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道德困境（10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营销困境和电子商务论文
1、网络经济时期商业企业的营销窘境
企业的商务流动由物流、货泉流和信息流3个首要环节组成，网络时期大环境下，电子商务的主要作用是实现了商业企业信息流的电子化以及网络化。各大商业企业为了适应时期的需要，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商业企业的发展战略，然而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良多不肯定性，易进入营销窘境。从进入时机、逆向选择以及营销方式分析了网络经济时期商业企业的营销窘境。
一。进入时机
良多商业企业认识到网络经济是基于计算机互联网的1种新型经济形态，将计算机互联网络作为1种商务工具率先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在该领域获得领导地位并确立先行优势。后续进入商业企业则处于无奈的地步，花费巨大的代价只能全力防守已经有的市场，很难拓展其品牌优势。对于于率先进入者，必需花费巨大的本钱拓展其品牌优势，然而也不必定能够获得理想的收益，取得大量虔诚顾客。然而后入者也不是没有机会，可以应用本身的技术优势并结合成熟的市场，提供更好的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更多个性化的服务，扭转顾客对于先进入者的品牌的虔诚度。电子商务已经经成为商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不管先进入者以及落后入者，只有通过网络提高服务以及产品的质量，才能确立长远的市场优势。
二。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的是指人们应用信息的不对于称获取利益的1种非正义行动。交易各方因为信息的不肯定以及不对于称，使患上契约的有效性大大折扣，增添交易的费用，严重影响了交易各方经济流动的效力。在网络时期，尽管泛博消费者可以以各种方式了解产品的信息，然而展开电子商务的商业企业具有信息绝对于优势，时常会有良多不法商业企业将网上交易获取的信息发送垃圾电子邮件，有的乃至将获取的信息卖给第3方，如果商业企业对于此反映较慢，将会失去必定数量的用户对于其的`虔诚以及信任，使患上顾客会转移至信用高的商业企业，诚信已经成为泛博商业企业在市场中角逐的首要砝码。三。营销方式目前大多数商业企业的营销方式为价格折扣以及消费积分，只是把电子商务作为1种加强顾客支撑的方式。商业企业试图通过向顾客发放拥有辨认功能的VIP卡博得顾客对于其的虔诚度，然而良多商家普遍的是只认卡不认人，没法体现出“顾客是上帝”的称号，而且获取的积分也很少，容易引起顾客的冲动消费，很难获得顾客的虔诚度。因而商业企业紧靠价格折扣以及消费积分是没法增添顾客的虔诚度的。
2、电子商务流程再造
电子商务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效力、降低交易本钱以及亲密客户瓜葛。其中亲密客户瓜葛已经成为泛博商业企业的制胜之道。电子商务流程再造是为了知足顾客的需乞降市场竞争的需要，应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通过对于商务流程进行从新树立以及设计，实现资源及时准确的同享，降低交易本钱，提高商务流程的效力以及质量。电子商务流程再造是应用信息技术对于提供的技术进行整合以及简化，构建1种反映迅速、面向顾客的新的管理模式。企业电子商务流程再造的核心是对于企业电子商务核心流程的再造立异，主要从下列几方面入手：
(一)考察管理需求点：商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于电子商务流程再造的认可拥有症结意义，他可为流程再造提供资源以及注入热忱，再造参谋可提供胜利再造的经验，推动削减本钱、降低开发周期和提高顾客虔诚度的立异机会；
(二)准肯定位利用电子商务的环境：商业企业应正确分析电子商务的潜力和可行性，选取电子商务的利用环境；
(三)重视流程的具体特征：抉择流程再造应去除了任何有关流程组成的隐约成份，划分流程的定义以及边界；
(四)项目规划的筹备：大致描写项目的请求、预算、进程和目标；
(五)项目再造的流程化：在当真分析现有流程症状的基础上，发展高层次的流程图，分解成多个子流程；
(六)项目规划的补充以及完美：为知足战略目标，整合新的人力资源，对于流程开发方案进行反复设计；
(七)方案设计的开发：充沛施展再造小组的创造性，突破障碍开发，激起新思惟等对于设计方案进行深刻开发；
(八)新流程的设计：在高水准设计阶段，应用类似说明技术，将所选的方案扩大成更细的方案；
(九)人力资源的结构设计：设计能够支撑信息自由交流的人力资源结构；
(一0)电子商务平台的选择：充沛斟酌影响新设计流程的电子商务平台的因素，依据适宜规划、操作本钱、技术可行性和系统的发展等方面选择适合的电子商务平台。
(一一)肯定终究的设计方案：应用选定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及电子商务平台，依据用户的反馈方案肯定终究的设计方案，完成电子商务流程再造。
探讨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论文
在道德层面上给予人们最大程度的自由，把道德择选的权力归还给个人，让道德可以自外在训诫规划，转换成为个人内在的本分，是现代性道德的相同特征同样，这也是现代性自我的一种相同基础价值要求现代性的自我观主要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两者之间都具备一个相同的自我特征，即将自我视为能够和社会角色与社会经验完全地分离，也能够在不参照特殊情境，就可以做出自我的道德判定的一种原子式个体存在。
1.现代性自我的特征
1. 1无负担自我
当漠然状态下的契约关系超过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亲昵及温情，现代性自我挣离了自我这个个体的特定以及标准，具备对善恶、真伪等所有问题的所有抉择权，对此，他们并未对善恶、真伪的判定责任履行基础性义务，而是把此等抉择权视为任性的自由，依靠着自身欲望利用权利，舍弃掉所有他们生活里与之相关的全部义务及责任，转换为无负担性的存在。
1.2主体性自我
在经历了与实体状态分离以后，自我的了解已不再依赖外在的架构，即社会共同体及上帝，而是以独立状态下在宇宙秩序，成为一种他们自己意志中的“实体”。将全部的外在价值都进行疏离之后，现代性自我唯有依赖这个“本我”，建设起“理性的权威”，通过使用理性来破除所有外在束缚，对所有价值展开反思，以此获取自由，从自我立法至自我规定，实体成为主体。
1.3功利性自我
近现代科技与文明创设了十分多样的物质，对人们的`生存方式造成了空前的改变，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人们的全面青睐，人们开始只单纯的关注能够考衡的事物及其技术应用所能够产生的物质成果，而逐渐不去追问其人文意义和目的。
2.道德困境
2.1自我与道德分离
“我”被看作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共同体形式所存在的单一个体这时，“我”在绝对意义上并非是指共同体一员，“我”能够不接收社会或共同体所指定的道德约束道德与不道德，旨全部由“我”意志所决定由于自我责任不需要受到角色责任，也需要受到伦理责任的约束，因此自我能够任意地对自身所“适合”的责任进行择取例如，在五一二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抛去了自我所存在的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背景，完全以自身所谓的自由、理性、情感根据解释自己所需要负担的责任他固然有自己所谓的那一套标准，当然，任一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作为人的道德标准。这便是现代性自我所承认的现代化道德所谓“多元化”。
2.2自我与角色分离
“我”假象成先于一切意志与角色的独立个体，形成了“我”是“我”“角色”是“角色”“我”与“角色”是存在割裂情况的于是，开始假设这个自我个人承担着一种不和所有特指角色完全相关的一种道德责任，也可以说是道德指令即“我”这个个体的责任与角色是无法一概而论的这种状况所致使的结局便是，道德责任的逐渐虚化因为个体和角色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使得自我彻底变为了理论空泛上的最终存在，期间和角色需要密切关联的道德责任对自我来说，通常就止步于这个层面了由于自我这个个体和角色实现分离，众多的角色也因此于自我的视角而言，成为了僵化的存在
3.超越困境
3. 1社群主义的思路
社群主义认为，逃避传统意义上的毫无社会既定的自我，属于当代道德问题最本质的源头，只要脱离了“人之为人”的内心标准，人们必定无法对现代性道德困境留有果决精深的反思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生活于社会共同体里，任何的自我旨属于共同体中的一员，在这其间存在着一样的目标与感性纽带，因此有着“共同的善”。道德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只是属于“自然事件”范畴现代性自我生活在社会中，任一的“自我”都具备相当自主精神而每一个自我中，利用多元化的外在样式进行组织构建成为联合体，道德的目的对他们而言，是应当克服“个体性”，迈向“实体性”的一种努力在传统层面的德性和现代意义的道德困境的对比下，社群主义的学说首先成立于对“个体”的理解背景之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唯有处于社群的关系下，方可谓自我只有在关系网络下，个体方可变为道德的主体自个体的现实世界的实际事实为初始地，社群主义冀望找出“共同体”以让人们拥有相同的目的与价值感
3.2后现代主义思路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道德的质疑及批判，其最初的源始，同样是存在于对现代性自我的关注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自我始于个体身心的决裂以及内在矛盾的与日俱增以该视角而论，后现代主义把其观点汇聚至现代性自我的理性张扬与主体性潜越上，认为这些因素全方位的激发了现代人的欲望，进而对人的“整体性”达到瓦解首先，导致了人在理性和非理性；意志和自然的对立其次，也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和人际的对立故而，需要把自我的“非理性化”与“中心化”进行剔除如此一来，后现代主义便架空了现代性自我的个体层面，完全消灭了自我身份，“我”既不属于自身的中心，同样也不属于共同体的中心，只是单纯的拼凑物而在现代性道德准则下，后现代主义主要朝道德的“一致性”意识进行驳斥后现代主义拥有十分清晰与强硬的边界意识，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能够进行“分化”。
3.3论证现代道德标准
现代的契约主义者始终沿袭着启蒙道德先哲的规划继续前行但和启蒙道德先哲对比，完成两方面的置换：一方面，是把道德之善作为优先条件置换成为正义作为优先条件，另一方面，是把对常规的道德原则的研究置换成为以个人意志择取为基本前提的对于正义原则研究契约论认为，只有选择了相关程序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才会影响判定行为的道德性，故而，本质问题只在于怎样展开选择对此，罗尔斯制订了“无知之幕”这个猜想，当成人们选择的程序正义的前提他认为，倘若某项原则，在我们处于“无知之幕”的形势之下，统一规划地选择了这项原则，那么就可以把这项原则视作道德原则、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本质思路便是，假如可以构建正义的原则以支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现代人就可以越过道德困境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现代性自我所衍生出的道德困境，必然需要重新构建一个现代性自我而重新构建现代性自我，就必然要跳出现代性道德的哲学体系范畴，于各个不同的道德传统中，找寻理论资源及现实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道德传统始终是基础、是前提因为，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它都维续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摘 要：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民的道德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的巨变。现今，中国的道德正在处在滑坡的时期，在道德问题面前，人们在选择时候出现茫然。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诚信与感恩的缺失。作者通过现象看本质，致力于探讨出现道德困境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 道德困境 反思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从孔雀石绿的鱼到红心鸭蛋，三聚氰胺奶粉，发霉馒头，人造鸡蛋，毒胶囊……连食品安全也变得不安全的时候，人拿生命开玩笑，完全漠视生命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相信这个这个社会，相信这个民族吗？面对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的公民一边在网上和报纸上抱怨，骂商家的无良，骂政府的不作为，骂社会的道德滑坡，另一边却毫无所动，一次次原谅和纵容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的公民在面对这个的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循环的怪圈。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呢？
一、道德困境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道德困境的定义杂而乱。第一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一个难题。第二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悖论种的一种。第三种定义是，对一项道德义务的履行就是对另外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第四种定义是，道德困境是道德失范的一种状况。第五种定义是：对道德困境的理解应从道德选择入手，因为道德困境是行为者在做道德选择时才有可能会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这个情境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 面临令人困惑的两者取一的抉择。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道德困境的复杂性。我自己则更多的理解为第五种，面临一种两者取一的抉择。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价值与无价值的、善于非善之间的选择，只要我们有向善的的意识和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就不难作出选择。
二、道德困境的表现
道德困境在存在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抉择当中，有些例子是我们鲜少遇到的。著名的电车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更多时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诚信与利益的抉择
诚信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非常缺失的品德。我们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的诚信，良心通常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丧失。前人常讲一诺千金，但是我们现在签订合同都会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发生。就连我们大学这一方净土也没有放过。现在普遍存在的论文抄袭问题。近年来大学有一股抄袭、剽窃之风，“文章就是搜寻、复制，粘贴”“论文就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东拼西凑”。无数学子把它当作是常识纷纷利用。学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障碍和笼罩在校园象牙塔的阴影。尽管绝大多数同学对于大学校园存在的论文抄袭，剽窃持否定态度，但是同学也表示态度和做法是两码事。
(二)感恩的缺失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就讲究孝道，讲究感恩。现在我们的学校每个学期主题班会都将感恩，但是不知道有谁听得进耳朵。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感动中国的评选活动。为什么要举办，就是生活中缺少，所以才要使劲地挖掘，使劲地宣传。
三、道德困境出现的原因
一个个“我”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的状况如何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组织，政府，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道德困境不是精英分子的事情，不是某个英雄的事情，而是是关每一个公民相关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个人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自我与角色的抽离
当今社会，许多人都认为，“我”就是“我”，“我”是先于一切的角色。我与角色是相抽离的。“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角色”的责任是角色的责任，“我”可以不对“角色”责任负责。这直接导致了责任的推脱与道德的弱化。纵使很多人说我不是，这只是你没有反思而已，你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抽离了角色的我。我们在承担责任是会悄悄地选择一部分，或者选择比较轻易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理由就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们都遵从与内心的本我，追求理想的自我主义，抛弃了角色责任，我们只是随意的依靠自己的理性或者感觉来判断，因此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认为是恰当的责任。
(二)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范跑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一问题，就是在人民的心目中，道德约束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道德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约定俗成的惯例。一旦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就因该受到谴责或者惩罚。我们现在的道德机制都是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与当今社会倡导的公民教育存在着悖论。一旦我们触犯了这个惯例，我们受到的仅仅是舆论的惩罚，或者是其他无关痛痒的小结果。
(三)道德教育的缺失
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人们从熟人社会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人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二是扩展到陌生人。在这样的社会，要使市场交易有序而不乱，就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即共鸣道德。它是用于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公共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应该明确界定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多久不太重视公民道德的建设，市场转型缺乏道德的支撑。虽然我们过去在市场经济是非常提倡，如“大公无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道德困境是一个选择善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已经全面衰落，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全面停滞。这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处于一个阶段的困难期。因此，我们要对道德困境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功利主义的道德困境
昨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友发来了一份投稿，投稿中提到的问题引起了我一些思考。
其实投稿中的情形很接近著名的「电车难题」——一辆有轨电车即将撞死它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如果你按动按扭，电车将驶入备用轨道，撞死那上面的一个人，在这种状况下，你是否就应按动按扭？
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撞死一个人肯定比撞死五个人合算啊，果断按别控制。
别着急，我们来看电车难题的修改版——一辆有轨电车即将撞死它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如果把一大胖子一脚踹进轨道，电车就只会撞死胖子然后停住，这时候你是否就应把胖子踹下去？
再修改一下的话，医院里有六个病人，两个肾衰竭，一个肝衰竭，一个肺衰竭，一个心脏衰竭，还有一个长了脚气，偏偏长脚气这哥们器官移植给谁都不排异，问你该不该把这脚气患者弄死分器官？
这时候功利主义的答案还那么显然正确么？
其实在「分蛋糕」的时候，采取功利主义的「总幸福最大化」是适宜的，但到了「抢蛋糕」这种事上，就是另一码事了，因为我们都没有权力，也不该有权力去伤害无辜者的利益乃至生命。
实际上，在这种状况下，我更加倾向于康德主义的道德观，人应当是我们的目的而非手段，以牺牲别人为手段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我深信，做对正确的事，比做「结果好」的事更为重要。
更何况，即使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很多时候看上去贴合功利主义的行为，最终也是有害的，很多打着「为了大多数人（人民）」旗号的人，最终无非是像FZ里那个蛋疼的轮船问题一样，把他自己之外的人轮流放进「少数人」里损害了一番罢了。
结合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我们就应得出这样一个共识——
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社会，不必须要永远保证我们是多数，但必须要保证，哪怕是少数人，哪怕并不高端，其合法利益也不就应为了给别人让路而被无端损害。
以上，大约就是我对知友投稿的一点思考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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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1.关于品德的议论文3篇
2.读书心得论文3篇
3.道德模范心得体会3篇
4.关于美德的议论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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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近代以前，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经济、政治、教育、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宗教，无不打上道德的印记。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整个封建文化的衰落，传统道德文化也渐见式微和衰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发生了整体性危机。传统的道德哲学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否定，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道德信念；传统的道德秩序也日益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准则的挑战；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道德禁忌，日益受到破除和亵渎。传统道德律令不仅难以成为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成了问题。
传统伦理的蜕变与现代伦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五四”时代人们提出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历史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方面，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会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而立即消亡，即便是表层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发生了变化，而深深积淀在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道德无意识”（道德心态和习惯）却很难一时改变。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建构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新道德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会被历史现成地“给予”，它需要经过现代化过程的再塑造，更主要的是现代道德和伦理精神要真正建立起来，也应像传统道德那样，不仅要建立显性的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而且需要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内化为隐性的道德心态、道德信念和道德美感。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的实质在于:一方面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规范已经解体，另一方面，现代道德体系和伦理原则尚未完整地建构起来；传统伦理已经无力给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意义。现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道德价值上的困境。道德价值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们对高尚的道德行为、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道德理想所产生的“敬意”，对卑下的行为、庸俗的品质、低级的趣味所产生的“耻感”。在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对何者为荣，何者为辱；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为洁，何者为污；何者为美，何者为丑；何者为高尚，何者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人们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原则的判断。而在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那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这种情境使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流荡失据。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不再相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其二，道德选择上的困境。在双重或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下，任何一种活动，一种现象，都会因价值标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价。而评价失范必然导致道德选择迷惘。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或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讥评。这种选择矛盾冲突在今天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人们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们的职业选择、婚姻选择、人际关系选择、行为方式选择、理想人格选择，总难以找到一种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选择失衡使人们普遍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丧失信心和诚心。文化和道德选择仿佛成为钱钟书笔下的那座“围城”，里面的人想爬出来，外面的人想挤进。
其三，各式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非道德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现代变迁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相对松弛，非道德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表现在道德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职业道德松驰和行业不正之风泛滥，以权谋私、以职谋利；商业活动中的见利忘义和以坑、蒙、拐、骗获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家庭婚烟方面的“第三者现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
甚至许多在新中国本来已经绝迹的罪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给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带来严重危害。
其四，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低效，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社会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舆论监督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做好道德导向，宣扬具有时代精神文明价值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批评和谴责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阻碍现代化建设的非道德行为，批判与时代精神和现代文明价值相背反的封建道德遗毒，批判腐朽颓废的道德虚无主义。良知自律是道德主体的自我监督。它能通过自我反省、自我评价来净化人格心灵，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从而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需要。然而，由于我们面临着道德价值观上的新旧交替，执行着双重的价值标准，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会道德控制系统无法发挥其职能。人们做了正义牺牲和奉献，却得不到社会赞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惭愧。这是今日中国人无法解脱的又一道德困境。
其五，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验本质。要使人类养成高尚优美的人格，离不开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关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和形成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在道德价值整合度极高的传统社会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个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保证了传统道德教育的成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双重价值标准并存，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对道德教育产生排拒和抵触。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
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困境，妨碍着21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序发展。道德价值新旧交叉造成现代人的价值紊乱和道德选择上的迷惑，人们无法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圆满的“善”。21世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而且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重建与现代化目标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
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面临的道德选择的必然趋向。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应是对现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和时代主题的把握。现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因此，我们的道德选择，我们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须始终把握住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确立现代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并能促进其发展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基础原则应是:(1)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的统一；(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准则的道德规范体系；(3)事业上崇尚竞争，和生活上相互理解、支持和宽容；(4)尊重自我，理解他人，个人生活的多样性与社会团体生活同一性相结合；(5)外在的实用功利性与内在的道义圆满性相结合。这五项原则是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现代中国人渴望走出道德困境的要求相吻合的。
建设中国道德文化的伦理精神，必须牢固把握现代价值目标，服务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建设中国的现代道德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认真的清理和批判继承。取传统精华而用之，弃传统糟粕而废之。在重建现代伦理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反省传统的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弘扬这一方面。在现代价值理想的导引下，让传统美德为现代生活服务，这同样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
建设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伦理精神，还需要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人改造和适应着环境，环境也影响和改造着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文化，离不开优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尽可能成为中国养成良好道德风尚的外因。只要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有序，民主法制日益严整完备，社会教育日益发达合理，我们就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伦理精神，与此同时，我们将逐步摆脱困惑和迷失，走出道德困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人民物质需求获得极大满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却层出不穷，中国社会道德正在遭遇改革的“阵痛”。
关键词：“扶不扶”;社会道德；道德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社会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现实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社会道德领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毒奶粉”、“小悦悦”事件、“潜规则”、“学术不端”等一系列道德失范问题。
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典型――“扶不扶”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扶不扶》着实火了一把，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直指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路遇摔倒老人，扶还是不扶？
早在小品《扶不扶》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开始关注“扶不扶”问题，“彭宇案”的发生如蝴蝶效应般扩散开来，此后“许云鹤”“殷红彬”等案件的发生使社会更加关注此问题，诸多因搀扶摔倒老人而被讹诈以及遇到老人倒地围观不救等新闻屡见报端。8月，上海一名老人倒地，围观路人无人敢扶，引来过路外国女子大骂；6月，四川三名小学生扶起摔倒老人被讹，最终诬陷者遭刑拘；20广东一男子因扶摔倒老人被讹诈，选择以死证明清白；2月，浙江一名老人摔倒在地，23人经过却无一人搀扶，最终导致老人被汽车碾压而死；205月四川一名小学生在扶起倒地老人后，却被诬陷是撞人者，在目击者的证明下才还以清白。
年，四川日报发起“雷锋日・雷锋精神问卷调查”，在“当街遇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跌倒了，你会不会扶？”这一话题网调中，17.88%的网友选择了“少惹麻烦，装作没看见”，36.71%的网友把票投给了“不扶，直接拨打110或120”，45.41%的网友表示会扶起老人。[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会扶起老人的受调查者中，只有9.65%的人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扶起老人，19.94%的人选择找到证人后再去扶起，15.82%则鼓励周围人一起扶起。一个简单的“扶不扶”问题，折射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困境。
二，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成因
社会道德就其意义来说具有三个要素，一是一定社会在其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道德，即具有社会性、过程性；二是为协调各社会群体、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即具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三是道德规范体系、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实践活动的总和，即具有观念形态、实践形态双重特性。[2]
就经济方面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分配方式、公平的竞争方式等关系着人们的道德需求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影响，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为个人、集体的经济行为设定了更为自由的空间，所有经济行为、经济手段都是为自己、自身集团获取更多利益。商品交换活动不再真正遵守价值规律，竞争的方式也不再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再次，市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盲目性、波动性造成众多个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抛弃社会公德。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片面追求效率至上和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民素质等，造成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就社会制度方面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的缺乏，二是现有制度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三是制度更新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制度是道德实践的有力保障，转型期社会制度不完善必定造成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道德失范。
就个人方面来说，一是道德信念的缺失。道德信念是个体对社会道德所倡导的道德理想、道德人格、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正义性深刻而理性的笃信。[3]道德信念缺失，首先是道德主体对某种道德理想目标及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转型时期，不论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是从社会形态、精神状态看，都对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原有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已有的道德理想目标被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时候，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其次，道德情感的冷漠、缺失。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对善恶判断引起的内心体验，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形成的道德倾向性。[4]当道德主体对道德理想目标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时，道德行为处于被迫状态，人们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拜、尊重淡化甚至消失，道德情感也就出现冷漠、缺失状态，道德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如现实生活中，见死不救、见义不为，对社会和他人的冷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等。
二是心理结构失调、主体意识强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让个体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传统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观念、重义轻利的观念、公平观念等受到强烈挑战，人们私欲膨胀；另一方面，利己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强化，过度强调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中心，进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道德失范现象的出现。
三，社会道德困境的解决途径
党的报告指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一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社会道德调控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控方式。一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是一个人整个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在培养个体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方面，起着学校和社会无法起到的奠基作用。二是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首要是必须认识到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加强伦理道德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实践和运用。重视转型期多种文化交融，新旧文化交替下，道德教化对引导受教者和调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重视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加强道德教育除重视实践中的教育活动外，也要对转型时期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样转变引起的新的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寻求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方式。将个体的独特性与终生教育相结合，培养个体自主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让道德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二要完善法制和道德机制。一是道德法制化。就是要把广泛性的基本道德行为列入立法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关系中，什么该做而什么不该做，确定为法律条目，使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有权威性。二是道德规范化。法律在道德体系中，是保障性的底线，但实践生活中更多的道德行为并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程度，更多的是处于违背道德但不足以法律惩治的位置。这就需要把道德规范融入到行业、地方风俗中去，让道德行为更加明确、准确。其次，运用多角度、多媒介的传播方式，让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更深入、更广泛。三是建设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的法制化、规范化，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这样说，合理、完善的监督机制，为道德法制化、规范化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三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要提升社会道德的水平和实力，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并批判和反思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一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民族的道德修养。它使人们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检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理念。在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树立正确导向、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形成激浊扬清、抑恶扬善的思想道德舆论场，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6](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安微，《老人摔倒扶不扶近五成网友选择“扶”》《四川日报》，2014年3月5日，第008版
[2][3][4]王立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义》，岳麓书社，2014年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月8日
[6]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02期
公共管理困境论文
论文1：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与突围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于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关注。
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并针对公共管理困境，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出路和突围。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突围
自建国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能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公共管理新思维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这场运动中诸多理论和观念，对我国的学术界以及政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非西方学术界的“政府再造”、“摒弃官僚制”等改革政府机构的激动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观念。
目前，公共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已经成为人们发泄不满情绪的众矢之地，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已成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不能够回避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陷于滞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都开始反思其公共管理模式，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蓬勃兴起。
在这场运动中，“摒弃官僚制”成为一个最响亮的口号。
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时期所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还是美国里根时期具有强烈的“新泰勒思想”倾向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都着眼于官僚制本身，而其后历届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思维模式上，基本上都延续了同样的观点。
这些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更新了公共管理的传统观念，对于我国的公共管理，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二、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结构需要不断完善，治理手段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和谐、政治稳定，行政生态环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来是好的。
但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上，还有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在我国的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民主化、法制化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治理主体结构也需要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度还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公共管理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
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治理主体范畴较为宽广，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都被纳入其中，所以，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内部成员能力与素质落后，不适应新时期公共管理，还体现在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有待改进，治理主体之间分工不明确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现实社会发展存在差距。
公共管理技术蕴含着数字治理、风险评估、科学决策等诸多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虽然有许多公共管理技术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在公共管理中，实践手段的单一性，实际作用却差强人意，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困境。
在一些时候，公共管理主体并没有根据社会公众的意愿，采用相应的现代管理技术，进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从“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根据自身管理职能的需要，仍然采用单一、保守的管理手段，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引发信任危机，对公共管理的能力产生质疑。
2.“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中国的官僚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般认为，“世袭官僚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官僚制有着很深的思想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在不同领域的积极介入则趋于更加明显。
在我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密集”的特点比较突出。
然而，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已成为制约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瓶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政府不仅开始关注公务员整体素质，职业精神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影响，还以务实的态度，开始注重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
然而，虽然在公务员管理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先后出来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仍暴露出诸如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如：公务员范围界定问题、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问题；职位分类、公务员考核评估等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就很难走出传统公共管理的困境。
三、我国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公共管理上，我们要加快改进步伐，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协调好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为治理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社会各领域各层次都被纳入治理主体的范畴中，构建协同治理，合作与协商，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体制。
然而，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独大，自上而下式的刚性的治理现象还依然存在，网络化治理手段还不到位，社会组织缺失现象还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因此，在治理方式上，应加快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刚性治理与柔性智力形结合，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协商的必须协商，该政府履行的管理职能的不能缺位。
构建科学化的公共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
对于中国行政改革而言，首先，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官僚制供应不足这一现实。
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僚思想，已经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焦点。
官僚思想不仅影响了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工作造成压力。
官僚思想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官僚制的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走出中国式公共管理的困境，改变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官僚思想作风，一直在做着机构改革的探索。
然而，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多的关注于“精兵简政”，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精简机构和减少工作人员数量上，想通过减少公务员数量，提高工作效能。
但是，在完善政府相关制度，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方面，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虽然进行了几次机构改革，但是，管理效能却没有获得显著提升。
因此，在新常态下，我们要树立公共管理新思维，不断提升公务员素质，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因此，在行政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一致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以人为本，提升公务人员“为人民服务”意识，将“民生”作为公共管理所关注的重点，真心关注国家利益，关注人民利益，在新公共管理的务实探索中，逐步走出中国公共管理困境，构建适合社会思想经济发展的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新格局。
结语：在我国的公共管理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管理效能，构建社会思想核心价值观，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手段创新，提升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浅析网络道德的困境与对策
信息网络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网络道德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冲突，文章通过分析网络道德的。特点，提出了加强网络建设的几项对策。
作 者：李钢 郝淑芹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北京，100876 刊 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TV UNIVERSITY 年，卷(期)： “”(3)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网络道德 困境 对策先锋派以及其困境论文
本文主要探讨历史、先锋派以及困境之间的关系。先锋派的立场是反对历史传统的，同时也反对自身的历史化，从而将时间意识推向极致。这样的结果使先锋派毫无新意可言，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性，并且它的这种姿态被交换原则所容纳而被市场化导致了自身的困境，但先锋派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死亡辩证法，它仍有更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先锋派没有逃脱被历史化的命运，悖论的是，这种历史性是内在于先锋派自身的，历史性因素使得先锋派的产生成为可能，并且一种历史叙事是辨别先锋派作品的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历史化 时间意识 艺术世界 历史定义 历史叙事
我们说到“先锋派”，一般所指的是活跃于20世纪头40年的被称为“历史先锋派”的艺术运动，也可以包括活跃于二战以后被称为“新先锋派”的艺术运动。先锋派的活动跨越六个主要的语言区域，即法、英、德、西、俄、意；它的媒介涵盖文学、视觉艺术、电影、音乐、表演等。因此可以说先锋派构成了差不多整个20世纪前叶的“艺术世界”，并且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站在先锋派的语境中思考艺术，表达艺术的。但“先锋派”概念本身也存在着混淆，尤其在英美批评界更多的是将先锋派归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之下。确实，先锋派正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的：“先锋派实际上从现代传统中借鉴 …了它的所有要素，但同时将它们加以扩大、夸张，将它们置于最出人意料的语境中，往往使它们变得几乎面目全非。”[1](P105)但现代主义明显要温和得多，更具一般性，而先锋派要更加激进，更具破坏力，也更加充满悖论，并将时间意识推向了极致。比如先锋派一词并不经常出现在二战前英语国家最重要的批评家（如里德、巴尔等人）的文章中，因为他们要躲避先锋派一词所带有的破坏意味，而采用更能为富有的及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接受的“现代主义”一词。[2](P126)
一、先锋派的反历史
西方有学者用“leading edge”一词来形容先锋派的时间推进意识，此词意为“翼之前缘”，这正是前进的动力之源，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联系到先锋派艺术家为何拒绝被归类，被规范化，因为他们的立场总是临时性的，一旦确定就急忙抛弃，接着再去探寻新的领域。[3](P4)也正是由于这种时间推进意识导致先锋派激进地反历史。
第一，它反抗历史传统，这尤其可以在达达主义与未来主义的实践中看到。它们激进地反对任何已被固定为文化的历史，反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把传统视为是束缚前进的镣铐，认为必须将之摧毁才能继续前进。比格尔将这种反抗精确地历史化，他在《先锋派理论》一书所讲的“历史先锋派”所反抗的是被体制化了的资产阶级自律性艺术，而希望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当中。[4](P88)破坏自律性艺术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先锋派要把这种美学任务与明确的政治计划结合在一起，他们试图破坏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之上的艺术家与大众、艺术与消费者之间的旧有关系并对之进行重新改造，希望重新将艺术与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改变艺术从而也改变这个被工具理性支配的生活世界。当然这仍是启蒙计划的一部分。与以往的启蒙计划内的艺术运动所不同的是，先锋派的批判不再简单地被归为是对以往特定流派或风格的批判，它的矛头对准的是艺术本身（即自律艺术）。比格尔在他的书中总结了先锋派在三个方面攻击了自律艺术：
首先是先锋派通过在生活实践中扬弃艺术的原则对自律艺术的“无目的之目的”或“无功能之功能”做出回应，这一原则使原先艺术与生活的区分消解了。其次先锋派否定个人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这一观念（当然比格尔认为这种否定并未消除个人的创造性思想）。第三先锋派也试图否定个人接受的范畴。[4](P122-125)
但比格尔并未明确讲到的是先锋派对审美观照的悬置。强调审美、获得审美经验是自律艺术非常强调的艺术功能，而先锋派由于在生活实践中扬弃艺术，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将作品或事件归于审美概念之下，而带给观众更多的则是解释（即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而这一点恰好与先锋派对作品概念的否定联系起来。自律艺术作品是有机的（即整体与部分的统一）、自我圆满的（往往是自我封闭的）。而先锋派的作品是非有机的，它将原先构成有机作品的诸种要素分离出来而将之置于出人意外的语境之中而使人产生一种陌生感与惊讶感。先锋派使用“现成品”，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强调作品的偶然效果，它们期待着更多的解释，而解释将在作品的身份确定中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
先锋派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攻击而颠覆了自律性艺术传统，因此比格尔认为“先锋派对自律性的攻击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结论是不正确的。
第二，先锋派不但反对历史及传统，同时也反对自身的历史化。一些事件与一些运动只有被历史化，我们对它的认识才是可能的，正所谓“盖棺论定”。被历史化也意味着它进入了文化，成为一个文化的概念，这与艺术概念本身是相矛盾的。因此我们看到先锋派在很大程度上拒绝被归类，拒绝重复，拒绝进入学院，拒绝被历史化，拒绝成为一个文化范畴，命名为“先锋派”，正是希望自己能始终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且摧毁所有束缚前进的阻碍。要讲这一点就应该与西方文化中的进步观联系起来，先锋派认为自己代表着先进的方向，它把现在视为是过去的顶点，同时也是为了将来而越来越紧迫的任务。[5]（P117）我觉得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时间意识，在二十世纪的头四十年不断产生出许多不同的强大的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才产生了各种形态各异、接连不断的艺术运动及事件。我同时也认为正是在此时已经形成了后来阿瑟・丹托所描述的“后历史阶段”，在先锋派那里，对手段与方法的选择已不再受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风格，对不同的技巧和手段的认识才成为可能，并且可以按需要而自由地运用所有的艺术手段，艺术家可以看情况今天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明天采用立体主义的手法，也可以采用波普艺术的手法。[6]（P47）后现代主义正是大力发展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这种拒绝被历史化，被文化化，以及那种时间推进的意识，使先锋派采取了一种自杀式的攻击，一方面他们一山还望一山高（这也是“后历史”的体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说先锋派把房子建在了流沙之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变化，一幅画油迹未干就已经过时了，[5]（P117）“每人都能红三分钟”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每人也只能红三分钟。正如我们刚开始就说过的，先锋派就是处在“翼之前缘”的那么一种运动，它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但同时又与那些它所导致的东西做斗争。
从先锋派的反传统与反自身的历史化这两点可以看出它在走向一种全面的虚无主义，这同时也深深伤及了先锋派自身。不承认历史，也就使先锋派对“新”的追求与实验变得没有意义；由于强调不能被归类，作品往往是不可读的，牺牲了艺术的所有交往功能，先锋派仍有维持高级艺术霸权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