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词是诉讼代理人(律师、法律工作者、公民)在庭审过程中独自使用的非正式文书，那么，标准规范的代理词怎么写呢？
一、制作要点：
1.首部。
（1）注明文书名称。
（2）称呼语，即审理本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
（3）前言：简要说明代理律师出庭代理诉讼的合法性、代理权限范围、出庭前准备工作概况。
2.正文。
（1）案件性质和具体案情。
（2）被代理人的诉讼地位。
（3）诉讼程序。
（4）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
（5）被代理人的诉讼请求或对本案争议标的态度。
3.尾部。
（1）代理律师署名；（2）代理词发表日期。
代理词范文（一）
审判长：
我受被告xxx委托，参加xxx与xxx市xx水利水电建安工程队、xxx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诉讼，通过庭审调查，结合本案事实，本案存在三个方面焦点问题：
一、本案侵权责任问题。
二、本案赔偿适用标准问题。
三、第三方侵权责任问题。
现就以上三个方面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本案侵权责任问题。
（一）我 1、原告在施工准备阶段，没有产生施工事实。2、整个工程施工接近尾声，操作面有一米多宽，高一米五高，按照所有施工人员说法，不可能坠落。3、整个事故，没有事实证明，被告xxx提供安全设施存在瑕疵。4、被告施工符合水利工程施工规范。故本案侵权责任应由原告方承担。
（二）关于原告方提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3号）第一条解释，我们认为，综合本案事实，应原告侵害结果可认定为《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符合解释第二条规定，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二、本案赔偿适用标准问题。
原告提供证据来看，1、原告系农村户口，长期生活农村。2、原告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收入。3、原告提供证词也说明事实。4、原告曾在xxx第一装潢公司上班，既提不出证人，也提供不出相关证据，事实也不存在xxx第一装潢公司这一企业，说明原告参照照农村标准赔偿符合事实。
三、第三方侵权责任问题。
本案原告方对xxx人民医院医疗过错解决，事实是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委托其弟xxx与人民医院一次性调解，侵害被告方得权利。我们认为，原告方对于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费用及伤害补偿中的部分费用，应由原告方承担。
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无限放大自己诉求，形成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原告在施工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按照农村标准和责任大小承担责任；原告对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过失解决不当，实际侵害被告权利。故被告可在合法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认真研究代理人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XXX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与原告XXX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今天依法再次出庭，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代理人接受委托后，详细了解案情，收集查阅本案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参与了法庭调查和质证，对本案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现在针对上次开庭争议的焦点问题结合庭审质证和认证的证据，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第一、本代理人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无异议，但本案依法应当按照“农村人口”标准计算赔偿数额。理由有以下四点：
理由之一：依据公安部门及原告方所提交的受害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可以证实死者xxx为济阳县xx镇xx村人，其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应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
xx仍然在济南市区居住。两张以上时间相继且其中一张尚在有效期内的“暂住证”可以作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有效证据，但原告所提交的死者xxx在济南的一张“暂住证”（有效期6月？—7月）至事故发生之日早已过有效期，即使该“暂住证”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其在济南城区连续居住达一年以上，亦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仍在济南城区居住。被害人完全可以在办理此“暂住证”后的任何时间离开济南城区居住。关于法院主动调取的受害人xxx的“租房证明”不属于的法院主动调取证据的范围，亦不是证明“经常居住地”的合法有效形式，该证据不是有效证据。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合法有效（租赁期间204月—206月），根据房东的证言“……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他还欠半年的房租……”，结合“暂住证”等证据，却可以证明至**年6月，受害人xxx已经离开济南，也就是说事故发生时被害人已不在济南城区居住。
理由之二：受害人xxx生前在济南市区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经常居住地”。关于何为“经常居住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医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据此，结合本案情况可知“经常居住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连续居住一年以上；（2）事故发生时被害人
理由之三：受害人xxx主要收入来源地不在济南，其收入仍来源于农村。根据原告方提供的“受害人xx在济南务工的证明”所述“……自**年4月至年10月受害人累计在我单位打工七八个月，其间逢年过节、春耕秋收都回家，**年10月后就没再来过……”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工资单、考勤记录、职工花名册、保险缴纳凭证等。不能作为“经常居住地”和收入来源于城市的合法有效证据。仅可以证明以下几个问题：
1、受害人在xx公司打过短工；
2、受害人在xx公司的务工是阶段性的，在济南城区的居住不是连续性的'；
3、受害人自**年4月—**年10月，期间大多数时间是回家务农，主要的经济收入仍来源于农村；
4、自**年10月之后，受害人已不在xx公司务工。
综上，死者xx系农村户口，在济南市区亦未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经常居住地”，其主要经济收入仍在来源于农村农耕收获，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民他字第25号）之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内容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原告 为了更好的的说明这一点，代理人查找了作出该司法解释的一些背景材料供合议庭参考：“5月1日云南省昭通市发生了一起死亡5人的特大交通事故。本案中唐顺亮和两个孩子的身份问题是正义的焦点。在事故赔偿中，罹难者之一的唐顺亮是农村户口，但10多年前一直在昭通城里做生意。，唐顺亮和一个朋友开起了沙发材料经营店。，他扩大了经营规模，注册成立了家具公司，唐顺亮任法人代表。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来越大，该公司固定资产达到了70余万元，并在大关县开设了摩托车销售店。205月1日下午，唐顺亮乘坐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的客车从昭通去大关，想去料理大关县城摩托车分店的生意，谁知祸从天降。唐顺亮乘坐的客车由于驾驶员超速行驶，在行至昭麻线K19＋979M段时与迎面驶来的捷达轿车相撞，造成五人当场死亡，客车上其他人员均不同程度受伤，两车严重受损的特大交通事故。唐顺亮不幸罹难！唐顺亮的身份证明是农村居民，但他却长期（193月起至年5月事故发生之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作为’昭通市麒麟家私有限责任公司’的原法人代表，他在城里有自己的商业经营场所和经营活动，有固定的房产和住所，年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他的两个子女都是在昭通市内出生，都在昭通城里的学校上学，享受着城市人的学习和生活待遇。”如上所述的最高院给云南省高院作出的复函是针对此种特殊情形。但我们不能以此扩大解释把该司法解释适用于所有的情形！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针对本案我们应该正式济南市区与济阳县农村收入的差别，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依法裁判。
第二、有关原告诉讼请求方面
（一）基于代理意见第一点所述，本律师认为由于XXX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两项赔偿金额计算如下：（对抢救费用无异议？）
1、死亡赔偿金：农村标准*＝XXXX元
2、丧葬费：六个月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对死者子女抚养费的主张应依据“农村人口”标准计算，原告xxxxx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被抚养人生活费是对被抚养人生活消费的一次性补偿）本案中死者的孩子（被抚养人）均系农村户口。据此，死者的孩子的抚养费计算如下：
孩子一：（农村标准*年数）÷抚养人总数＝数额
孩子二：（农村标准*年数）÷抚养人总数＝数额
（三）对于死者xxx的妻子xxx的扶养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中，对扶养费的规定严格适用未成年人和60周岁于以上的被扶养人，60周岁以下的必须无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成年人；原告提交的由（证据出处）签名盖章的证明无法从法律上证明死者之� 况且死者之妻xxx已有子女已经成年，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死者之妻xxx主张的的有关扶养费的请求。
（四）误工费、交通费等其他费用？
（五）原告xxx等人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数额是否太高？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综上所述，我们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哀悼；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就屈法从情，“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仍然是我们的法制精神。我们恳请法庭保持头脑清醒，依法作出公正裁决，以此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审判长
合议庭：
事务所接受原告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诉被告离婚一案的代理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依法采纳。
一、原告起诉离婚 ，被告答辩要求赔偿。
我们先不谈赔偿要求是否合理，但从被告的答辩意见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告对原告要求离婚的事实和离婚请求是没有异议的。原告的婚姻 ，本来是父母包办，并非出于原告自愿的婚姻 ，但原告提出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父母包办，而是被告不能履行夫妻义务。作为原告，在婚前对此并不了解，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做为被告，在婚前未能如实向原告告知，应该是有一定责任的。如果被告实事求是地将这一情况告诉原告，也许原告就不会草率结婚 。因此，导致原告与被告破裂，感情破裂 ，被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有过错。代理人为尊重被告的个人隐私，且基于被告对离婚请求的无异议，我们对这一点再不想多说。
二、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符合离婚法定要件。
原告与被告结婚后，因被告不能履行夫妻义务，夫妻双方分居 三年多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条规定，一方有生理缺陷，或者其它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我国《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 二年的，应准予离婚。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原告与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人民法院应该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以保护原告追求婚姻自由，追求未来人生的合法权益。
三、本案被告要求原告赔偿，是对我国婚姻自由原则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 的；（三）实施家庭暴力 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根据该条规定，导致离婚的情形中，只有上述四种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本案中，原告要求离婚的理由不属于上述四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而且本案原告并无过错。本案中，因被告婚前未如实向原告告知生理情况，存在过错，过错方怎么能向无过错方请求赔偿呢？真是岂有此礼。被告要求巨额赔偿作为，莫非是想借用原告经济条件困难的事实，压制迫使原告屈服于这桩不幸的婚姻？在法制健全的当今社会，想用非法手段破坏婚姻自由原则的做法，不可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被告索要补偿的要求，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而且共同生活过，原告正是因共同生活期间，发现被告不能履行夫妻义务。被告经济条件明显优于原告，生活富裕，有目共睹，因此，被告没有因给付彩礼 而导致生活困难。所以，被告要求返还婚前赠与物的要求，无一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之一，而且公民个人之间的赠与，赠与物一旦交付，赠与行为生效，被告反悔没有法律依据支持，因此，被告索要补偿的要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法定情形。
综上，本案因被告不能履行夫妻义务，导致原被告分居三年多时间，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人民法院当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被告因与原告离婚，而要求赔偿或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此致
XXX区人民法院
原告代理人：xxxx律师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杨某光的二审代理人，现在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在上诉状、答辩状的基础上，补充以下代理意见。
某某泉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一、本案应以20**年1月1日的合同为定案依据，某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方提供的20**年2月21日的合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1、2月21日的合同没有杨某光的签名，所盖公章也是税务专用章，没有行政或合同章。正因为1月1日的合同有5处添加条款，公司不好拿去给其他客户做样本，再叫杨某光店里的员工随便盖个税务章，这是一份假合同。
2、既然公司说2份合同内容是一致的，那2月21日根本没有必要又签合同。按公司说法，杨某光单方篡改，其应该知道能篡改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不需要又签过一份合同。
3、即便按照公司的说法，如果要重新签订一份合同，完全代替前面的合同，公司必定会收回前面的合同，或注明前面的合同作废。这样的常识，作为大公司及其法律顾问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又不收回，又不注明作废，说明前面的合同还是有效的。
4、公司在诉讼前，如何知道有5处私自添加条款？既然早就知道，为何不在发现时立即提出？公司无法自圆其说。
5、公司应该有1月1日的合同留存备份，可是在一审一直不提供，在二审也没有提供真实的合同，而是提供了一份没有杨某光的签名的合同，公司提供的该合同明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司不提供双方真实签名盖章的1月1日的合同，视为该真实合同对其不利。
6、公司一边说当时就知道杨某光篡改了合同，()所以在2月21日又签了一份合同，一边又说是杨某光为了诉讼的需要，后面加上去几处，明显前后矛盾。
7、杨某光提供的1月1日的合同上添加了内容，公司当时是认可的，否则不可能盖章。现在公司认为添加条款对自己不利，说是杨某光后面添加，显然没有依据。公司对于添加的内容早就知道而不持异议，这充分表明1月1日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公司如果认为是杨某光私自篡改合同，就必须拿出有杨某光亲笔签名的1月1日的合同，若拿不出，何谈私自篡改合同？
8、从合同签订时间分析，1月1日签订合同，正好延续了上年合同。
9、公司在二审过程中反复强调，1月1日的合同添加的条款违反《反垄断法》而无效，实际上也就认可1月1日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是定案依据。
二、关于诉讼主体，一审认定完全正确。
1、刘某某琴、杨某光是家庭经营户，是同一经营主体，与公司的合同是连续的。起诉时，登记业主是杨某光，杨某光有权作为业主起诉。
6月份，业主就已经由刘某某琴变更为杨某光，“天福”和“天地缘”实际是同一家庭经营户的字号，经营范围和地址是同一的。
2、杨某光、公司在商务局备案的家电下乡表中认可刘某某琴是杨某光的代理人。
3、合同是连续的，公司也予以认可，在未与杨某光签订经销合同之前，公司就直接与杨某光、李富生签订了分销合同，对于业主由刘某某琴变更为杨某光也认可。
4、1万元市场保证金延续的事实，也说明公司认可业主刘某某琴变更为杨某光的事实。
三、公司反复强调1月1日的合同添加的条款违反《反垄断法》而无效，这是对《反垄断法》的曲解，公司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案的合同纠纷，明显不适用《反垄断法》。
1、经销区域是被告公司以一定行政区域而划分的经销范围，经销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便于对经销商考核等方面而设立的。虽然设立了不得跨区域销售的规定，但与垄断法中的垄断经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定义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2、20**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及公司提供的所有合同都有关于经销区域的规定，这些合同是格式条款合同，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合同一方即公司的解释，应认定杨某光为整个吉安市（含市、县、乡、镇）的唯一经销商，有关经销区域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且这种经营模式在当今市场经济中比比皆是，应作为认定公司窜货的有力依据。
四、一审法院有权对20**年的合同和20**年的合同合并审理。
1、首先20**年的合同与20**年的合同具有连贯性和持续性。从20交纳的押金一直延续到20**年、20**年的合同中还在继续使用，这一点足以表明两个合同不是毫不相干没有牵连的，相反两个合同具有连贯性和持续性，所以应以最后的合同即20**年的合同来确定本案中的管辖地法院这一问题，从20**年双方的合同不难看出（虽然公司的合同是单方制作的，但管辖法院仍是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地法院为甲方即杨某光所在法院，所以青原区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且可以对20**年的合同一并审理。
2、从《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不难看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应以方便当事人、节约司法资源为原则，且照顾原告利益。退一步，即使每个合同要单独审理，一审法院在受理20**年合同纠纷的同时，根据方便当事人、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在审理20**年合同纠纷的同时，又将20**年的合同合并审理并不违反有关管辖权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审理20**年的合同纠纷。
五、约定违约金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支持。
该合同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应作出不利于公司的解释，公司对杨某光可以主张违约金，对自己违约就不愿承担责任，这不是欺诈吗？如果违约金过高，公司为什么年年还如此签合同，而不自己主动降下来呢？对别人就要求高，对自己就巴不得不要任何处罚。可见，公司是以一种什么心态来签合同的。
杨某光因为公司窜货的损失，除了每台热水器的利润，还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的损失，还有今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还有时间损失、精神损失等等，其损失远远超过了约定的违约金。
若杨某光窜货，不但利润40%要给被窜货区域的经销商，以4000元一台来分析，其利润在1600元左右，同时杨某光还要支付公司500－1000元的违约金，两项相加为2600元左右，这就是杨某光若窜货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所以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公司违约，要承担-3000元不等的违约责任是适宜的，所以这样的违约规定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作为定案依据。该违约责任实际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利润，同时给予违约处罚，不单是规定了违约这一部分责任。杨某光三年的销量为200万元，按合同约定40%的利润，其利润可得80万元。而一审判决只认定34.5万元违约金，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范围，该项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维持。
六、认定公司违约、窜货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某光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
公司认为杨某光、公司与李富生签了分销协议，证明其没有窜货。但是该分销协议，恰恰证明了公司发货还要经过杨某光，不能直接发货，显然违反分销协议，是窜货行为。
公司认为杨某光没有完成任务，所以不承担违约责任，这是狡辩。公司严重违约，是导致杨某光没有完成任务的最根本、最直接和唯一原因，杨某光对没有完成销售任务是没有任何违约或过错的，所以合同中关于杨某光完不成任务不能享受相关待遇的规定，不适用本案。恰恰相反，是公司违约所致，故公司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公司扰乱经销市场和区域，随便发货，杨某光如何去完成任务？公司一边主动扰乱自己确定的区域销售原则，一边又要求杨某光完成任务，这现实吗？正因为公司扰乱市场，才导致杨某光无法正常销售。
公司在一审中称杨某光不是独家经销商，二审又说有权缩小经销区域。由此可见公司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即使被诉人没有完成销售，要缩小经销区域，也应该与杨某光重新达成新的协议，或者通知杨某光，但公司与杨某光签订分销合同、发货，杨某光均不知情，明显违约。
关于押金和服务车。**年、20**年、20**年，押金、服务车都是延续的，公司不予返还是强词夺理。
杨某光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一、“售后服务奖”、“销售达成奖”应将分销商的销售量计入杨某光的销售量。
永丰金伟伟、吉水李富生都是杨某光发展的分销商，根据三方约定和杨某光与公司的合同约定，分销商的销量应计入杨某光的销量，现一审将其剔除，显然违背合同意思。三年的总销量985135元，按2%计算售后服务奖应为19702.7元，现一审只认定13313.2元，应增加6389.5元，20**年的总销量271580元，按3%计算销量达成奖应为8147.4元，现一审只认定1980元，应增加6167.4元。
二、根据20**年的《经销合同》第七条第4项的规定，杨某光窜货，不但要将窜货利润支付给被窜货地区经销商，并且要向公司支付500－1000元/台的违约金，也即表明杨某光窜货，要承担二种责任。那么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相对等原则，公司窜货显然也应赔偿上诉人的利润，还要承担违约责任（52台x1000元/台＝52000元），一审只对利润进入判决，没有对违约金进行判决是不对的，应予纠正。
以上代理意见，望合议庭考虑为感！
代理人：江西青源律师事务所
李 海 军
我们受原告的委托，担任其代理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本案审理。通过庭前了解案情，调查取证，结合法庭调查，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被告xxx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年10月25日6时45分，原告驾驶001牌电动车由xx驶往xx方向，经xx公路xx村路段时，左转弯往xx村里去，这时xxx驾驶xxxxxx号货车，超越原告的电动车，两车发生刮撞，造成xxxxxx号车侧翻入路边水沟受损，电动车倒地受损，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xxx交警大队认定：驾驶人xxx驾驶机动车在前车左转弯时超车造成交通事故，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一）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之规定，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应负此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过错不负事故责任。原告的受伤与被告xxx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由xx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xxxx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内容，可见，被告xxx应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
二、本案应当先由xx保险股份公司xx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据了解，xxx号车在伤害事故发生前已在xxx财产保险股份公司xx中心支公司投保且在保险期间内。因此，代理人认为，从保证原告合法利益出发，使原告尽快得到赔偿款，应当先由xx财产保险股份公司xx中心支公司在其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付。
三、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于法有据，于理相通，于情相符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规定，两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96671.65－27778.65－900=67993元。
（一）、景德镇科信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作出的伤残鉴定合法有效
被告二提出原告单方委托鉴定机构鉴定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治疗没有终结，作出的伤残鉴定没有法律效力，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
根据《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也可以依法接受当事人或者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司法鉴定委托。因此受害人单方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治疗没有终结，具有鉴定资格的xxxx司法鉴定中心也不会作出鉴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第2.7条规定，治疗终结为“临床医学一般原则所承认的临床效果稳定”。治疗终结并不等于完全康复，而是“临床效果稳定”。只要受害人病情得到控制，在短期内不再恶化，即应认为病情稳定，治疗终结。如果等到二期治疗结束，那就要到一年以后，这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受害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这与法律规定也不相符。因此具有鉴定资格的xxxx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合法有效，应予认定。
（二）、医疗费27778.65元、检查费927元、鉴定费900元
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除原告住院治伤期间的医疗费和鉴定费被告已支付以外的检查费927元被告理应支付。
（三）、误工费14000元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0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原告从10月25日发生交通事故入院治疗，因伤致残持续误工，到4月20日定残，共175天，根据黄坛乡政府及南溪村委会的《证明》可知，原告工资收入为80元/天，那么原告因误工实际减少的收入为80元/天×175=14000元。
（四）、护理费13500元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1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规定计算，（即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护理期限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原告发生交通事故住院及在家疗伤的期间由于部分自理能力丧失，一直由其子在家护理，共计3个月。原告子方明在上海居仕房地产经纪事务所工作，月工资4500元，有上海居仕房地产经纪事务所的证明及方明的工资条为证。方明在家护理，没有上班，上海居仕房地产经纪事务所没有发给工资，因此方明的实际减少的收入是4500元/月×3个月=13500元。
（五）、住院伙食补助费1800元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3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江西省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出差人员伙食补助按自然（日历）天数实行定额包干，每人每天50元。原告只提出每天为20元的补助标准，即20元/天×90天=1800元，理应支持。
（六）、营养费18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意见确定”本案原告因事故致伤造成伤残十级，加强营养属于众所周知的常理，原告仅仅主张每天20元的营养费（20元/天×90天=1800元），请求法庭予以支持。
（七）、交通费1316元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2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案原告为此支付交通费用为1316元，虽然原告之子上海至景德镇的车票不慎遗失，但原告之子为了前来护理，必须乘车前来，根据从上海到景德镇的票价可知226元为必然支出，也已实际支出，只是不慎遗失，理应赔偿，其他交通费均有相关票据予以证实。
（八）、车辆修理费1100元
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的001牌电动车致损严重，移至三铃大阳摩托车001电动车xxx专卖店修理，修理费及换配件共计费用1100元，这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直接财产损失，被告理应赔偿。
（九）、伤残赔偿金10150元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5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和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根据江西省20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075元，因此伤残赔偿金为5075元××10%=10150元。
（十）、精神抚慰金5000元
该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后，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在家休息，会影响劳动的连续性，也使原告的精神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请求法庭支持原告该项诉讼请求。
（十一）、后续治疗费15000元，后续治疗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计3400元
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的左手进行了内固定，内固定必须取出。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人体损伤检验鉴定书》认定取左手内固定术费用为5000元。出院小结的医嘱中说明还要继续活血化瘀，接骨治疗。xxx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诊断左尺骨骨折术后延迟愈合，需定期检查，进行二期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费用10000元左右。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规定，被告理应赔偿。
进行后续治疗，必定会发生在此过程中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此费用虽未实际发生，但必定会发生。如果待实际发生后再提起诉讼，必将累诉且浪费司法资源，浪费社会资源。原告只提出3400元的此类费用合理合法，请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综观案情，以人为本加以确定。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予以采纳。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人根据本案上诉人丁XXX的委托，担任本上诉案的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情况，向法庭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以便法庭在评议本案时兼听则明。
一、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责任划分严重不公
1、任意推翻两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毫无根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持有异议，法院应以其查明的事实为依据，确定赔偿责任；如果没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仍然应当查明事实，确定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法院可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允许法院在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的责任划分之外进行赔偿责任认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均有异议。在本案中，一审原告与被告对第一份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因为第一份事故认定书是原告起诉的依据），且原告之后并未举出有利的证据推翻第一次的事故认定（第二份事故认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能被采信，不足以推翻第一份事故认定书）。另外，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应当证明其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应当以具备该三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一审原告先后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冲突的认定书证明其主张，这两份认定书中只有且必有一份是真实和合法的。就第二份而言，其作出的主体并非本次事故勘察员、出现场交警，且不符合有关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存在疑问，那么根据证据规则，该证据不应当被采纳，应当以第一份认定书作为认定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却认可第二份责任认定书，并以其作为推翻第一份认定书的依据，这显然违背了证据的三性原则。因此，法院也应当依据第一份事故认定书来对双方的责任进行划分。
更不可理解的是，一审法院在认可了第二份认定书后，又不以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既然以第二份来推翻第一份，那么前提是第二份必须是真实的、合法的；既然认定了第二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那么就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是以一份非真实合法的认定书来否定另一份的真实合法性，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
同时，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也是对行政权的极度不尊重和蔑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推翻两份责任认定书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2、只认定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主张，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拒不认定，严重违背居中审判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条第二项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官应当居中审理，不得徇私偏袒。然而，在本案的一审中，法官严重违背了该审判原则，只认定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主张，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拒不认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歪曲事实，错误认定受害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事实上，成雅高速公路双流段是四车道设计，从左至右第三条车道是货车专用车道，最右面的（即第四条）才是应急车道。无论是交警出具的两份责任认定书还是事故现场图都表明受害车辆停在货车专用车道上而非应急车道上。
（2）对杨东的询问笔录作对一审原告有利的选择性认定。20**年7月4日01时55分到02时23分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对受害人石XXX同车杨东进行了询问。根据询问笔录，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杨东承认石XXX出事前曾喝过两次酒的主张，然而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相反，对杨东指称的石XXX停车后打开了应急灯的说法却予以认定。事实上事故发时，杨东本人也喝了酒，在停车到事故发生仅一分钟的时间内，其如何能对是否开了应急灯记忆深刻？如果真的打开了应急灯，在车后的余树斌不比他看的更清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杨东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作为与石XXX关系密切的杨东对在与石XXX相处的几个小时内连续发生的事情以及其对石XXX喝酒的事实的清晰详尽的叙述，更应当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为何一审法院就是不予以认定呢？！可见，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存在明显的偏向性，明显违背了居中审判的审判原则。
3、对造成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分析及主要原因分析严重违背常理、常识本案是汽车碰撞事故，要认定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首先应当对各�
（1）被撞车辆驾驶员石XXX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严重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国家制定该强制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的速度极快，任何存在于车道上的障碍都会给正常行使的车辆的安全行驶造成巨大威胁，极易发生连环碰撞，酿成重大事故。本案事故发生时石XXX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该强制性规定，违法将机动车停放在货车车道上，已经形成对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造成威胁，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同时，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即形成主动接受被其他车辆碰撞的态势，是一种将自己至于危险环境的故意行为。在白天正常视觉条件下尚且危险，更何况在夜间。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发生事故的唯一条件是要求正常行驶条件下的司机时刻保持如同在非正常条件下行驶的高度警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根本不现实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大，是有很大的`必然性；而避免事故的发生则具有相当的偶然。因此，被撞车辆驾驶员石XXX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严重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上诉人车辆正常行驶，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必然联系。
首先，上诉人车辆在货车专用行车道上正常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事故发生时，上诉人车辆的行驶在第三条车道即货车专用车道上且速度在60—70公里/小时，属于正常行驶速度。
其次，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条件使得上诉人余XXX采取任何措施都是不可能避免事故发生，上诉人余XXX面临不可抗力。根据交警对余XXX的询问笔录可知，事故发生时余XXX距离石XXX车辆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米，其左面有车辆在行驶，因此，如果其立即向左变换车道，那么他必定会跟第二条车道上的车辆发生追尾或者碰撞。同时，其不可能选择立即停车，因为这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立即停车他后面同方向高速行驶的汽车会对他追尾。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至少需要5—6秒钟的反应时间来考虑如何应对这种突发局面。然而，他本人驾驶的汽车时速为60到70公里，也就是17—19.5米每秒，这就是说在5—6秒的反应时间内汽车已经行驶了85米——117米。等到他反应过来立即将汽车进行完全制动时，其与离被撞车辆最多只有15米的距离。根据测试表明，空车在每小时60公里和7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从完全将刹车踩死到制动器起作用需要18米和24米的距离，而将汽车完全停下来需要30.48和39米的距离。可见，即使是空车情况下，在余XXX反应过来应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后仍需要30.5到39米的距离才能将车子完全停下来。事实上余XXX驾驶的汽车满载货物，因此，在惯性的作用下，其需要的有效停车距离应该是在40米以上。根据前面的分析，余XXX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时距石XXX仅约15米，根据交警绘制的事故现场图表明石XXX的车被向前推进26米，二者相加为41米。可见，事实与我们的分析相互印证。由此分析可知，上诉人余XXX在正常驾驶时面对了自己根本无法克服的力量，纵然如何努力也不能避免本次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时余XXX面临不可抗力情形。
（3）漏油和超载不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车检报告显示，上诉人车辆“该车第三轴承油封损坏，摩擦片局部被油污染，这将对该车制动效能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上，该车的摩擦片仅仅是小局部的污染，其对制动效能的影响力相当的小；同样，该车超载百分之三十也不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和直接原因。即使这两个因素对汽车制动有影响，其作用与前面的因素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可是，一审法院却以这两个因�
4、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违背审判中立原则，偏袒一审原告，主观臆断，认定事实违背常理且明显错误，责任划分严重歪曲事实、严重不公。
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
1、一审法院违反程序对一审原告逾期增加的诉讼予以审理
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举证期限截止到20**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其应当在这个时间点前提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请求，然而其直到20**年9月30日才提出增加精神损害赔偿和车损赔偿的请求。根据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的规定，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已经逾期，法院应当不予审理。但是，一审法院不仅对其进行了审理，而且判决支持了对方增加的诉讼请求。
2、一审法院违法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于举证期限20**年9月18日届满且一审开庭完毕后向法院提交第二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然而，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的做法违法重新为原告指定举证期限，并将其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认定。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明显偏向于被上诉人。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本次事故发生，余XXX驾驶的货车同样受到损失。其中为修复车辆花去1500元修车费，因事故发生车辆被迫停运期间的停运损失22491元，这些有上诉人提交的养路费、运管费等支付凭据以及账本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规定，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然而一审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断然拒绝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被上诉人系XXX县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实业企业主，而上诉人仅为一货车车主，二者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其他方面比较都差距悬殊。一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肆意作出裁判，让对上诉人承担33万多元的赔偿责任，这不仅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不符，也与法律的规定相违背，更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和风险承受能力对比，是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此致
xxx中级人民法院
一、制作要点：
1、首部。
（1）注明文书名称。
（2）称呼语，即审理本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
（3）前言：简要说明代理律师出庭代理诉讼的合法性、代理权限范围、出庭前准备工作概况。
2、正文。
（1）案件性质和具体案情。
（2）被代理人的诉讼地位。
（3）诉讼程序。
（4）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
（5）被代理人的诉讼请求或对本案争议标的态度。
3、尾部。
（1）代理律师署名；（2）代理词发表日期。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福建平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福安市山中学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了本案的诉讼活动。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代理人就本案的相关事实和适用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归责原则问题
根据《侵权责任法》中有关教育机构责任纠纷的相关规定，其适用对象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原告于本案事故发生时就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故本案应当适用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二、关于本案过错责任的分担问题
（一）原告对其受伤具有完全过错，其全部损害后果应由其承担。
首先，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知道从四米三高度（该高度已经过合议庭的现场勘查得到证实）二楼往下跳至一楼石板材地面可能发生的损害后果，但其却轻信能够避免发生损害，故原告的主观过错显然已经是一个没必要进行争论的事实。
其次，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高三年级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是其应尽的义务。本案证人韩某的证言可以充分地证明，被告学校已经把作息时间表在教室中张贴，且为了学生的安全返家也已经把有关“清校”的安全制度在班级里对学生进行了教育，已经履行了教育责任。然而，原告严重违反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超过“清校”时间滞留学校，其损害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
再次，根据本案证人吴某某的证言，其上楼清校检查至原告班级时只发现教室里只有两位教师和两位女生，原告根本不在教室里（此事实合议庭在现场勘查时根据被告学校的窗户设计情况等也得到证实）。可见，原告在被告学校的作息时间之外擅自脱离被告的监管，其损害后果也应由其自己承担。
最后，原告已经在被告学校学习了近三年之久，其对被告学校的环境已经非常熟悉，被告学校一楼铁门在白天时都没有上锁，此事实所有的被告学校的学生都清楚。被告学校一楼楼梯侧的'铁栅栏内侧宽度为120毫米，原告完全可以通过伸过楼道铁栅栏拉开门闩的方式求得帮助，合议庭在现场勘查时也已亲身试验过，哪怕是低年级学生也完全够得着门闩，更何况原告是一个身高一米七多得成年人。根据合议庭现场勘查时核实监控录像的结论，原告在下楼时，只是发现门已关着就立即回头上楼，根本没有检查铁门的实际情况。可见，原告因自己的粗心和疏忽，导致了本案损害的发生，其责任也应由其自己承担。
（二）本案被告主观没有过错，行为并无不当，故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首先，《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 （一）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 （二）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三）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四）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该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是相一致的。就本案而言，原告的伤害系放学并清校之后发生，而且被告学校已经按照规章制度履行了管理和教育职责，其行为并无不当。故根据上述规定，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根据本案证人吴某某的证言，被告学校有两位保安轮岗值班，值班保安实在另一位保安上岗后才去吃午饭，所以根本不存在原告有在二楼呼叫的事实。就算原告有在二楼呼叫，但因该地点距离保安室距离太远，保安根本无法听到，这也是原告自己的过错。
再次，退一万步，被告学校在作息时间之外闩上教学楼铁门，关闭学校大门，这也是被告学校履行正常管理职责，没有任何过错。本案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原告自己违反学校管理制度并脱离学校的管理所造成，故其损害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
三、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金额均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1、原告主张九级伤残的残疾赔偿金没有依据。
被答辩人所有病材料上均诊断其损伤为“L2椎体骨折”，但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却没有依据地擅自变更为“L2椎体粉碎性骨折”，并由此鉴定为九级伤残。显然，该鉴定意见有悖客观、真实原则，不值得采信。尽管合议庭在庭审时认为，“爆裂性骨折”即为“粉碎性骨折”，但被告认为两者还是由本质的区别的。而且，请求重新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故此，被告保留其在举证期限内已向合议庭申请对原告的伤残等级重新鉴定的权利。
2、原告主张的营养费、精神抚慰金明显过高。
3、原告主张的后续治疗费并没有实际发生，应当待实际发生另行起诉。
4、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有实际发生交通费，故该请求没有依据。
以上代理意见恳请法庭采纳！
谢谢审判长！
代理人：福建平达律师事务所
兰细贤 律师
月 日
审判长，二位审判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辽宁汇铎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贾一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为履行我的代理职责，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对认定事实的意见
通过法庭调�
事故发生后，A县交通管理大队对该事故进行了立案调查，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责任认定是：被告负此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二、对采信证据的意见
认定上述事实，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这些证明材料，能够相互认证，形成一个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的完整的证据体系。
书证1、《事故认定书》，能够证明A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对该事故的责任认定是：“A县公路管理段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的事实。
2、书证《常住人口登记卡》，能够证明贾副是1958年3月23日出生及其是农业家庭户口的事实。
3、书证《常住人口登记卡》，能够证明原告贾一与贾副是父子关系的事实。
4、书证《死亡医学证明书》，能够证明贾副于年10月12日死亡的事实。
5、书证《收据》，能够证明原告贾一支付了15415.34元抢救费的。事实。
6、书证《明细表》，能够证明贾副在B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用药明细及金额的事实。
7、书证《规定的警示标识》，能够证明“前方施工”标志有国家标准，被告放置的施工标志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事实。
三、对举证责任的意见
是否设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未能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视为其举证不能。
四、对适用法律的意见
1、被告的施�
根据庭审情况得知：被告没有向法庭举示该工程经过道路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的依据。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第三十二条关于“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的规定，被告的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四条关于“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的行为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被告未在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安全距离”是指车辆以一定速度行驶时，汽车驾驶员从发现情况、做出判断、采取制动措施到车辆完全停止所必须行驶的路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关于“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道路养护施工单位在道路上进行养护、维修时，应当按照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规定。
施工作业单位必须在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是考虑到当车辆在道路上快速行驶时，尤其是在公路上行驶，如果施工不提前预先告示车辆驾驶员道路状况，警告他们采取预防措施，就可能发生交通事故。
A县公路段作为事故发生路段的施工单位，占用公路道路施工，未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规定设置明显的道路施工标志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致使原告父亲不能及时辨别路况而发生事故，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
第二款规定：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的规定，国家标准的规定设置道路施工标志是保障道路施工时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的必然要求，在公路这样具有特殊危险性的公共环境下施工，更需要在符合安全距离的前提下，规范地设置安全标志，给车辆以足够的了望、减速距离，才能正确引导车辆通行，避免因道路维护而发生交通事故。
我们相信，承包人丙能在距离施工地点来车方向1KM处开始设置标志施工标志，原告父亲会提前做出减速的反应，就不至于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故。我们有理由认为：承包人丙在施工现场设置道路施工标志不当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的原因，理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
五、对如何判决的意见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被告丙作为A县公路管理段连鞍线公路施工承包人，在施工中应对施工地段未妥善管理，因此应承担责任。
被告A县公路管理段作为公路管理机构和发包单位，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有权检查、制止各种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多路上的障碍物未及时清理，未尽到管理责任，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采纳。
我依法接受上诉人王洪的委托担任其二审的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一审判决书、上诉人王洪的上诉请求和二审的庭审调查情况，主要针对一审判决适用法律的错误和二审应如何适用法律提出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概括起来讲，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不但违背宪法有关规定，而且严重违背有关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并错误地适用了有关法律。二审应正确适用《宪法》第35条、《消法》第2条、第1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6号）》第九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王洪的上诉请求，重新作出正确的判决。
一、本案是二审，应注意上诉审的审判特点和要求，并依法适用有关对上诉审程序要求的法律。
上诉审程序是基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而启动的。上诉人的直接要求表现为请求二审法院审查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所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并依法请求撤消或者变更一审的判决。二审程序的具体任务侧重于检查、监督一审法院的审判工作。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14号）中“关于第二审程序中的有关问题”，第三十五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在判决中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侵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不受上诉的审理范围的限制。”第三十六规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第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
也就是说，因为本案只有原审被告上诉，原审原告没有上诉，依法本案二审只应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而对于被上诉人恒升公司提出的要求变更或补充一审判决内容的，无论是事实方面还是适用法律方面，二审法院不予审查。
因此，对于被上诉人恒升公司在本案二审中新提出的证据，包括其证据13、证据14，以及开庭前又刚刚提交的两份公证书，既在一审时没有作为证据使用，一审判决书也没有涉及，而且又没有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项的范围，依法在二审时既不需要质证，法庭也不应采信。
二、一审判决中适用法律的错误及其原因
（一）、一审判决违背了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的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 权威。不但任何其他法律不能与宪法抵触，而且司法过程中特别是在司法判决适用法律中同样应该首先遵照宪法、适用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于一个具体案件，在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或即使有规定却与宪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法官在判决中适用法律时，应该首先适用宪法，而且应该宏扬宪法精神。纵观当今世界，那些具有深远影响甚至名垂青史的司法判决，都是十分注重适用宪法规定和宏扬宪法精神的。可以肯定地说，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涌现出一批不但理论上注重并且在具体的司法判决中能够适用宪法规定、宏扬宪法精神的伟大法官；也正是这些法官，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中流砥柱！
针对本案，对于在互联网上面言论的问题，没有相关法律进行特殊规定，则应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宪法的言论自由，同样适用于互联网络”。
然而，一审判决明显忽略了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的规定，不但没有按宪法要求保护王洪正常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还在毫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让王洪承担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是明显违宪的，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和正在蔓延。
（二）、一审判决违背了有关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1、一审判决违背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
本案适用法律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在公民、消费者对商家及其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监督、批评、评论权与所谓的商家名誉权发生冲突时，应如何适用法律。
《民法通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也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一般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有关消费者的法律关系、相对于《民法通则》来讲，消法属于特殊法。同样，相对于《民法通则》第120条关于公民、法人的名誉权等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26号）》属于名誉权侵权责任认定方面的特殊法。
本案案由是名誉权侵权纠纷，所针对的事项是王洪及两家新闻媒体的言论是否侵犯恒升的名誉权。根据法律适用的原则，毫无疑问，应该优先适用相关的特殊法，而不是适用一般法。因此，一审判决仅仅适用《民法通则》第120条，没有适用消法第15条和最高院有关名誉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是错误的。
2、一审判决违背了侵权损害赔偿应遵循的“因果关系原则”。
根据民法侵权损害赔偿原理，在过错责任中，应以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即损害事实必须与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一审判决中认定的被上诉人退货损失的原因是因为“王洪事件”，而我们知道“王洪事件”的主角之一恰恰是被上诉人恒升公司。从证据反映的事实和法律逻辑上讲，“王洪事件”不等于王洪侵权行为；如果说“王洪事件”带来了退货损失，也不应仅仅由王洪承担，而恒升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十分明显，一审判决王洪等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的退货损失是违背民法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的“因果关系原则”的，是错误的。
3、一审判决违背了“民事判决应该明确和具有可执行性”的原则
一审判决要求：“一、王洪停止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北京恒升远东电子计算机集团名誉权的侵害、删除全部主页内容，注销网址以及主页有链接的镜像域名，在新浪网、网易等中文站点刊登向北京恒升远东电子计算机集团致歉的声明，声明须经本院审查许可……”。判决中的“等”字，既不明确，也不具有可执行性。如果我 例如，一审判决违背“司法的说理原则”，一审判决中有许多结论性语言，却毫不说理；一审判决违背“证据采信的相关原则”，对上诉人举出的依法应予采信的大量证据既不采信，也不说明原因，一审判决才真正是不够“客观全面”。
法律是严肃的，司法判决更应该是严肃的，司法判决应该明确和具有可执行性。即使我们抛开一审判决其他方方面面的错误，仅判决中的一个“等”字，依法也足够使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中的具体错误
1、一审判决认定王洪不是消费者，是明显地适用消法错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规定十分明确地界定了消费者的概念，即要求在目的上是“为生活消费需要”，在行为上包括三个方面：（1）、购买商品，（2）、使用商品，（3）、接受服务。该规定采用立法中常用的列举式描述，并用了“或者”这样十分明确的连词，含义十分清楚明确，不需要法官也不允许法官对消费者有其他解释。
一审判决认为：“由于王洪并非该笔记本电脑的购买者，其不是恒升集团商品的消费者”。且不论事实并非如此，仅从法律上讲这是公然和明显地在违背消法对消费者的规定，不但错误适用法律，而且是对法律的曲解。我们知道，只有当法律规定不明确时，“法有二解”时，才允许法官解释；而且，根据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司法中有权解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而不是个别法官。
按一审判决逻辑，你不是商品的购买者，你就不是该商品的消费者，这是对消法第二条规定的公然曲解。而且，按此逻辑，也十分明显地违背生活中最基本的常识和公理。例如，一个人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年迈体弱的双亲，他去商场为孩子买奶粉、为双亲买营养品，是他交的款，孩子和双亲根本没有来商场，但他们虽然不是购买者，却是实际的“使用者”。难道，按一审判决的逻辑，孩子不是奶粉的消费者吗？双亲不是该营养品的消费者吗？难道说，因为总是有些人无法或没有亲自购买商品或亲自交款就被排除在消费者的范围之外吗？
2、一审判决要求消费者履行“客观全面介绍商家对产品售后服务的过程”是明显地错误适用消法。
一审判决认定王洪的《过程》一文“未能客观全面的介绍恒升集团对其产品售后服务的过程，并使用了侮辱性语言”。关于一审判决对《过程》一文事实认定的错误已经由另一位代理人进行了详细论述，这里着重谈其法律适用的错误。通览《民法通则》、《消法》和其他法律，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个消费者要承担客观全面介绍商家对产品售后服务过程的义务。而且，根据《消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以及《消法》第十七条和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因此，承担“客观全面”介绍有关情况义务的是做为经营者的被上诉人，而非消费者王洪。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时混淆颠倒了权利义务的主体。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对撰写批评文章者的要求是“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而非一审判决要求的、难以判定的“客观全面”，一审判决因此认定《过程》一文失实和侵犯恒升名誉权不但是于法无据，而且是于法相对。
3、一审判决认定王洪构成对恒升集团名誉权的侵害，是对有关名誉权侵害法律的错误适用。
一审判决认定：王洪在国际互联网络上设立名称为“声讨恒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个人主页，张贴《过程》一文，该文未能客观全面的介绍恒升集团对其产品售后服务的过程，并使用了侮辱性语言。由于王洪并非该笔记本电脑的购买者，其不是恒升集团商品的消费者，其在网上发表文章介绍其“上大当”的行为，并称“为了让恒升的垃圾品不继续在中国倾销，请网友们帮助到其他的BBS上面去”，王洪在其主页上开设留言板，收有大量侮辱恒升集团的文字，其行为足以造成恒升集团的名誉的社会评价降低，故王洪已构成对恒升集团名誉权的侵害。法人享有就其自身属性及价值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故王洪应立即停止在国际互联网上对恒升集团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开设的侵害恒升集团名誉的主页删除，注销与主页有链接的镜像域名，并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向恒升集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从以上判决内容可以看出，一审判决的要点是：（1）王洪不是消费者，（2）《过程》一文不够“客观全面”、“使用了侮辱性语言”，（3）“王洪在其主页上开设留言板，收有大量侮辱恒升集团的文字”， 因此认为“王洪已构成对恒升集团名誉权的侵害”。该判决关于事实认定方面已经在庭审调查质证中被充分地证明是错误的，并由代理人陈志华律师作了详细论述。关于适用法律方面，也同样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消法》第15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第17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王洪作为消费者享有批评、评论恒升产品的监督权利。《过程》一文除了如实介绍截止发表该文时止自己购买、使用和维修恒升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之外，还针对恒升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情况，进行了批评和评论。
从法律适用来看，“恒升的垃圾品”作为一种评论，是王洪基于自己使用、维修恒升笔记本的经历事实而发出的个人评价。与《过程》一文整个篇幅比较，并联系上下文，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名消费者不满其使用的商品及其售后服务而发出的正常的批评。无论如何不应把正常的批评与“侮辱”相混淆。就如同朱镕基总理痛恨和批评不合格工程是“豆腐渣”工程一样，不能把这种正常的批评错误当作是名誉侵权。一审判决认为消费者的批评“使用了侮辱性语言”，不但是把消费者对事实的陈述与其对商家及其产品的批评混为一谈，而且根本没有注意到消法对消费者监督权的保护和对经营者接受消费者监督的义务的设定。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26号）》第九条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诽谤、诋毁”都要求捏造事实，故意毁谤他人，而王洪只是批评恒升产品质量，没有虚构、捏造任何事实，依据以上司法解释根本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3）事实上，王洪既没有开设留言板，更不是“收有大量侮辱恒升集团的文字”，而只是其主页有指向BBS的超链接，即仅仅指出了一个地址。一审判决要求王洪，对他人在并非王洪主页部分的留言板上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既与事实不符，更是毫无法律依据。我们不能要求《人民日报》为其开辟的“强国论坛”BBS上的言论负责，又怎么能够要求王洪为其仅仅指出一个链接而对该链接地址上的言论负责呢？互联网络中进行超链接，与传统的为侵权提供一种必备条件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网络具有交互性、实时性等技术特点，提供链接本身就是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即使参照其他国家做法，也是采取过错责任原则。BBS管理者和链接责任严格化是不合理的，也是有违国际趋势的。总之，仅
4、一审判决王洪承担恒升的退货利润损失，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
因为：（1）退一步讲，假使王洪构成对恒升名誉权的侵害，那么他也只能依法承担他的侵害的赔偿责任，即法律明确规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应该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从二审调查和质证看来，恒升的退货利润损失与王洪的侵权行为没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26号）》第十条规定：“因名誉权受到侵害使生产、经营、销售遭受损失予以赔偿的范围和数额，可以按照确因侵权而造成客户退货、解除合同等损失程度来适当确定”。由此可见，法律对侵权损害赔偿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法律要求损害赔偿与侵权行为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每个人只能对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从商业和市场的惯例和常识，我们知道：恒升的代理商的退货既是商业中的极其正常的现象，更与所谓的王洪侵权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针对本案，在进行因果关系判断时，我们应至少考虑以下五个因素：（1）、王洪网上的言论，一篇《过程》的文章，到底对恒升的销售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必须注意到上网的人数问题、上网的人对待网上文章信任态度的问题，必须区分王洪网上言论的后果与现实中“王洪事件”的区别；（2）、电脑产品销售下降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王洪的网上言论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影响销售的唯一和主要的因素；（3）、作为常识，电脑硬件产品的销售利润就是5%左右，而恒升审计的结果其利润为11？70%，已经远远高于正常利润，即王洪的网上言论根本没有对恒升的销售造成什么不良影响；（4）、恒升所谓的损失是四家公司的退货。证据表明：所有退货均是以“恒升笔记本电脑退货单”的形式作出的，该退货单明确注明：“本单具有合同和评审的效力”。也就是说，四家公司的退货属于一种合同行为，是恒升同意的结果；而且在退货原因中仅仅提到由于“王洪事件”，“不能完成预定销售指标”；还需要注意的仅仅是四家公司的退货，且从时间上看，在退货的同时也在订货，即退货、订货是交错进行的；四家公司的退货证据还是孤证，没有用户的退货、退货运输凭证等证据相佐证。现实中，这是商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5）从法院委托会计计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的恒升损益表看出：恒升一年的利润才仅仅8万4千多元人民币，而一审判决要求王洪等赔偿恒升100万元的巨额利润损失，相当于恒升近的利润。
由此看出，在所谓的损害与王洪网上言论之间根本没有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在于法无据的前提下作出的多么显失公平的赔偿判决啊！
三、本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建议
本案应正确适用《宪法》第35条、《消法》第2条、第1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1998〕26号）》第九条、第十条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代理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但违背宪法规定，严重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错误地适用了有关法律。二审依法应予改判。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建议二审法官在依法解决纠纷、维护本案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能够从更高的角度，使本案的终审判决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从权利冲突来看，本案表面上直接涉及到商家名誉权、消费者批评权和新闻媒体报道监督权的协调和平衡；如果把互联网也归入媒体的话，则本案表现为人格权与舆论监督权的冲突；甚至从更高的层面上，本案表现为数字网络环境下，如何体现言论自由的宪法问题。
从判决影响的利益主体来看，除了消费者、媒体和传统产业商之外，更表现为对信息产业（IT）特别是有关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发展的影响。从价值取向来看，一审法官认为，“近年来个人名誉权逐步得到重视，但法人名誉权相对被忽视了。实际上，法人名誉权被侵害，其损失往往更大。因而判王洪个人赔偿50万，相信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惩戒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当前的中国现实环境下，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费者同销售者、生产者的地位是不对称的，无论在信息上、力量上还是法律的帮助上，孤军奋战的消费者在庞大的现代企业面前常常是无助和无奈的，消费者是明显的弱者。在处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时，司法必须充分适用消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不仅是适用法律的要求，更是严峻现实的要求。而且，即使从经济角度考虑，也不应单单考虑因消费者的投诉造成一个商家的损失，而更应从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的正面作用来考虑。商家与消费者比较，商家名誉权应极度弱化。这既是消费者时代的要求，也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必须意识到，在法律强化对人格权保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舆论监督权的行使，而在二者冲突需要协调和倾斜时，法律更应该向舆论监督权倾斜，诚如有的法学家所言：“这不仅是因为多年来舆论监督太薄弱，还在于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舆论监督了。只有阳光才是真正的防腐剂，在惩治腐败中太需要这种社会良心了”。
总之，考虑各个主体和各方面的利益，一个司法判决不但应是个案纠纷的解决、表面的直接的主体利益的救济和均衡，更应该注意一个判决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对背后的主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强调科教兴国、信息技术产业化的时代，最小设定信息产业发展障碍，维护消费者对企业的批评权利，实际上不但体现了表达自由的宪法精神和互联网发展的科学精神，还将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并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后，我想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中的一句话作为我的代理词的结束语：“司法中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正如所罗门说，正义之人在恶人面前败诉好象赴浑之泉，弄浊之井”。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概念
代理词是诉讼代理人（律师、法律工作者、公民）在庭审过程中独自使用的非正式文书，代理词最重要的部分是质证和辩论，质证和辩论是诉讼代理人多年的心得。一宗案件的代理词通常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来完成。
格式
相对于其他诉讼文书，代理词的写法比较灵活，并没有统一的格式，大体上仍然是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首部、尾部的写法与辩护词大体相同。下面主要介绍代理词正文的写作要求。
注意事项
撰写代理词正文，应当着重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抓住争执点，鲜明地提出代理意见，并围绕这一观点从多角度、多侧面展开论证。要从事实、证据、法理、逻辑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第二，立足于事实和法律，针对实质性委托，进行准确、详尽而深入的剖析，支持其诉讼请求。
第三，代理词应当随着诉讼进程不断修改、充实和完善，注意及时吸收新出现的情况，弥补庭审过程中的漏洞。
第四，代理词的语言应当生动、简练、论点明确，逻辑性强；客观、全面，重点突出；通俗易懂，用词恰当，又留有余地。
组成部分
代理词无法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体通用的文章结构，一般的代理词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首部
每一份代理词都应有一个确切的标题，标题应反映案件性质和所代理的当事人在案中的地位，例如“民事原告诉讼代理词”等，使听众一开始就了解代理词的性质。因为代理词是一种讲演辞，主要向合议庭陈述，因此开头的习惯称呼语是：“审判长、审判员：”
二、序言
序言亦即开场白，要尽量简洁，重点在代理意见部分。序言包括：
⒈说明代理人出庭的合法性，概述接受委托和受指派，担任本案当事人哪一方面的代理人；
⒉说明代理人接受代理后进行工作的'情况，即在出庭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如查阅案卷、调查了解案情等；
⒊表明代理人对本案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不说。如系上诉案件，则要说明对一审判决的看法和意见。
三、正文
正文是代理词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应根据具体案情、被代理人所处的诉讼地位、诉讼目的和请求以及被代理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等因素来确定其内容。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依据事实和法律，陈述并论证被代理人提供的事实与理由成立，从而支持其主张和请求，同时揭示、驳斥对方的错误。代理意见通常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等几方面或其中一、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般地讲，代理意见的内容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
⒈陈述纠纷事实，提出有关证据，反驳对方不实之处；
⒉对纠纷的主要情节，形成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进行分析，以分清是非，明确责任，认定性质；
⒊阐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当事人彼此之间互相谅解，把权利和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
⒋提出对纠纷解决的办法和意见。这部分内容既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⒌如系二审，还应对原判决进行评论，提出要求和意见。 这部分内容，要从具体案情出发，抓住本案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阐明几个问题，为解决纠纷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意见、办法和要求，使案件得到正确、合法、及时的处理。
四、结束语
本部分是归纳全文的结论性见解和具体主� 要求要言不烦、简洁明了，使听众对整个代理词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代理人具名和注明日期。 代理词在写法上应注意以下问题：
⒈代理词主要用证明的方法来写，对错误的观点有时也可以进行必要的驳斥，用反驳的方法来写，但通常是把正面说理与反面驳斥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正面说理为主，或两种方法兼而有之。
⒉代理词必须在熟悉案情，了解真相，掌握材料基础上动笔制作，这样才能对案件了如指掌，才能在法庭上立于不败之地。
⒊代理记号要尊重事实、忠于法律，对纠纷事实和证据进行透彻的分析论证。不能歪曲事实和法律，强词夺理，向法庭提出无理要求。
⒋代理词所提意见要切合实际，掌握分寸；要以理服人，体现出解决问题诚意；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措词恳切，语气平和，这样才能为对方当事人和法庭所接受。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民事诉讼法》58条之规定，我受本案被上诉人XXX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一审判决书、上诉人李耕涛的上诉请求和二审的庭审调查情况，提出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一、双方当事人存在事实的合同关系，上诉人李耕涛提出他与被上诉人韩永峰没有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合同依据、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
上诉人李耕涛在20**年10月20日和黄玉明签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当时被上诉人是在黄玉明手下干活，20**年11月5日，黄玉明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韩永峰，合同书上有黄玉明的签字，虽然没有李耕涛的签字，但上诉人李耕涛却在20**年11月到20**年5月间陆续付劳务报酬给被上诉人，足以说明上诉人李耕涛已默认了合同的转让，现上诉人李耕涛在上诉状中称他和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及黄玉明的行为严重违法，造成上诉人损失巨大是不成立的。因为造成合同没有顺利履行完毕的责任在于上诉人李耕涛的违约。
合同转让后，被上诉人领着50多个农民工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完成了工程的地基和1—5层的施工任务，但到了20**年5月28号，上诉人迟迟不支付被上诉人工钱达十多万，在被上诉人垫付了一部分资金后，因资金严重短缺无奈只有解散工人，临解散前，把已完成的工程的垃圾全部清扫干净，开始向上诉人李耕涛索要劳务报酬。在李耕涛与黄玉明签定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书中第5条双方已约定，如款不按合同支付，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所以本案中因合同没有顺利履行完毕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上诉人自己承担。在上诉状中，李耕涛声称是因为被上诉人及黄玉明的行为严重违法造成他的巨大损失是不成立的，对于上诉人李耕涛的损失由他自己承担。
三、上诉人称他已将黄玉明所签合同中已完成工程款支付完毕，不欠被上诉人劳务费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一审中，我们已向审判庭呈递了37份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李耕涛拖欠被上诉人韩永峰主体工程款和基础工程款共计14.955209万元。而且大部分证据已经被一审认定。
四、上诉人称在原审中他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与黄玉明共同完成的工程中大部分没有根本完工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为上诉人虽然在一审中提供了23份证据，对于这23份证据，除了几份证据是真实的，但与上诉人无关外，对其他的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表示怀疑。因此，上诉人称原审法院在计算时应相应减去且称原审法院的计算方法与事实不符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五、因上诉人的违约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上诉人的违约，没有及时支付被上诉人劳务报酬，给被上诉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从20**年6月至今，从20**年6月至今，被上诉人奔走在太康和周口以及劳动局、市建委、法院等有关部门之间，周口市劳动局和市建委都有被上诉人的投诉记录。被上诉人来往周口--太康22次，单程15元，往返车票一次30元，共660元；在周口共呆了40天，即使按最低的标准：住宿20元/天，餐饮10元/天，共1200元；市内交通：10元/天，共400元；通信费8个月：30元/月，共240元；误工费9600元，也是按最低的收入40元/天，又除去11月份和春节的2月份，这笔支出已经远远超出了1万，所以，向上诉人索要1万元的经济损失并不为过，对于这些开支，因为每次来周口住的都是最廉价的旅馆、吃的也是最廉价的地摊，所以缺乏相应的收据，但这些损失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对于因上诉人的违约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恳请合议庭给予支持。
六、要求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整个过程都是因为上诉人的违约才导致今天再次走向法庭，所以要求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双方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正当、及时的履行双方的义务。从**年6月至今，被上诉人奔走在太康和周口以及劳动局、市建委等有关部门之间，多次索要未果，万般无奈才起诉到川汇区人民法院，以期法院能给自己一个公正的判决。庆幸的是一审法院已经根据法律和事实做了一个较为公正的判决。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主体工程劳务费及砌围墙工资共计13.56905万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请求法院给予维持；另外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1万元经济损失的请求。
一个司法判决不但应是个案纠纷的解决和主体利益的救济和均衡，更应该注意一个判决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对背后的主体以及社会和谐的影响。上一次人大会议代表曾提议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从根本上为农民工依法维权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建议，国家应为一亿农民工设立“拖欠劳动报酬罪”，来加大对恶意欠薪的处罚力度。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全国上下宣传法制理念的今天，竟然发生了本案中上诉人恶意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的事件。更加遗憾的是，错误的制造者不但没有丝毫的歉意，竟然更加肆虐的将法律作为工具向弱势群体施强。
农民工，这 《世界人权宣言》有一句话，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我们应该重视一亿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还他们以真正的公民地位，让他们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诸如住房、上学、就医、养老等等福利待遇。而这一切之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便是能使他们依法取得自己合理的劳动报酬，只有这一条实现了，其它各条才有实现的可能。关心城市农民工，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法律更是最有效的保障，也是最后的防护线。因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回答。
此致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人：焦慧君
**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