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主创新力的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既要立足于把"蛋糕'做大，又要着眼于把"蛋糕'分好！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2011年1月份，我国内地GDP达到58786亿美元，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有望突破4000美元关口。但同时，我国内地的贫富悬殊也创下历史新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升至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越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尽管数据不一，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历史最高点。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 贫富差距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然而以下两方面尤为突出。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同阶段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总体呈扩大趋势。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趋势。
(二)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
在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不同的地区都在努力推进经济建设进程，然而，由于区位优势，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迥然不同，其总体趋势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中西部发展较为缓慢，由此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东、中、西三级梯度的情形。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23153.21元，中部地区为15539.39元，西部为15523.03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953.21元，中部为14367.11元，西部为14213.47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始终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中西地区间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
二、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一)市场竞争带来的贫富差距
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就要引进竞争机制。竞争是效率的重要保障，而只要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贫富差距就会拉开。可以说，部分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结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放在效率层面上，坚持效率优先。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以效率为先的市场机制的确立，是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源泉与动力。
(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产生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长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逐步取代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这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的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
来看一下城乡差距的例子，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劳动要素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高收入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因此，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成了稀缺要素。工人的收入就会增加，而资本就成为较为充裕的生产要素，其收入份额就会下降。这样以劳动力的过剩变为短缺为转折点，收入差距由上升的趋势变为下降的趋势。
通过上文的图表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缩小，而是呈现逐步扩大趋势。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明显，但是结合我国国情发现，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实现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例如，我国以户籍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制度使二元结构制度化。户籍制度门槛决定的歧视性就业政策、歧视性社会保障措施等导致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96份其中书面问卷66份网上问卷430份。66份书面问卷中教师12份研究生24份本科生30份。430份网上问卷中有389份来自于华商网该网站的一项民调显示46%的网民月薪为700-1500元另有41份来源于凯迪网络该网站民调显示大多数网民的月薪在2000-4000元之间而且上述两个网站上都有一些网民自称是下岗人员。可见这次调查的对象不论从收入层次上看还是从行业、职业上考察基本上涵盖了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其调查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本次调查结果参见附表。
附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调查结果
票数百分比
一、您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大吗？到了什么程度？
很大39880.24%
大8617.34%
中112.22%
小10.20%
总投票者496100%
二、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
市场分配15740.05%
财政分配17444.39%
腐败问题32582.91%
农地征用12231.12%
城市房屋拆迁8521.68%
国企改制21554.85%
股市违规操作10927.81%
其他8220.92%
总投票者392
三、在上述原因中哪些原因是最不能容忍的？（可多选）
市场分配296.00%
财政分配4910.14%
腐败问题32467.08%
农地征用285.80%
城市房屋拆迁91.86%
国企改制6012.42%
股市违规操作132.69%
其他173.52%
总投票者483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1.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的说法社会认同感高
在回答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程度的496份问卷中有80.24%的人选择了很大其中有4人用了“巨大”19人用了“非常大”来描述也有人用“天上和地下”、“孙悟空的一个跟头”等词汇来表达。只有1 也有人用“我的这台台式电脑4000元比我所看到的不发达地区人家的所有家产还要值钱”这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还有人用“干柴已备只缺星火”的说法来强调贫富差距大到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地步。
人们对“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大”说法较强的认同感也证实了笔者文中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问题并应力图尽快缩小这种差距这是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在回答造成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原因(可多选)的问题时有82.91%的 这种排列支持了本文腐败是贫富差距成因中的关键性原因的观点。有趣的是有网民认为“炒股是自愿冒险本身是投机投机就有成功有失败”的提法支持了本人的股市违规操作不应算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的观点。
列在“其他”一项中的表述以“制度”一词最多“”居其次“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居第三。也有人用“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不同步”、“图有政体的虚名，国家权利被不受民众监督的少数人滥用”等词语来表述更有人直呈“制度是根本腐败是表面”“司法不独立新闻监督力度不够；弱势群体上升空间被强势集团垄断弱势群体生存空间被强势集团挤占”的看法。这与我们文中所讨论的建立有约束政府、杜绝腐败的观点是一致的。
3.腐败为“最不能容忍的”问题
在回答“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中您认为哪种是最不可容忍的”问题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占67.08%第二位是国企改制占12.42%第三位是财政分配占10.14%。说明腐败是一个众夫所指的问题。同时对财政分配提出质疑的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说明人们一定程度地认识到了政府财政的顺调节作用并且觉得难以容忍这种非劫富济贫式的分配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平分配责任。
有 1992年下海从商，在百忙之中又攻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在，刘迎霞已被大连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有多篇学术。6年前，当她30岁时，已经身家5亿，号称“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目前刘迎霞身兼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哈尔滨翔鹰集团董事长、黑龙江省青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等职。
网友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这么一段介绍，“刘迎霞利用父亲在国外工作的条件，这些年来先后引进外资近亿元，项目7个，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经济建设。刘迎霞富不忘仁，十分注重回报社会，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
这么一位集财富、美貌、高学历于一身的民企老总，想低调都难，事实上有关她的争议似乎也没断过。好在刘迎霞女士是个爱好社会活动的人，她经常出席一些有关民企发展、技术创新、金融改革的会议或论坛，所以格外引人关注。今年的两会，针对凤凰卫视记者有关提问“新阶层代表，都是一些富裕阶层，你们还会不会替穷人说话呢？”这其实也是很多非富裕人群的疑惑。
刘迎霞回答，我们国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要解决贫富差距这类问题，主要是靠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城乡标准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税收调节、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作为企业，我们扎扎实实办好企业，努力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员工的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就业生存环境和各项福利保障。同时，我们绝对要守法经营，绝对不能为富不仁。我们还要在经营好自己企业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 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城乡收入差距【最新16篇】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最新16篇】
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最新16篇】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关键词】遗产税立法；缩小贫富差距；分配正义；税制模式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
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遗产税最早可追溯到奴隶制时期的古埃及，直到1598年荷兰设立遗产税，现代意义上的遗产税才正式成立。现在世界上共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开设了遗产税。（曾先容：《遗产税制理论与模式分析》，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但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并未开设遗产税，但是因为近几年来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提起，两会上人民代表的积极助推，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已于国务院待审，我国遗产税制度建设近年来呈积极态势。
税收是国家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威的集中体现之一，那就必须要求其背后有广泛而坚强的理论支持，遗产税作为税收的组成部分，其背后也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的，西方关于遗产税征收有如下经典理论（刘佐：《遗产税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5）。
第一，法律说，又称权利说。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聚财富，并非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还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同时，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也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
第二，纳税能力说。此说认为，由于继承人继承了遗产，其财富就增加了，因此其承担税收负担的能力就增加了。根据税收的公平原则，就应当对遗产征税。
第三，溯往课税说。该说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一切逃避税收的追缴。
如要在此处探讨征收遗产税的正当性，就笔者的观点而言，我国现在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和税收调节措施不足的问题，而征收遗产税的直接目的及结果分别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并借助这种再分配来缓和贫富不均。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征收遗产税是实现社会财富均衡的有效措施之一，并且参见上述理论的“纳税能力说”，笔者还认为，虽然遗产税征收的对象是特定的高收入人群，但是这是基于纳税能力做出的调整，也是税收公平的体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征收遗产税是具有其正当性依据的，遗产税践行了税收公平原则，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财富均衡分配。
遗产税的正当性理论在宏观上指引着其实际功能的定向，现在笔者具体阐释一下遗产税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保障社会公平。比起制造公平竞争的机会，遗产税可以对分配结果进行再一次调整，从结果上保障分配公平，显得更加直接和高效，虽然这也有可能会削弱部分人竞争意识，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遗产税效果的理由；
第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遗产税也是税收的一种，可以扩大政府的收入来源，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其直接作用；
第三，遗产税具有增加社会福利的功能。遗产税对慈善捐助行为产生了较强的正面影响。美国的遗产税报表数据也显示，富人会更多地选择慈善捐助。此次两会遗产税提议人朱继民先生亦称，开征遗产税可以减少人们不劳而获的可能性，鼓励高收入者生前多捐钱多做好事，刺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在提倡遗产税的同时，称已将自己90%的财产捐出。
基于前文的论述，遗产税具有合理性和积极作用。那么，我国的遗产立法现状与如何进行合理的构建则将被推至讨论的核心。
朱继民先生指出，现阶段我国开征遗产税已有了较为坚实的立法依据。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征税对象。其次，收入悬殊越来越大，遗产留给后代，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先地位甚至无需竞争，与“勤劳致富”的观念相违背。
笔者认为，现在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有加强的趋势，这一社会现状基本上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的社会现状不仅是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并且还是迫切推进各种缩小贫富差距措施出现的推动力，虽然遗产税的施行作用还有待确定，但毕竟其被推到一个值得一试的位置。
关于遗产税制度的构建，笔者也有一些看法。
首先，完善立法，为遗产税的推行营造良好的法律背景环境。将遗产税与赠与税合并，避免持有人以各种赠与形式转移财产，防止避税现象的发生。结合我国现状选择总遗产税制模式和累进税率结构，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确定并适时调整起征点，科学确定扣除项目等等。
其次，建立健全个人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刘双：《遗产税公平与效率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征收遗产税需要有准确的个人财产数据的依据，健全有效的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可
最后，还需健全遗产评估机制，做好财产评估工作（刘双：《遗产税公平与效率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财产的种类众多，形态各异，动产会在流动中变化，各种股票，基金的转移与流动更是难以把握，遗产的评估工作是征收遗产税的一项技术上的难题。毕竟精准地确定遗产数目可以让遗产税征收工作更能让人信服，减少争议的发生。
遗产税制度的建设，已经逐�
【参考文献】
［1］苏建华。 西方国家爱遗产税理论与实践——兼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合理性。 涉外税务，2003.
关键词 青少年 贫二代 富二代 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Adolescents'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LIU Qian， DENG Qi， XIONG Changqin， PAN Sasa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has led some people become prosperous first part of the people is very poor， pro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t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roup in adolescents： the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and the officer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group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from the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to tackle.
Key words teenagers； poor second generation； rich second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1 青少年面临贫富差距的现实
有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将“贫富差距过大”列入我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前三位，这说明青少年对贫富问题已十分关注。当前青少年面临着贫富差距的现实，甚至默认了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公。在教育公平上、在就业问题上，甚至在择偶上我们的青少年已经深刻感受到贫富差距的不公。社会上出现的“贫二代十八条标准”“小强求职记”、“拼爹游戏”……都反映了我们的青少年已认同贫富差距的存在，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开始定位自己的人生、规划自我的将来。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走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不论贫富都能接受高等教育。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延伸到了原本单纯大学生活，象牙塔的贫富差距日渐突显。“富二代”、“官二代”们进出学校，大都身穿名牌开着跑车，“贫二代”却为一日三餐而四处兼职谋生，却常因经验不足、思想单纯而上当受骗，为生活节衣缩食，为未来担惊受怕。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校园中“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及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间缺乏了解、缺乏同理心，矛盾日渐深化，易导致校园的不和谐，冲突不断。
2 贫富差距对青少年的影响
2.1 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大学生将在此完成从生物机体意义上的“自然人”向承担一定社会责任、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的转变。而象牙塔的贫富差距对他们身心有着很大的影响。贫富差距不仅仅会带来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更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贫困”。
贫富差距使校园天然形成两大群体，富裕学生和家境贫困学生，如今也把这两个群体戏称“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两大群体的学生互不了解、或只从表象获知对方的信息，认知的不全面使这两个群体在同一环境里冲突不断。
（1）对贫困学生的影响。大学校园内过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多数贫困生在人际交往中形成自卑、仇富等负面心理。他们的自尊心强烈且危险，他们会更加不愿意参加社团活动，喜爱独来独往，自我封闭、不愿与他人交往。容易形成人际交往障碍，这对他们今后进入社会十分不利。
（2）对中间阶层学生的影响。中间阶层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有攀比心态，这些学生更多地关注物质上的超前享受，而非实际努力学习。这些学生其实家境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为在同学面前有“面子”，为融入“富裕”行列，不惜浪费父母的血汗钱，浪费自己的青春。
（3）对富裕学生的影响。很多“富二代”、“官二代”非但不同情贫困生，还经常蔑视这些同学的尊严。他们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缺乏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通过炫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在富裕学生群体中，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在学业上不如其他同学，他们只能通过物质上的优越感来实现自我价值。
2.2 对社会青年的影响
对社会青年来说，他们最大的压力无非是就业问题，“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在就业上因其不同的家庭背景而存在着显著差别。在就业中学历、文凭、工作经验等等这些原本找工作应具备的主要筹码，都变成次要的了，甚至是可有可无的。现如今你父亲是谁，你家庭收入是多少……反而是这些才真正会被用人单位所重视。残酷的就业形势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使社会青年陷入一场无意义的游戏，这个游戏被大家所戏称为“拼爹游戏”。贫穷的家境导致贫困青少年在这场游戏注定惨败，“拼爹”决定了贫二代悲惨的就业境遇。他们屡屡受挫，对人生产生了种种悲观情绪，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们可能“破罐破摔” 或靠歪门邪道“发财致富”。那些四处碰壁的青少年，会觉得读书无用，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样的错误思想将更加盛行，对仍在校园里的青少年易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3 消除青少年贫富差距的途径
3.1 从物质层面着手缩小贫富差距
（1）教育做到公平公正。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如今社会已逐渐变为理性社会，公正、公平的教育体制能有效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高等教育要配合国家助学政策，使这些倾向性政策落到实处，如设立多个助学岗位，努力争取社会力量帮助贫困生，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完成学业等。此外，高校应积极提供可靠的就业信息，及时发现“贫二代”在就业成本上的力不从心，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帮助。
（2）制定倾向性政策缩小差距。为使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应制定倾向性政策减免贫困生经济负担。目前我国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奖、贷、助、减、补、勤”为主要形式的多元资助体系，对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的助学贷款，是资助经济困难生完成学业而实行的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但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还是十分困难，根本满足不了贫困生的需求。对此，相关部门和高校要做到公正、公平，特别需要一线教师做好相应的工作。对于助学贷款的申请，还应简化步骤，增大额度。在就业问题上，由于贫富差距而造成的不公平其实质是一种新的就业歧视。政府应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努力帮助“贫二代”就业，给予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3.2 思想层面缩小差距
即使在物质上对贫穷青少年有支持和保障，但在心理层面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贫困群体努力向上，但这种激发应在正面引导下进行，我们应积极努力地引导下一代。就目前来说，我们的青少年变得越来越成熟，他们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大多数人也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如今的拼爹游戏，不少青少年都意识到要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在这个游戏中有胜算。总的来说，青少年对贫富差距的态度已趋向平和，但部分还是会有不满情绪，对贫富差距认识不正确易导致仇富等错误心态，且很可能酿成悲剧。
在思想上我们要区别对待受贫富差距下各类青少年群体，对那些因贫富差距导致自卑心理的学生，我们加强鼓励，而对那些存有仇富倾向的青年及时发现、疏导。在思想上正确引导青少年，当然还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对于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我们应使其拥有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总之应适时关注青少年心态变化，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引导。也要及时在心理层面给予他们帮助，使他们更好地面对压力。
参考文献
[1] 崔世杰。应正确看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J].现代经济信息，2009（9）.
[2] 魏曼华。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成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3] 李小豹。从社会学角度看大学生社会化问题[J].思想教育研究，2009（7）.
1.1变量选取与数据对于贫富差距，本文选取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并将其作为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由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众多，包括我国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差异、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因素，其中很多并不能衡量并量化，所以本文的研究也仅限于选取少数重要且明显的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本模型中选取的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除了加工贸易这一本文研究因素外，还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基尼系数是介于0到1的小数值，而加工贸易额和国民生产总值又是一个上万上亿的大数，直接用其进行回归分析，其变动太小对于经济意义的解释不明显。因此，本文用加工贸易总额的对数衡量加工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代表。实证数据范围是2000～2009年十年间。由于GINI的官方数据缺失，笔者选取了胡志军2012年《基于分组数据的基尼系数估计与社会福利：1985～2009年》中计算的基尼系数，加工贸易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GDP、CPI和失业率数据来源于各年《国家统计年鉴》。
1.2模型设定及参数估计显然，回归� 本模型选用Eviews7.0作为操作分析工具。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都存在明显的趋势特征，因此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首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扩展的Dich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发现5个变量均不是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是平稳的，且非平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次，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接着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由表1得到可决系数=0.974782，修正的可决系数=0.954608，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很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48.31>临界值=5.96，表明拒绝的原假设，即解释变量整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应的P值小于0.05，说明拒绝、的原假设；反之，对应的P值大于0.05，说明不能拒绝、的原假设。t检验结果说明失业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对基尼系数有显著的影响，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279099，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推动了贫富差距加大，这和“倒U型理论”存在一致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化差距必然存在且加大。失业率每增加1%，基尼系数上升0.038364，失业率的主体来源于青年，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由于失业会变得更遭，越来越穷，而富人在用现有的资金赚取更多的财富。于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进一步显露。本文的实证表明了失业率和经济的增长都将加大贫富差距。而加工贸易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我们稍微放大显著性水平时，例如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消费水平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就会变得显著，且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一单位，基尼系数就下降0.004102。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PT对应p值0.1049仍旧大于10%，加工贸易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我们可以注意到LnPT对应的参数为-0.094724，说明LnPT对GINI的影响是负的，即加工贸易并不会加大贫富差距。
2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0～2009年加工贸易对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工贸易不会加剧我国贫富差距，但对其进行的计量检验发现它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加工贸易作用于贫富差距的方向和大小并不明晰，还不能依此做出判定。针对我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加工贸易的关系仍旧有待实证检验。有学者认为是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贫富差距，但是我国正在大力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两个方面本文有以下建议。(1)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是我国的重点任务之一，而提高贸易结构意味着我们需要大量搞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用得最多的方式就是加工贸易。因此，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条件，不能因为加工贸易可能存在的拉大行业或地区的收入差距等负面影响而否定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仍应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2)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学者们关于此的研究有很多，众多研究表明我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主要由贸易造成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无疑是贫富差距的根基，我们可以针对我国现有税收、优惠等制度，缓解改革带来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完善市场机制，减小贫富差距。(3)根据倒U型理论，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异呈现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所以不必夸大但也不能忽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坚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步伐中也要密切关注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并针对性地缓解或解决问题。
关键词：贫富差距 原因 对策
贫富差距的扩大日益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和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对于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也随 探明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研究其原因，并寻求对策是探析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三个方面。
1、城乡之间
虽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我国的基本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亦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农村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城市，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我国城乡之间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居民收入间差距。国家统计局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之后明显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多种惠农措施，但城乡差距还维持在3.21:1；而根据《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2006年中国平均的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 532,这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
教育卫生差距。截至目前，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 4倍、6. 1倍、13. 3倍、43. 8倍、68. 1倍；而在公共卫生方面，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只能自费医疗，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
政府公共投入差距。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3年仅占7.12%。而2003年，仅是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财政性补贴支出，就超过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社会保障差距。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使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的贫困人口仅能依靠自食其力或乡邻周济勉强维持生计。
2、地域之间
我国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
从生产总值上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作为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51429元人民币处于上中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206元人民币，仍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两者相差近10倍。
从投资上看，2005年，上海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9458元，其次依次为北京、天津、浙江、内蒙古、江苏、辽宁和山东，而排名末位的贵州省仅为2720元，不足上海的1/70。
从消费看，2005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的北京，已达到18873元，最低的贵州仅为1627元，不到北京的1/110 。
从出口看，2005年上海人均出口额多达5102美元，名列第一，而贵州省仅有23美元，排名最后，两者相差228倍。人均出口额排名前10位者，大为东部地区省市。
3、行业之间
我国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当前我国的垄断行业主要包括集中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的经营地位及国家的特殊保护，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2006年各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例，垄断行业已达到4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不到1万元。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贫富差距是由多重因素造成，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复杂，不同的自然条件对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解放以来的50年间，西部地区平均受灾面积达9000多万亩，约占西部地区耕地面积的近1/5。近10年来，年均受灾面积达1. 16亿亩，其中仅旱灾就占80%。
而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通常要高于其他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源的减少，社会设施的相对缺乏，引发资源滥采、水土流失、土壤质量恶化、沙漠化和自然灾害频发。调查显示，69.9%西部生态脆弱县是贫困县。许多地方陷入了“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2、经济因素
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在我国，所有制变革、分配制度创新、市场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并扩大的根本原因。
从所有制上看，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使拥有经济资源的主体多样化，从而使社会财富占有的差异化。所有制结构格局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收入对比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所有制转型的过程，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乃至激化的过程。只要制度允许人们不平均地占有社会经济资源，那么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就是一种必然。
从分配制度上看，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贫富差距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尤其由于强调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生产要素上明显的不平均，收入差距必然迅速扩大。且现阶段，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己大大减少。在宏观和微观调控手段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极不健全、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从市场体制上看，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经济体制。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的市场主体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竞争中失败者支配的资源会越来越少，成为弱者。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就有扩大贫富差距的作用。并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难免为一些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留了一些余地，而同时剥夺了另一些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3、政治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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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富差距问题解决的对策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改革税收制度、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1、改革税收制度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直接税占的比重很低，不利于通过税收来缩减贫富差距，应扩大直接税的比重。且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个人，未能充分考虑每个居民的家庭负担和支出等不尽相同的现实性因素，“一刀切”的纳税政策，产生了纳税人之间实际的税负不均问题，不利于缩小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截至2007年底，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居民已有41.5万。这表明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税源条件，从而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财富水平，弱化财富的累积效应，缩小贫富差距。
2、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如阿瑟・刘易斯所说：“政府的失败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的太多。”而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思维的束缚，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的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发展。因而，在市场经建设济过程 ，资源配置应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由市场机制主导转变。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就必须减少不规范的行政干预，积极建设有限政府。同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最终形成“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
3、完善公务员申报制度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加强对个人特别是公务员收入的法律监督，对于阻止权钱交易，控制贫富差距扩大，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反腐形势日剧严峻，迫切需要将公务员的收入申报公示从纪律性要求提升到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其监督范围不应仅限于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家庭及近亲属的各种财产收入。同时，加强立法，形成科学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滋生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四、加强初级分配监管
贫富差距的产生，不仅与我国再分配制度不完善有关，而且初次分配及其不公平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保障初次分配上的公平，对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因此，国家进一步要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的发放，尽快使职工福利和收入货币化、工资化，逐步将暗补转变为明补，将个人消费从社会集团消费中剥离出去。增强国企负责人薪酬的透明度，推广年薪制，使岗位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形成内部的分配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高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探析》，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李琳、刘一良：《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研究》，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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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摘要：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在判断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时，固然不能简单运用某个指标如基尼系数的具体状况来得出整体性的评估。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夸大了。不能否认，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前述参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缓解贫富差距的参数，即：同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问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来说，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加重性重要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现象更加严重。客观、全面地来看，如果说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在某种条件下被夸大了的话，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问题被人们明显地低估或掩盖了。
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参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比如，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而“朝阳”产业领域当中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要高于“夕阳”产业领域中人们的收入水平。再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除了少量的存款利息收入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收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投资渠道的增多，居民的财产收入如股票、房产等方面的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增长很快，而且其具体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不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的因素中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在建国以后的30年，平等成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大同思想和平等观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并严重削弱了社会活力，但是，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具有一种特别的向往、一种特别的情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前述思想和观念经过扬弃，逐渐转换成一种强调个体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以往在制度和观念层面上农民低城市人一等的现象正在消失。如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当中。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关键词： 贫富差距； 马克思主义； 改革
中图分类号： B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3-0072-01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我们国家已经在各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伴随着改革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近几年贫富差距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成为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是基尼系数，以0.3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表示该国贫富差距过大，超过0.6则说明该国已经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我国九十年代开始基尼系数开始大幅上升。从九三年的0.4跃升到二零一二年的0.55。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一个半世纪以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充满活力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变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力求正确认识时代的矛盾，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社会改造相结合，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密切关注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并且从中反映时代的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清晰地看待问题，和正确的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贫富差距的成因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的本质造成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的基础上生成的，是生产力整体自己决定自己各部分之间的生产关系，若生产力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生成性对应关系。贫富差距就是生产力满足不了生产关系的体现。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资源稀缺性和贫富差距都是如影随形的。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直接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有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受到资本的限制。多样性的差异导致贫富差距成了一种必然的状态。
1.不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清晰，往往是政治之外无社会。国家之外无个人。这种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激发了潜在的差别和公正的矛盾。
2.不合理权利的结构，贫富差距作为人的经济体现和现实表征。其根源往往在于不合理的权利结构，研究表明，权利及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解决贫富差距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所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经济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抓住了我国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我们要解决好贫富差距的问题。
（二）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各种社会的形态的下的贫富差距都是存在的，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人的差异只要存在，贫富差异就会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世界的必然。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范围内，就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有好处的。一定的差距，会使经济更有活力，会使科技更加进步，使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有了更充足的动力。辩证的看待贫富差距，普遍联系的看待贫富差距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三）改革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办法。1．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2．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会涉及许多利益的调整。这不仅会使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而且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此而退却，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3．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有效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只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才能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保障社会安定有序。4.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权利架构。把公正确立为权利边界的核心理念。公正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整个社会良好发展的基础。公正的缺乏不仅导致交易政治的泛滥。也导致正常市场秩序的破坏和混乱。必须使权利与价值关系的在正确的位置上。使权利为价值服务。变政府的一元领导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元制衡。确定政府权利的范围。变统治为治理，权治为法治，管理为服务。市场指的就是市场经济。运用市场经济解决效率和财富问题。公民是社会的主题。完善公民社会是保证民权。实现公民自治和民主监督的重要基础。政治的根源是经济。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映人们的根本经济与物质利益，保障人们的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实现。
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必然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中国在面对当今社会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时，我们应当克服自身在处理矛盾上的盲目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让先进的社会意识占据统摄地位，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人们的自觉地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需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核心和传统，也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和创新，传递着永恒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就是合适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贫富差距问题，在改革发展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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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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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静。论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
[5] 何妍玺。中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 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关键词] 贫富差距 现象 思考 原因 措施
一、贫富差异的含义
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也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 0～1之间。 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
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的数据也表明，中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二、贫富差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增长的背后仍有许多问题。 到2012年我国已� 据《劳动报》报道，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和收入同时产生的一种忧虑是，中国能不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而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主要有：
历史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传统的大锅饭”实行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引爆了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国各地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富裕了但是先富起来的没有带动后来的人。而这个时期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正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甚至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二）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税收是平衡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三）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四）教育和医疗支出拉大贫富差距
俗话说在穷不能穷教育，但是现在养孩子太贵了。在调查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从2008年10月到2012年10月，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不仅教育花费大，而且富人还享有教育的特权，享有最好的教育。
同时，医疗费用成为贫困居民的第二大负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中国，就医的成本较十年前翻了几番。一旦得了大病住院，花销就得上万元。现在生孩子剖腹产就需要1万左右，还有前期的营养费检查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一些贫困地区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而另一方面富人的社会保障完善享受着最好的医疗及养老保障，越来越富，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参考文献：
经济学家借用了进化生物学家常用的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正选型（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即人们在寻找自己的伴侣时，常常会倾向于与自己有相同特征的人。
选型既在情理之中又相当常见，不过也会带来不平等。经济学家们常常用教育水平将人们归类。如果把一群获得MBA和PhD的知识分子随机分散到人群当中，那么社会财富可以得到分摊。但事实是，这些人会倾向于各自寻找其他获得相同学历的人结成配偶，而那些连高中学业都未完成的人也趋向于其他同类人群。最终，富人会因他们的婚姻而变得更加富有。
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等人的一篇论文引用了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用于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数据显示，南非收入差距较高达到0.63，英国为0.40，瑞典差距较小为0.23。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3，不过根据数据库的数据，如果所有美国夫妇能够随机进行配对，那么美国基尼系数将仅为0.34。选型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但相比过去，这样的择偶方式是否产生了更大影响？它能否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上世纪70年代至今贫富差距增大这一现象呢？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个“肯定”相对保守。对于在世界上最富裕的1%和0.1%的人群来说，配对模式与赚钱能力的关系甚微：女性的收入分配占了顶层人群的四分之一，但越往上，就越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相比上一代，如今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更有可能赚大钱。就拿我的母亲来说：我出生时（上世纪70年代初），她正在修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她辍学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照顾孩子。她的受教程度对我们的家庭收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看来，选型只有发生在双职工家庭中，那么社会贫富差距才会增大。
早在2010年，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施瓦茨就曾表示，美国一对夫妇收入的互相关联程度比上世纪60年代大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已婚夫妇们之间，收入差距增加了三分之一。约翰。埃米施等人还指出：在英德两国，选型充分解释了社会流动性偏低的问题，因为“富二代”们通常会互结连理。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本文从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出发，进而对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一、我国贫富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30 年来， 我国居民生活的总体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分析
1.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发展经济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先富起来的人也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2.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在我国，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3.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4.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竞争。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5.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通过权力寻租，投机和非法、违法经营，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上升31%左右。
三、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
1.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初次分配是在全社会各种微观单位内部分散进行的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只能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因此，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要逐渐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
2.改革税收制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及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率，并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应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等，可以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
3.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的拖欠问题。加紧研究《企业工资条例》,对工资的确定原则、依据、拖欠工资等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保证低收入者的收入受法律保护。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4.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垄断企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通过垄断价格形成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了本行业的高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很不公平。我们要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通过《反垄断法》来有效地约束垄断经营行为，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严格监督，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使其获得的超额利润收归国有。
5.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 依法严惩侵吞国家财产及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私利的一切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07年10月
[2]林毅夫：以初次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J]. 党政干部文摘，2007(6)
[3]林彬：由基尼系数引发对中国现今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J].现代商业，2007(17)
一、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收入的2.57倍。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从1986年开始，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二是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2000年，按大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的2.63倍。如果考虑到行业的制度外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一些。三是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198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6.5%和69.1%;1998年下降到65.1％和42.5%。
2、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非规范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问题突出
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规范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权利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监督而出现的政府不规范分配行为以及违法腐败行为，导致总体收入差距拉大17％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偷漏税、企业内部分配混乱、腐败官员的非法收入和过度行政审批及垄断性收入对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0％、20％、15％和10％左右。
3、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平等起点，亦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工作权利、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等等。而我国的现状是：如果用国家贫困线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为4.6%，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国家；但是，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即每日生活水准低于1美元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低于收入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则高达16.6%，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属于贫困人口比例偏高的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将会严重阻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总人口中，中等和高收入者比重不大，大量的是低收入者，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我国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我国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虽然农村贫穷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我国更有其特殊情况：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两倍，原本稀缺的耕地又大量减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必然低下。另外，我国最为贫困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条件最差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发展经济非常困难，这些地区还处在自给或半自给经济中
2、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性因素，是贫富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鼓励人们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手段致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敢闯敢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先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钻了制度和政策不完善的漏洞，投机取巧实现了暴富。更有一部分人是通过权力寻租，甚至是富了起来。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3、初级阶段的分配政策，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其实，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矛盾，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会失去公平，而且也会丧失效率
4、经济运行、社会保障及税收等制度尚不健全，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性原因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1、正确认识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营造收入分配公平的环境
在分配领域，追求效率是正确的，但绝不能以失去公� 首先，创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获得均等的地位、权利、和财富的机会。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是要给予公民迁徙自由权，消除不利于人口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二是开放更多的行业部门，让经济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三是把所有的工作岗位向劳动这个平等地开放，建立择优录用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公平。其次，采取必要的措施，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的缺陷。由于现阶段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劳动者禀赋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要努力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弥补劳动者在获取机会能力上存在的缺陷，提升劳动者获取同等就业机会的能力。仅靠市场机制不会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是政府该做的事，要在分配中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2、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采取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积极措施，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除以上讲到的要消除城乡户籍限制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变农村基础设施长期落后的局面。采取更多的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现在，中央已宣布全部免除农业税，要防止“税免费增”局面的出现，也要防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销农业税减免而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对此，政府要加大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使中央的惠农政策确实使农民得实惠、农村有新貌。
3、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在低收入者人群中，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在岗工人以及老弱病残者等等，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甚至还赶不上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调节高低收入者的差距。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都能纳入政府有效管理的体系范围。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除了提高起征点外，更为关键的是加大对高收入者纳税情况的监管力度，做到应征尽征，同时扩大税种，如尽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品消费税等等，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二是努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除完善税收制度调节高收入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如，除了完全免除农民的各种税费以外，还要给农民尤其是种地农民大量的补贴；大幅提高城镇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大幅提高国家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
4、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权益
论文关键词 罗尔斯 《正义论》 差异原则
一、引言
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对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写道：伟大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
罗尔斯就是这样一位让后继者背上包袱的伟大人物。“他促生了政治哲学的复兴，把政治哲学在英语国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即使是他的学说的反对者也同样认可他的贡献。同为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哈贝马斯这样评价罗尔斯的思想，“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时代，罗尔斯的方案可能是恰当的，而且其方式也并非错误”。
罗尔斯终其一生一直“为一个合理的信仰所指导——正义的社会从其现实性来看是可能的（ajustsocietyisrealisticallypossible）”。 他的所有著作都关切正义这一永恒话题。但罗尔斯的思想又并非一成不变，以《正义论》（1971年）和《政治自由主义》（1993年）两部专著的出版为时间节点，罗尔斯的思想前后共分为三个阶段。《正义论》出版以前，罗尔斯偏重于对社会伦理哲学的探究，中期则侧重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晚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万民法》（thelawofpeople）一文中，他改造了改造传统的国家观，提出一种新的弱势国家观继而建构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的人民法。
国内学界关于罗尔斯的讨论方兴未艾，且研究的视角在不断地更新，研究的深度也在不断推进，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不仅是由于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行文风格所致，更是由于作者是立足于西方的社会语境进行理论构建的，尽管罗尔斯申明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性，罗尔斯的研究同样也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本文不打算对罗尔斯的思想进行系统的解读和批判性的评述，笔者深知，以目前的知识积累，势必无法超越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其炮制低劣的文章，不如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直接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第二项差异原则来研究中国当下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即贫富差距扩大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
二、正义的两个原则
关于（制度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给出了完整全面的陈述。“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稀于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第一个原则可以概括为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两个具体的原则，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或称差别原则）。罗尔斯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多次重申，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在收入和财富的问题上，罗尔斯关注的与其说是自由问题，不如说是平等问题。 但是，有些社会价值是可以平等分配的，如自由和权利，有些则是无法平等分配的，如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是正义的？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闪光的地方，同时也是引发争论和批判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对于激进自由主义者而言，差异原则不仅会冒着致使公权力过分强大以至于侵犯私权利的风险，同时，这样一种劫富济贫的思想是违背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了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信条的。其中，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事，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诺奇克教授对差异原则的批判最具代表性。诺奇克认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很容易助长强势国家和强势政府，为政府或国家以兼顾社会少数（处于最不利地位者）利益和要求的名义，来干涉和剥夺另一些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道德借口，这同古典功利主义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名义，来干预和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可谓异曲同工”。
三、贫富差距扩大：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一直以来信奉的功利主义学说的批判之上的。罗尔斯认为，在制造蛋糕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好社会的蛋糕。 这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昔日的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各种公用设施有了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逐渐拉大，而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这已经是被经济学理论证成的规律。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具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差距明显和部门行业、阶层之间差距加大等方面。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历史的因素，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地域相差悬殊；人口众多所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门当户对”的婚姻习俗；基础教育水准低下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均衡等，又有体制和政策的因素主要是改革以来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和特区政策、税制改革滞后、寻租和其他腐败行为、灰色收入、垄断行业的存在、职工退休年龄偏低、“内退”现象、失业和“下岗”；住房体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等。
四、差异原则对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是一种按照理性改进社会的积极自由主义思想。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结构、意识观念等一系列变革，社会正义是小康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在此时代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一套整体的制度坐标。”
首先，差别原则可以达到补救原则的某些目标。一方面，差别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去努力拉平不利条件；另一方面，差别原则确实“它改变了基本结构的目标使体制的总体安排不再突出社会效益和专家政治的价值”。
其次，差别原则体现为一种互惠观。罗尔斯通过对道德上“应得”这个观念加以澄清，说明只有实行差别原则，社会合作所体现的互惠互利原则才能实现社会合作本身才有可能。
最后，差别原则又体现博爱的观念。博爱思想既体现着一种心理态度，又与一种思想感情相联系。如果在差距较大、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指望社会成员之间会有很好的思想感情的联系，那是很不现实的，因而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博爱理想就必须缩小社会中的分配差距，实现社会的平等。差别原则中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正好“符合博爱的天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