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姨小说范文（通用5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小阿姨小说】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童年从未离开普鲁斯特。
童年，也从未远离我。
一 天国的孩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外婆带进鼓浪屿“三一”教堂了。教堂离家很近，步行10分钟，穿过笔山洞，就到了。
去教堂，这是许多鼓浪屿孩子小时候都有的经历。我在还未认得几个字的时候，就已经认得写在教堂读经栏上的“爱，永无止息”。我看得懂，却不明白。正如听台上的牧师布道，每一个字音我都听得懂，可那所有的字音连成一句话时，我却听不明白。
我不喜欢听牧师布道，却喜欢听他唱圣歌，他的嗓音浑厚而嘹亮，那美丽而宁静的歌声，落在我的心里，温暖如冬日的阳光。
临近圣诞节的夜晚，经过教堂时，我时常听见教堂唱诗班成员在练唱。夜幕下的教堂静静伫立，敞开着的门窗透出温暖的光，柔和地向四周的黑夜散漫开去。而教堂里的歌声，循着光，循着风，飘向悠远之处，于是，连远处的黑暗与寒冷，都似乎困顿了，迷惑了，不再气势汹汹，变得温柔敦厚起来了。
教堂的圣咏声就从那时起，不知不觉地藏在我心底，再也跑不走了。这圣咏声陪伴着我，走过童年花开花落的所有景致。欢欣也好，悲苦也好，只要心中的圣咏声响起，我的心里便充满了暖意与喜悦。
外婆说，我所感受的，就是爱。能被爱感动的孩子，都是天国的孩子。
“爱，永无止息。”
时至今日，我依旧执著地想彻底弄明白这句话，依旧执著地想把这句话所带给我的温暖与希望，通过我的文字，传递给孩子们。
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一路牵引我前行的力量，就是我最初看不明白的这句话。
二 音乐刻骨
音乐对我，有不可抗拒的魔力。无论我做什么，倘若有隐隐约约、似曾相似的乐音落入我的耳中，我必屏息聆听。为此，我常走神，在嘈杂的市井之间；在氤氲着咖啡暖香的咖啡厅；在友人相聚，觥筹交错的谈笑之间，我常常突然地安静下来，独自一人，不合时宜地跌入乐音带给我的迷失之中。
家里有架老钢琴，是母亲小时候弹的。
母亲与钢琴家许斐平师从同一位启蒙老师。许斐平的艺术天赋在老师的指导下绽放出绚丽灼目的光芒，这光芒足以令与他一同学琴的孩子惊慌失措、信心崩塌。母亲逃离了天才的光芒，但对音乐的仰视，却永远定格。成为音乐大师的许斐平全世界巡演，而母亲就在鼓浪屿的老屋里，守着她幼年时弹过的钢琴，守着钢琴边眼泪汪汪的我，严格地遵循“音乐不可亵玩”的原则，按照她所认为“正确”的钢琴训练模式，逼我练琴。
倘若母亲没有逼我练琴，也许我的童年会更快乐点，但也许心思会更粗糙，谁知道呢？
音乐用乐音模仿着人的情感，犹如一个绝妙的魅影，它所牵引出的情感体验如此直接地抵达人的心灵。人与音乐的交流在理解之前。音乐超前地让我体验了痛苦、委屈、忧郁、失落等等孩子难以言说，却存在着的负面情感。但与此同时，也超前地让我感受了宽容、怜悯、爱、喜悦等正面的情感。
在我痛恨练琴的枯燥与艰辛时，音乐所营造的广博、神秘、包容万千而变幻莫测的世界也深深吸引着我，令我难以自拔。
为了练好一首曲子，10岁的我曾一天6个小时坐在钢琴前，一次次地确认指尖所弹奏出的音色，我急切而执著地想捉住乐音中转瞬而逝的情感与情绪。然而，音乐之美是没有定势的，钢琴技巧的提高更无止境。对一首曲子的诠释，永远都无法达到完美。这种无限趋近，却永难抵达完美境地的魅惑让我痴迷不已，以至于完全忘了练琴的疲倦、指尖的灼疼。我怀疑自己的唯美性格倾向，就源自于幼年时期的琴童生涯。
外公是我的好听众，他耐心地等我练完琴，便从屋里走出，坐在厅堂一角的沙发上，微笑地看着我，于是，我便默契地弹起外公喜欢的西洋老歌。兴致所至，外公便会用醇厚的男低音，吟唱乐曲的低音部伴唱。外公的音准与乐感极好，无需乐谱，他也能即兴吟唱出低音和声，妥贴而契合，我至今难忘。
三 文字铭心
家里有不少书。书橱里的书摆放得齐齐整整，分门别类，外公还做了许多读书卡片。
我也有许多“书”，那是我看过后，舍不得丢掉的杂志――《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它们进不了大人的书橱，我就把它们堆放在自己床头、床底。“书”越来越多，父亲就为我做了个小书架，漆上了淡蓝颜色，就放在楼梯的拐弯处。那是属于我的小书架啊，看着小书架里满满的书，我的心也充满着快乐。
我练琴时，母亲如果外出，便会叮嘱外婆或小阿姨督促我。她们难得恪尽职守，常常放我独自练习，离得远远的，凭琴声的响弱判断我用功与否。我常拿本书放琴架上，一边把琴弹得震天响，一边起劲地看书。琴架上的书，从《小朋友》开始，到后来放上金庸武侠，放上《福尔摩斯》《聊斋》……
假期是我最快乐的读书时光。母亲从单位图书馆里借来小人书，每次限借十本。我看书的速度飞快，不到三天，便又催着母亲再去借。母亲单位图书馆的小人书被我读遍了，她只好从阁楼里翻出一箱发了黄的旧书给我，全都是大部头的老书，里边没有画，全是字。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看。阁楼箱子里的书太旧了，许多纸页都粘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将纸页剥开，地扬起一团灰。初一时看巴金的《家》，书页的残破令我忍无可忍，便起了雄心，要攒下零花钱，买新书去。积了没多久，我便雄赳赳气昂昂地揣上所有的零用钱，渡海去新华书店买书。一到书店我便傻了眼，书多钱少，不知道该从何挑起。记得买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后，就没多少存粮了，只够买本薄薄的《憩园》。那是第一次掏自己的零用钱买书，爱惜得不得了，还用白色的日历纸给三本书都穿了衣服。
于是，我继续读妈妈给的旧书，读完了《红岩》读《青春之歌》，似懂非懂地。接着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水浒》《三国》看不下去，便又倒回去看《红楼梦》，越看越喜欢，偷偷地把里面的诗词抄下来，学着写诗，写得实在拙劣，被大人们狠狠嘲笑一番，羞愧难当，遂绝了当诗人的梦想。
不写诗歌，但还是想写东西的，就写些零零碎碎的场景片断。不好意思让父母知道，便偷偷地写，快乐无比地进行着我的地下工作。写完后便塞进抽屉里，根本没想到要发表。
未曾料到，若干年后，我竟真的开始写小说了。这一切似乎在冥冥中已有定数，从我幼年翻开的第一本《小朋友》开始……
四 花开荼蘼
老屋院里的人心果树是外公亲手栽的。
四岁时，我来到院中，人心果树比我高不了多少，枝干细细的。
“它比你大一岁。”外公如是说。
“它是我们的树。”我抱着树，对外公说，抬头，看见阳光穿过人心果稀疏的枝桠，上边嫩绿的树叶在阳光下亮晃晃的。
院子里，除了人心果树，还有五色茶花、兰花、美人蕉、玫瑰、万年青……外公种花种树，我帮忙浇水，乐此不疲。
春天到了，我从人民小学放学回家，沿路经过一幢幢老房子。它们的院门大多是敞开的，院内黄色的迎春花、红色的炮仗花、粉色桃花、紫色洋荆、白色栀子……满了我的眼，乱了我的心。有的花美得让我着迷，我便在别人家的院门外踯躅，在偷偷进院摘花与不摘之间，犹豫良久。
我爱那些美丽的花，不愿意它们离开我的视线，更不愿意看见它们残败凋零。我希望它们即使是死亡，也保持着最美的姿态。但对自家院里的花，我却断然不忍下手，我看着它们由蓓蕾初绽到花事繁盛，直至最终的凋零。我无奈地看着它们顺应自然地花开花落。
外公生病了。躺在病榻上的外公孱弱而无助。
“选择手术，有两种结果，一是痊愈，毫无后遗症，二是立刻死亡。”医生说。
家人怎么也不能接受那最坏的50%可能性。于是，外公在生病后，选择保守治疗。他的思维能力并未受到影响，但是语言表达能力却被摧毁了。曾经气宇轩昂、健硕开朗、懂得四国语言外加三种方言的外公，被禁锢在孱弱而静默的身躯里。他坚持练习书写，坚持读书看报，坚持散步，坚持、坚持。他在与疾病抗争中日渐衰弱。漫长而无望的抗争啊。这是一场盛大、寂寞而无畏的消耗，犹如西西弗推石头上山，周而复始。他的抗争，揉疼了我幼小却善感的心，无力为他分担的我，为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而深深悲哀着。
我陪着他，为他弹奏他所喜欢的歌曲。
我陪着他，在他的注视下，为院中他喜爱的花草浇花。
我陪着他，同他去散步，一起看美华海上日落时分的霞光，一点点透过小树林洒在我们身上，染红了我们的脸。
最后一次陪他散步时，他哼起了《平安夜》。他吃力却快乐地发出每个音符，每一个字音。宁静的圣歌被外公唱得充满欢欣。第二天，他便去世了。从厦门大学赶回来的我，看着他依旧安然如生的脸，不敢相信，那么坚强而乐观的生命最终要离开这美丽的人世间了。
而这世间，在他离开后，将依旧美丽着，一如既往。
那晚，天突然凉了下来。风吹着院中的人心果树叶簌啦啦地响。门外的天黑的。我对妈妈说：“我要陪外公，最后一晚上……”厅堂里的灯苍苍地亮着，亮了那么久。
外公离去后的某天，在医院的走道里，我遇见一个老人。他的背影像极了外公，我就那么盯着他看，不希望他回过头来。我情愿让自己相信：是的，他就是外公，他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当亲人离去时，最令人痛彻心髓的，不在于别离瞬间的悲伤，而在于我们对重逢的徒劳期盼，这期盼一次次地提醒着，我们生命中永不可逆的缺失。
哀伤就在那时突然醒过来，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再也没有人在天冷时对我说：“冷啊，要多穿衣……”再也没有人在我考试前用温暖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再也没有人用纯正的美音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再也没有人在我弹琴时用低沉的男低音为我伴唱……
外公去世后不久，我们搬家了，离开了老屋。
园内的花草无人照料，渐渐荒了。
若干年后，人心果树也不在了。
它们，都到另一个世界陪外公去了吧？他和它们，只在我们的世界凋落了，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花事依旧繁盛，无始无终……
五 时光之井
鼓浪屿上的老屋，是我童年的家。
在梦中，它是我永远的家，我从不会走错。
家里的餐桌，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外公与外婆，一首一尾地坐着。我和姐姐，爸爸和妈妈，坐在两旁。
最先离开的是外婆，外婆离开后，她的位置空着。
接着是外公。外公离开后不久，我们离开了老屋。餐桌依旧留在老屋，蒙着灰。空着六个位置。
接着，还是分别。姐姐要离开厦门到深圳去了，姐夫在那里等着她。她拖着行李箱离开家时，我在家门口微笑着，平静地和她说再见。那天，阳光明媚，那么好的阳光啊，一路追逐着她远去的背影。姐姐离开家后的某天，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鼓浪屿的渡口与她道别。
“姐姐别走，姐姐别走。”我抓着她的手，在梦中欷不已。
梦中她的身体几乎全虚化了，就那只手，被我紧紧抓着，不放。
不放的，何止是她的手啊。
记忆深处神秘而凝重的“三一堂”的钟声；美华海上美得令人泪下的落日霞光；从高空决然坠落的血色木棉花；夏日庭院中苍苍月光下静静伫立的人心果树；那台在雪亮的琴灯下，温柔敦厚地吟唱着的老钢琴……
不放，全舍不得放。
我一直记得幼年时，曾和我所写的《锦瑟》里的薇薇一样，长时间地看着老屋里的水井。“阳光仅在暑天午后的某个时刻直射水井，向井底投下绿莹莹的一道光柱。在绿莹莹的光柱下，我可以窥见隐藏在平静水面下崎岖不平的井壁、凹凸起伏的井底。光柱转瞬即逝，井面下的世界倏地隐没，水面平静如镜……大人的世界，于我而言，若那井面下忽隐忽现的世界，若即若离。”
如今我回望童年，发现我从未离开那口时光之井。
井外的我向井下的那个童年世界窥视着，而井下的孩子，在时光的那头，也看着我。
“我在这儿，一直都在，从未远离。”我听见时光那头的孩子笑着说。
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不离不弃，不弃不离……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读来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季羡林传》的作者似乎识破了玄机，说文章是“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巨浪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篇文章的深邃内涵，局外人的确是很难了解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由此可见，当时父亲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有多么严重：对他自己的这一壮举，有多高的评价和自豪。当然，那时父亲只看到悲剧能净化灵魂，并且甘愿做悲剧式的人物，求仁得仁，但他却没想到既然自己制造了这一悲剧，自然也要吞食这一悲剧的后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被迫吞食了自己酿造的苦酒，时间之长竟达十几年。不过后来，在一个不算太晚的时候，阴差阳错，竟然乾坤颠倒，破镜重圆，悲剧谢幕，喜剧重演。这是后话。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是许多好心的读者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在文章的前面，父亲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英国作家啥代在他的小说《还乡》里讲述的故事，老母亲被儿子遗弃；一个则是父亲自己实际上遗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他又通过遗弃别人而达到了成为悲剧性人物的目的。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时，非常劳累、疲惫。
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胀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I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致、敏感而且内向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譬如，一次他自己更换床单，之后颇觉伤感，竟至暗暗流泪，感叹无人关照。实际上，我姐姐经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父亲不让姐姐换，理由是嫌换得过勤会把衣物洗坏了。他常对阿姨说，衣服穿不坏都洗坏了。姐姐自然也常常替叔祖母和母亲更换衣物，父亲就会感到冷淡了自己，心里就不愉快起来。父亲有这种自外于家庭的内心情结，就使他在感情、亲情上很难完全融入家人之中。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
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叔祖母曾私下里对我们说，父亲对外人亲，对家里人冷。我母亲也说，父亲里外不分，对外大方，对家里太抠门。虽然他们对父亲有意见，但真说起来，也不过是一些小恩小怨，他们对父亲绝谈不上有什么大仇大恨；虽然也有大恩大惠的事，可是我们家里人在那些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地支持父亲。譬如他向国家捐献贵重文物、书籍，向家乡捐钱盖小学，向党组织捐稿费等，我们都支持。我们从来没有仇恨过他，甚至连抱怨也没有。我和姐姐私下议论说：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与常人不同。对父亲的这种表现，我们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我和姐姐认为，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没有感情的结果，是可以理解和应该体谅的。
我们因争吵而和解。父亲破天荒地做了自我批评。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母亲还住在××校医院，我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护她。
看来，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遗弃了别人”，从而实现了他做悲剧性人物的宏大愿望。所以，他对这个在“无意中得之”的硕果，真是得意地喜形于色，连呼：“岂不快哉！岂不快哉！”父亲通过遗弃别人，而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事、最勇敢的行动，也是最最超乎父亲性格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绝对难以想象的，如果我的叔祖母、母亲、姐姐在世的话，也一定会认为父亲发了疯。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勇敢的事，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就是他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容忍别人把追随他几十年的秘书李铮排挤走。这是两件绝对超乎父亲寻常的事。他以这两件事“求仁得仁”，他认为他已经实现了成为悲剧人物的幻想了。岂不知，正是这两件事使父亲在以后十几年里受尽了苦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情的现实把他那既悲哀但听起来又颇为浪漫的幻想彻底粉碎。当然，几年后，生活的现实迫使他改弦更张，开始深刻反省事情的原委和后果，总结出做人和人生长路上的极为重要的许多真知灼见，这也许可以说是因祸得福。
但是，若真的谈到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在我们家里岂止父亲一人。可是，为什么他硬要把这顶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又为什么对这顶桂冠如此欣赏？我以为，他给自己戴上这顶桂冠是想说明，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一位弱者，他之所以成了“悲剧性人物”又都是别人造成的，只有他一个人为家庭而牺牲，他的命运最悲惨，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
其实，在我们家，除了他之外，悲剧性的人物很多。叔祖父母是不是悲剧性的人物7父亲的母亲是不是？我母亲是不是？德国的伊姆加德为他终身不嫁是不是？我姐姐是不是？至于我，不敢高攀，不敢附庸风雅。我只敢说，对父亲，对季家，我是仁至义尽的，但决不敢说已经求仁得仁，更何况成仁了，也不敢说我是什么悲剧性的人物。公平地说，我们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悲剧性的成分，至于谁已经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谁要为此负责，我说不好。
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成了悲剧性的人物，而且大发感慨，这本身就是很片面的。就拿母亲来说，如果她有父亲那样的知识水平，她写出来的散文，其悲剧色彩绝不会在父亲之下。而我的姐姐，已经够得上悲剧性的人物了，如果能活到那时，她可能不会去写散文，但肯定早就和父亲摊了牌，结果也会成为被遗弃者（散文《哭婉如》不就遭遗弃了吗？），成为更加悲剧性的人物。
公平地说，季家本来就潜藏着巨大的悲剧性，我们这一家就是悲剧式的一家，这是历史造成的，这是社会的悲剧，不是某个人能担当这一责任的，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某个人的身上，更不要某个人自己宣称独吞了这一苦果。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或者减弱它的悲剧色彩，应该靠大家的努力。在我们家，开始大家都做了努力，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应该说是做到底了，但不幸的是，父亲和我没能坚持到底。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但父亲难道可以辞其咎吗？在这一点上，我和姐姐是不能原谅他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因为他听有人说我造了假账！
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地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作为欧美知名的电影评论媒体，TC Candler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评选出最漂亮的100张面孔。该榜单的标准不同于诸多以性感程度和知名度做参考的美女排行，而是综合了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公众评论等全面因素，并结合能展现尊贵、优雅、使人愉快、希望等特质进行投票并决定的。这一颇具权威的排行榜也代表着入围女星一年之中的全球总体关注度。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讲，朱珠这个名字还有些陌生。她压着“神仙姐姐”和“范爷”的风头，杀进了众人的视线，她的美貌一时间成了最具争议的话题，人们对这个似乎并不太出名的姑娘充满了好奇。“中国最美面孔”背后这个谜一样的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自己争取得来的，才会有满足感
朱珠有着良好的家世。她的爷爷曾经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并且参与组建了中国地对空导弹部队，是一位将军。朱珠的爸爸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人们眼中，美丽的朱珠是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孩，上天似乎格外地偏向于这个姑娘。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家世，造就了朱珠坚持“靠自己”的奋斗法则。
小时候，朱珠的母亲在澳大利亚工作，父亲的工作也特别忙，朱珠几乎是跟着家里的阿姨长大的。她还记得，有一次小阿姨谈恋爱很晚还没回来，她也没带钥匙，就一个人站在路灯下面等，大冬天的冻到很晚。每次学校开家长会，都是父亲公司的会计、前台、秘书、司机去学校给她开家长会。老师有一次问她，朱珠你有几个爸几个妈啊，怎么每次来人都不一样。那时朱珠看小朋友们从家里带饭上学，有红烧肉什么的，她就特别羡慕，当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妈妈能天天在家给她做饭。但长大后的朱珠说，父母虽然忙，但给了她很多的爱，更给了她很多的信任。这样独特的成长经历，让朱珠从小独立性就非常强，也习惯了自己拿主意。
从十几岁朱珠便开始独自旅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旅行的经历对朱珠的成长影响很大，这个姑娘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她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知道，她要什么，她该做什么。
朱珠从小学习钢琴，能歌善舞，英语特别棒，很多人很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时间干这些事，你难道不用补课吗？你难道不用参加高考吗？她会笑着说，这些事我其实都干了，课也补了，高考也考了，只是，我从小到大不爱看电视。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同学们看《还珠格格》，到学校会聊得火热朝天，她感觉有些自卑，因为她不知道这些，插不上嘴。但是她干了一些她想干的事，比如学英语――朱珠的英语水平十分了得，但实际上她从未出国深造过，而是在普通中学里练就了一口标准英文。在中学时候，朱珠的英语成绩十分突出。爱好戏剧的她，曾经担任校英语舞台剧《美女与野兽》的导演、编剧、女主角以及造型指导，该剧获得当年校年度评比的第一名。高中毕业时的朱珠，托福成绩已经达到名校的录取分数线。很多人都觉得，这一定和她家世优越、从小在名校接受优质的教育有关，但实际上，她只是把其他同学看电视的时间用来学英语了。
大学期间的朱珠已经开始兼职小学英语老师，同时，这个擅长英语、喜欢旅行的姑娘，也一点一点地向着另一个世界进发着。从知名杂志的平面模特、编辑到MTV《天籁村》的女主播，她一路走来有着自己的辛酸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她敢于抓住机会的勇气，还有她的野心。
朱珠从不隐瞒自己的野心，“可能我要的很多，我要的是大千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很多美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享受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很多，我喜欢很多我就要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不管是一件衣服也好，还是当主持人的机会，还是唱歌的机会，还有出专辑，还有所有好的东西，都是自己争取得来的，我觉得这样的时候，才会取得满足感，不然你拥有全世界你还是不满足，你还是很孤独。”
带着这样的态度，朱珠有时会有意地拒绝家里的一些“帮助”，外人会不解。但这个北京妞有自己的法则：“我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如果说，我自己再使把劲，就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那为什么不去自己努力呢？假如说我已经用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劲儿了，他们给我用了百分之五，最后大家都会说我是因为他们才拿到这个机会，那我就亏了啊！所以那百分之五的劲儿，一般我就自己使了。”
不走寻常路
从小多才多艺、英语极棒的朱珠，大学攻读的却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被奉为IT Girl。而叛逆期的朱珠，接触到了摇滚、爵士等多种类型的音乐，也因为音乐的缘故结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音乐变成了朱珠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为她以后进军演艺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音乐，朱珠与周杰伦认识并成为朋友，与中国老牌摇滚歌手崔健成为忘年好友，而李泉、孔令奇等音乐人都是朱珠圈内好友。
大学期间，朱珠开始成为《瑞丽》杂志的当家模特，毕业之后她在《BEIJING TALK》做过中英文编辑，是《vogue》杂志的自由撰稿人。
2005年，朱珠加入MTV国际中文频道，凭借特有的东方美脸孔、开放明朗的性格魅力和独特的主持风格，受到了广大MTV粉丝的喜欢。她的出现，一度让MTV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此时的朱珠已经表现出她不愿安于现状的一面。2009年，朱珠初次试水歌坛，发行个人同名专辑《朱珠》，2009年参加“我爱记歌词”超级领唱全国争霸赛进入全国15强，2010年获得音乐风云榜MTV音乐盛典最佳新人提名。这些都为这个拒绝束缚、追求自由的姑娘走向更大的舞台埋下了伏笔。
2011年，一家国内顶尖的电影发行公司想要签下朱珠，结果在即将签约之即，朱珠却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放弃了这家连续五年占国内电影发行份额20%以上的大公司的合约，转而与美国CAA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签下了合约。CAA是一个国际性的经纪公司，他们签约的明星包括汤姆・克鲁斯、汤姆・汉克斯、布拉德・皮特、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茱莉亚・罗伯茨、梅丽尔・斯特里普等几乎所有人们能说上名字的好莱坞明星和导演。这样的经纪公司自然让人向往，可是CAA在给出的合约里，不像其他电影公司那样，保证签约艺人每年演几部电影，演几次女一号，它能给朱珠的只是去见世界上最大牌导演的机会，提供面试大片的机会，他们只是帮她去打开那些扇门，至于她能不能拿到那些角色，就看她自己了。朱珠决定，选择这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路去走。
喝那瓶最好的红酒
签约CAA后，朱珠出演了好几部大制作电影，与丹尼尔・海尼合作的《纽约客》、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监制的《铁拳男子》、好莱坞巨作《云图》，三部国际大片下来，朱珠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影坛新星，而且还是国际级别的。尤其是2012年，朱珠与汤姆・汉克斯、周迅共同出演好莱坞大片《云图》，为她带来了更高的关注度。而接拍《云图》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戏剧性。
朱珠是一个长跑爱好者。当时她正在旧金山准备参加一个女性半程马拉松的慈善活动。她比活动早到两天，准备适应一下时差。结果刚到旧金山她就接到一个电话：朱珠，这边急需一个会说英文的亚洲女演员去演一个角色，而且电影马上要开机，所以马上要定角色，你最好立即飞到柏林来。旧金山到柏林要飞十几个小时，朱珠惦记着两天后的马拉松比赛，有些犹豫，但对方说，这部电影是《云图》。朱珠听了一秒钟都没再多想，她马上买了飞机票，又把对方发过来的剧本打印了厚厚的一摞带上。上了飞机，她给自己准备了五杯特浓咖啡，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读剧本。《云图》是一部非常难懂的小说，剧本也非常复杂，而且是全英文的。朱珠把剧本翻来覆去地看了十多个小时，终于在飞机落地时把整个剧本看懂了。
下了飞机，对方将朱珠接到距柏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去见导演和制片人，然后再回柏林见另外一组导演，之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试镜办公室去试镜，十几个小时，把这一圈转下来之后，对方说：“好，你回旧金山的飞机该登机了。”就这样，朱珠登上了回旧金山的飞机，整个飞行过程沉睡了十几个小时，下飞机之后就直接去跑马拉松。
那天晚上，她与朋友一起吃饭时接到来自柏林的电话：“朱珠，《云图》那个角色你拿到了。”朱珠当时兴奋得无以言表：那么漫长辛苦的马拉松跑下来，我感觉这世界上没什么事儿我干不了了。然后又接到这个电话。觉得这简直是我这一生中最精彩的一天，觉得太幸福了，生活太美好了，人生太棒了。
接拍《云图》的过程，就像是发生在马拉松比赛外的一个小插曲，但这段小插曲，却让她加入到电影史上最豪华的阵容当中。虽然在《云图》中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表演，但是朱珠的锋芒却彻底展露出来。她凭借流利的英语以及出色的演技，得到众多国际导演的赏识。高起点大制作的配角生涯，让朱珠见了世面，“这让我看到，什么是好的，一下就把我的眼界打开，标准定得很高。这样有好有不好，但还是好的地方比较多，培养了我对电影的品位。就好比红酒，一开始就喝好红酒，以后差的红酒你一喝就喝出来了，如果一开始喝的是差红酒，那以后好的红酒你也未必喝得出来。”
“我值得被关注”
2012年的戛纳电影节，朱珠在红地毯上大放异彩，众多媒体将镜头对准了这个东方女孩。当然，那一次，除了她的惊艳造型之外，尤文图斯老板拉普・艾尔坎恩中国女友的重量级身份，是让她一夜之间跃然主流大众头版头条的主要因素。
与拉普・艾尔坎恩的恋情，朱珠从未否认和澄清过，她似乎也懒得去利用这个知名度极高的男人去制造话题，所以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太想说这些，也不怕说这些，我觉得在所谓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工作，我之所以有现在的处境，是我很努力地工作换来的。”如今这段一度在全球都造成巨大影响的恋情已经画上了句号，每当被人问起时，朱珠只会淡淡地说：“那是个美丽的故事，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2013年，朱珠除了继续将“时尚范儿”进行到底之外，还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六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即将有《绝命航班》、《床上关系》等六部电影陆续会在2014年上映。而在2013年底，“全球100张最美面孔”的排名则将她提前推到了舆论焦点的位置。连续两年成为中国女星排名第一，让人们再也无法忽视朱珠的存在。
我姥姥83岁，属羊，山东人。
跟她聊我的一位熟人，依我看，此人不卑不亢，对老板和实习生都一样有礼有分寸，堪称好个性。但姥姥表示，这不叫个性好，也未必是人好，兴许是脑子好――哪个实习生未来能发达，哪个眼歪嘴斜的老板以后碰巧落难，这事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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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这种生活观念是以命运难测为出发点的一种实用主义。她是我认识的人里，仅有的一个几乎毫无负罪感的人。她能看到错误和不幸，但坚决只归因于偶然、环境、命运。所以她有时犯傻，但从不软弱，凡表现出来的软弱都不太诚实。她从不自我谴责，光伤心不绝望，遇到困难时，她或闹，或埋怨，或插刀，或说瞎话，或埋伏好等待还击。
从实用主义到行动主义，其间的距离短极了，姥姥欢欢喜喜地成了个坚决的行动派。她见佛就拜，见鬼插刀，认为面对事情只要应付处理就是了，没什么好怕的。有回我告诉她，我在工作中碰到了需要对付的坏人，她不屑地表示：“那些人应该都挺弱的吧？”我心想，你可能没想到你外孙女比谁都弱。
2001年到2003年，两年间，我舅舅和姥爷被诊断出患有同一种癌症，意外而迅速地先后去世。那时我还小，近几年才逐渐能从女性的角度去体会姥姥那几年间的处境：她唯一的儿子40多岁就骤然早逝，丈夫也一同离开，长时间的忙碌奔波让暂时悬置的伤痛在第二场葬礼后爆发，留下的是真空也是黑洞。
姥姥很悲痛，她觉得自己再这样悲痛可能要活不下去了，此事需要有效率地解决。于是，她把能力所及的主要合法宗教全部考察了一遍，最后信了喇嘛教，从此家里终日是酥油茶的芬芳。
信了宗教就得参加宗教活动。她同一帮老太太一起去了尼泊尔，本来是要拜法王，参加寺庙活动，她去了一看，忒脏，算了，不拜了，只买了一箱子唐卡、经幡、香炉回来，俨然海外室内装潢之旅。大家说要抄经，她抄了一下，觉得对眼睛不太好，没经过心理斗争，轻轻松松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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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姥姥这种态度叫选择派生活。基本方针是挑着过，对那些无法视而不见的困难在战略上重视，而在战术上若无其事地绕过。譬如姥姥80岁以后开始耳背，我大姨和我妈都向我反映了这个现象：“我们说话她都听不见了，看电视好像还听得清，可能电视音效好。”
但给姥姥打电话时，我判断此人听力甚为敏锐，反应甚为敏捷。
过段时间，那些妇女都发现了“她是想听就听得见，不想听就听不见。”但凡说她坏话，她隔一个房间都能听见，但那些妇女们问她“妈，您听见了吗”这种问题，她就木然以对，坚决听不见。
我想那我去正面质询一下吧，就问她：“是真听不见，还是假听不见啊？”
姥姥不屑地说：“她们说话没什么好听的。你大姨净说狗，你妈净说瑜伽。”
“那我小姨呢？”
“你小姨净胡说。”
实用主义者当然不爱假客气，我跟姥姥说：“你最漂亮了。”
她说：“哪里哪里，老毛猴儿。”
电话里我告诉她，我养的猫特依恋我，假如我关了房门，出来时它必定趴在门口等我。姥姥镇定地表示：“老鼠要是进洞了，猫都趴在洞口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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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点特别，我对姥姥的感情更近于欣赏。这并不是因为她照顾过我，我感其恩德要日后相报的那种感情，而是庆幸血缘给了我认识这个人的机会。失败和犯浑的时候，我常想她会怎么做。谈恋爱谈到投入时，我往往会有放下工作跑去给对方做饭的冲动，每当这时心里就一激灵，想起姥姥的行事，希望自己能像这个“30后”女人那样，话说清楚，不让不忍，把自己的欲望和权益都照顾好，先哄高兴了自己再去照看别人。
姥姥爱吃零食，尤其爱吃甜的。困难年代，姥姥的话梅糖、蛋糕之类甜点供应不足，真痛苦。幸亏这时老天开眼，她喜获肝炎，有资格买病号点心吃。她每次讲起这个意外的肝炎事件，都一副“好人终究有好报”的神气。
她把那些点心藏在柜子顶上。20世纪50年代末，我大舅还是个小不点儿，趁姥姥上班，踩凳子上柜顶偷点心。姥姥下班急着回家吃零食，进门正撞上这一幕，这边她欲冲而夺之，那边大舅发现露馅儿了，干脆站在凳子上不下来，胳膊跟吸盘似的扒住柜顶，把脚踏成筷子状，高举胳膊，吃上一口算一口，赶在姥姥抢走之前把已经拿到手里的点心塞进嘴里，据说姥姥站在地上，牢牢抱住大舅的腿，怎么拽也拽不下来，她眼看点心进了儿子的嘴，一声哀吼：“放下我的萨其马！”
吃是吃上了，可大舅因此挨了一顿揍，他愤恨地表示：“妈，我总有一天会长大的。”
后来姥姥年事未高就得了糖尿病。拿到病理报告那天，她下班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那时在家里帮忙的小阿姨叫燕子，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我叫她燕子姐姐。姥姥在餐桌前坐定，手按心窝顺气，缓了好一会儿，下定决心，把燕子姐姐叫过来，悲恸道：“零食都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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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特别热，电话里姥姥说：“太热。”
以前她跟我描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最喜欢阴天或者下雨下雪，我就可以躺在床上看小说。”当时感觉十分穿越，差点问：“姥姥，你是在看亦舒吗？”
这回天热，她没法躲在屋子里看小说了。电话里她叹了口气：“活着太困难了。”然后这位老年糖尿病患者顿了一下，说：“不过天热也有好处，可以随便吃雪糕。”
我说：“那你就吃呀！”
她说：“懒惰，不想下楼去买。”
我说：“那我假装给你送雪糕吧。”
她说：“好，我收到啦！”
估计谈恋爱谈到最恶心的境地也就是这样了吧。
我跟姥姥确实挺腻歪。家人中，我是给姥姥打电话最多的人。而姥姥最喜欢跟我大姨、我妈她们不露痕迹地炫耀我俩的亲密关系。昨天她们一帮中老年妇女一起吃烤肉，她低调地提起我又给她打电话了，而且两人唠了很久。
我妈酸溜溜地表示：“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能有什么话题，都聊什么啊？”
姥姥神色自若地回答：“我们就说，我想你啊，我爱你啊。”
我妈气得胡子都要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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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妹妹结婚，姥姥特别高兴，又逛街又约裁缝，连买带做准备了6身新衣服，套装、西装、唐装应有尽有。我说：“原来伴娘是你啊！”
到婚礼前夕，她没挺住群众舆论带来的恐慌，担心人家议论她这么老了还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穿了身旧衣服去了。
我妹结完婚，姥姥表示了对“剩男”我哥的担心：“小某嫁出去了，小某眼看就要砸手里了。”
她倒是不怕我砸在手里。姥姥总嫌我脾气不好，她觉得我跟谁谈恋爱就等于坑谁。我上大学时，姥姥说：“咱家也没什么仇人，不然以后把你嫁过去多好。”
现在她看到我男人，可能在琢磨：“怎么就害到了这个好孩子啊。”
在老一辈沪剧艺术家中，石筱英的表演功力是有口皆碑的，她晚年在艺术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她扮演《阿必大回娘家》中的雌老虎，上台一亮相，几句白口就把这个角色自私刻薄、外强中干的性格勾画得活灵活现。至今这个角色还没有一个演员能演得超过她。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看这个戏的演出时，对石筱英的演技也十分佩服。
凄凉悲惨的童年
石筱英原名潘大星，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上海南市董家渡万金码头永镇里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她出生不久，父母相继亡故，全靠卖瓜果为生的祖父抚养。9岁时她被本滩艺人石根福、石美英夫妇领养，改名为石筱英。养父母在南市开办了一个小小的戏班子，叫“福英社”，经常在南洋桥、八仙桥一带演出。上海南市密如蛛网的弄堂，大大小小的弹格路，石筱英从小非常熟悉。她的生活之路和艺术之路，正是从满是菜皮、垃圾和污渍的弹格路上开始的。
从进石家起，养父母就要她跟随老艺人学卖唱。养父母说：“卖唱是为了糊口，要生活，就要学会卖三寸舌，吃开口饭，这是唱戏艺人的本钱。”筱英懂事地点了点头。南市的居民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们不上戏院，每天黄昏就在弹格路上花几个铜板看艺人卖唱。小小年纪的石筱英就跟着卖唱先生手中的胡琴，风里来雨里去，天天上街“卖三寸”。卖唱生涯使石筱英倍尝生活的艰辛，夏天冒着酷暑，冬天顶着风寒，唱得口干舌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拆账，为自己挣一天才2角多的伙食钱。
她家附近有座教会办的学校，她很想去读书，好不容易说通了家人，白天上学，夜里卖唱。没想到一天卖唱时，偏偏遇到同班一个女同学。第二天，石筱英一走进教室这个女同学就在班里大叫大嚷：“啊，滩簧婆竟敢和我们在一个教室上课。”嬷嬷知道后，不仅罚石筱英立壁角，还逼她在圣母像前跪了半个钟头。受到这样的侮辱，石筱英不再去读书了，认了卖唱的命。
真切动人的石派艺术
几年的学艺卖唱，使石筱英学了不少戏。小小年纪，已经显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在养父母的带领下，她从街头卖唱逐渐到进游乐场进戏院。演出的剧目也从早年的对子戏、同场戏发展到《华丽缘》、《双珠凤》、《玉蜻蜓》、《黄慧如与陆根荣》、《阮玲玉自杀》、《秋海棠》、《啼笑因缘》、《骆驼祥子》、《叛逆的女性》和《大雷雨》等弹词戏、连台本戏和西装旗袍戏。石筱英当时年纪轻、扮相好，艺术上又肯刻苦钻研，敢于改革创新，她在舞台上塑造的罗湘绮、虎妞、湘兰夫人、沈风喜、徐纫秋和刘若兰等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们把她创造的艺术流派称为石派。
石筱英艺术讲究唱做并重，在表演和唱腔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她平时喜欢看电影，对阮玲玉、胡蝶主演的片子尤其欣赏，常常连看几遍，不知不觉地把她们的表演方法用到自己的戏里来。她先后搭班文滨剧团、施家剧团，后来又与邵滨孙担纲组建中艺沪剧团，曾与许多沪剧名家同台献艺，她虚怀若谷，博采众长，通过学习借鉴，丰富发展了自己的表演路子。
石筱英的表演细腻质朴，真切动人。她演戏总是从人物出发，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准确地刻画人物独特的思想性格和感情。她塑造的艺术形象往往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在《叛逆的女性》一剧中，她把希望冲破封建礼教枷锁的青年寡妇徐纫秋演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人们至今还常提起她在这个戏“花园会”中真挚感人的表演。她三次劝“叔叔不要走还”，每一次都处在不同的心态情感，从考虑叔嫂名分、家庭舆论的压力到对新生活的向往，把徐纫秋此情此境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矛盾的心理刻画得丝丝入扣、准确细腻，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石筱英的唱腔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不仅音色甜美，韵味浓郁，而且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在《大雷雨》第三幕“我是为了原谅你”的唱段里，她对沪剧长腔长板作了细腻的艺术处理，感情波澜起伏，一层深似一层，最后把运腔的速度减慢，从“慢中板”自然延伸为慢板，使人物感情得到更深一层的开掘，揭示了刘若兰软弱善良的个性。石筱英在沪剧曲调的发展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她在处理《大雷雨》第四幕刘若兰出走后的唱段时，感到传统的“散快板”还不能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情感，便与作曲一起研究，把“散快板”的自由节奏重新组合，适当放慢速度，再加上旋律起伏变化的过门，发展成一种崭新的“快板慢唱”，终于成功地表现了刘若兰在暴风雨中的彷徨、挣扎、怨愤、绝望的复杂感情。此后她所创造的这一“快板慢唱”形式成为沪剧演出经常运用的基本曲调。
改戏路演活老旦彩旦
解放初，上海戏剧界曾爆出一条新闻，以擅演少女、少妇著称的石筱英即将改演老年彩旦。原来当时新组建的上海沪剧团准备排练根据赵树理小说《登记》改编的现代戏《罗汉钱》。没想到领导安排角色时决定让她演媒婆王婶，她先是一愣，继而想到，这是领导交给的任务，不能犹豫彷徨，而且一定要努力演好。经过她不断探索，一个巧言令色势利媒婆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沪剧舞台。
沪剧《罗汉钱》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荣获剧本奖、演出奖。石筱英和扮演小飞娥的丁是娥同获演员一等奖。《罗汉钱》的演出成功标志着石筱英在艺术道路上一个新的飞跃。从此她在这条新开拓的艺术道路上不断进取，先后塑造了《母亲》中坚贞不屈的母亲、《鸡毛飞上天》中自私自利的顾婉贞、《大雷雨》中刻薄势利的马老太、《雷雨》中善良质朴的鲁妈、《芦荡火种》中大义凛然的沙奶奶、《阿必大》中欺软怕强的雌老虎和《金绣娘》中阴险狡诈的老板鸭。
在石筱英解放后塑造的角色长廊里，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雌老虎。《阿必大》是沪剧传统剧目，很多前辈艺人都演过雌老虎的角色。石筱英借鉴吸收了她们的表演经验，又加以丰富发展创造。如开头那段自报家门的唱，她加入了大段插白，让角色叙述带儿子白相大世界的情景，既讲究语言节奏和气氛的变化，又运用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来揭示人物性格。在提到“宝贝儿子”时，眉开眼笑，特别是讲到“就此一张车票勿曾买呀”，更是心花怒放。再配上用手帕抿嘴一笑的动作，一个贪小自私的村妇形象简直被演活了。她演雌老虎的凶狠，不仅是打骂呼喝，还用一种咄咄逼人的眼神，使阿必大看见她就噤若寒蝉。她还通过雌老虎与陆阿大、婶娘各个层次的关系的处理表现这个人物欺软怕硬、笑里藏刀的一面，使角色具有一种极为难得的立体感。
石筱英晚年在《金绣娘》一剧中创造的老板鸭形象也使人久久难忘。为了演好这个伪保长太太，她对角色形体动作细细琢磨，想起口技演员孙泰学鸭叫时模仿鸭子走步的姿势，那种惟妙惟肖的神态使她受到启发。她又想起在乡下演出时看到村里鸭子受惊后急飞快步，鸭子在闲散时的慢走，她从形体动作上
找到了感觉，在台上进行夸张的绘声绘色的表演，把老板鸭刁钻阴险又愚蠢可笑的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从五婶到雌老虎，再到老板鸭，石筱英解放后创造的三个反派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石筱英的演唱也显得更加成熟、更加感人。《杨乃武与小白菜》中“淑英告状”的唱段是她这一时期唱腔艺术的代表作。她用“凤凰头”这种不受板眼限制的散唱板式，并以传统“大圆场”落腔来作大段“赋子板”的前奏。开头这段唱腔处理既表现了杨淑英在滚钉板后四肢无力而又精神紧张的状态，又以强烈的音乐气氛为下面无伴奏清板作好铺垫，达到了欲抑先扬的效果。下面的赋子板，八十多句唱一气呵成，她唱来口齿清晰，字正腔圆，运气自如，紧而不催，快而不乱。把杨淑英有胆有识，临危不惧，庄重沉着的性格刻画得很有立体感。
花开总有花落时
石筱英的精湛艺术不仅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也受到专家们的很高评价。一些大学还专门请她去给大学生讲艺术欣赏课，在课堂上她回想起当年被赶出校门的经历，不由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在舞台上石筱英创造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石派艺术，在舞台下，她的高风亮节至今仍为人们深深怀念。几十年来她对广大观众始终一腔真情，坚持送戏到群众中去，足迹遍于天南地北。她曾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去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进行慰问。1979年她还赴广西为参加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演出。平时下乡演出，她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乡村农民看夜戏不便，就加演日场。她说：下来了，就要千方百计让更多的乡亲看到戏。在农村演戏，台下孩子满场蹿，场子里闹哄哄的。石筱英在后台再三告诫演员，不能因为台下乱，台上就松，千万，千万。她带头以身作则，认真演好每一场戏。晚年的石筱英还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到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为职工文艺示范辅导。
1988年3月石筱英因病住院，面对绝症，她神情坦然地表示，要战胜病魔，争取再上舞台。她还希望多到剧场向青年演员说戏，为沪剧新人的成长尽到最后的责任。在电视台举办的演唱会上，她终于又和热爱她的观众重新见面。石筱英对青年演员的成长一直非常关心。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上，她收下了诸惠琴、陈瑜、陈娃萍和倪幸佳这四个关门弟子。
四个月后，石筱英与世长辞。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她告别，“花开总有花落时，今夜曲终音不逝”。石筱英创造的艺术形象和石派艺术将长留人间。
“从前有个小姑娘”
“从前有个小姑娘”――丁是娥这句曾经传遍上海街头巷尾的动人唱句，把人们一下子领进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看到了她充满辛酸和眼泪的苦难童年……
缫丝车肚里的苦难童年
丁是娥生于1923年11月，父母亲都在湖州丝厂打工。她妈妈每天天不亮出门，一直要做到天黑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看，妈妈只好天天带她去厂里，把她放在缫丝车的车肚里，这个简陋潮湿的车肚成了襁褓中的丁是娥的“摇篮”。
在艰难困苦中逐渐长大的丁是娥从来没有玩具，唯一的乐趣就是看流浪艺人唱戏文。很小她就向往去学戏，挣钱养家。可吃开口饭当时被认为下贱，连妈妈也说，唱戏的来世不能投人生。直到母亲去世后，在好心的姑妈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去当童养媳的命运，实现了学唱申曲的心愿。学艺的路也充满艰辛。第一课学敲板，先生在她手腕上放了一根筷子，敲板时不能让筷子掉下来，否则要吃生活(沪语：挨打的意思)。硬木戒尺是不留情的。吃了多少酱，受了多少累，她咬着牙关，学会了敲慢板、快板，又渐渐地在学演中崭露头角，走红冒尖。
小小年纪，她就跟着戏班跑码头唱茶馆。那时唱茶馆靠看客扔铜板才有收入，一些地痞流氓常常借此戏弄玩耍艺人，艺人们敲落牙齿只能往肚里咽。初出茅庐的丁是娥受尽了屈辱和欺凌。一次在茶楼唱《赵五娘》，几个流里流气的看客故意恶作剧，把两个铜板用茶水一蘸，合成湿漉漉的“双铜板”，用力朝她的脸上扔去。她本能地用双手在眼睛前挡了挡。这些人就说起了怪话：“阿是连铜板也勿要了？”她怕班主责怪，只得把手放下来，听凭又湿又重的双铜板砸来。一砸一个紫血块，砸得满脸都是，疼得钻心，但又不能不强装笑容，四跪八拜多谢赏赐。那些人看她被砸得这样，哈哈大笑：“赵五娘成了大花脸，有趣有趣。”
旧社会对艺人的歧视使丁是娥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但又使她增强了毅力和勇气。她发奋用功，终于在1943年以一出《女单帮》一举成名，为她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演活了《罗汉钱》中的小飞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发自人们心底的歌声响彻浦江两岸，上海解放了。26岁的丁是娥感到由衷的欣喜。她像很多沪剧艺人一样，有着一种强烈的翻身感。过去被歧视、受欺凌的戏子，如今成了受人尊重的演员、艺术家。她以巨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表现新时代、塑造新人物的艺术创作中去。《罗汉钱》就是这一时期丁是娥主演的第一个代表剧目。
解放初期沪剧演员都有一股激情，丁是娥更是这样。当时排《罗汉钱》就是为了争取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这使大家很受鼓舞。丁是娥可以说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和艺术积累来演好这个人物，没有一味把这个劳动妇女演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而是展现了解放前后人物精神面貌的显著变化，热爱生活、思想开朗成为这个角色的基调。
丁是娥是一个很用功肯钻研的好演员，对小飞娥形象的塑造，她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张木匠夫妻关系的处理上，她强调两人既有性格差异造成的不适应的一面，又有长年累月共同生活形成的互相磨合的一面。夫妻俩一个细心内秀，一个粗枝大叶，个性上免不了嗑嗑碰碰，加上张木匠打过小飞娥，使妻子想起来就伤心。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岁月逐渐磨钝了锋芒，时间慢慢填平了沟壑，再加上又有了女儿，他们已有了一些共同语言，渐渐适应。小飞娥不会老是耿耿于怀，太厌恶丈夫。丁是娥把自己的表演比喻为走两面是水的田埂，要掌握好平衡，不小心就会掉下水去。燕燕做媒后小飞娥争取丈夫同意女儿与小晚婚事的那场戏，她演来如行云流水，入情入理，顺畅通达。几番劝解，既不是以生硬的态度迫使张木匠就范，又不是低三下四苦苦哀求，而是始终环绕着一个调子：动感情的说理。这里的几段唱，更被她处理得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回想往事时既有责备，又有伤感，同时还有几分体贴，使丈夫不能不认可。丁是娥的表演把这对夫妻的特定关系体现得真实真切，细致入微，展示了她在塑造性格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物方面所取得的重要突破。
丁是娥对小飞娥性格把握的准确和细腻令很多专家赞叹不已。《罗汉钱》这次赴京演出取得很大的成功。由于对戏中小飞娥形象的精心塑造，她被授予
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这个戏的演出，这使丁是娥受到极大的鼓舞。
丁是娥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尊重和关怀。1958年丁是娥入党后不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首长在上海接见文艺工作者。周总理先得知这一消息。他把丁是娥领到毛主席身边，告诉毛主席：“丁是娥同志已入党了。”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笑着握住丁是娥的手说：“我们党又多了一位新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啊！”毛主席的这句话，丁是娥一直铭记在心。作为一个演员，她决心在舞台上努力塑造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把美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
这以后丁是娥在沪剧舞台上演活了身份性格迥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沪剧《雷雨》的演出，使她赢得了“活繁漪”的美称。《鸡毛飞上天》中她演活了优秀教师林佩芬。戏里那段“从前有个小姑娘”的唱段传遍上海的街头巷尾。主演《芦荡火种》使丁是娥登上了她六十年表演生涯的艺术高峰，她创造的阿庆嫂形象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艺术典型。
默默让台渐渐淡出
丁是娥在“文革”以后复出，就在她的声誉如日中天，周围到处是鲜花和掌声的时候，丁是娥十分清醒地提出为了让中青年演员更快接班，自己要渐渐淡出的想法。其实她当时不过五十多岁，对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正处在自己的艺术颠峰时期；她的观众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中青年演员让台，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当时排反映中日友好的新戏《泪血樱花》，剧中女主角是日本姑娘樱枝，大家都以为非丁是娥莫属。因为她演过蝴蝶夫人，有经验，也适合。丁是娥自己也很想演这个角色，但是经过反复思考。她主动提出让青年演员陈瑜挑大梁。对丁是娥的建议，团里不是没有想法。有的提出搞A、B制。她演A组，青年演员演B组。丁是娥却说这样演法，B组演员容易受到个别观众的挑剔和责难，不利于她们成长。在她的坚持下，陈瑜主演了全剧，很快在沪剧舞台上冒尖。
为了使沪剧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她又把目光投向年纪更轻、刚从剧团学馆毕业的新的一代。茅善玉这一个班在学馆学习时，丁是娥亲自来讲课，要他们打好基本功，为了他们耗费了无数心血。他们毕业后，她挑选《野马》这个现代戏让青年演员担任主演，自己却在戏里扮演一个不显眼的配角。在登宣传广告时硬把徐俊和茅善玉两个年轻人的名字用大字放在她前面，她用自己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为青年演员作铺垫。
在丁是娥等老一辈艺术家扶植下，沪剧院的中青年演员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形成很有实力的人才梯队。这在当时上海文艺院团中是相当突出的。《芦荡火种》是丁是娥的代表作，她塑造的阿庆嫂形象影响深远。后来演阿庆嫂这个角色的，从诸惠琴、马莉莉、陈瑜、吕贤丽到程臻，沪剧舞台上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丁是娥的高风亮节为不断培养戏曲事业接班人树立了榜样。
在沪剧舞台永生
丁是娥热爱艺术，热爱观众，特别对市郊乡亲怀有特殊的感情，坚持达十年之久的“沪剧回娘家”活动就是在她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她生平最后一次演出是在奉贤农村的舞台，那时她已病得连爬楼的力气也没有了。可是她服用止痛药，坚持日夜演了两场。第二天就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能回到她心爱的沪剧舞台。丁是娥身上很多事情使人久久难以忘怀，粉碎“四人帮”后她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一万元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以后又按月主动交纳党费一百元，这要占她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一。她去世后人们清点她的遗物，发现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存款只有两千元。
作为一代沪剧宗师，丁是娥直到去世，也没有能如愿举行个人演唱会。近年来沪剧院多次举行纪念丁是娥的专场演出，大家重温她的表演艺术，追思她的戏德人品，心情都十分激动。二十年前丁是娥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艺术，她的人品永远留在人间。
优美动听的“杨八曲”
2008年12月上海文化部门和宝山区隆重举行了杨飞飞舞台生涯七十周年和她创建的勤艺沪剧团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台上的杨飞飞手捧鲜花，春风满面，频频向观众致意，激动得泪花晶莹闪亮。此时此刻，她思绪万千，想起了漫长的从艺之路，想起了第一次登上大世界那个小小的踏上去台板吱吱嘎嘎作响的舞台……
贫家女入艺门
杨飞飞原籍浙江宁波，生于1923年。她本来姓翁，名叫风清，小名阿清。父亲原是南货店店员，后来常年失业，母亲又有残疾，只能就着油灯给人家做袜头，难以养活他们兄弟姊妹6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阿清八九岁时，想自谋生路，赚钱糊口。她和邻居女孩子跑了几家厂想当童工，都因年纪小没有结果。
当时小阿清最开心的就是跟着姐姐的小姐妹溜到游乐场去看戏。由于买不起门票，个子矮小的小阿清会站在大人袍子下摆里混进去。她爱看的是南方歌剧、武林班和蹦蹦戏(即评剧)。京戏最爱看老生大花脸。武林班演的《五子哭坟》是个悲剧，她看了感动得哭了起来。对戏里的坏人恨得咬牙切齿。从这个时候起，她就爱看悲剧，看到苦的地方，往往比演员哭得还伤心，难怪她日后以擅演苦戏出名。
小阿清虽然没有条件读书，但接受能力和模仿能力却相当强，只要看过的戏，她都会哼几句。尤其那出《五子哭坟》，她最喜欢唱。夏天傍晚纳凉时，邻居叔叔阿姨总要请她唱。小姑娘长了个大嗓门，唱得又脆又亮。对门有个小阿姨听了，对阿清妈妈说：“小姑娘倒是块唱戏的料，家里这么穷，就让她去学戏，将来也能赚点钱。”就这么几句话，把小阿清引进了唱戏的路。她13岁时经人介绍，正式拜文明戏老先生胡铁魂为师，学唱文明戏。
当时文明戏台上讲的是苏州话和国语(普通话)，老师对她讲了情节，教了她12句国语台词，她上台后居然一点也不怯场，台词没有讲错一句，而且讲到“叔父你要救国民啊”的时候，双膝朝地上一跪，双手抱着叔叔的腿，眼泪夺眶而出，顿时台下一片唏嘘。她初上台就演得这样成功，以后戏里的童子生就都让她演。后来这个文明戏班子进大世界演出。大世界四个楼面，从一楼到四楼，各种戏剧都在这里演出。当时艺人可以互相串场观摩。小阿清像老鼠跌进了白米囤，一有空就往各个场子跑。什么京戏、绍兴戏、宁波滩簧，她看了都会哼上几句，可惜文明戏以说白为主，整台戏没几句唱，满足不了小阿清想演唱的表演欲。
到儿童申曲班学戏
说来也巧，当时大世界底层有个儿童申曲班演出，演戏的都是和小阿清差不多年龄的少男少女，这下可把她迷住了。一次她在文明戏《王文与刁刘氏》里演配角，化好装钻了空子，跑到申曲场子看儿童班演的《杀子报》，这下可把她看呆了，差点误了自己的演出，直到找到她的人把她推上文明戏的舞台，她才回过神来。这次误场使不少人知道
小阿清喜欢上了小囡班。有位有心人成全她，答应介绍她去拜创办儿童申曲班的丁婉娥为师。
当时规矩，要交100元拜师钱，这可难住了小阿清。她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呢？幸亏丁老师了解情况后网开一面，免了拜师钱，只要举行个仪式：小阿清喜出望外，买了香灶、馒头、糕点，欢欢喜喜地对老师行了磕头礼，进了儿童申曲班。这一年小阿清16岁，并有了艺名杨飞飞，寓意像只小鸟越飞越高，越飞越红。当时她非常羡慕班里姐妹，丁是娥已能穿着旗袍，扮相秀丽地唱正旦了。汪秀英洒脱聪明，在台上演什么像什么。只有筱爱琴比杨飞飞去得晚，年纪也比她要小五岁。这四个女孩子后来都成了活跃在沪剧舞台的著名演员。
杨飞飞在儿童申曲班受到严格的训练，平时丁老师坐在当中，她和丁是娥立在两旁，戒尺放在桌上。丁是娥当小先生，一只肩胛一只肩胛地教她唱《摘石榴》。丁老师规定当天教当天会，如果背不出唱不好，戒尺是不留情的。好在小姊妹都会帮她，晚上大家睡在一个阁楼里，她一遍一遍向丁是娥学，丁是娥不厌其烦地教她。清早，汪秀英又为她操琴练唱。小姊妹的这份情意，杨飞飞一直记在心里。杨飞飞虽然后进山门，但由于学过两年文明戏，再加上刻苦用功，所以很快赶上了小姊妹们。
那时她心目中的偶像是著名申曲社团文月社的女艺人筱月珍。筱月珍的唱腔刮辣松脆，声震全场。有一次杨飞飞看她演《冰娘惨史》，在冰娘告状时有一大段唱，筱月珍的起腔、送腔、甩腔的声音像决堤的潮水般冲下来，音量宽宏。余音绕梁，杨飞飞为之倾倒，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她就为有朝一日也能像筱月珍那样声震全场而更加努力了。
当时唱戏没有扩音设备，为了练一副好嗓子，杨飞飞每天提早到场子，一个人站在台上对着空荡荡的观众厅练唱。每唱完一段就跑到场外问开电梯的老伯伯，我唱得响吗？你听得清词句吗？看到老伯伯笑眯眯地点着头，她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再回到台上重新练唱。这样一遍又一遍，几年如一日。有一次日夜场之间空场，她即兴唱了一段京剧大花脸唱腔，洪亮的声音在场子里回响，姐妹们都吃了一惊，说你的嗓子练得有金少山的味道，从此都叫她小金少山。
儿童申曲班因淞沪抗战停办后，杨飞飞几经转折，搭班参加演出。她在文滨剧团参加演出时，曾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设计了一段凄惨委婉的唱腔，还采用钢琴伴奏，配上波涛涌来的音响，结果这段演唱好评如潮，很多观众就冲着这段唱涌进剧场，并将这段唱称为“投海曲”，她也由此崭露头角，开始扬名舞台。
好戏连台创杨派
如果说沪剧杨派艺术在40年代后期已初见端倪、开始形成的话，那么它的真正成熟和发展是在解放以后。杨飞飞组建的勤艺沪剧团，发扬沪剧善于贴近现实生活的特点，积极上演《两代人》、《黛诺》、《陈化成》、《龙凤花烛》等现代戏，还先后推出根据中外小说名著改编的《家》、《茶花女》和《为奴隶的母亲》，使剧团整体艺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后勤艺沪剧团又改建成宝山县沪剧团，但杨飞飞创造的沪剧杨派始终是这个剧团主要的艺术特色。
杨派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杨飞飞主演的《为奴隶的母亲》和《妓女泪》两个戏中。《为奴隶的母亲》根据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同名小说改编。它揭露了中国农村典妻旧俗制造的人间悲剧，杨飞飞在剧中扮演被丈夫典出三年复又返回夫家的春宝娘。她在表演上环环扣住了母爱这个主旋律。在“被典离家”和儿子春宝分别这场戏里，她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劳动妇女忍辱负重，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境遇，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人物清泉般纯洁甘美的慈母情怀。在租典期满回家途中的戏里，她又以真诚质朴的表演把人物既盼望回家过年与阔别三年的儿子春宝团圆，又难舍留在典主家中新生孩儿秋宝的矛盾心情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来。这场戏看来表现形式相当简单，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台上边走边唱，但却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人物时悲时喜，柔肠寸断，尽管对秋宝牵肠挂肚。却还是一步步走近家门，她手里拿着的一只老虎皮的细节，更加重了人物的悲剧色彩，使人性中最伟大的母爱感情得以升华，观众看了无不潸然泪下。
《妓女泪》的演出使杨飞飞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她不是一般地表现人物被损害、被侮辱的辛酸悲苦，而是从人物的悲剧经历中挖掘出女主角善良、柔弱而又忘我的品格。而这种忘我，正是那个时代妇女缺乏自救意识的典型表现。杨飞飞抽丝剥茧，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金媛和她的亲人都处在悲剧境遇中。她关心她的亲人时，往往忘了自己的不幸，时时处处为她的亲人奔波操劳，以至牺牲自己的尊严。这位表演艺术家以白描的手法进行的展示披露，强烈地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其艺术的效果不仅是浅层次的一掬同情之泪，而是使人得到一种深沉的感悟，一种对人物命运、社会哲理的思考。
《妓女泪》成了沪剧杨派艺术的看家戏，上海滩上家喻户晓。剧中金嫒从狱中释放后，一路求乞到北平寻子时的这段演唱也广为流传，一时间上海的街头巷尾乃至工厂车间里，商店柜台前，都昕得到那优美动听感人肺腑的唱腔。很多人把它称为“杨八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