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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利用FDI现状分析
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从江西利用FDI可以清晰看出，自1984年江西引进首个外资项目以来，全省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江西利用FDI迅速增长，到2007年底达31.04亿美元。由于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利用外资有所下降。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江西利用外资规模明显扩大，2011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812个，合同外资金额达84.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0.59亿美元。20余年来FDI大量流入为江西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外资来源地过度集中来自港台地区的FDI超过了全省总额的80%，并且主要来源地均为我国附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来自如欧盟、北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样的FDI结构对于江西省经济整体发展来说十分不利。首先，外资来源地过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可能造成江西在融资中出现风险，如果某个主要外资来源地减少直接投资就会对省内经济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其次，来自港台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小企业，这使得江西经济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对省内本土企业的发展带动作用不明显。FDI产业流向失衡江西省吸引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以2010年为例，制造业资金来源中FDI额为15.33亿美元，占了全省FDI的绝大部分，在近些年一直很热门的房地产业中FDI额为0.43亿美元。而外商对于江西省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投资仅仅占很小一部分，如外商对江西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投资额仅为0.026亿美元，对江西省教育业的投资甚至只有0.002亿美元，在第一产业上的投资更是少之又少。外资区域分布过度集中从FDI分布区域来看，FDI投资地理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即投资集中分布在京九线上GDP占全省前三位的南昌、赣州、九江。以2011年为例，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为60.59亿美元，其中南昌市为16.82亿美元，占全省的27.76%；紧接着是赣州市为8.77亿美元，占全省的14.47%；九江市为7.73亿美元，占全省的12.76%。
FDI对江西省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FDI对江西省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江西省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大量FDI的进入，为扩大全省产品的出口规模、提高产品竞争力产生着重要影响，FDI对江西省出口贸易的影响虽然不是唯一，但其作用不容忽视。首先，从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出口总额来看。2001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为3.96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0.39亿美元。到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60.59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加了将近15倍；出口总额达到218.81亿美元，其增加量为2001年的20余倍，无论是实际利用外资额，还是出口总额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这是在我国总体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外商投资企业来江西安家落户的必然结果。其次，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与江西省出口总额的关系来看。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1.12亿美元，江西省出口额为10.3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省的10.81%，直到2008年其所占比例都在不断增加，虽然在2008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但总量一直保持着增加。最后，总结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外商投资企业及出口总额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知道，除了出口总额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外，三者一直都呈上升趋势，而且随着利用外资额的增加，出口总额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FDI对江西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江西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矿等初级产品出口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随着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引入，形成了大批工业制成品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初级产品总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上升，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所有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江西省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产品占主导向以工业制成品占主导转92变，而且在此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中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FDI对江西省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FDI的迅速发展使得江西省近年来加工贸易保持着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江西省本来就具有许多发展加工贸易的优势：首先，具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且这些劳动力对外流失比较少，这是加工贸易的重要条件。其次，具有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这些资源富集且品质优良，为加工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再次，江西省地处全国中部地区，在中国的全局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为江西省加工贸易发展带来促进作用。最后，在大量沿海城市工业转向内地的今天，具有紧邻长三角、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的明显区位优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江西，使得加工贸易在该省发展欣欣向荣，大量外资流入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2005年～2011年，江西省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速达45.36%，同期加工贸易的年均增速为55.37%，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比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到2011年，加工贸易额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20.28%。虽然一般贸易仍然是江西省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但加工贸易以年均55.37%的速度迅速提高，这是FDI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出口贸易方式的主要变化。如表3所示，江西省出口贸易方式趋于多样化，而不是集中在一般贸易上。FDI对江西省出口地理方向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江西省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市场，对外贸易发展得到极大推动，外贸出口额持续增长，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传统市场、新兴市场出口同步高速增长，而且在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上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除一些特别情况外，江西主要FDI来源国（地区）也是主要的出口贸易伙伴。结合表1和表3可以看出，2011年来赣投资前几位的国家或地区是香港、台湾、英属维尔京群岛、澳门、新加坡、美国等，2007年～2011年江西向香港、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平均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9.24%，该省FDI最主要的来源地香港也是最主要的出口地。一直以来，江西省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但随着对全省直接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变化，出口贸易地理方向也出现了变化。江西省的出口不但在传统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得到发展，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中也得到了突破。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得到发展的同时，国内需求也得到近一步提高，对外贸易循序发展，这为江西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东盟、印度等邻近国家（地区）的繁荣为中国外贸提供了机会，也为江西省这种资源丰富的出口省份提供了机会。2010年江西省对东盟、印度、伊朗、巴西等四大新兴市场的出口额为15.54亿美元、3.43亿美元、2.47亿美元、1.99亿美元，相比2009年分别增长0.93倍、1.1倍、1.94倍、1.38倍。这些新兴市场为江西省出口产品提供了广大市场空间，促进了江西出口贸易的发展。总之，在大量FDI的推动下，江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欧美市场为主的传统市场、以新兴经济体为辅的新兴市场，这种发展节奏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外贸市场结构，减少外贸对单一市场的依存度，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对外贸易格局(详见表4)。
摘要：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先从不同角度描述中国目前吸收FDI的现状和特点，再对FDI与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最后对吸收FDI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使FDI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FDI;中国经济
一、中国吸收FDI的现状和特点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近年来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的量在整体是呈现大幅上升趋势的，中国已经是吸收外资较多的国家。中国商务部外资司(2008)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中国吸收的FDI达到694.68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全球第4大FDI吸收国。从吸收FDI的数据来看，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1999年FDI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但是2000年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明显回升，2005年出现小幅下降，但这并不影响整体发展趋势。在2008年10月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保持了23.58%的大幅增长。2009年一季度中国吸收FDI217.8亿美元，同比下降20.6%。但是预计2009年可能继续保持增长，即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只不过在金融危机之下企业家的海外投资欲望大减。从1997-2008年中国吸收的非金融领域外资的数据如表1所示。
其次从FDI来源地看，近几年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和部分发达国家和维尔京群岛。如2006年，对华直接投资前4位国家(或地区)分别是香港、美国、日本和韩国，这4个地区对华投资占全国的比重高达50.79%。另外，德国、新加坡、台湾、荷兰和英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也较大，这5国或地区对华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合计为13.43%。这9个国家对华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合计为64.22%,是中国FDI最重要的来源。在华投资的500强跨国公司主要来自日本、香港、韩国、美国和德国。
从投资的地区分布看，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全国FDI的90%以上集中在东部11个省市，中部和西部20个省市利用的FDI不足全国的10%。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等沿海省市。
从行业分布看，中国近年所吸引的FDI中，中低端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度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以及商务服务等行业，而高科技比重偏低。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涉及到40个行业，但主要集中在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造纸及纸制品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等。
二、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FDI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
1、FDI带动GDP增长。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对FDI与GDP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验证。刘祝兰通过对FDI与GDP之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证实中国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有着比较显著的贡献；GDP对FDI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从总体上来说FDI与GDP的增长正相关：当FDI增长时，GDP也在增长；FDI减少，GDP也相应减少，FDI的增长对GDP的增长存在比较显著的贡献作用。钟昌标(2000)以综合生产诸要素为理论基础，研究FDI对GDP的贡献，也认为FDI与GDP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陈浪男等(2002)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就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虽然从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表明FDI对GDP的增长量和存量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对中国来说，要更客观地分析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吸收的FDI多属加工贸易，附加值较低、价值链较短，并且由于加工贸易出口的商品的技术产权多属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以出口商品的利润大部分回流至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比较有限。
2、FDI对提升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许多学者都研究了FDI通过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变革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途径和制约因素，考察了FDI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中国产品出口增强了一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主要体现在当地企业会设法模仿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生产流程和技术，雇佣它们培训过的员工而产生外部溢出效应。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理论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出口初级产品和简单再加工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FDI的进入和日趋成熟，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加工企业和服务业出口更多地取代了初级产品和简单再加工产品，并且随着外资数量增多与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品出口结构也日益合理，出口竞争力也相应增强。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即使FDI确实促使某种商品的出口份额上升，也不能简单地得出这种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上升的结论。如果FDI在促进某种商品的出口份额上升的同时增大了对同类商品的进口的话，那么，这类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可能还会下降。也有专家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出口的作用，以及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以中国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对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
3、FDI对产业发展的影响。FDI能把国外先进技术带到中国，加快中国产业技术发展，并可能实现“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发达国家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国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的步伐。但同时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外商对中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技术含量低，对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比较有限。二是伴随着FDI的还有并购风险，加入WTO以来，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的FDI规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外资专门选择中国产业龙头企业作为并购重点，利用国企改制和地方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速并购步伐，先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再采取分步手段，使中资一步步陷入亏损，最终被迫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变成外方独资企业，进而影响中方相关产业的发展。
4、FDI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影响。FDI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能被夸大，因为FDI在带给中国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事实上也使得中国经济因此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由于有些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同时把大量的污染也带到中国，这些外资不仅不利于维护中国生态环境，而且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因为大规模外资的渗入而受到威胁，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巨额“双顺差”给外汇储备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贸易顺差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储备能力和外汇支付能力，但是长期的外汇储备过多，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5、FDI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一般认为FDI会改进东道国的就业问题，增加就业人口，外商在中国投资建厂和经营直接增加就业人数，或者是外商投资可能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链上的就业，也即“就业创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外资带来的增加的就业人口也有可能带来自因外资进入而破产的国内同类企业，或者是来自其他行业的转移。所以在评价FDI是否促进国内就业的问题上要客观考虑真正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加是否大于国内同类企业失业的人数和其他行业就业转移的人数。
(二)FDI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1、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进驻中国的同时，必定带来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技术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企业所缺乏的，是国内空白的技术。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外资的进入是挑战更是机遇，必须充分利用外资进入的机会学习先进技术，一方面填补国内空白技术，另一方面增强自身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否则很难在长期的竞争中获得优势，被外资挤出市场的危险性也将增大。
2、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利用外资进行重组、改造的现实需要，从客观上提出了扩大利用外资以获得一部分增量资金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二十几年来通过举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带动了12万多万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技术改造，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新型经营管理人才，加速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资产重组，同时还形成了上海大众、康佳、TCL等一大批现代名牌企业。据统计，在批准设立的3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中，国有和集体成分约占57%,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得到了保值和增值。
三、对中国吸收FDI的建议
(一)调整中国的引资方向，加强对外资的结构导向
中国吸收FDI的根本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外资企业较为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然而，目前流入中国的大部分FDI很大一定比例是出口制成品的加工贸易企业，这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相关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并且由于核心技术来自国外，中国并不能通过出口量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对投资区位的差别也容易加剧中国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和经济落后地区。如可以以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取代全面税收优惠政策，视技术水平和投资区域的不同给予一定的差别税率，调节FDI的行业流向和地域流向，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地区发展平衡。同时鼓励外资以合资、合作等形式参与这些产业，依靠国外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国内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另外要对造纸业和一些重化工工业等外商已居主导地位而对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以减少或避免外资对中国支柱产业的控制和对中国环境的破坏，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营造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
盲目引进外资并对外资实行优惠待遇而忽略内资的发展，必将导致内资缓慢发展并面临被外资取代的危险。所以营造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相当重要的，只有让国内公司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才能促进外资企业技术溢出，靠外资拉动内资的发展，给内资创造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提升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水平。要依据中国国情，参考国际标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外资并购，在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基础上，防止跨国公司利用资本优势廉价收购民族企业为出发点，尽快出台和完善关于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为内外资企业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FDI技术的外溢性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人力资源水平。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从外资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并把先进技术带到国内企业，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进步和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吸收FDI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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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一、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样本国家范围与数据来源选取了美国及其44个主要FDI来源国（同时也是贸易伙伴国）作为研究样本，选取1992—2011年美国与这些国家相关变量数据，应用引力模型，对FDI流入与美国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美国引进FDI存量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对外贸易额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购买力平价汇率、GDP以及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美国和各投资国的地理距离是指美国首都华盛顿至各投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该数据通过Google地图距离测量工具测量．相关变量的数据经过取对数处理，样本观测值为880．2回归结果与分析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由计量软件Eviews6．0输出．引力模型中的常用变量，包括美国与投资国的GDP、人均GDP、两国间距离、两国间汇率、是否使用同种语言，第2列加入了FDI流入变量，第3列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了虚拟变量（是否邻国、是否欧洲国家、是否东亚国家），第4列包括所有变量．从表2来看，FDI流入对美国进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无论是否加入相关的虚拟变量，FDI流入对美国进口的正向促进作用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美国FDI流入的增加，会促进进口的增加．从其他影响因素来看，美国与相关国家的GDP乘积对美国进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人均GDP乘积对美国进口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这可能与人均GDP本身除了代表购买力水平，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成本水平有关．相关国家的人力成本水平越高，商品价格水平就会越高，那么对于美国的进口显然是不利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显示，地理距离和美元汇率水平分别对美国进口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和正效应，这符合理论预期．第三列和第四列显示，邻国因素、东亚国家因素会促进美国的进口，而欧洲国家因素会阻碍美国的进口．这种关系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地理距离和人均GDP因素是影响美国进口的深层次因素．FDI流入对美国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随着美国FDI流入的增加，出口也随之增加．另外，美国与相关国家的GDP乘积、人均GDP乘积对美国出口分别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地理距离、美元汇率水平对美国出口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虚拟变量中，是否使用同种语言一直是对美国出口具有显著正效应的因素．邻国因素、东亚国家因素对美国出口具有正效应，而欧洲国家因素对美国出口具有负效应．综合来看，FDI流入对美国进出口总体上具有正效应．这说明，美国FDI流入的增加，既有利于扩大进口，也有利于扩大出口，从而会促进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从FDI变量的系数比较来看，FDI流入对美国的出口效应要大于进口效应．这说明，FDI流入有利于降低美国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为了考察不同来源国FDI对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FDI变量的变系数模型，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大多数来源国的FDI与美国对外贸易之间关系为互补关系，少数为替代关系．其中，与美国进口呈显著互补关系的国家有30个国家，呈显著替代关系的国家仅有7个；与美国出口呈显著互补关系的国家有20个国家，呈显著替代关系的国家仅有9个．
二、结论
FDI流入对美国的进口和出口总体上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美国FDI流入与对外贸易总体呈互补关系．同时，FDI流入对美国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FDI流入的增加，既会促进美国的进出口增加，也会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有助于美国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从其他因素来看，美国的进出口还受到与相关国家的GDP乘积、人均GDP乘积、地理距离、美元汇率、语言差异等的影响．尤其是从FDI来源地来看，邻国因素、东亚国家因素和欧洲国家因素，都对美国的进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些因素与FDI流入因素一起构成了对美国进出口贸易的综合影响体系．因此，对美国而言，要充分发挥FDI流入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还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作者：郑东升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一、FDI技术转移系统的主体
世界经济的区域性科层结构特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技术能力特点及技术追赶战略，决定了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成为技术转移系统的主体。
1.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作为先进技术的载体和绝大多数前沿技术的拥有者，控制着技术的总体发展方向，把握着技术变革的速度。基于资源和市场的驱动，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利润最大化的重要经营手段，而且跨国公司也是FDI活动最重要的承担主体。
2.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组织或个人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通过吸引FDI引进相关技术会在东道国企业中沉淀和积累，有助于其在短时间内跨越一些技术台阶，满足技术迅速成长的需要。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在逐步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看重，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从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的趋势。
二、FDI技术转移系统的客体
技术是FDI技术转移系统的客体，同时也是FDI技术转移系统的核心。FDI技术转移活动的复杂性和关联性，要求作为转移对象的技术必须是一套完整的、复杂的、动态的和系统的知识体系。
1.FDI技术转移系统客体的层次
根据M.Bell（1987）的技术引进关系模型，FDI所转移的技术可以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技术由资本品和技术服务构成。这一层次的技术在转移之后被整合进新建的生产设施中，从而有助于接受转移的主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品范围的扩展。第二层次技术由操作中的技巧和专有技术构成。与第一层次技术相类似，相关主体对第二层次技术的掌握也不能保证产生持续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停留在对转移技术的简单复制阶段。第三层次技术主要是由生产系统的专有知识、各种工程和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构成，是通过FDI转移的最高层次技术。对该层次技术的掌握有助于接受转移的主体复制和更改原生产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2.FDI技术转移系统客体的周期性
虽然技术具有多方面的属性，但在FDI技术转移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是技术的周期性。技术的生命周期具体可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四个阶段（O''''Brien，1994）。技术的周期性替代不断地对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其在技术使用价值衰退之前，将技术对外转移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技术的周期性替代客观上要求转移技术的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创新，以产生新的技术接续，从而开始新一轮更高层次的技术转移。
三、FDI技术转移系统的外在环境
1.创新环境
FDI转移的技术只有经过东道国企业内化后，才能扩大企业的技术储备，提升企业的创新优势，而这需要企业具有相匹配的创新环境。内部创新环境主要包括企业家成长环境、组织内的学习环境、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等；外部创新环境主要包括必要的资金支持、适宜创新的制度环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良好的创新环境，不仅可以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同时还可以加剧东道国市场的竞争，迫使跨国公司提高技术转移的速度和水平。而内、外部创新环境的协同有助于促进内外资企业间技术的互动，帮助本土企业从创新环境中持续不断地汲取创新的源泉。
2.竞争环境
适度的竞争既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加快技术转移，为本土企业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提供机会，又可以促进本土企业积极寻求挖潜改造的途径，把竞争压力转换成发展的动力，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FDI技术转移绩效的发挥也是必需的。如果东道国以“超国民待遇”等优惠政策吸引FDI，那么原本实力就较弱的本土企业必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道国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3.集群环境
通过地域的邻近性来提高分工效率，降低因频繁交易而产生的过高交易费用，促进集群企业间的组织学习，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般机理。由于跨国公司规模较大，实力雄厚，因此一般在集群内起到支撑研发能力的核心作用，内资企业主要是为外资企业配套。在生产技术协作和知识技术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集群的自我强化。但是集群内的垂直分工体系可能会固化内外资企业的二元结构，同时，集群的存在加深了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削弱了本土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4.人力资本环境
对于东道国企业来说，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加速形成辨识和吸收FDI转移技术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促使跨国公司通过示范、竞争和上下游关联产生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推动力量。因此，营造宽松的人力资本流动条件、优势的人才回流环境以及良好的创业条件是东道国发展所必需的。宽松的人力资本流动条件有助于东道国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构筑人才高地；优势的人才回流环境可以产生“强力磁场”，吸引一批受过良好高等教育、严格职业训练的外企中方雇员“易帜”；良好的创业条件可以逐步孵化和培育起一批竞争力强的企业，从而使FDI技术转移效应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和放大。
四、FDI技术转移系统功能的实现方式
不同形式的实现方式对FDI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异的。具体来说，FDI技术转移系统功能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
1.新建投资
新建投资主要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方式。从投资发展的过程来看，新建投资应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当投资受到东道国某些条件限制时，新建投资中的合资方式不失为一种较优的选择。但近年来，外方独资和控股所占的比例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必然会削弱中方对企业的控制力，导致国有资产和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消失，压缩企业的获利空间，甚至将本土企业完全挤出市场。但最为重要的是，外方对企业核心资源的掌握使中方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会形成技术创新路径的对外依赖。
2.跨国并购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说，并购可以使其绕过国家之间在商品等方面的壁垒，减少争夺市场份额和生产要素的竞争对手，获得原东道国企业优秀的人力资源、生产技术和分销体系等，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成本。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并存。跨国并购为东道国提供了利用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机会，有助于东道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跨国公司通过对一些领域的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并购，遏制了有效的市场竞争，使本土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维系，自主品牌难以发展，竞争力大为减弱。
五、FDI技术转移系统模型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制约因素；福建省
技术创新提升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国际技术转移，该渠道相对自主创新而言，其创新过程风险低、周期短。但直接通过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本地区的技术创新突破也非易事。为此，研究制约FDI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因素，对于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增强技术创新水平，鞭策经济增长，提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都意义重大。福建省属于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华侨众多，在党中央许多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扶持下，引进FDI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研究福建省在“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制约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如何摆脱制约因素的影响，更大限度地发挥FDI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FDI影响技术创新的制约因素分析
1.1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如何有效吸收拥有高技术的外资企业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若FDI输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过低，就会使得FDI在该地区的技术溢出水平大幅降低。
1.2开放程度因素
FDI进入对某地区需要考量的另一因素是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小岛清(1987)表示，FDI进入某一地区后将促进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将扩大原有规模。一个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与借鉴能力会优于封闭式国家或地区，这是由于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优惠的进出口政策和贸易联系作为优势。同样，一个省份开放程度的提升，会促使更多的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进入省内，使本土企业可以有更好的模仿和借鉴这些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这也会加大其竞争与合作强度，以更大程度地发挥FDI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1.3金融发展水平因素
FDI技术外溢的另一个重要宏观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个运行顺畅的金融市场。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会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金融市场环境，而且，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还有利于为FDI输入地的技术创新吸引资金。此外，影响FDI发挥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因素还有技术梯度因素和市场发展环境因素等。
2模型、变量和数据
2.1基础模型
Jaffe(1989)基于投入产出的视角构造了技术创新产出函数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取对数之后得到：把FDI引入到模型考察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1）其中，因变量Y为创新产出，F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L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K为科技活动经费，γ、、α、β为对应的产出弹性。连乘解释变量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把制约因素指标与FDI的乘积作为独立项进行估计，交互项的系数与FDI的系数之和表示制约因素与FDI影响技术创新的联合作用。引入制约因素的模型如下：（2）其中代表制约因素。当系数不等于0时，代表制约因素对FDI影响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反映制约因素和FDI对技术创新的联合作用：若，表示制约因素限制了FDI对创新产出的发挥强度；反之，若，则表示制约因素可以提升FDI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和程度。
2.2变量
在主要的制约因素中：局限于技术梯度、市场环境等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研究只选取如下三个制约因素进行研究。(1)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来反映，单位为万元/人。(2)开放程度我们选择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3)金融发展程度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常用M2占GDP的比率来反映，或者用各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之比。由于福建九市没有M2数据，我们用各市的存贷款余额占各市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各制约因素分别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程度。
2.3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福建省及各市级统计局。专利指标、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等数据采集了2000年～2013年的面板数据。
3实证研究结论模型
(1)的回归结果显示，流入福建省的FDI系数为0.069，说明其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为显著正影响。模型(2)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FDI的系数为0.063，经济发展水平与FDI的连乘项系数为0.011，两个系数之和0.074>0.069，模型(3)加入了开放程度，其与FDI的连乘项系数为-0.001，FDI的系数为0.075，系数之和0.074>0.069，模型(4)加入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FDI的连乘项系数为-0.062，FDI的系数为0.170，两个系数之和0.108>0.069。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技术创新的联合作用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
4结语
在我们考虑到的制约因子中，对创新技术提升的程度最大的因素是金融发展水平。这说明一个完善、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而言，可以对流入的FDI进行更加高效合理的配置，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吸引FDI的流入。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与FDI的连乘项系数分别为-0.001和-0.062，这可能的解释是：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间接地提升了FDI对技术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促进FDI的流入，使得联合系数大于模型(1)中FDI的系数。虽然连乘项系数为负数，但不影响联合作用为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
作者：张秀武 郑小凤 单位：1.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 2.中国邮政银行泉州市分行
参考文献
[1]BarriosS,StrobleE.LearningbyDoingandSpillovers:EvidencefromFirm-LevelPanelData[J].Review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004(29).
[关键词]FDI；人力资本；面板数据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发展，人力资本的发展离不开FDI的支持。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进程出现的各种国际性竞争，从表象上看是进行经济绩效和经济份额的掠夺，而实质上是对高智商、高能力、高思维人才的培养与垄断，而且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等对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弥补和丰富了以往FDI研究的理论缺陷和人力资本理论；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的内容对现实中指引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因为FDI和人力资本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未被证实的奥秘，所以进一步研究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价值。
1.文献综述
Lee（1998）以70个国家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检验FDI在其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出结论：FDI和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关系，FDI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人力资本水平有关。任志成（2018）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出发点，利用数据对FDI和人力资本做理论与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当FDI流量和存量都变大时，此区域的平均工资会上升，从侧面反映出FDI能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根据国内外经济学家对FDI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研究，可以得出：FDI对人力资本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基于FDI与人力资本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以往研究文献构建模型，然后运用实证检验有效地探讨FDI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2.模型构建与数据收集
2.1FDI与人力资本模型的建立
本文首先根据FDI对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是通过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来实现等理论基础提出假设命题。然后根据假设命题在KyoohongCho提出的模型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外其他学者有关FDI与人力资本关系的模型，再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在众多模型中选取了该模型作为计量模型：上式中的β0代表常数项，β1代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β2、β3代表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β5代表模型中虚拟变量的系数。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2010-2019）；sjhumani,t表示i省第t年的实际人力资本，用来衡量某省份的未来发展潜力，表示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这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fdia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这是本文的解释变量；avggdpi,t表示i省第t年的实际人均GDP；labouri,t表示i地区第t年份的劳动人口；authorisei,t代表i地区第t年份授权专利总量；以上三个变量是本文的控制变量。district表示区域，是本文的虚拟变量，沿海地区设置为1，内地地区设置为0；εi,t为残差项。
2.2数据收集
综合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根据回归模型通过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本报告、经管之家等得到我国2010-2019年人均实际GDP、劳动人口、授权专利总量、FDI和人力资本的有效面板数据。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被解释变量sjhuman的样本量为290个，平均值为7178.707，标准差为5104.928，最小值为345，最大值为26877。解释变量fdia的样本量为290个，平均值为0.379，标准差为0.48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虚拟变量district的样本量为290个，平均值为0.379，标准差为0.48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
3.2相关分析
对样本进行完描述性统计分析之后，再对样本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可以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面需要做的回归分析做铺垫。由表2可知，变量sihuman与变量fdia的相关系数为0.74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变量sihuman与变量fdia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由计量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t值都为0，且系数都为正数，由此可以得出所有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3混合效应回归分析
运用stata软件运用混合效应模型对省级地区2005-2014年的有效且准确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上述计量结果中R2为0.885，说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好。关于解释变量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计量结果显示fdia的系数为3.54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FDI越高，人力资本的数值也越高。关于控制变量，劳动人口、实际人均GDP、授权专利总量的系数均为正数，分别是2.217、0.091、0.105，且分别在1%、1%、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labour越高，avggdp越高，authorise越高，人力资本的数值也都会越高；也验证了人均实际GDP、劳动人口、授权专利总量对于人力资本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这意味着验证了假设。由于处于沿海地区的省份普遍更容易吸引外商投资，相比内陆地区来说FDI的数值普遍较大，而且由于不同省份所处地域的不同从而导致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不同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使FDI和省份所在区域存在较强相关性，可能会因此影响回归的有效性。因此设置地区为虚拟变量，其中沿海地区计为1，内地地区计为0。根据上述计量结果显示，虚拟变量district的系数为500.043，P值为0.001，因此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对被解释变量实际人力资本有影响，即处于沿海地区省份的FDI更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提出假设并确定两者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收集有效数据，最后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FDI越高，人力资本也越高。即FDI对人力资本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均实际GDP越高、劳动人口数量越多，授权专利总量越多，人力资本的也越高。即人均实际GDP、劳动人口和授权专利总量对于人力资本的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人均实际GDP、劳动人口、授权专利总量不是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4.2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正确地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不仅要依靠教育来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整体水平，还要考虑FDI对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促进作用。然后，政府应该制定有利于吸引FDI的相关政策，增加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从而分别促进各地区各省份人力资本的发展，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差距缩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志强，陈旭婻。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J].市场周刊，2021，34(02)：46-48.
[2]罗军，陈建国。FDI、人力资本门槛与就业——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4(07)：74-79.
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恶化和恐怖事件的影响，导致国际FDI流动明显降温。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利益所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长期战略仍将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强劲势头不会因此而结束。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逐步恢复，国际FDI流动有望重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为此，我们需要总结并分析90年代以来国际FDI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我国今后制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战略提供参考。
一、国际FDI流动的主要特点
(一)跨国购并是国际FDI流动的主导方式
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采取新建(Greenfield)的办法；另一种是通过对多数股权的兼并和收购实现扩张（MergersandAcquisitions,MajorityOwned）。国际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纽带，其载体就是跨国公司（TNC）。
9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7年以后，跨国并购成为TNC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其交易额急剧增长，在世界FDI流出和流入总额中的比例迅速上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字：1997年以后FDI的流出和流入的增幅比1996年陡然升高，1996年流出总额增幅为59%，1997、1998和1999分别为25.1%、36.6%和16.4%。而令人瞩目的是跨国并购（多数股权）部分的增幅远高于FDI的增长，1996年的增幅仅为15.5%，1997、1998、1999和2000年则分别跃升为45.2%、74.4%、35.4%和52.8%，跨国并购的增幅是1996年的2倍以上，从而使它在世界FDI中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40%上升到了2000年的84.6%。这说明跨国并购已成为FDI的主要方式，而新建退居到次要地位。2001年有了一些新变化，FDI流出额出现明显下降，最新的估计数据是从2000年的1.3万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7600亿美元，下降幅度达到40%。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和“9.11”恐怖事件的冲击，世界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受到了深刻影响。其中跨国并购活动也随之大幅减少。2000年全世界并购额达到1.1万亿美元，并购案7900余起，2001年并购额只有6000亿美元，并购案为6000余起。但是从并购所占比重来看，仍然保持在78.9％的水平，并未改变跨国并购在FDI中占有的主导地位。
表1世界直接投资及跨国购并的推移
资料来源：各年度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数字为估计数。
(二)国际FDI流动和跨国并购多数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从70年代以来，世界FDI的地理格局日趋“三极化”，即无论其流出和流入都主要在美、欧、日三者之间进行，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是主要的流出者，而且流入额在世界上也只占1/4左右。所谓“三极”既是FDI的主要供应者，也是主要的吸收者，按照2000年的统计，“三极”合计流出额占世界的82%，流入额占世界的71％。但在近几年的并购浪潮中，“三极”却变成了两极，日本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
从FDI的数字来看，1997、1998和1999年美国在世界流出额中分别约占21%，21%和20.6%，欧盟则分别为47%，61%和64%，日本仅为5.5%，3.5%和2.8%。从2000年绝对额来看，美国已经达到1730亿美元，欧盟超过了5000亿美元，日本仅有200多亿美元。可见日本与欧美之间相差甚远。
主要原因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并购投资数额巨大，其中美国和英国是跨国并购的主角。这从他们的交易额及大宗跨国并购中美英企业所占比例中可以看出。在1987到1999年中前五十大并购企业中，欧盟占了31家，美国和加拿大占了14家，而日本只有两家。故有人称近几年并购浪潮是跨越大西洋的战略合并。而日本则迥然不同，从其FDI的流出看，其重点是在亚洲，一般用新建方式，具体到欧美才较多的考虑并购；从日本FDI流入看，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使外资不宜在日本本土并购日本企业。
法国投资局和安得森咨询公司根据他们在2001年5月和11月对129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调查数据，评选出最受欢迎的投资地点：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美国；西欧有德、英、法；亚洲是中国；拉丁美洲是巴西；东欧是波兰；非洲是南非。
(三)FDI流动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根据世界《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资料计算，1998年全球多数股权的跨国并购总额为4110亿美元，其中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并购总额名列前茅，占11.2%，其余依次为电信设备制造和电信服务业，占9.3%，制药和其他化学品各占9.2%，公共事业占7.8%，这几个行业合计额占总额的近1／2。在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总额中，第一产业（初级产业）仅占13%，其中95.6%是矿业，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并购；第二产业（制造业）占40.6%；第三产业（服务业）却占58.1%，其中1／3以上是银行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服务，1／3为交通、仓储、通讯，服务业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
90年代中期以前的跨国投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生产要素或进入当地市场。而从东道国来说，大多是希望利用外商投资来解决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达到吸收国内就业、增加出口等目的。这决定了跨国投资的主要来源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但从上面的数字可看出，近年来，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已占到投资总额的50％以上。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而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的跨国购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当前并购的另一个特点是横向并购颇为流行。汽车制造业曾经是纵向一体化的典型，但进入90年代后，其纵向一体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很多公司开始将生产的非关键环节交给其他企业，自己侧重于一些关键的业务。通用汽车公司自行生产的的零部件已减至37%，其他公司的这一比重也都下降了，例如，奔驰为38%，宝马为33%，雷诺为33%，丰田和日野为25%。
(四)促进联系成为东道国从国际FDI流动中获益的新途径
UNCTAD的2001年投资报告指出：目前跨国公司将其重点愈发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并且愈发依赖于外部采购。这一趋势为当地企业建立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平均来说制造业公司可能将其收入的50％花费在投入的采购上。但是要成为一家重要的跨国公司的供货厂家并非易事。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迫使那些处于供货链中各个环节的企业选择那些在交货期、成本和质量上均能满足苛刻要求的供货厂家。这就常常导致全球导向型行业的外资企业（如电子、汽车）启用其他跨国公司作为其供货厂家，而非依靠当地资源。
外资企业与当地厂家建立联系的程度取决于相关成本、利润以及企业在观念和战略上的差异。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采购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地是否具备供货能力。建立联系常遇到的一个障碍是国内供货厂家缺乏效率，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建立与当地供货厂家的联系，而政府在促进联系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启用当地供货厂家的意愿会受到政府针对建立联系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所制定的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旨在提高受启用国内供货厂家的效益、降低成本。
促进联系的具体措施：提供信息、牵线搭桥、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旨在提升国内厂家技术能力的方案，与外资企业合作制定国内供货厂家的培训计划，以及便于国内供货厂家获取资金的各项方案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已经建立起促进联系的综合方案，有选择的针对一些行业或者企业采取不同的配套政策方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常常有针对性的介入有益于联系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知识从跨国公司向东道国富有活力的企业部门的传授。促进联系方案越是能与中小企业（SME）发展和有针对性外资政策紧密配合，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越大。
二、影响国际FDI流动的主要因素
在FDI流动的理论框架中，20世纪中期以后，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是产业组织理论。海默博士首先从产业结构角度对FDI进行解释。认为如果外国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结构与当地公司完全相似，他们进入当地市场就无法获取利润，因为到另一国生产会产生额外交易费用。跨国公司要到国外进行投资生产，就必须具备某种独特的所有权优势，如技术优势和规模经营所造成的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足以抵消在生产国与当地公司竞争的种种不利因素。
海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充实了FDI产业组织理论。其中邓宁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论。他认为，拥有强大实力对外投资的企业需具备3个优势，这就是：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指别国企业难以获得的产品或生产工艺，如专利或蓝图，也可以是一些特有的无形资产或能力，如技术、信息、管理、营销等技能，企业的创新精神，企业组织系统，中间或最终产品市场的渠道。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所有权优势赋予企业有益的交易能力或成本优势，足以抵消其在海外经营的不利因素。
除此之外，国外市场还须具备区位优势，使海外生产的利润高于国内生产再出口到海外市场所赚取的利润。区位优势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
最后，跨国公司必须具有内部化优势。一家企业拥有专利产品或生产工艺，在国外组织生产可能比出口更有利，但如果在海外设立子公司的理由并不充分，它还可以选择特许一家外国公司生产其产品或使用其工艺。但由于这些无形资产在交易中的市场缺陷，有时候产品在公司内部开发更为有利，即所谓内部化优势。
根据“三优势理论”，企业越是发现在国外开发这些所有权优势有利于其自身的利益，就越倾向于组织国外生产。
以上就是FDI流动机制的传统理论，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快等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FDI流动的影响因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追求核心能力的企业经营战略，推动了加工基地的转移
1990年美国学者C.K.Prahalad和Gary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出“公司核心能力”这一概念，后来经过其他学者的补充，其理论日益成熟。加强核心能力，发展核心优势，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重点。企业所能支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应退出与核心业务无关和背离的领域，避免资源的分散和浪费。因此，很多企业在经营中侧重于关键技术，掌握核心业务，而将其他环节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转移出去。电信技术的发展也使企业能更好的实施外部委托。虽然部分环节的转移会对最终产品的整体性能或质量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对其进行检测、控制和调整。企业的这一战略的转变就促进了企业间的横向并购。
(二)各国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为吸收外资创造了机会
1996年以来，在WTO范围内，先后达成了关于电信技术产品和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在1997年底又达成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生效，有70多个国家参加，同意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自由化意味着要对外开放，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这在电信业属于国营的国家中，会促使其行政监控和法律限制的放松或消除，从而刺激FDI的流入。
在并购规模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超大型的TNC，大大提高了有关行业生产和市场份额的集中度。这对西方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给世界级企业集团松绑的要求日益强烈，这在西方立法中已有所反映。例如，美国1999年通过新法案，废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限制条款，这就为美国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并购扫清了障碍。
另外，一些国家也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限制，这为跨国公司的购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盟和韩国就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在1997年以前，外资购买韩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是有限制的，即不超过一家上市公司全部股权的10%，1997年11月放宽至55%，到1998年底对大多数公司取消了限制。这类规则的变化，使韩国和泰国等国FDI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
(三)私有化加快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了资本流动
私有化是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拉美和中东欧地区，私有化是吸引FDI的重要手段，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私有化也在增加。
1998年，全球总计1145亿美元的私有化出售中，非OECD国家私有化出售占285亿美元，大部分在巴西。1999年拉美私有化急剧减少，但发达国家私有化出售趋势仍在持续。90年代中期，外国收购私有化企业在跨国并购总价值中的比重达到10%，1999年为6%。一些国家的电信和公共事业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行业，以及汽车和石油等产业重组相关行业的私有化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并购交易大多数都与私有化有关。
(四)文化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习惯差异
，也对国际FDI流动造成影响
在投资习惯上，欧美更侧重于并购。从跨国并购的交易额上看，9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最大的并购者，只有1998年英国居首位。美英一直是并购的主角，1997和1998年美英在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中合计约占1／3和1／2。而日本的FDI流出重点在亚洲，一般是新建方式，只有到欧美才较多考虑并购。另外由于日本的历史文化形成的财阀经济结构，也阻碍了外资进入日本。所以日本在国际FDI流动中的份额日益萎缩。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由于这种投资习惯的不同，日本和欧美所受的影响也产生较大差别。日本在东南亚有很多通过新建方式设立的工厂，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多数都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而欧美国家则注意到，在危机中东南亚各国普遍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并且有一些很有潜力的企业，在危机中陷于困境，这相当于为欧美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并购机会，所以在危机中有大量欧美资金流入东南亚。日本则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五)电信业和金融业购并的迅猛发展，为其他行业跨国并购提供了良好手段
由于信息革命的深化和《基础电信协议》、《信息产品协议》等多边协定的作用，电信服务业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剧烈变动，各国电信产业结构将会出现大幅度调整，市场开放步伐也大大加快，传统电信业的跨国购并以及网络公司的全球扩张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为跨国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1999年10月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MCI（美国微波通讯公司）并购美国第三大长途电话公司Sprint，金额高达1290亿美元。
前述企业实行对外加工转移的战略转变，必须是在电信业相当发达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否则企业最终产品的整体性能、质量和交货期就难以保证。另外，资本流动的日益活跃和各国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不但为金融业的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也为其他领域的跨国投资提供了手段和工具。
(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比较优势，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领域和目的地选择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贸易贸易商品结构
1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经济学观点
1.1替代论：贸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区际间因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国际流动两条途径来缩小，直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前者称为直接均等，后者称为间接均等。自由贸易代替要素流动，间接促进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趋于一致。当国际自由贸易出现阻碍时，国际贸易量就会减少，从而扩大了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的差别，进而会促使要素的国际流动。这时资本流动将会替代商品流动，由此达到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尔（R.Mundell）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的生产要素的绝对和相对量完全一致，资源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动的原因。如果满足要素均等化及两国有相同生产函数的条件，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有完全替代的关系。且资本流动越自由，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大。资本跨国流动较之商品流动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本资源，并直接起着使各国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
1.2互补论：贸易创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鲁格曼（Krug?鄄man）等人认为，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资本交易和对外贸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论是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还是国际间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国间要素和商品相对稀少的状态。
邓宁的OIL理论认为，企业可以根据所拥有的优势（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商品出口、技术许可和对外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相应选择。因而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并存的。
小岛清（KiyoshiKoiiman）认为，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少了商品的稀缺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但另外一方面，生产场所的开辟与建立，会创造新的贸易园地。他提出，国际贸易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而国际直接投资也应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两国间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出一种新的比较成本格局，从而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
玛库森（Markusen，1984）在蒙代尔研究的基础上，假定企业可以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证明了生产要素流动会增加贸易。
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进行研究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使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也不同。帕特瑞将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了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绕过东道国严厉的贸易壁垒或者是为了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要求，以实现在当地生产、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通过在那些拥有一种或多种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与土地这些流动性比较差的生产要素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总公司的出口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因此贸易替代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贸易保护壁垒最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税或占领本地市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涌入。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会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可分两种，即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现代国际经济学研究大多认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更多是互补的关系。
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2.1FDI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自从1998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度攀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47.4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5.8%。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606.3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2%。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贸易乘数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别代表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CFDI（t-1）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t）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a、b、c、m、n、p、s、q、r为待定参数；u(t)、v(t)、w(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回归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条直线的拟合度较高，此模型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当FDI每增加1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对我国贸易总量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2.2FDI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关系的分析
这里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本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外贸进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初级产品。从出口来看，随着FDI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转变。我国工业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545.33亿美元和79.17亿美元，分别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0.54%和11.69%，分别增长50.5%和2.3%。从进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带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重，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国的进口结构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自1997年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级产品进口则逐年减少，进口商品结构得到改善(见附表）。
3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1FDI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近20年的发展，200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作为外资流入的主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优化了外贸商品出口结构。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
（1）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中国市场需要的先进技术，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转移到中国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成本竞争阶段的高新技术产品（如电脑、手机等）在我国大量生产和出口，长远看有贸易恶化的倾向。近年来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食品加工制造、纺织、玩具、自行车等行业，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
（2）产业间外商投资分布不均。第二产业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2002年，在累计吸收合同外资金额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不乐观，三产业的不协调发展势必延缓我国工业化进程。
（3）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存在产业布局的不平衡，还存在区域布局的不平衡。东部地区吸引外资总量远超过中部与西部。2002年东、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到86.7%、9.5%、3.8%，而且东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开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制约社会全面发展。
3.2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环境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在硬件环境上已基本不构成FDI流入的瓶颈，而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其次是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在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的稳定性，对于引进FDI而言至关重要。再次，完善服务环境，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完善服务体系，依法加强管理。
关键词：用脚投票；地方公共物品；FDI；PanelData
外商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投资地，这是蒂布特模型描述的“用脚投票”典型。社区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竞争就如同厂商间为了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居民“用脚投票”显示自身偏好，选择提供符合自身偏好的或更有效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社区，最终能导致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蒂布特模型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非常严格的假设基础上的。
这些假设并不完全满足现实。幸运的是，用“用脚投票”理论来解释FDI的流向选择非常合适。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是一个典型的“用脚投票”模型。这里“用脚投票”的核心是偏好显示，外商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投资地。因此，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种类及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商的直接投资流向和选择。
关于吸引FDI的影响因素问题．国内外有大量文献对此做出了分析。Qu和Green(1997)通过对100个城市1985—1993年外商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及其中心优势、经验积累、集聚冈素、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政策工具对外商投资进入有着积极的影响．而与来源国的社会和地理距离有着负面的影响。胡涵钧和千纪亮(2005)把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1年为第一阶段，认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l大I素是市场需求、邮电通信水平、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优惠政策7个元素：1992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的因素是市场需求、邮电通信水平、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优惠政策5个元素。其中．产业结构最为关键。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殷华方等，2004)。张海洋(2003)选取沿海地区与中两部地区的数据，采用PanelData方法运用市场需求、市场大小、聚集程度、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分析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FDI吸引差异。综观以上研究。大多数是从一般角度分析影响FDI的区位因素．但是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包括的种类很多，如交通、能源、通讯、环保等等，各个部分对外资的具体影响程度如何，如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本文的着眼点正是基于此。
一、基本模型和数据问题
(一)指标和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1998—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1998～2004年的《中国信息年鉴》，经整理换算得到。有效样本包括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997～2005年的PanelData。总样本数为270。在横截面维度上，我们选取了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基本与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一致。其中，考虑到我们的样本是选取1997。2005年的数据，为了使数据更真实地反映地区间差距．我们将重庆与四川的数据分离开来，由于西藏多项指标连续几年数据缺失被去掉。另外，放弃1997年以前的数据，因为其中的几个省份的FDI等其它指标的数据缺失。
我们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包括教育和基础设施，其中基础设施按照行业归属划分为能源设施类，交通设施类，通讯设施类，环保设施类(樊丽明，2005)。因此，在时间序列维度上，我们选取了八个变量。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这是被解释变量，单位是万美元。二是出口占GDP的比重(葛顺奇、郑小洁。2004)，用CKBZ表示，代表一个地区开放的程度。它是影响FDI流人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个指标是当年的出口(单位是万美元)和GDP(单位是亿人民币)的比值，其中，出口用当年官方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三是各地区城市人均拥有的道路面积。用DL表示。单位是平方米。它是反映一个地区交通设施完备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追求效率的跨国公司在选取地址时会优先考虑地区的交通设施状况，冈此．DL对于FDI的影响应该是正的。四是各地区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用LD表示．单位是平方米。它代表的是一个地Ⅸ的环保设施。反映城市的公共环境和卫生情况。五是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我们用TX表示，单位是台／白．人。它反映了一个地区通讯水平。由于许多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国际生产，地区间的沟通协调和整合相当重要。因此。通讯水平的大小和成本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六是各地区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用RJSH表示，单位是升。代表地区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反映地区能源设施供给的一个重要指标，会影响FDI，特别是效率导向型FDI的流向。七是地方教育的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用JYBZ表示。教育对FDI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教育投资带来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增加FDI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与FDI的吸引成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教育投资会提高劳动力质量，会带来高的利润。高工资的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对外资应该会有吸引力。因此，教育对FDI的影响不确定，需通过进一步的验证。八是人均GDP，用RJGDP表示。我们以1997年的不变价格作为基期，用该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反映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和规模。一般来说，由于市场规模直接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它对FDI的影响应该是正相关的，胡涵钧和王纪亮(2005)实证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
(二)PanelData三种基本模型的设定和检验PanelData使我们能够既考虑到单个地区FDI随时问的变化。也可以考虑到各个地区的FDI在某时间点上的不同。故非常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考虑到变量之间将会出现的多蕈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相关系数矩阵观察变最之问的相关程度．并排除相关系数高(>o．75)的变量RJGDP，筛选变量后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高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已经不存在。
为了便于回归分析。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异方差，而且还可以衡量增长率．对于筛选出的变量取自然对数。故本文选择的PanelData一般模型为：
1n(FDIh)=a,+／3“CKBZi,+D口ln(DL．)+／3坍ln(LDi,)++JB“1n(TXn)+／3簖ln(RJSHjf)+p∥YBZf+嘞(1)其中，E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CKBZ、DL、LD、TX、JYBZ、RJSH为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出口占GDP的比重、人均拥有的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地方教育的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下标i表示第i个地区(i-l，2，…，30)，下标t表示时间(t=1997，2001，…，2005)。In(．)表示取自然对数，ai为反映各地区差异的截距项，风(i_1，2，…，30；k=l，…，6)表示各解释变量影响FDI的弹性系数，误差项Ujf均值为零。要检验模型参数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是否具有相同的常数．截距和斜率参数又可以有两种假定：
假设1：al=a2=L=a30，J3lk=／3矗=L=／3jk即回归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相当于多个时期的截面数据混在一起作为样本数据，称为混和回归(Pooledregression)，对应的模型为：ln(FDI“)=a+JBICKBZh+f121n(DLn)+1331n(LD“)++成1n(TXit)+／3sln(RJSI-Iit-)+／3．JYBZil+uh(2)假设2：al#az≠L≠戤，，B．k=13盈=L=13m即回归系数相同但截距不同，称为变截距模型，对应模型为：ln(FDIh)=ai+B1CKSZil+132ln(DL0+p3ln(LDh)++134ln(TX0+13sln(RJSHit)+136JYBZ．+tht(3)注意这里没有斜率系数非齐性而截距齐性的情形．冈为当斜率不同时，考虑截距相同没有实际意义。其中，变截距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一般来说，如果研究者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进行推论，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想以样本对总体效应进行推论。则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为了判断样本数据究竞符合哪种模型形式。必须进行模型的筛选和检验，这是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中最为关键也是最难的一步。本文将运用三种基本的PanelData模型：混和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对比检验，最终得出合适样本数据的模型。一般情况，用OLS(最小二乘法)估计混和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而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随机效应模型。我们运用STATA9．0软件分别对模型进行OLS和GLS回归，结果见表l：
1．首先进行固定效应显著性检验。我们采用常用的协方差分析方法进行检验。其基本思路是在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下。应有：Hf，：al=a2=L=a30，则可以用无约束模型和受约束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构造F统计量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成立：F-一(Ru-Rz)／(N-1)．F(n—J，nn】—蠡)口一R。)／(nT-n-k)其中R：表示无约束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R：表示受约束模型(混和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根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故拒绝固定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认为相对Pooledregression模型而言，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2．判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一般对结果进行LM检验和Hausman规范检验。LM检验是Breusch和Pagan基于OLS估计的参差构造LM统计量检验随机效应，原假设为OLS估计的参差为零，如果拒绝原假设则表明存在随机效应。在STATA中，我们可以在完成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后进行此项检验。结果为Prob>chi2=0．oooo．则拒绝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非常显著。然后进行Hausman规范检验，其P—value为0．6318，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固定模型显著的原假设。结合以上两种检验。我们可以认为本模型中随机效应模型对FDI的解释程度比固定效应模型更高。
(三)J随机效应模型的FGLS回归通过上面的检验可知．随机效应模型相对固定效应模型解释程度更高，更适合本文的分析需要。表1的回归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发现尽管上面表1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公共物品对FDI的影响。但是解释并不充分．其中两个重要的代表地方公共物品的变量DL和LD都未能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的拟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考虑到文章主要是将地方公共物品进行细分．着重分析各项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吸引FDI的影响差异，闲而模型主要选取代表地方公共物品的各类指标，很有可能会遗漏了对FDI产生影响的其它重要变量，如市场需求和规模、集聚因素等。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进行估计。这种方法理论上可以解决由于遗漏重要变量造成回归不理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解释不充分的题。因此．文章对上面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FGLS估计，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和上面的模型一致，从回归结果看比较理想．只有一个变鼍LD不是很显著，我们对原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修正．剔除不显著的变量LD进行FGLS回归。发现修正后的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有较显著的提高。回归结果如表3。
二、经验分析结果
从表3的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LD(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外．其它的变量均在l％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上拟合很好。城市公共绿地面积对吸引外资不显著也符合一些地区的现实，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大搞形象T程，事实证明这对吸引外资的作用不显著，并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其他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通过剔除不显著的LD进行再次回归。发现其余显著变量的弹性系数有所变化，从表3模型2看。公共物品供给差异对FDI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通设施对FDI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是地方公共物品的晕要组成部分。实证结果表明。FDI的交通弹性系数达到了0．1770。即各地区的人均道路面积每增加l％，它吸引的FDI将增加约0．1770％。表明发达的基础交通设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像公共交通、地铁、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这些交通设施作为氽业物流的承载体．对外商企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商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离企业都比较远．便利的交通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对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我国有不少外企是属于加工型食业，许多原料需要从国外进口，同时生产的产品需要输出国外．没有外商愿意选择交通不便利的地方投资建厂。通过对数据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基础交通设施相对薄弱。尽管现在国家对两部地区的交通设施投资力度加大。但是西部地区的整体交通设施的配套与中东部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FDI的吸引。
(二)通讯设施对FDI的影响我们用地区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作为衡量地区通讯设施发达程度的指标。我们发现，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每提高1个百分点，FDI将提高0．6423个百分点，说明地区通讯基础设施是影响外资流向的重要因素。现代企业的生产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外，还加上了信息．可以说信息的畅通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拥有众多的子公司，它们之间通过电话、互联网和邮电这些通讯设施迅速的进行信息交流，做出快速决策，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外资企业非常看重投资地的通讯设施的建设。事实表明西部地区的通讯设施能力相对薄弱已成为制约其吸引FDI的又一大瓶颈。
(三)教育投资对FDI的影响一方面，教育投资意味着外商劳动力成本也就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应该呈负相关关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高工资水平的地区的劳动力质量相对较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较高，也就是说高工资会带来高的利润．进而表明高工资的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对外资也会有吸引力。本文的回归结果证明。地方教育支出的增长与FI)I增长是呈显著正相关的。地方教育支出占地方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每提高l％。它吸引的FDI将相应提高0．8167％。增加地方教育支出，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增强食业核心竞争力。我国东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远大于巾西部地区．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和科研、技术人才，因而对外资的吸引力就远大于中两部地区。尤其是近年来，伴随资金、技术密集型外商企业的增多，外商对低劳动力成本的关注下降。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13渐提高。这对地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能源设施类对FDI的影响能源没施包括电、水、气、油、热等设施，本文选取的各地区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RJSH)代表了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能源设施的完备意味着可以投入更少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能源可以等同于资本。两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不断流入发展中国家正是看中了发展中国家能源的低价及可获得性。这是影响FDI特别是效率导向型FDI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表明，能源设施与FDI的吸引呈显著正相关．其弹性系数高达7．8235，足以说明地方能源设施对FDI的影响作用。
三、小结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的技术水平已成为制约其跨国竞争能力提高的重要瓶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也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近几十年来，FDI的技术外溢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并直接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问题上的态度。
FDI技术外溢的原因
FDI技术外溢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副产品。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FDI可能产生的外溢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溢出、非关联企业的示范效应、正式技能与缄默（tacit）技能的溢出、人力资源流动产生的效应、竞争效应等。FDI之所以会产生技术外溢，是由技术知识的特殊性质和技术转移的有效途径决定的。
一、技术知识类似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产生外溢的必然性。一方面，所有的技术知识都具有非竞争性：即不管谁在何处使用知识，都不会妨碍他人使用同一个知识。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具有不确定的排他性，即由于知识本身的特点及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技术知识在排他性方面存在多样性。
二、技术转移的最有效途径决定了技术通过FDI产生外溢的可能性。由于技术知识的非竞争性，跨国公司不可能通过一个有效的外部市场来交易其技术诀窍或知识。相对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许可转让，FDI是技术转移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它能够克服市场失效，减少交易费用，并将技术知识的使用控制在公司集团内部，实现利润最大化。技术知识的不完全排他性又决定了技术知识通过FDI产生外溢的可能性。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表明，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
FDI技术外溢的作用途径
FDI技术外溢的途径通常包括：逆向设计、技术工人的流动、示范效应和供应商―客户关系。
一、逆向设计：通过对进口制成品或中间品的研究、学习和模仿，可以启发东道国企业的创新意识，甚至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相似产品。如日本通过进口关键技术、设备、料件和信息资料，对最先进的产品进行模仿和改进，不仅很快掌握了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而且大量生产和出口。
二、技术人员的流动：外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力度通常大于内资企业，从而造就一大批熟练工人和高级管理人才，一旦他们跳槽到东道国内资企业或自主创业，就会产生由于“员工流动”带来的技术外溢。
三、示范效应：一方面，FDI给内资企业（特别是非关联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为其树立了学习的标杆。市场竞争迫使内资企业加强学习与模仿，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最终形成“示范或竞争”效应。
四、供应商―客户关系：作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为了满足客户的质量需求，国内企业会迫使自己改善产品性能、提高产品质量，出现“向客户学习”效应。在加工过程中，工人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生产工序的改进方法，对进口的中间投入品进行研究、模仿并创新，实现“干中学”效应。作为跨国公司的客户，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外资方通常会演示和说明其新产品的质量、特点、功能、使用方法，并提供安装及售后服务，这同样有助于实现技术外溢。
实现FDI技术外溢的制约因素
FDI存在技术外溢的可能，但外资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内资企业也并非总能利用FDI技术外溢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FDI技术外溢的实现程度制约于跨国公司的投资类型、投资的所有权安排，东道国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和东道国的竞争机制等因素。
一、跨国公司FDI的类型
跨国公司FDI一般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或两者的混合），投资类型不同，技术外溢的效应也不同。
水平型FDI不是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因为水平型FDI是为了避免国际贸易成本，进入东道国目标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所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同行企业间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他们不但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反而会想方设法加强技术保护，防止技术外溢。所以，从逻辑上讲，水平型FDI不太可能成为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一推论，FDI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内技术外溢。
垂直型FDI，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是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因为垂直型FDI是为了利用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如低工资的劳动力），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过程细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在国家之间合理安排各生产工序，与东道国的一些企业形成供应商―客户关系。这将有助于东道国企业通过进口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通过出口或提供上游部件给跨国公司，实现“干中学”效应、“向客户学习”效应、“示范、培训”效应，以及“员工流动”效应。
二、跨国公司FDI的所有权安排形式
跨国公司FDI的所有权形式主要包括合资和独资。不同的所有权安排会影响FDI技术外溢的程度。
首先，外溢效应与合资项目强相关。合资项目通常对东道国当地的资源依赖性较强，较多表现为垂直型FDI。因此，东道国人员与外国同行的人员接触得比较频繁、直接，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较多，特别是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缄默型技能，只有在现场观摩和亲手演练中才能学会并熟练掌握。
其次，外溢效应与独资项目不相关。独资项目通常对东道国的资源依赖性不强，且以产品出口或进入东道国市场为主，多属于水平型投资，与东道国企业和员工的交流、互动少，较少产生技术外溢。
三、国内企业的学习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
即便跨国公司FDI发生了技术外溢， 也并不一定会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只有东道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有了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FDI才能促进生产率的较快增长。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无不依赖于其较强的学习、模仿和创新能力。
四、东道国的竞争机制
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在内资企业竞争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充分、越有效，越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如果FDI进入竞争不充分的行业，则容易产生行业垄断，限制技术外溢，甚至通过种种手段限制、约束内资关联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
跨国公司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问题与建议
FDI对中国的就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影响空前重要。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也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
目前，有关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的经验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一些研究发现，FDI对制造业的生产率的水平和增值率都有显著的正面的溢出效应，FDI对中国国内专利申请的数量有正面的、显著的影响，对少数革新如外观设计专利影响最显著。但另有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提高中国内资工业部门总体资源利用效率有帮助，但程度很有限；FDI只存在突出的“扩大就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更有学者认为，我们希望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总体成效并不理想。
上述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技术外溢评估标准的非惟一性（全要素生产率、专利）、有关数据的不可得性、时间序列数据的不合意性（如存在单位根过程）、以及计量方法本身的约束（内生性、多重共线性）等。特别是对FDI技术外溢的研究过于笼统，没有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所有权安排形式的FDI分别进行研究，也没有考虑国内企业的学习和自主研发能力以及国内竞争环境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特点的。概括起来，跨国公司FDI在中国的技术外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投资动机和投资类型限制了技术外溢
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因素，因此，进入中国的外资多属水平型FDI, 不会成为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垂直型投资增多，具体表现在加工贸易行业，但进料加工所占比重过大。由于外资企业较多地使用进口品而不是国内产品作为其中间投入品，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只是其全球生产线的一个加工链条，与国内相关企业的产业关联程度较低，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国内配套能力、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和拥有自主产权比率的贡献不大，甚至可能导致国内上游企业生产能力的萎缩。
因此，在吸引外资时，应注意加强并完善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其价值链上的后向联系，增强国内的配套生产能力，从而在全球化的生产链中取得更主动的位置，实现“干中学”、“向客户学习”、“示范与培训”效应，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的东莞、深圳通过发展配套能力，加强了同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使珠江三角洲从事加工贸易的产业得以迅速升级，他们是运作比较成功的两个地区。
二、跨国公司的“独资化”倾向约束了技术外溢
随着外商对我国投资信心的增强、我国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宽、合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上升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采用独资方式。据统计，2002、2003年我国新批准的1595和1547个外商投资企业中，独资企业则分别占到了60.2%和62.4%，超过合资企业，处于主体地位。
外资的“独资”倾向需要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在政策导向上应考虑有选择地引进证券投资、跨国并购等多种形式的外资，引导外商参与国企改革。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盘活资产，实现资源重组，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干中学”的机会，促进并充分利用FDI的技术外溢。
三、国内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利于技术外溢的实现
国内经常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来衡量产业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在我国出口产品上的技术含量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自己有了开发、设计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因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据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的调查，彩电、计算机、DVD和手机的确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出口产品，但这四种产品的关键技术的知识产权多数不在我国企业手中。例如，在DVD播放机的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的只有9项，还都是非核心技术；在个人计算机的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69项；在彩电的114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的专利为72项，其中包括10项非核心技术；在手机的65项关键技术中，我国企业掌握专利的有33项。
另据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都按照合同认真地转让了技术，而且这些转让的技术绝大多数是先进技术。问题是，一些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把引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当地企业处在依赖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的被动地位。
对此，政府要加大研发投入并监督科研资金的有效使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意识，保护创新者的合法利益，提高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
四、国内的竞争机制不利于技术外溢的实现
由于外商投资，特别是水平型投资的进入，会排挤内资企业，降低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行业垄断，限制竞争。我国某些行业已出现垄断现象，如商业零售、饮料行业、日化业、快餐业、感光材料业、汽车制造业等，甚至有行业（如汽车业）已出现跨国公司利用优势市场地位限制竞争的苗头，这都不利于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公司FDI技术外溢实现技术进步。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引进新的竞争者，并通过加快反垄断立法，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抑制跨国公司垄断，形成公平的比较充分的竞争，真正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
跨国公司FDI可能产生技术外溢，但绝不会无条件、自动发生，因此技术外溢效应是有限的。垂直型FDI特别是后向联系是FDI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合资FDI比独资FDI更利于实现技术外溢，充分竞争是技术外溢的有效机制，学习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强的东道国企业更可能充分利用FDI技术外溢，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但从长期看，我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研究开发和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FDI过分依赖的被动地位，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