均是褒义词。文章本意也是讴歌五柳先生的志趣高洁，所以教师有意无意地就把倾向性放在了喜欢、肯定、褒扬五柳先生的性格上，而对学生的不同声音，往往忽略不计。教师的越俎代庖扼杀了学生独立思想的形成。性格不是品质，孰优孰劣无法立竿见影，而且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偏爱什么性格，理由绝对是异彩纷呈，所以教师只应给学生提供选择项，答案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教师并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导性。这份主导权在本文的体现就是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五柳先生闲静少言是因为不慕荣利，即“安贫”，而这一切皆因“乐道”，“道”即自己的信仰。陶渊明深受道家、儒家思想熏陶，安贫乐道思想得来不足为怪。《庄子·山木》中记载：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由此可见安贫乐道即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二家于此契合。乐道是灵魂，安贫是表现，但如果我们能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安贫，亦乐于道”岂不更好。我们勤劳致富，合法经营，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让自己丰衣足食，既为自己提高了生活质量，又为国家的GDP贡献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人云“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在今天这样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虽有名利相随，但这种“入世”的想法毕竟是积极的，也是可取的。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性文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字里行间，一股可爱气息扑面而出，不矫揉造作、不口是心非，这既表现了陶渊明的“真”，也影射出了许多人的“假”。苏东坡评价陶渊明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师对另一个时代的巨匠的顶礼膜拜，也昭示我们做人以真为贵。唯有真性情做人，真面孔示人，才会胸怀坦荡、步履从容、目光澄澈、心生愉悦。在八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成人世界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不必涉及，所以更应引导他们勇敢地做一个真实的人。
原来，我也有过想做隐士的念头，但无奈，人是善变的，最终，我还是不喜欢隐居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仔细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如果你是足够坚强的人，就不会因为道路上的一块石头，而放弃走下去，然后折回原点。真正的猛士，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即使它不可战胜，但他宁可牺牲生命，洒尽鲜血，也不会向命运低头，要向它挑战！
上学期学习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文中的五柳先生正是陶渊明的化身，其实他是在写自传。他很多话都在说，自己有志向，有远大抱负。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隐居？为什么不离开山村，回归朝廷，做一番事业？俗话说：有志之人立常志，无志之人常立志。“常著文章自娱，颇怀己志……”难道他的志向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而不能用行动来表现？他在文章中写，他的生活很艰苦，房屋四处漏风，不蔽风日，生活如此恶劣，却没有上进心。还整天去别人那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是所谓的有志之士？
在仕途之路上，只经受了一点挫折，就辞官回家，退隐江湖，我极度鄙视这种做法。相反，在这方面，我很欣赏李白，虽然在朝廷受其他大臣排挤，受尽谗言，被迫弃官。虽然他此时的心情很抑郁，但他仍持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信心，而且他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