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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城乡分离；城乡一体；自治城市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67-02
一、中西封建城市的兴起途径
谈及到西欧城市的起源，西方史学界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提出过很多的理论，诸如马克起源论，庄园起源论，市场起源论，堡垒起源论等。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城市，规模很小，Latouch认为，罗马城市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它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征服和抢夺之上，3世纪之后罗马国力衰微，内忧外患，城市由盛转衰，但是罗马城市依然存在着，它的性质由军用城堡转变成宗教和政治的中心，成为了主教的驻扎地[1]。可以看出罗马帝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城市。9世纪的西欧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城市，一些是由军事城堡发展而来，西欧为了抵御日耳曼人的侵袭，纷纷兴建城堡。这些城堡最初的形状貌似木栅或土围子，里面设有封建主的住宅，教堂和仓库等，城堡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入侵，堡里的空间很安全，逐渐地扩展成为了市场，像这样的城市有英国威尔士边境上的城市和法国莱茵河以东的一些城市。一些城市是由手工业者的分离巢居而成，典型的有英国的格洛斯特城，它位于富产铁矿的森林边缘，早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该地有着贡纳铁的习惯。《末日审判书》中曾经有着格洛斯特城的居民向附近的庄园以铁为实物租的实例，当时的格洛斯特城里有78个市民，向城中的13个庄园缴纳货币[2]。一些城市是由宗教中心发展而来，例如阿亨城是查理曼大帝修建并常停驻的地方，随着查理曼国家的瓦解以后，法兰克福成为了东法兰克王国的政治根据地，日耳曼的路易经常居住于此，法兰克福一并地发展起来[3]。一些城市是建立在国际贸易的港口处，西北欧和意大利的城市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尤为密切，例如莱茵、马赛等河口是北海、波罗的海贸易的枢纽，连接着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及西北欧各地，在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出现了活跃的港口城市肯特威克和杜斯塔德，肯特威克是英法贸易活动的中心地，同时也是加洛林王国的铸币所，许多商人来到这里的集市贸易。杜斯塔德主要负责联系莱茵和北欧的商人，9世纪后期这两个港口遭到了日耳曼人的袭击日渐衰落，之后又新兴了一些贸易城市，例如鲁昂、亚眠、布鲁日、根特、弗兰德尔等。
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同样也存在着废弃或者继续沿用前朝城市的现象。一些城市是废弃不用的，自汉朝时期地方确立了郡县二级制以来，隋唐王朝没有完全地利用秦汉以来的旧城，这些旧城被废弃不用，而是选择在附近另建新城，这一现象与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遗弃罗马军城的现象相似。中国这些废弃的郡县城大多分布在边境区，同时国家收回了一些列侯被封赐的地域，不再划分成地方的行政中心，地方中一些废弃的城池受到战争和灾害的摧残，已不堪居住，但仍有一些旧址被延续下来，这些旧城与罗马军城的外缘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地点都坐落于山丘上或山地的河岸边，其目的都是为了依照地形来防御外侵。而我国的传统说法则认为是手工业同农业相分离，手工业者独立而居才形成了城市。究其城市的根源，首先要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城市里相对集中了较多的非农业系的人口，需要农村向城市供养生活必需品，同样城市里也不可缺少一定数量的独立工商业者。那么这样的城市是需要政府来规划的，市内有整齐的棋盘式街坊，由于我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和分裂，唐前期等级制度森严，人身依附关系紧张，加上城市中的商业活动还不发达，统治阶层推广了封闭的市坊制度，正所谓的“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4]商业活动被局限在制定的市坊之中，唐后代以来，农村逐步推行了租佃契约制，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商业交易活跃，夜市盛行，市坊制度才开始慢慢解体，城市中经营商业逐渐地自由一些。古中国的封建城市贸易主要是在国内进行的，它们往往会选择交通便捷处而发展成城市，这样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同时便于向中央交纳商税。城市内部出现过一定数量的宗教寺庙建筑，有中央举行祭祀活动的文庙，也有佛教的寺院和道教的庙观，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街区，作为市民相聚的小场所。
二、中西封建城市的差异
中国封建时期的城市大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是贵族官吏官官相护的“寄生宝地”，是完全封建性质的城市，西欧城市是以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是得到王权允许的，市民有一定自由和自治的城市。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很多是国家的京师、州治和县治的地方。还有一些城市是具有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功能，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些学者做出估计：战国时代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至20%，西安长安九市占地面积约为居民区的22.5%[5]368。随着市坊制度逐步被打破，中国出现了一些纯粹经济功能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分布在河流港湾地区，如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像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城市出现了，城市的居民是工商业者，例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杭州，城市总人口约70多万，其中“杭民半商贾”，也就是说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占了总人口的半数。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大比例的“游手浮食之民”作为工商业的雇工[5]143。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有关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理论，革命包含的特点有：每县只能维持一个相对松弛的市场，打破了政府组织市场的规划政策，市坊制度逐渐被自由贸易所替代，城外郊区商业的普遍性成长，大量有着经济职能的中小城市的兴起[6]484。从这里可以看得到，经过“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梳理的中国城市，与西欧的封建城市相似性变得明显了。西欧的封建城市是多种功能共同发展的，例如巴黎、伦敦、罗马、鲁昂、坎特伯雷等城市，都是政治或宗教与经济中心兼有的城市，由于西欧政治统治权力的滞后，城市中的经济功能压倒了政治功能。但是西欧封建城市的政治功能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为中心的色彩要较西欧比较浓厚一些，随着历史发展的同时，中国城市的经济功能随着专制社会的加强会变得更加重要，是典型的先政治而后经济，而西欧城市是在王权逐渐衰落的同时政治为中心的功能尤为明显，无论哪种功能占据了城市的主体，都会离不开生产这一目标，生产是城市的动力和根源，城市是能够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居所。
早期的西欧资本主义自由思潮曾把中世纪的城市看作是经济进步，文明开化的动力，相反地，把农村看成是保守势力的地域。西欧的封建城市内部机构较为单一，市民为城市的主体，逐渐地形成了独立的市民意识，城市和乡村是分离开的，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的庄园，要履行对庄园领主的贡赋义务，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经营手工业逐渐变成了市民，城市和乡村分离开的非常明显。而中国的封建城市中工商业居民仅仅占据了很小的比例，而且人口规模不大，颇具流动性，居民把进入城市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这是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分不开的，居民致富后往往选择荣归故里。在城市中居住一段时间的居民，缺少独立的市民意识。城市的居民与农村的家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城乡一体。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以个人的家庭小生产为主，城市中的商人和贵族地位相当于乡村中的封建贵族地主，而手工业中的富裕、中等和贫困市民，也分别相当于乡村的富裕、中等和贫困农民，城市与农村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欧的封建城市相对较为进步的是，一定比例的城市取得了自治的权利，成为了独立的政治、经济中心，市内部形成了城市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的原则。自治城市也不意味着全部自由，这些城市要向封建主交纳协助金，在英国，王权的强大导致城市的自治程度很低，“许多城市虽获得不同程度的自由权、自治权、但仍牢牢地被掌控在王室的手中，它体现为国家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越来越多地执行国王的各种命令。”[5]374自治城市拥有一定的权利，包括人身的自由，市民不受奴隶制的束缚，土地自由而且可以买卖，司法的自由与独立等。中国的封建城市不曾出现过这样的自治城市，自秦汉以来，中国的专制体现在国家的大一统，土地为国王一人所有，而中国的农民大部分人身是自由的，但是从来不去争取城市获得自由的权利。我国的唐宋时期，城市里出现了由手工业和商业组成的行会组织，它们的首领负责为官府供应货物、征收捐税，明清时期的行会发展成了同乡会等等的组织，这时期的官府衙门对城市商业的管理束缚在有所减轻，到了清朝后期，汉口的一些手工业者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中国封建城市的自治较西方迟了300多年。
中西封建时代中的城市有同有异，无论是从城乡是否分离为视角，或是从城市是否自治的切入点来进行比较，都无非离不开生产的发展，生产才能带动城市。城市中都会有一部分手工业者从事生产。城市作为中西封建社会面貌的文化特征，对研究劳动力、城市化等方面的问题有着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Latouch.The Birth of Western Economy[M].London，1961：48.
[2]马克。西欧封建城市初论[J].历史研究，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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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中西封建社会比较[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城市足迹馆是由原江南造船厂装焊车间改建而成，简单的外观很难想象内部精彩纷呈的展览――世界各地超级文物超过330件，其中许多文物因为极其珍贵而从未走出过收藏它们的博物馆。文物除了自身的艺术之美，更折射了当时人类城市文明的状况。例如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带来的两件2000年前古巴比伦的伊士塔尔门的釉面砖建筑浮雕，雕刻着一条身形矫捷十分罕见的龙，这种龙的造型有些接近中国龙；另外是一头雄狮，尽显古巴比伦城市的华美。它们也是首次离开博物馆。
负责这两个馆总体设计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表示，“光把这些文物看一遍，就值回世博会的门票了。参展的每一个单件都足以成为一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今云集在此，其‘豪华阵容’蔚为大观。”据了解，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无偿捐献一块罕见的、价值连城、重达上吨的寿山宝石，展览方把它切割成薄片，装成一面宝石屏幕和建筑模型，精美夺目。宝石屏幕位于城市馆2层古城遗址旁，被认为是世上最为昂贵的屏幕。
城市足迹馆分为四大展厅，其中，“理想幻城”为序厅，“城市起源”“城市发展”和“城市智慧”为三个主展厅。陈燮君说：“我们选取了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时空片段，逼真地还原了一些著名的历史现场，回顾了中国、巴比伦、乌鲁克和亚述等几大古文明，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展示手段，希望用深入浅出的展示，给参观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现场的所闻所见，更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理想幻城”虽然是序厅却有30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用陈燮君的话说。就是要“先声夺人”。高达29米的中央大厅，像是一个巨大的多媒体艺术装置。多个巨大的屏幕组成错落有致的空间，每个屏幕随着音乐，不断呈现出世界各个城市的瑰丽宏大景象，令人一下子被调动起情绪来。展厅中，古典和现代交融，真实文物和影像、模拟场景等艺术性地演绎着人类文明史上的城市发展足迹。整个展馆的设计仿佛是一台大戏，各种文物和文献资料被有机地融入循序渐进的每一个场景中，这其中包括：
《张君义障告》在内的5件唐代经卷――“历经千余年的时间，经卷变得十分脆弱，从来不曾外借，但卷中的唐代楷书却极具观赏价值，经过一番研讨，我们终于小心翼翼地让这经卷来到了城市足迹馆。”陈燮君介绍说。
5件唐代木雕和泥塑的佛像――《木雕六臂观音像》是敦煌为数不多的木雕遗存，历经风雨保存至今，其他4件泥塑外表很容易剥落，因此研究院专门派人在上海进行修复和看护，才有机会在世博会上亮相。这些国宝展出期间，敦煌研究院每月都会派两名文物专家，来为这些宝贝“体检”。
三星堆神秘的青铜面具，造型奇异，个体巨大。还有一件三星堆的青铜太阳形器，像是一个巨大的方向盘。
一个方形的青铜容器，纹饰极为繁复精美，它原来是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冰箱”(冰鉴)。
一座西汉彩绘雁鱼铜灯，据悉使用时需在大雁的肚子里面先放入一些水，在点燃灯油后，巧妙的机关设计引导油烟融入大雁肚子里的水中，不污染环境。陈燮君戏称其为“低碳”技术。
除了这些宝物外，希腊古风时期的雅典娜诞生图案陶杯、中国五代越窑青瓷香熏、还有曾经在香港回归时演奏过的曾侯乙编钟……真是目不暇接。莫高窟的第25号和22。号窟的临摹壁画也在城市足迹馆登场，非常具有观赏性。陈燮君说：“这些佛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敦煌。因为年代久远，材质非常酥松，很容易损坏。”
走过一段走廊，发现一座巨大的木马静静伫立左道路中间，突然，马身上打开了几扇小门，里面出现了古希腊时期的战士，正弯弓指向你！箭头上竟然有红外线“瞄准”，如此戏剧化的一幕，让人小小吃了一惊。这是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现场依据考古成果实景搭建特洛伊城，通过木马和考古现场复原，展示古希腊城邦的面貌，并演绎古代的城市联盟与战争，以触目惊心的景象让观众看到战争是怎样毁灭一座城市的。
走进下一个展厅――“城市起源厅”，这里表现了早期农业时代的城市面貌，其中还有“两河晓星”。以升降模型和数字投影技术相结合，演绎西亚两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在今伊拉克地区)流域最早城市起源的足迹，动态表现乌尔城、宫殿、要塞、港口及集市生活。“黄河、长江城脉”，由弧幕组成一个半圆形大幕，两侧以长江三峡与黄河壶口瀑布的投影营造氛围，正中用皮影戏情景剧来诠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幕前用蕴含古代建筑元素的简单搭建，直观展现城市的风貌。周边摆放相关文物，包括真正的皮影灯箱，与大幕上的皮影戏互为对照。“众神之城”着重展示早期人类的祭杷信仰与城市守护神。通过三维影像多元演绎埃及、印度、玛雅等城市崛起的足迹，以“再现”的方式展示各个城市的守护神。展厅中央布置有从世界各大博物馆借来的关于城市起源的珍贵文物，地面则投影各古文明发明的文字。
随后就到了耸立着白色大卫雕塑的广场。复原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街景，再现了以人文主义为理念的15世纪的城市精神。
接下来就是“城市发展厅”。这里展示东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达到成熟阶段的城市面貌。一组文艺复兴时期放置在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壁画引起人们议论。这组壁画由两幅构成，一幅是和谐、繁荣的城市生活场景，另一幅是战争、灾荒的场景。这组画的名称分为《好政府》和《坏政府》。此画当年置于佛罗伦萨市政厅，旨在起到警醒作用。这里还有达・芬奇的城市设计――通过一组城市设计的实物模型和一部介绍艺术与科技创造成就的影片，向观众揭示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城市梦想和城市设计之谜；索菲亚清真寺穹顶结构，结合投影与仿真形式，演绎跨亚欧大陆的伊斯坦布尔如何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和现代城市来实现三种文化和而不同的融合；根据乾隆宫廷画师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实景搭建的明代苏州街巷建筑，让人有身临江南城市之感；德国德累斯顿绿穹顶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养心殿在此交相辉映。观众可从对比中领略东西方皇家文化的生活情怀。
滚动的齿轮，滑稽的卓林，我们进入了“城市智慧厅”。这里主要呈现工业革命时代(19世纪――20世纪初)人类如何应对技术发展为城市带来的种种问题。象征工业革命的巨型机械齿轮为轮廓，内设大型背投屏幕，采用机器人卓别林自强自唱的方式，演绎工业革命对城市所产生的利益及弊病，即工业革命这把“双刃剑”如何改变了城市生活。
漫步在展厅，穿过古巴比伦的城墙，江户时代的日本街市，还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楼阁。人类城市如何起源，如何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足迹串起来，地球上人类同城市交融的发展之路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5000年前，人类已经创造了城市。公元前3000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也已万邦林立。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中国《吴越春秋》讲“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都阐了城市与人的关系。
关键词：古代城市；制度变迁；体制内；体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5-37）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不断的有人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诺斯为代表，本文通过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尝试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变迁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城市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以及长子继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及商业活动，起初他们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交易，由领主对其提供一定的保护，并收取相应的税收等管理费用，随着贸易活动的频繁与贸易规模的扩大，自由的商品交易与领主的管理约束相互冲突，为了脱离封建领主的管制，11世纪之后，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为了争取独立的权利，开始进行反抗领主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最终挣脱了封建束缚。关于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护内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集市”；再一种观点则从地理因素出发，认为在交通要道，水利枢纽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自然发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墙，组织军队等硬件设施，从而使得一个地区貌似一个“城市”，但是这种早期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没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观点与欧洲的城市兴起原因有相似之处，但突出的区别在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服从于封建政权的统治，而欧洲的城市则是独立于封建政权的统治。因此，个人权利在古代的欧洲城市远远大于其在中国；第三种观点认为的起源，更加体现了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不像欧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彻底变革，摆脱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从中西方城市的起源来看，古代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通过赎买或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创建了新的制度，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为封建体制中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这两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过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国，等级观念强于西方，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由于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即意识形态的资本比较大，剥夺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样的“父母官”，人民对严苛的税赋，残酷的统治的承受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西方历来强调平等，私人产权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项制度安排侵犯了这种权利，就可能引起制度变迁，有些学者称之为制度“刚性”（相对于制度的“弹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农奴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一般会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动着自由的空气”的谚语。同时，城市还拥有租税权、司法审判权、行政和军事等独立的自治权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拥有话语权，通过选举和市民大会参与城市的管理和监督。在具体的商业领域，有第三方组织――行会协调和规范经济行为。纵观历史，只有在集权或专政的程度较弱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第三方组织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与领主的庄园形成鲜明对比的欧洲城市，完全独立于周围的“封建农村”，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但是其商业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与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往往是因为统治当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区分而变得更加繁荣。城市的空间结构，建筑布局，功能定位无不体现当权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愿，获取相关权利的途径，即使遇到涉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也只能诉诸于官府。封建当局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既然城市的居民无所谓自由与权利，也就没有类似于西欧的农民逃往城市的现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元的，没有独立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城市统治着农村。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城市商业经济进行直接的管理监督，调节市场的价格水平，供求状况甚至规定交易商品的种类，同时收取一定的税赋。另外，中国在唐宋时期，虽然也出现了行会，但与西欧的行会有所不同，中国的行会向官府缴纳税收，并借助官府的权威管理行会，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间接干预，可被视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综上，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来看，欧洲中世纪存在着领主庄园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而在古代的中国，国家对城市和农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古代欧洲城市的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在古代欧洲，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约，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没有设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动机，相反城市的市民阶层有充分的自由以较低的成本创造适合城市经济运行的制度。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体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产生的，所以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国，影响国家设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统治的合法性远高于欧洲，国家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获得更高的税赋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首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欧的城市是摧毁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国的城市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堡垒。
三、城市的主体
城市的主体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以某一个群体为核心，他们能够控制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种人口数量最多。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的主体是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商品交换支撑起城市的经济。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围农村居民带着剩余农产品来到城市进行商品交换，降低了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领主对工业产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对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奴与领主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中国的城市，不仅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贵族和高利贷者，他们的消费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南宋的临安城随着首都的迁入，人口由40万增加到124万，超过了当时的开封。同时，随着官僚贵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酒楼、茶坊、瓦子等休闲娱乐行业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时甚至通宵营业，被称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在农村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通过封建的地租和税赋对周围的农村进行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通过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权利寻租，因此他们有加强和巩固封建政权和生产关系的强烈动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随后的发展也由市场起主导作用，其结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被创造出来，原来的封建体制也会受其影响，被不自觉地纳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无形之中促进了封建体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由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置，之后由市场规律加以实现，那么资源配置会倾向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进而对封建体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可见，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体，一个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一个是其对立阶级，封建体制外的这一阶级主体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变迁道路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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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是城市问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城市文化》（1938年）和《城市发展史》（1962年）两部著作，不但具有里程碑般的象征意义，而且也是学界公认的对城市问题的权威表述。如果以《城市文化》的面世为参照系，那么中国大陆在城市文化领域内的探讨，比欧美发达国家滞后近70年。因为起步晚，所以，中国既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权威学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来自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上的掣肘；二是源自学养水平和思维方式上的羁绊。严格地说，中国的城市文化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从事这一命题研究的学者来说任重而道远。
一、城市起源的生态地利足迹
叶：刘易斯？芒福德是城市问题研究的巨擘，但我对芒福德关于城市起源的论述有点不解。比如，他认为“城市或者说人类聚落的最初雏形期，其实往往不是源于居住而是源于祭祀活动，而这种活动地点作为一种‘磁体’，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所以，城市最初首先是作为一个‘磁体’而不是一个（居住的）容器存在。村落的存在基础是食物和性，而城市能够追求一种比生存更高的目的”。
王：城市源于祭祀活动，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佐证这个观点，需要极为深厚的史学功底，我辈不敢妄言与否，即便名声更大的专家学者，我看也不会轻言是非。但学术研讨无禁区，提出看法和观点，应是学者的权利，从某种角度上看，还应该是学者优良素质的体现，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是难以称其为学者的。
据我所知，现在学术界对城市起源一般持三种观点：一是防御说，即建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二是集市说，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多余的农畜产品需要有个场所进行交换；三是社会分工说，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各类社会从业人员需要有个地方集中起来开展分门别类的产品生产。
叶：除了上述三种观点，最近社会上还有人增加了三种城市起源说：一是私有制说，即城市是私有制的产物，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二是阶级说，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三是地利说，城市的兴起与河川、港湾交通运输汇聚的特性，以及某些地域自然资源丰富、地势平缓交叉等优越条件有关。
王：因为不知私有制说和阶级说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证据基础之上，所以我不能轻率地表示认同，但我赞成地利说。
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西亚两河流域，稍晚便是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再晚就是黄河流域的城市，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年。这些早期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坐落在河畔，这是人类生存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有意识地选择，也可理解为人类建城兴市的自然情结。水是生命的源泉，是颠扑不破的定理，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在河流边上亦属一种必然。不过我臆测人类最早的聚集地应在小河小溪旁，因为，仅会使用独木舟的早期人类，还缺乏驾驭大江大河的能力。随着适应和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的聚集地，从小河小溪边延伸到大江大河旁；同理，伴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城市又从大江大河旁拓展至大海边。从上述城市地理位置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人类对聚集地的选择，是和人类科技水平和能力提高同步的。
叶：你这个猜测很有意思，不管是否成立，至少从两个方面证明了城市起源地利说：一是当今国内外一线城市都与江河相伴，哈德逊河和纽约、泰晤士河与伦敦、塞纳河与巴黎、隅川荒川与东京、黄浦江与上海、海河与天津、珠江与广州等；二是纵观500年以来的世界史，那几个一度执世界牛耳的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直至今日的美国，都崛起于大海之滨。
由此可见，人类聚集地从小河小溪边迁徙到大江大河旁，再延伸到大海边，确实是与人类能力与科技水平提升过程同步的。
王：从这个意义上说，流通技术水平的高低，是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风向标。人类发展到现代，江河航运正被大规模发展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所替代，但作为流通领域主力军之一的现代海洋航运，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上海之所以要花大力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关键也在于此。据权威资料显示，全球现在大约有3?000个左右沿海和海岛城市，其中70%是中等发达城市，30%是高度发达城市，而且70%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各国的沿海城市里。
叶：依山傍水，这不但是人类建造城市的自然情结，也是一种原则。春秋时管仲就说过，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管子？乘马》）
王：这也是我认同城市起源地利说的原因。
二、城市文化的历史地缘情愫
叶：以城市起源地利说引申至目前的社会形态看，沿海、沿江、沿河的城市，社会的开放程度、经济的发展水平、居民的思想理念等普遍高于内陆城市。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全世界都一样。这样说不是褒李贬桃，而是基于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状况。沿海、沿江、沿河城市因具有地理上便于交流的优势，所以在社会进步上总是处于“先手”（围棋术语）。
王：从目前世界城市的发展状况看的确如此。这也许部分符合城市起源地利说的道理。
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外向的，就是能够吸引和容纳‘陌生人’和‘陌生因素’的，在这一点上，与较为固定的、内向的、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刘易斯比较的参照物体是城市与农村，但同样适用于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因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落后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闭塞或流通条件差、流通技术水平低却是同一病灶。
王：如果以城市文化的内涵作比较，我觉得海派文化更能比较直观地说明城市地理位置对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因为上海位于江海之滨，交通便利，又被强行半殖民化了近一个世纪，世界各色人等、各种思潮每每交会于此，所以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
叶：说到城市文化中的殖民地元素，当今学术界的有些话题是很有意思的。在泛政治化年代，殖民地文化是被定性为“反面教材”的。现在时代进步了，人们的思想水平也提高了，殖民地文化中的一些正面价值得到了朝野各界的首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殖民地文化虽有强加屈从的基因，但更有不同民族文化交融、出新的成果。如上海的外滩建筑、香港的城市管理、新加坡的社会约束等，既是“洋为中用”的经典，也是“他山之石”的案例。
王：从宏观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属于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受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有点“不靠谱”，为此曾付出不小的代价。今天，人们认识到殖民地文化中有正面价值，但有点晚了。早在80年前，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就对“洋为中用”作了精确的诠释，只是大多数国人对他老人家的教诲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或者是嘴上说一套，干起来是另一套。比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一些地方政府，各级职能部门，每年派往港澳和国外考察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人员何止成千上万，花费也是天文数字，但真正能学到人家管理精髓的有多少？真正学以致用和洋为中用的又有多少？
叶：当然，认真考察还是会有所收益的。我第一次到香港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感到香港的马路并不比上海的宽敞，但路上机动车的车速却远比上海快。据我所知，香港的道路面积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机动车保有量和上海相当，都是170万辆多一点，包括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等，但为什么上海的交通拥堵状况要远甚于香港呢？也许有人能说出几个、几十个原因，但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香港的城市管理水平比我们上海高。而这个高水平的城市管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更不是靠搞运动、喊口号实现的，而是一百多年来，香港的城市管理者通过实践得来的真知。
王：沪港的交通状况虽然是城市管理的一个点，但由点及面，由此及彼，我们就可看清两地城市管理中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既有城市文明程度方面的，也有受城市文化浸淫形成的。文明和文化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文明体现着价值，文化表现为方式。文明是由价值观支撑的，违背了这种价值观，就会被视为不文明；但文化是一种精神积淀，是千百年传承的结果，是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的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及根之所在。
叶：你的话有点像列宁对“爱国主义”的论述——“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王：列宁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千百年”，二是“极其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海派文化还是其他地方或国度文化，都属于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从一个宽泛的角度上去审视，城市文化不但陶冶市民的性情，还培育市民的精神风貌，并深深地影响着市民的日常生活，继而把市民的文明行为提升到相应的程度上。这个逻辑演绎和城市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而城市管理也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事实证明，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这座城市的文化水准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城市文化不是靠搞运动式的突击就能得到提升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一种点滴的精神积累。一个地区的进步，不会背离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一座城市的发展，也不能背弃城市的文化传统去制订形而上或大而无当的规划。因为，任何一座城市，人们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都有“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是城市形成中的文化情结，是任何人和力量都抹不掉的。
叶：历史上曾有一些妄自尊大或不自量力的人，总喜欢挑战这种“城市文化情结”，即使在一段时间内靠权力或威势暂时得逞，但最后都归于徒劳。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因为城市文化情结是“千百年中形成的”，人们对它怀有“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但是有的人不懂，或故意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
三、生态与文化的城市学理悖论
嘉宾甲：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外，城市文化始终是处于被教化的地位。对于城市文化的批判，在西方可算是源远流长。里克沃特就曾说过，“城市的恶名一直是人们城市情感的一部分”。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更是长期存在着一种反城市化的倾向。比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足见赞美山水田园的文字汗牛充栋，但赞誉自己所居城市的词句却是凤毛麟角。探其缘由，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受三大情愫困扰：其一，农业文明对田园风光和自然山水的依恋情结；其二，因科举落第或官场险恶而厌烦城市繁杂的人际交往；其三，因生活坎坷而背井离乡，但进入城市后又不如意。所以，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对“世外桃源”、“农家乐”等社会模式的褒扬，始终居于主流地位，而城市生活，就是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嘉宾乙：但也不乏例外，如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邵雍可算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标志性人物。“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阳中”；“予家洛城里，况复在天津。……时光优化国，景物厚幽人”。像这样赞誉自己所居城市的诗句，邵雍写过好几首，而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人花如此多的笔墨赞美城市生活。当然，古人描写洛阳城、长安城的文字不少，但称颂城居生活的凤毛麟角。邵雍通过在城市中漫步、游览、观赏后认识到，城市是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
虽然邵雍被人尊为北宋五子之一（作者注：另四子是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但因长期“大隐隐于市”，所以鲜为人知。
嘉宾丙：人类社会经历了早期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在正向生态文明迈进。但迄今为止无人否认，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最为重要的风向标。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甚至还以城市和农村的划分来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所以，现代社会公认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代表。
1999年，杭州西湖启动申遗时，曾请了外国专家前来考察评估。一位芬兰专家初见西湖时笑着说，一个湖怎么能申报世界遗产？在我们芬兰这样的千湖之国，比这漂亮的湖多得是。但三天之后，这位专家感慨地说，他从未见过这么有文化的湖，西湖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它涵养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态。后来西湖申遗就不是申报自然遗产，而是申报文化景观类的世界遗产，打出的牌子是“东方文化湖”。
关键词： 古代城市 起源方式 类型特征
引言：中国的古代城市，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发展动力引导下形成的。在不同的起源方式下形成的古代城市不仅表现出不同的类型特征，同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影响到古代城市的发展，还影响到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过程。我们无法割断历史的联系，也就无法忽略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对今天城市的影响。所以，研究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和类型特征对人们更好地把握现代城市的发展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明清以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新的城市形成，也有旧的城市衰亡。为了更方便地研究问题，我们将不同朝代的主要城市归纳列表如下：
中国古代主要城市一览表
朝代 主要城市
商朝 敖（或嚣）
殷朝 朝歌、邯郸、沙丘
周朝 沣京、镐京、洛邑、成周
春秋战国 燕上京、燕下都、临淄、故城、淹城、即墨、安阳、薜、离石、大梁、安邑、郑、长子、郢都、宛、寿春、吴
秦 咸阳、云阳、琅琊、临邛、会稽
汉 长安、洛阳、涿、蓟、三温、荥阳、临淄、宛丘、阳翟、二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呼和浩特、会稽、丹阳、豫章、荆襄、徐间、合浦、广州
三国、魏晋、南北朝 邺城、吴城、会稽、建康、广陵、明州、洪州、福州、晋江、洛阳、石头城、越城、琅琊、淮南、广州、高阳、堂邑、南落海、南兰陵、南东平、却丘、阳都、临沂、怀德
隋、唐
大兴城、洛阳、淮安、扬州、杭州、汴州、睢阳、泗州、泉州、番禺、益州、洪州、新绛、晋阳、临汾、统万城、上就泉府、高昌城、交河城
宋、元 上都、大都、长安、临安、建康、绍兴、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福州、吴兴、泉州、广州、辽上京、辽中京、辽南京、金上都、金中都、上都、大都、新里城、集宁路城、应昌路城
明、清 北京、南京、太原、开封、西安、常州、杭州、济南、武昌、成都、福州、南昌、扬州、苏州、广州、桂林、泉州、宁波、淮阳、临清、沧州、天津、顺天、应天、凇江、镇江、仪征、嘉兴、湖州、建宁、荆州、吉安、清江、济南、济宁、德州、平阳、蒲州、重庆、泸州、淮安、九江、浒墅、芜湖、廉州、沙市、河间、保定、宣化
对上述古代城市起源的历史进行考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方式，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由中央及地方政权建设推进的城市
由各级政府政权建设推进形成的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起源最典型的方式。这类城市通常是在没有或很少有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政府所在地的变迁或政府行政机构的迁入而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演变形成的城市。由政权建设推进的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演化的最主要形式，它几乎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古代城市与其它国家古代城市区别的重要内容。
中国目前可考的最早城市嚣(郑州市附近)的形成，就是由于商王仲丁在此定都而来。《竹书纪年》中记载：“仲丁，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此外，殷朝歌，周丰京、镐京、淹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及曹魏时期的邺城等一些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历史名城的起源，都与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定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春秋时期的燕上都、赵邯郸、齐临淄、郑韩故城及秦云阳、琅琊、临邛、会稽、之罘、汉之温、荥阳、宛丘、阳翟、二周、丹阳、豫章、荆襄、徐闻等众多城市的形成则都与地方政府的建设有着直接的联系。
由政权所在地推进而形成的城市，有许多独有的特性。
首先，这些城市通常是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宫庭建筑是城市构成的主体，所以在中国素有“工匠营城”之说。以中国最著名的古代城市――长安为例，在秦始皇时期，咸阳为秦国国都，在渭水南岸（后来的长安的地址上）,只建有少数的秦离宫(别墅),刘邦入关后，利用其中一个离宫长安宫扩建为长乐宫，不久又加造未央宫和北宫，并以此为基础建造长安城。长安城墙则是由惠帝修筑的。汉武时，又于城内修造桂宫、明光宫、城西处建章宫，王莽时在城南修建雍等礼制建筑，构成汉长安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城市长安由萌芽到建成是在汉建国后7年至惠帝5年这短短20年间形成的。
其次，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 皇族及政府官员在城市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以秦咸阳的发展为例。据记载，秦始皇为了更好地统治被征服地区，每灭一个国家，就在咸阳附近按原各国宫殿图样建造一处宫殿，拆除各国都城城墙，并“徙天下富户12万居咸阳”，形成了秦咸阳。汉长安在开始建设时期也没有多少人口，而到平帝刘衍元始2年(公元2年),就有户口80800户，人口246200人，加上皇族、奴仆、驻军等总人口达30万以上。
再次，这些城市地址的选择由于直接取决于政治、战争、管理的需要，城市地点具有多变性特征。如在渭水、沣河、皂河、灞河、产河流域，不少朝代都在此定都，然而都城的位置却有不小变动，在这一地带曾先后兴起了6个国都城市，其中5个都城被最终废弃。
最后，这类城市的布局通常都较为整齐划一，平面布局呈正方规则“宫殿与民居不相参”,采用中轴对称形式，突出城内的主要建筑――宫城。城市居民的住宅也有严格的管理，隋唐长安城就建立了严格的坊里制，全城共划分为108个坊，坊有坊墙，坊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坊门，日落关坊门，只允许三品以上的贵族官吏可以直接开坊门。坊门有很大的府第、寺庙，一般居民住宅通常在大府第背后，坊在建城时一次划定，逐渐建成，整个城市向着整齐划一的方向迈进。
二， 由军事驻扎地发展演化而来的城市。
军事堡垒与军事重镇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又一重要形式。这类城市通常是在十分荒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驻入及军事堡垒的建设形成人类居住的最初形式，此后在军事堡垒附近形成小的集镇进而在较大的和较长期的军事驻扎地形成城市。
例如，在西周初年，为便于对原来商朝中心地区的统治，周武王在洛阳附近新建了两个城市，成周与王城。据传成周是囚禁“顽民”（原商朝的臣民）的城，在其东30里处驻扎着8个师(每师2500人),为了监管“顽民”，该军队驻扎地发展为后来的王城(洛邑)。成周和王城是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古代城市洛阳发展的基础。
汉朝初年为抗击匈奴，在中国北部设立了许多边防城堡，据《居延汉记》记载当时是三里一燧，十里一炖，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每燧30-40人不等，在驻军附近，有一些军市，是专门为了满足驻军的需要而设，这些城堡就形成了一批军事性城市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及长城沿线九区形成的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城镇，都属于这一类型。另外在明清时期一些海防城镇如：山东登州(蓬莱)、威海卫、荣成，江苏的宝山、南汇、奉贤、金山卫，浙江的镇海、台州等地，亦属同一类型。
这类因设防驻兵而建成的城市，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军事人口在这类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例如在永乐9年，仅宣化镇就有军籍户口多达23万户。
其次，这些城市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发展的波动性很大，如王城、周城、宣化镇、右王镇、杀虎堡等大批城镇后来都因战略地位的下降，军事调迁而渐至荒废，只有一小部分长期稳定的军事重镇如武威、张掖等不断扩张而成为地方政权所在城市，也有一部分军事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价值而渐至发达，如大同镇因其位于重要的商路而得到发展，而镇海则以沿江码头而发展为城市。
三， 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引发的城镇。
中国历史上历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各城贵族富豪，在汉长安周围皇帝陵墓处设陵城。如汉武帝时元朔2年“徙群国豪杰及訾300万以上于茂陵”。成帝时，“徙500万以上5000户于昌陵”，“徙100万以上居平陵”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及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400年的战争与纷乱，东都洛阳被火毁，西都长安成为一座空城，中原人口成批或整个宗族大量南迁，南宋首都迁到临安，大量随迁的人口致使绍兴、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福州、吴兴等地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永嘉之乱”后的“八姓入闽”又对泉州、广州等城市的兴起有着直接的作用。
由人口迁移带动发展起来的城市，通常有较高的人口密度，宫城在城市地位逐渐下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阶级地位上升。例如南宋临安(今杭州)城有人口120万人左右，而且宫殿及最高行政机关的3省6部的规模小于东西两京，其它行政机构则一反集中布局的作法分散于城内不同地区，官街与民居相杂。
其次，这类城市通常有繁荣的商业活动。据记载当时的临安城共有440市。而且由于商旅繁盛，城内还有众多供住宿与存货的塌房，如逢科举考试，城中的流动人口将达20万人，造成城市供应及消费性行业的特殊发展。这类城市大部分都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心。
四， 在特殊的交通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城镇。
交通交汇点、交通要道沿线、重要的商品转运站及港口，都有可能促使城市的形成。
运河开通，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南北朝后， 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而军事政治中心仍在关中，隋统一后，大力修通运河，以便使南方的粮食能顺利运抵关中。大运河成为中国各种商品流动的重要通道。运河业务的扩大，促使了一大批运河沿岸城市的产生。如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号称4大都市，运河与黄河主要转运中心汴州(开封)、睢阳、泗州等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主要的33个城市，有16个位于运河沿岸，另外有10个位于长江沿岸，33个城市中有32个在东南沿海各省。
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下形成的城市共同的特点是城市建筑不十分规则，多依照不同的地理地点而成，这些城市的地址通常是固定不变的。如扬州，泉州等地就发现多次改建、重建的痕迹，它通常以特有的河流、道路、码头为城市的基本骨架，平面呈不规则形，有大量的仓储建筑，如临安城北门外有巨大的仓库，余杭门里还有镇城仓、常平义仓，天宗水门里有都盐仓、糠场，府衙周围还有杂物仓。这些城市的装运手段及造船业比较发达，城市最繁华地段集中于河道两侧。这些城市的一部分发展成为后来重要的商业城市，另一部分则由于其交通运输地位的下降而渐至没落，如泉州就因为海盗侵扰，海禁和港口淤塞，商人不再来此，自明以后一蹶不振。
五， 商业及小手工业专业城镇。
明清以后，手工业及商业迅速发展，特别在江南地区，已开始出现私营的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地方性行业性会馆建筑不断增多，票号、典当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些专业化的金融城镇与小工业城镇，如平遥、太谷为票号业中心城市，景德镇为手工业城市的集中代表。
这些城镇通常有较为活跃、专业化的商业经济活动，城市经济基础厚实，建筑较为华丽。同时城市布局不严整规则，不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是围绕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心形成城区。城市也无深沟高垒的防御城墙，它通常是在不规则城区形成后围绕它加修不规则形式的城墙。城镇规模较大，主要居民是商人和手工业工人。例如明清的景德镇，据《陶录》载：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三，景德镇还有大量的外地劳动力，据记载在明万历年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业游徙，每月不下数万人，工匠来自八方，器成天下走，城市人口至少在10万以上。这些专业化城镇后来经商业大资本冲击，相当一部分趋于倒退。
关键词：城市发展；法律；资本主义；社会学意义
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农业时代政治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以经济功能为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城市优先发展逐步转移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主要功能逐步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突变，而是一种渐进性转变，实际上，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已开始发展起来，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这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共性。当然，从城市产生的那一天起，中西方城市的发展就存在一定差异，愈发展。这种差异就愈大。
城市产生于文明社会，它的起源大体上与原始社会解体，国家的出现一致。原始社会后期，一部分权势集团或富有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驱使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土地的耕作者在其居住地周围，挖壕筑沟、修城造廓。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城廓也就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王权制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吏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成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因此，从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农业时代早期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社会功能中，政治功能排在首位。它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古代中国，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间，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即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形成了大批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都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踞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依着‘由外而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建立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于自发的自然地形成。”在西方，古代希腊文明的源头——爱琴文明-克里特、迈瑞尼文明时代。亦是如此。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表克里特文明中政治城市优先发展。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如此。“在古希腊人中，王权制度和城市主体的构成成份，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然而，历史的发展逐步使中西方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扩张，城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入侵，使灾难加深了，昔日繁荣的都市已变得满目疮夷。然而，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奇迹发生了，新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同时衰败的古代城市开始复苏。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黎、伦敦、科伦、布拉格等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这些城市一兴起，就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与中世纪早期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城市，性质完全不同，它们是经济中心。西欧从此开始逐步由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转移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主要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而在中国，随着秦王朝一统中国，郡县制的普遍推行，城市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因政治的需要而推动。
然而，从政治城市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唐代中后叶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出现了一些经济都会，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另一方面，从唐末到北宋，新的工商业城市——镇市开始发展起来。宋代各镇市均以工商业的发展为特征，部分镇市的繁荣特征与收入状况，已开始接近或超过州县城。虽然它们总体上规模略小一些，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政治城市的突出的经济功能。把这些镇市称为经济都市或雏形的经济都市，显然并不过分。市镇的广泛兴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城市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赵冈指出，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Cities)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两类(Markettowns)，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
唐宋之后，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之间的商品流转较以前更加活跃。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地区、长江沿岸、大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较快。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均为国内地一流的城市。这些城市经济非常发达，晚明的苏州无论“财赋之所出”、“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还是“驵侩诗张之所依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可以说已经转化为工商业功能为主的城市。清代的北京，城市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出现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的景象，城市功能向多样性、综合性发展。又如开封，傅依凌将其作为传统城市的代表，认为“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但明中叶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特征的同时，生产经营型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店铺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日渐增多起来。这一时期市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茂盛的镇市。如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盛泽镇、震泽镇等。市镇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堪称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天津、上海等。
因此，农业时代后期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强化，城市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之都，如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可谓工商并重，这一类城市已具备了前现代化城市的特点。另一方面，大批经济意义上的市镇开始产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的状况。“即使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市镇繁荣，‘经济因素’在一些城镇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区域内主要城镇所具有的政治或军事功能，则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这一点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西欧自工商业城市兴起之后，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并且依赖货币，使城市从不自由的地方上升到自由的地方，城市先后通过购买或武装起义，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城市开始制订了自己的法律，成为了持久的自治共同体，并逐步成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外权力中心”。然而，中国自宋代城市“城市革命”以来到鸦片新战争前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但其城市是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较多的中外学者在论及古代中国城市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区别。而韦伯最为典型，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等著作指出了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的城市的区别，他从城市起源、地位、性质、有无法律、居民的差异等几方面论述了中西城市的区别。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帝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结果。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商业发达的产物；“在古代中国，以城廓为地域界限的城市虽然早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城市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控制之下，不像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议会，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亚洲城市中没有一种特别的、城市市民本身所独有的、实质的法或诉讼法，”中国城市的居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以自由民为主要成员。并在比较东方城市与西方城市两大理想类型城市(以传统中国城市为典型)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关联。韦伯的城市观也受到很多批评刚。从上述的分析看，韦伯将西方中世纪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进行比较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确，在农业时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欧洲中世纪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世纪欧洲城市不能作为西方早期城市起源的典型。西方早期城市都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直到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才诱发了西方城市功能的变异：生产性的城市经济中心出现，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才开始走向城市自治，东西方城市的发展才出现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将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作为城市的原生形态来与中国原生形态的城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开始产生，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因此，中西方城市发展道路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同一性。但是，即使是这些经济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相比，也仍然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对中西城市发展差异的分析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在韦伯看来，这种差别有着根本的社会学意义。正如施坚雅所说：“韦伯的构想虽则在史实上并非总是确切无误，但在社会学上却是无瑕可击的。在他更大的开拓性计划中，西方型城市的特殊职能又赋予他的构想以高度的洞察力。”这里所说的韦伯“更大的开拓性计划”就是指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西方为什么较早步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步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中找到答案。要真正了解这一点，需要从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谈起。
二
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韦伯终身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韦伯仅仅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与城市的重要性。理性的法律是使经济行动得以收到预期的后果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而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和载体，城市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系列条件。而理性的法律正是首先产生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特征在于，它的基础是一套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由工业城市创造的，它们不存在于古代的城市(polis)”。韦伯在考察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基础上，指出了适合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城市的5个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和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4、团体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也通过行政机关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正是这种理想类型的城市共同体，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并且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扩张，“新兴的资本主义”用新的商业贵族的权力取代“封建主和行会市民”的权力，并且借助于王权，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全社会。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城市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产生了这种城市自治共同体，而在中国古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我们还是要从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权力体系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答案。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之后，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战胜封建主以致最终战胜王权，一方面是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西欧独特的社会结构：政治分裂，教权与俗权相对，世俗统治与教会统治并存；诸侯割据，王权软弱，全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中，社会留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缝隙，在这些缝隙中，由于相对脱离了结构性的强制，新的因素能够产生和发展起来。再者，西欧封建制度带有契约性因素，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具有契约性关系，因此韦伯称西欧封建制度为法制化制度，这一点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城市的所谓自主性与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其法制化因素的延伸，城市所得到的特许状“只是领主与封臣之间契约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如果不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多元结构，没有封建支配所展示的那种固定化、法制化的倾向，城市的政治特权无法想象。
而反观中国，自专制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中国就一直不存在象西欧那样的教权与俗权并立的统治模式，皇帝“不仅是最高的领主，也是最高的祭司”。皇帝的权威是全面的。至高无上的。而且中国的文明从未发生中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专制统治体制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强化。正如王国斌所指出：“中国不仅一直维持着统一帝国的形象，而且不断地再创统一帝国的实体。”其城市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虽然到了帝国晚期，一方面，许多传统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等工商业非常发达，但这些城市仍然是封建政权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因而城市一直是在封建皇权的有力控制之下，不可能成为城市自治共同体。另一方面，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发展起来。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足以阻止任何自主社会力量的兴起，足以阻止自主城市的发展，并将市镇纳入自身的运行体系之中，而不使之成为对立物。对此，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
施坚雅认为，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经济中心区域与行政中心区域互为关系。施坚雅指出，“从三个意义上说，可以把经济方面的重要职能视为基本的职能。第一，在物资和服务交流中，在货币和信贷流通中，在为生计和其他经济利益的人员流动中，市镇和商业城市都是它们的中心接点。这就是说，各级贸易中心必然是庙宇、书院和慈善机构的所在地，也是行使政治、管理、甚至军事控制权的非官僚结构总部的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中心吸引了其他类型的重要职能，因此，宗教教区、书院招收学生的地区范围和超政治结构的管辖范围，在地方一级上都有与作为贸易中心的经济腹地相重合，并反映其节点结构的倾向。第二，由于提取经济盈余无处不是使政治结构得以运转的关键，政治结构为了控制和调节交换手段，间接地控制和调节生产，开发特定地方体系的资源，而把精力集中在商业中心上，效率也最高。因此，秘密社团和其他超政治结构的总部通常都位于市镇和商业城市，其部分原因是，在政治竞争的目标中，对市场和其他关键性经济机构的控制权最为突出。同样；席国行政在定期的调整和改组方面，就有一个带规律性的特点，那就是将新近崛起的贸易中心合并成为治所。第三，在形成中国的各城市体系方面，贸易似乎大大胜过行政活动，大大胜过沟通城镇的任何其他形式。这一部分是因为官僚地方行政相当不力，更因为对成本距离一贯敏感的商业，比行政更受地文的实际钳制。因此，在形成城市体系的方面，地理钳制和贸易方式两个因素趋于互相补充。”可以说。是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位置、人口和土地的规模以及税收决定了地方政府衙门的大小和层级以及在行政系统中的同一层次机构中的不同等级，“治所的正规行政属性，大部分是由它在相关经济中心地区区域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其地方政府在行政等级中的位置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并且税收丰厚，那么这里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行政中心。而如果一个辖区社会经济发生变化，那么政府可能调整这一辖区的行政级别，如将道台衙门迁至知府衙门所在地，或是将知府衙门所在的城镇提升为知府衙门所在地。政府的意图是要确保其对重要的经济活跃地区的官僚加以控制，“防止那些在商业中心掌握经济控制权的人篡权乱政”。实际上，不光清代如此，从草市兴起之后的发展历程可以支持这一理论。
【关键词】城市化概念；新定义；城市；城镇；都市
【作者简介】唐耀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梧州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13-04
在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中发现已有城市化概念存在不足和缺陷，这既给国内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带来混乱也给我国的城市化实践指导带来偏差，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一、现有城市化概念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1.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亦可译作“都市化”、“城镇化”，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赛特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市、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市、镇集中，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十分重视生产要素在其中的流动。
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地理学中的城市化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则更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
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l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各方面内容。三是“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沃思（L·Wirth）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
2.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不足和缺陷
在上述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中，一方面因城市化涉及面太广，其研究范围广泛，是人类各种社会状态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人类、地理、生态、经济、统计等众多学科，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在空间、时间、结构、数量和层次上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发展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全面、准确、透彻的内涵描述十分困难。所以各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概念界定都只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没有全面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特有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至今所有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中都没有引入人的消费需求这一元素，而消费需求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元素。所以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都不完整、准确，并没有揭示出城市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因此，从多角度、多视野看待城市化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化的本质。
3.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及其偏好
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后来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在英语中对city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为“城市”，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有被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也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做“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术语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再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ol。
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及政府官方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大多喜欢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政府官方的文件中，一般使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例如，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使用的就是城镇化的提法，在2003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是“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政府的这一偏好应该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态度。
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虽几经调整，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道路基本上是沿着“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方向进行的。
二、城镇与城市含义的异同
1.城镇、城市的起源与演义
尽管各门学科都对城市或城镇有着自己学科的定义与解释。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当代世界相符合、令人信服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的争论集中在是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的标志的问题上。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最早的“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后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用作防卫而围起的墙垣。“城”最早的功能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即“城”是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
与“城”相对应的“市”的概念则是指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古书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市”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市”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出卖劳动产品和购买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成为城堡中居民必不可少的内容，“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方才产生。“城”与“市”融合为“城市”是“城”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镇”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代逐渐引伸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城”与“镇”又融合有“城镇”之称。
到了近现代，“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镇”混用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的混用已经难以扭转。
2.城、镇、市的概念
为了研究城镇与城市的区别，有必要从词的原意上去考证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有趣的是在《辞海》中竟然找不到对城镇与城市的解释，是编纂者的遗漏还是因为对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故意的回避，我们不得而知。本研究只好从考证城、镇、市的概念人手来寻找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对“城”、“镇”、“市”概念的相关解释分别是：“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镇”：指市镇。（1）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2）基层行政区域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
“市”：（1）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交易。（3）购买。（4）城市。（5）行政区域单位。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而199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是“通常为县机关所在地或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与197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有所区别。并且对“城”的解释增加了“城市”，对“市”的解释增加了“城镇”的内容。
3.城镇与城市的异同点
比较《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它们都有居民居住、人口集中的相同内涵，但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镇”与“市”概念之间的区别：“镇”更多地说明了是“居民区”，而且在1979年版的《辞海》明确指出是“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对“市”则更多地说明了经济、商业与社会其他的活动。而且强调了活动是“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我们从1999年版《辞海》的解释中能够看到它们的融合——“城”的解释中有了“城市”，“市”的解释中有了“城镇”。
根据汉字造词的一般规律和《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出“城镇”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结论，至少可以从经济学这个层面=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其他活动的内涵，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城镇更多强调的是居民的居住点，在人口的数量规模上也小于城市。
所以，根据上面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一是“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作为“城市”的简称。“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镇”是“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二是“城镇”指“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但规模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城市”指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且规模大于城镇。
三、对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1.新定义城市化概念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本质上对城市化概念完整全面准确地进行定义：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生产方式，包括手工业特别是工业，促使分散在广大区域的农业人口向某一较小区域聚集和集中成为非农业生产人口而形成城镇，由于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镇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直至急剧膨胀，从而城镇演化为都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改变的复杂过程。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
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反映了城市化所独有的全部现象，并用消费需求揭示出城市化的本质，说明了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内生因素。城市化的本质实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人口聚集，将人们各种潜在的消费欲望汇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人们这些潜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两个内容其理由如下：一是考证了城市化一词起源。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在英语中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对city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英文原词urbanization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意思，所以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对英文词urbanization原意的回归；二是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对应于英语中的urbanization，用“城镇化”和“都市化”对应于英文urbanization中所包含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容，因为从中文角度，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城镇”也统称为“城市”，所以可将“城市化”中的“城市”的“城”对应于“城镇”，“市”对应于“城市”。但为了区分引入“都市”替换此“城市”。以分清此“城市”而非“城市化”的彼“城市”。因此。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来统筹。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2.城市化概念新定义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新的城市化概念指出了城市化的根本现象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形成城镇与都市，才有了城市化。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独有的现象。而且有了人口的聚集，才带来了城市化的其他现象，没有人口的聚集，就没有城市化特有的其他现象。
其次，新的城市化概念说明了使得人口聚集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是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在农耕社会，生产资料以土地为主，而土地是分布在很广大的区域中，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而手工业和工业生产方式，不用与土地相结合，不受空间的制约，这为人口的聚集提供可能和必要。
再次，新的城市化概念引入了消费需求的因素，而消费需求才是引起社会经济加快发展、社会生活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