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楚歌，讲的是关于项羽和虞姬的故事。这里是整理的四面楚歌的历史典故（优秀5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各位同学：
今宵我们又欢聚一堂。只是，今宵的聚首是为了离别，就要离别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讲。
四年前，我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来到了大学的箐箐校园。四年的同窗生活中，我们同心并肩，一起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的日子。
尤记得，大海边，我们中秋聚首赏明月；
尤记得，长城上，我们烈日挥汗诉豪情；
尤记得，田径场，我们奋力拼搏争荣誉；
尤记得，教室里，我们埋头苦读修人生。
尤记得，校园里，我们点点滴滴的纯真故事。正是这点点滴滴，情深、意长、味重，我们一生都忘记不了。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当我们细细地回想这一切时，我们仍会记得那箐箐校园里的良师益友，仍会记得那镏金岁月里的成长故事。
要离别了，我想起了古人的十里长亭别友人，那里头是一丝丝的忧愁和悲壮。但我们拥有更多的快乐和更多的豪情，“十年寒窗苦，今朝凌云志”，我们就要怀着成熟的人生理念、丰富的专业技能踏上工作的岗位了。曾经有一首歌中唱到“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今天，让我们也来相约20年。20年后，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中既有it界的精英、又有**里的将才、更有企业界的巨子，我深信我们大家都将会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一番骄人的业绩。
有语云：无酒，何以逢知己；无酒，何以诉离情；无酒，何以壮行色。让我们举起杯，为了我们这四年的相聚；为了我们的相约20年；为了我们辉煌灿烂的明天，干杯！
关键词：王逸《楚辞章句》：楚地祭祀文化；阐释视阈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64-04
作者：邓声国，江西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江西，吉安，343009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诗歌集，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以楚国的历史、风俗、音乐、方言进行创作的，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文人之作。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楚辞》是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点写成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楚地的历史、风俗习惯和方言用语情况，实际上便是一幅幅反映我国古代民俗的浓郁的画卷。有鉴于此，研究和注释《楚辞》，就必然要了解楚地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了解楚地的民族文化特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楚辞》作出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化诠释。
从《楚辞》中的屈原诗赋来看，楚国祭祀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其中所描写的数量众多的神明主体并不排斥他方神明，加之诗人笔下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禁不住令人神往楚文化中祭祀文化这一特殊的民俗奇葩。众所周知，祭祀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内容非常博大庞杂，涉及到诸多的组成元素。像诸如形形的祭祀对象、庄严神圣的祭祀场所、飨神媚神的祭祀供品、通天达地的祭祀法器、人神共食的祭祀方法、娱神娱人的祭祀舞蹈等等方面，都是这其中的要素元。例如，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在《楚辞》一书中便可以得到印证。如《九歌》原本是一套优美浪漫的祭神乐曲，尽管其并非当时祭歌全数，只是经过屈原筛选后流传下来的代表歌曲。屈原身为楚国贵族，观其诗赋《九歌》中所描写的自然神，水神便居其中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楚公王室十分重视河川祭典的事实。因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经将其和《诗经》进行比较，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诗经》是‘史官文化’，《楚辞》属于‘巫官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王逸身为东汉时之南郡宜城，属于楚文化圈之列的文人，长期身受楚国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因而他在对《楚辞》中的作品进行章句体的诠释时，往往能结合他所了解的楚地民俗文化情况，加以形象地生动地解释。换句话说，从楚地民俗的挖掘角度入手来研究《楚辞》文本，这是王逸为求其“真”、求其“实”而走的一条稳妥之路。本文将通过对《楚辞章句》一书加以解读，讨论分析王逸是如何对楚地祭祀文化现象进行形象揭露的，以期可以大致反映王逸作品诠释风格的一隅。
首先，从《楚辞》及王逸《章句》对楚地有关祭祀对象及祭祀执行者的反映情况来看。由于楚人信奉的神灵众多，所以有关祭祀的对象也很多。如《汉书・地理志下》在论及楚地之俗之时，便说楚人有“信巫鬼，重淫祀”之风。“巫鬼”，即巫人喜好装神弄鬼，“淫祀”则是指楚人的祭祀对象非常泛滥，无神不祭。由于楚人笃信巫鬼，时有违反祭典规定进行各类祭祀活动的，故汉人称知为“淫祀”也。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楚人的祭祀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类。从《楚辞》一书诸诗赋的记载来看，楚人信奉的天神很多，如有上皇(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司命(大司命、少司命)、风伯(飞廉)、雨神(屏号)、日御(曦和)、月御(望舒)等。在这众多的神灵中，太一是全天最尊之神。它的出现与楚国君主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有关。太一本来应是当时天极星中最亮的一颗星，因它在星空中处于临制四方的位置，正好用它来映照人间的君主、所以成了众神之首。《九歌・东皇太一》篇：“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王逸《章句》云：“上皇，谓东皇太一也。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良之日，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也。”交待了东皇太一即天神也，以及祭祀斋戒的恭敬严肃。可见，王逸在对《楚辞》所描述的这些祭祀天神的阐释中，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形象描绘，丰富人们的各种想象。
至于《楚辞》中反映出来的地神类祭祀对象，则主要有山神(山鬼)、水神(地宇)、土伯(冥主)、海若、河伯(冯夷)、洛嫔(宓妃)、湘君、湘夫人等。以“湘君”为例，据刘向《列女传》记载：“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娥皇、女英二妃溺于湘江殉情，后人便将这两位妃子看成湘水之神。《九歌・湘君》篇：“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王逸《章句》解释说：“君，谓湘君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数百里，群鸟所集，鱼鳖所聚，土地肥饶，又有险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荡，既设祭祀，使巫请呼之，尚复犹豫也。”对祭祀湘君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补充与拓展。又如“湘夫人”，《九歌・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章句》云：“帝子，谓尧女也。言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反，没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王逸交待了“湘夫人”的由来。同篇：“与佳期兮夕张”，王逸《章句》云：“佳，谓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言己愿以始秋X草初生平望之时，修设祭具，夕早洒扫，张施帷帐，与夫人期歆飨之也。”又同篇“建芳馨兮庑门”一句下，王逸《章句》解释云：“馨，香之远闻者，积之以为门庑也。屈原生遭浊世，忧愁困极，意欲随从鬼神，筑室水中，与湘夫人比邻而处。”这两则注释语当中，王逸明确地点明，诗人屈原运用了活灵活现的形象化手法。赋予自身以神性，表达出自己欲摆脱世俗烦忧、与湘夫人比邻而居的美好愿望。
再者，若就人鬼这一方面祭祀对象而言。所谓人鬼，亦即祖先，出于对死去的先人的尊敬，因而人鬼在楚国人们的日常祭祀活动中，可谓是最重要的祭祀对象之一。从1991年湖北江陵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来看，据考证，包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里，其所记载的祭祀祖先对象很多，有楚族的远祖老童、祝融等以及邵佗家族的祖先昭王、文坪夜君等，这些都是以人鬼作为日常祭祀对象记载下来的。同样，《楚辞》中亦记载了一些人鬼，主要有祝融、颧顼等。以祝融这一祭祀意象为例，据史籍记载，祝融是上古时期炎帝的后代，是古代管火的官，即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九思・伤时》篇：“就祝融兮稽疑，嘉己行兮无为”，王逸《章句》解释云：“祝融，赤帝之神。”王逸所说的“赤帝”，就是“炎帝”的又称。由此可见，在楚人眼里，人鬼就好比是天上的神灵，人们只要祭祀得法，就能得到他的保佑。
另外，王逸还注意对作为祭祀执行者的巫师身份特别关注，因为巫师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者。楚巫身份非常特别，根据古文字学家考证，古“巫”字似持旌羽的舞者，后演变为“巫”，象人两褒而舞，《说文》释“巫”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楚地之巫“实以歌舞为职”，目的是“乐诸神”，其功能如《国语・楚语下》记王孙圉所云，在于“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考之王逸对《九歌》各篇《章句》的解释，对巫师的解说颇多，如《九歌・东皇太一》篇：“抚长剑兮玉珥，G锵鸣兮琳琅”，《章句》解释云：“言己供神有道，乃使灵巫常持好剑，以辟邪要，垂众佩，周旋而舞，动鸣五玉，锵锵而和，且有节度也。”同篇“疏缓节兮安歌”一句下，王逸又解释说：“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宁处，亲举袍击鼓，使灵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又同篇“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王逸解释说：“灵，谓巫也。偃蹇，舞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甩盛饰，举足奋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满堂室也。”《九歌・云中君》篇：“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王逸《章句》解释云：“言己将修飨祭以事云神，乃使灵巫先浴兰汤，沐香芷，衣五采，华衣饰以杜若之英，以自洁清也。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连蜷，巫迎神导引貌也。言巫执事肃敬，奉迎导引，颜貌矜庄，形体连蜷，神则喜欢必留而止，见其光容烂然昭明无极已也。”等等。在楚人看来，沐浴能祓除不祥，盛其衣饰，是仪礼隆重欢欣鼓舞的表现，如此神方能降临。因而巫师在祭祀前必先斋戒沐浴。衣饰华丽以示虔诚。总而言之，《楚辞》中巫师的一举一动，诸如舞剑、乐舞、沐浴、盛服、迎神等，在王逸《章句》的注释中，无不在在彰显出楚人对神灵的肃敬和有节度。
其次，从《章句》对楚地祭祀有关场所方面的描述来看。按照先民的祭祀惯例，祭祀的地点通常选择在祠庙灵坛，如《天问》是屈原面对着绘有天地、山川、神灵的楚先王宗庙和公卿祠堂“呵而问之”的，所以王逸在《天问序》中言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曼，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玮儒妫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另外，《九歌》中多次提到的“堂”、“坛”、“房”、“庭”，实际上也都是楚人的祭祀场所。考之《九歌・云中君》篇：“蹇将儋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章句》云：“寿宫，供神之处也。祠祀皆欲得寿，故名为寿宫也。言云神既至於寿宫，歆飨酒食，儋然安乐，无有去意也。”据此可见，《楚辞》之所谓“寿宫”，便是祠堂，祭祀神灵之所在也。又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章句》云：“言祠祀九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亦明言于祠处祭祀九神也。凡此之类足以说明，祠堂在楚人祭祀中，业已成为祭祀的重要场所。《章句》的注解给予了清晰地说明。另外，考之朱熹《楚辞集注》，他在《九歌》的首篇《东皇太一》中注亦云：“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亦可足证王逸《章句》关于祭祀场所的解说无误也。
再次，从《章句》对楚地祭祀中有关乐舞方面的描述来看。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在楚地的祭祀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般说来，楚国的祭祀仪式从头到尾都沉浸于一片歌舞声和器乐演奏声中，在这样的场合下，人们舒喉高歌，拂袖长舞，展现出虔诚的悦神敬鬼心意。以楚地巫舞为例，它是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诗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情况，特别是有关于乐舞的场面描述非常精彩而生动。对此，王逸是十分重视有关这方面的阐释的，他在《九歌序》中明言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一无歌字)。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为作《九歌》之曲。”事实上，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着巫舞。《九歌・东皇太一》篇言：“扬袍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王逸《章句》解释说：“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宁处，亲举袍击鼓，使灵巫缓节而舞，徐歌相和，以乐神也。”又曰：“言己又陈列竽瑟，大倡作乐，以自竭尽也。”另外，《九歌・东君》篇言：“翱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王逸《章句》解释说：“言巫舞工巧，身体翱然若飞，似翠鸟之举也。”又说：“言乃复舒展诗曲，作为雅颂之乐，合会六律，以应舞节。”在屈原的诗赋笔下，在王逸《章句》的阐释性话语当中，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载歌载舞的画面：一方面。当时楚国的先民们在举槌击鼓，陈竽弄瑟，另一方面，人们又安歌以和并缓节应律而舞，以至于那美妙的舞姿合着柔美的歌声竟然赛过了在天空中飞翔的翠鸟。这是对楚地祭祀过程中“歌、乐、舞”融为一体的极为形象的生动的描述。
另外，就《楚辞》及王逸《章句》在有关楚地祭祀之前有关方面仪式内容的记载情况来看。祭祀作为一种供物敬事鬼神、以求福佑的宗教行为，在楚人心目中，它是非常神圣的行为，在此之前，必会有一番周详的准备工作，诸如选择吉日、准备祭物、沐浴斋戒等等。例如，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等诗便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祭祀之礼情况。一般是占筮以择吉日，参与者斋戒沐浴，由巫者持长剑出场，祭祀之所设有神位，神位前有案、几、席之类，按时令、方位、祭祀对象的礼仪要求而设的各类供祭之物，然后奏乐，歌唱，巫者盛服而舞。降神的目的，是要尽人间的享乐方式而使神愉悦，从而使求神者得到福佑。所以《楚辞章句》卷二中王逸多次提到：“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良之日，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也”，“言己供持弥敬，乃以蕙草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各五味也”，“言己又陈列竽瑟，大倡作乐以自竭尽也”(《九歌・东皇太一》)，“言己供修祭祀，瞻望于君，而未肯来，则吹箫作乐，诚欲乐君，当复谁思念也”(《九歌・湘君》)，“言己供神之室，空闲清净，众香之草又环其堂下，罗列而生，诚司命所宜幸集也”，“言己愿托司命，俱沐咸池，干发阳阿，斋戒沽己，冀蒙天佑也”(《九歌・少司命》)，“言己愿供香美，张施琴瑟，吹鸣？竽，列备众乐，以乐大神也”(《九歌・东君》)，等等，不烦逐一枚举。这些都充分地展示出楚人对于迎神仪式的斋庄敬肃。王逸《章句》的这些解说，与楚人《祭典》这一成文的有关祭祀的法典记载是十分贴合的，《祭典》对包括用牲、神位安排、降神、迎神的程序、祭祀吉日的选择，以及祭祀等级、对象的规定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如《祭典》上说：“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如果说《祭典》一书是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祭祀的各种行为规范，而王逸《章句》一书则通过对《楚辞》一书的诠释，以注解的形式对触底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形象化的解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卜筮作为一种巫觋勾通人神的重要手段，在楚国的祭祀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卜筮简单的说就是占卜。不过，若分言之，则“卜”与“筮”二者又有所不同。卜指龟卜，取龟兆以预测吉凶。殷代占卜以龟甲为主，兼用兽骨。一般是将龟甲、兽骨整治，凿孔以备用。占卜时，燃荆枝的于孔中，观其裂纹以说吉凶。楚人占卜亦用龟甲，凡所疑问，多用占卜以决之。例如，《楚辞・卜居》篇王逸《序》文云：“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顺君非而蒙富贵，己执忠正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著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另外，该篇“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一文下，王逸《章句》：“断吉凶也。”至于筮占，则是一种借用揲草以之占卜吉凶的手段，《楚辞》中亦有这方面内容反映。《召魂》篇：“魂魄离散，汝筮予之！”王逸《章句》解释说；“筮，卜也。蓍曰筮。《尚书》：‘决之蓍龟。’”
另外，《楚辞》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占卜方法，即《离骚》篇所说的“筵筹”，《离骚》篇云：“索琼茅以筵等兮，命灵氛为余占之。”王逸《句》解释说；“索，取也。琼茅，灵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等。灵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则无所集，欲止又不见用，忧懑不知所从，乃取神草竹筵，结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灵氛占其吉凶也。”根据王逸《章句》的解释可知。《离骚》之所谓“筵筹”，实是用折成小段的竹片以占筮吉凶，“取神草竹筵，结而折之”便是其卜筮之法也。游国恩先生以为，“茅是一种灵草，筵是竹栖茭。结草系判竹掷地，视其俯仰，以卜吉凶，本是楚国民间的风俗。”所言甚是，这实在是楚人的独特方式，考之先秦典籍，中原及北方各国兼用龟蓍来卜筮，而未见用竹占卜的例证。
关键词：鲁达基 屈原 诗歌创作 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手语舞蹈，体验节拍
节奏是音乐的骨骼，根据音乐教学内容的重点，合理运用手语舞蹈元素，不仅能激活我们的课堂教学，还能使学生学得一些简单的舞蹈律动技能，了解一些身体的舞蹈语言，无形中强化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和美感，也可以减缓教学难度，为新歌的教授增加情趣。此外，在音乐课中加入手语舞蹈，可以起到活跃气氛、形象易懂、共同参与的作用，启发学生自主地投入到手语律动活动中去寻找快乐，并在快乐中掌握知识，更能顺利地实现学校教育的目标，既是让学生以手语舞蹈的形式锻炼学生的创造潜能，又能以身心一体化的训练塑造其完美的人格。
例如，教学八年级（上）第三单元青春的旋律自选歌曲演唱《爱的奉献》中，虽然这是一首混合拍子的歌曲，但是我们先让学生感受四四拍的强弱关系，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让学生感受四二拍的强弱关系。
在进行手语舞蹈元素教学时，应注意首先引导学生从生活语言中寻找一些最为简单的手语语言，在学习整首歌词后，把所学的手语语汇组成舞蹈，通过表演、形态、动作、气息等身体节奏律动来推动掌握所学知识。让学生跟着音乐边歌边律动，学生既体验了歌曲手语舞蹈与节拍的强弱关系，又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学到了知识，也体验了快乐。
二、生动故事，欣赏歌曲
把音乐教学内容编成故事导入新课，使教学过程故事情节化，能创设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利用故事的描述渗透课堂，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起到了自然过渡的作用。
例如，欣赏封面故事《四面楚歌》，先讲述故事背景：是秦朝末年，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王位交战多年，最后，项羽十万人马被汉军用十面埋伏之计围困在垓下。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学生一听瞬间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了，然后再进行音乐欣赏《霸王别姬》。这样学生既能学到一些课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又能完成教学任务。可见，这样的形式不仅仅在于音乐艺术的陶冶教育，更提升到了人文内涵的熏陶教育，既是寓“事”于乐，又是寓“史”于乐。
三、趣味游戏，学习知识
教学活动中边歌边做游戏是激发学生音乐学习欲望的最好方法之一。游戏比赛的形式，更能满足学生强烈的参与竞争心理。在诸多游戏汇中，猜谜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
例如，在教学《节日里的歌》这一内容进入时，先让学生进行游戏：（1）节日名游戏接龙比赛，提问：我们一年里常过的节日有哪些？宣布竞赛规则并主持比赛。（2）听赏歌曲，说出相应的节目和歌曲的名字，如，《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适用于国庆节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适用于教师节唱，《烛光里的妈妈》适用于母亲节唱等等，这样，学生能学到一些课外音乐的知识，而且又能顺利地完成教学计划、及时评分反馈。
四、打击乐器，歌曲伴奏
打击乐器在教学活动中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节奏训练中，使用打击乐器可以用有趣的节奏进行训练，如：“蚂蚁蚂蚁来来来，大哥不来，二哥来”等等一些顺口溜来进行节奏练习，使枯燥的节奏训练变得生动有趣。
打击乐器在教学活动中，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了机会，更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合作精神。
五、创设情境，歌曲再造
买磁带之前，一定要看这张专辑够不够十首歌，不够的就不买。回家拆了磁带，一定要拿着歌词本一首一首往下听，听听这张专辑里哪首最好听，哪些歌词最深得我心，记下作词、作曲、编曲和制作人的名字，还要把喜欢的歌词抄到笔记本上。一年四季的时光因檎庑┮衾侄有了色彩，年少的欢喜忧愁也有了寄托。
薛之谦正式出道的2006年，早就没了磁带的踪影。歌手们也不再频繁地出专辑，甚至几乎不再依靠出专辑来赚钱。综艺时代的繁华真人秀掩盖不住华语乐坛的日渐冷清。
薛之谦却曾经有三年，每年推出一张全新专辑。开始时，他依靠选秀顺延了还算高的人气，其后并未能真正走红。
2013年，他再次发行了专辑《意外》。其中最出名的歌曲应该是那首由李荣浩作曲，后来被李克勤在《我是歌手》中翻唱的《丑八怪》。
专辑《意外》的出现，才让我觉得薛之谦已成为一名成熟的歌手。但是，他依然未能因为这张专辑而走红，后来走红是因为“段子手”的身份。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繁忙之余的会心一笑，所以他到底是歌手还是段子手，已经不那么重要。何况，他两种能力兼具。于是，他那些卖衣服、开火锅店的过往，随着他在综艺节目中的频繁亮相，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从缺少人气到拥有人气，高低起落的人生丰富了他写歌的素材，且段子手的创作能力总不会太差。
2015年，他陆续推出一些新歌，连续出了好几张细碟（迷你专辑）。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这些歌能组成一张专辑，该多好。后来，竟然如愿了。
有了这张名为“初学者”的专辑，我才知道他早就说过的“歌会慢慢发，一首一首的，让每一首都被人记住”，是肺腑之言。
嗯，一张十首歌的专辑。在网上听了很多遍之后，我还是买了实体唱片。在数字化的时代，我还是爱专辑这种唱片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品啊。
事实上，薛之谦也没有多么出色的唱功，中规中矩的嗓音，唱唱并非剑走偏锋的歌，听起来还算舒服。专辑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他说是流着泪写完的，唱给有故事的人听。
我从没见过哪位男歌手能把情感歌曲唱得这么楚楚可怜。张宇唱的歌不少，却带着阳刚硬朗的味道；杨宗纬在柔情之中，包含力大势沉。只有薛之谦，顾盼之间，小心翼翼，似乎怕那微弱的光亮在一瞬间灰飞烟灭。
如今的华语乐坛，周杰伦、林俊杰、戴佩妮、蔡健雅这些创作歌手，撑起了一片天。他们多年来坚持在自己专辑的“作曲”一栏上，刻上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