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精选34篇）
参加这次飞行的航天员中，有一位新人，叫汤洪波，年仅46岁。
和聂海胜、刘伯明不同，这是他第一次上太空，但为了这次的飞行，他已经准备了十一年。
汤洪波出生在湘潭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
5岁开始，就跟着父母一起做家务、下田扯草。
10多岁时，汤洪波已是家中插田扮禾的一把好手。
高三那年，他选择了招飞入伍。父母都很支持他。经过考试和身体测试后，汤洪波成功考上了航校。
从航校毕业后，汤洪波直接去了新疆，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儿时的一件趣事：汤洪波十岁的时候看着天上的飞机说，如果长大能当飞行员该多好。
现在看来，他的梦想不但成真了，还超越了!
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汤洪波的飞天梦实现，
20__年11月，谢海华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谢海华与妻子结婚30载，撑起妻子病痛的人生，以爱之名诠释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9年前，23岁的湖南农民谢芳与入室盗窃歹徒搏斗，身中9刀，落下残疾。刚刚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谢海华，经人介绍与谢芳订婚。面对谢芳日益严重的后遗症，谢海华仍选择了与她结婚。近28年来，谢海华一直悉心照顾妻子，每天早上6时准时起床做饭，帮妻子穿衣服、洗漱，端屎把尿，一日三餐把饭菜送到床头喂她吃……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对于谢芳来说，谢海华就是她的手和脚，“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1988年10月，谢海华与谢芳完婚。没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不幸的是，谢芳的身体每况愈下，手脚韧带和肌肉开始不断萎缩，不久便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妻子卧病在床，儿子嗷嗷待哺，家庭重担都落在谢海华一个人身上。谢海华认真学做家务活，洗衣、打扫、炒菜、熬药，帮妻子梳洗按摩、端屎把尿，抚养教育儿子……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
为了照顾妻子、孩子，谢海华不敢远行，只能守着家里的田地勉强维持生活。为给妻子凑钱治病，谢海华变卖粮食，拉下脸面向亲朋好友挨家借钱，平时只吃辣椒和青菜，若没有客人来，一年都吃不上几块肉。为了治好谢芳的病，谢海华找来一辆独轮土车，推着妻子四处求医，中西医看了个遍，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谢芳有时会灰心泄气，不忍拖累谢海华，谢海华总是给予妻子最灿烂的笑容，鼓励她、开导她。
20__年，谢芳面临子宫和卵巢切除手术，她要求放弃治疗。谢海华抱着妻子，一句一句地安慰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坚持才有希望。”在丈夫的鼓励下，谢芳继续治疗。
谢海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替妻子优先考虑。为了让妻子住得舒服，他把家里的茅草土砖屋改建成简单的毛坯房，后又建起了厨房和杂屋。
苦的时候，谢海华也躲在被子里哭过，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谢芳感激地对丈夫说：“我勇敢了一次，你却勇敢了一生!”
20__年11月，谢芳夫妇在政府安排下入住了敬老院。谢海华也在敬老院当起了保安，家庭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观。抱着感恩的心，谢海华利用当兵时学会的理发手艺，免费为敬老院老人理发，还热心地做一些水暖、电工、勤杂、园艺等杂务。
杨振宁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致辞：“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诚哉斯言，杨振宁的一生奉献在两国建交和科学研究中，乐得其所。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夏，杨振宁回中国访问，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振宁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1971年上半年，杨振宁参加保钓运动。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他1971年甫一回美，即应“保钓”学生的邀请，穿梭在全美各高校演讲，以所见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示于学生，感染了一批热血青年立下报国之念。
他在保钓学生中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轰动异常。他和历史学家何炳棣、数学家陈省身都坚决支持保钓运动，被称之为运动的精神导师。当年中国台湾赴美留学生写的回忆录，谈到杨振宁在保钓运动中的影响力，征服了许多中国台湾学生。
1971年10月，杨振宁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归还冲绳协定”听证会上作证。他从历史、地理和现实的角度全面讲述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杨振宁和梁恩佐等人在波士顿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任会长，促进中美关系。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自费8000美金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公开信全文用英文发表，旁边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程不时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见证者，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工厂及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建厂设计，后担任中国设计的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总体设计及副总设计师。
70年代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但程不时和同事们所运用的方法和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秉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使当时中国的民用航空器的研制水平，接近了世界航空巨头美、苏、欧洲的高度，填补了中国大型客机研制的空白。虽然“运-10”项目中途下马，但在20年之后，“运-10”的科研成果成为中国自主研发商用大飞机的基础。
20__年，中国商用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人们看到87岁的程不时泪湿双眼。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10”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之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10”和C919飞机的设计师，程不时亲历了这一梦想艰辛的历程。
天梯和溜索。没有亲身体验过是不会深切地体会到当地民众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的。去悬崖村的必经之路，是用钢管搭建的天梯，有2556级。不要说叫你亲自去攀爬，只是看看图片你也会吓得两腿发软。更不要说爬上去之后还要下来，正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时更困难，特别是对有恐高症的陈贝儿来说。但陈贝儿做到了，她克服了心理和体能上的困难，亲自上下了悬崖村的天梯，前后花了十多小时，目的是体验一下当地村民的不容易。如果没有真诚的心，就让无人机去拍便可以了，何必辛苦自己呢?
拍摄乘溜索过怒江那一节，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陈贝儿是极其害怕的，刚开始的时候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但本着对拍摄的真诚，她还是咬紧牙关坚持完成了拍摄。
陈贝儿对祖国也充满着真诚。《无穷之路》的播出，让香港观众有了更多的了解祖国的途径和机会。在TVB制作的英文版《无穷之路》中，陈贝儿亲自作英文旁白配音，目的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清华大学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朱彦夫，这位参加过_战争的普通伤残士兵，当年完全可以躺在功劳本上、颐养于荣军院中，平安无险地度过自己的平凡一生。然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朱彦夫，却全然没有这样去选择，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入世坐标在哪里，他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该多大。他决心像苏联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那样，做一名中国的钢铁战士，做一名纯粹的共产党人。
回到家乡去，为生活尚处于贫穷困苦的父老乡亲们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出把力这是朱彦夫的理想，这是他的承诺，更是他不二的选择。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从此，四肢全无的他开始了与铁板为伍、与手杖为伴的凄楚而充实的人生跋涉。25年村支书峥嵘岁月，他不知温暖抚慰了多少贫弱群众;7副假肢被磨破的生动写照，他不知流淌了多少生命热血;二部自传体小说出炉，他不知滴下了多少英雄热泪。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所说的他写字的过程就是一场战斗，每写完一个字就如同一名战士完成了一场战斗啊!，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这位平凡英雄的生动雕像。
是什么信念、怎样的力量促使朱彦夫如此地顽强不息、战斗不止?我想应当是潜入其心的中国人的诚信友善信条、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斗志、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精神，时刻支撑着他一路前行。
我们学习朱彦夫，就是要学习他身上所永恒具有并固守着的中国人的诚信友善信条、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斗志、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精神，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所、什么条件下，都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最高层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牢记心间，把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坚持到底，始终叫响我是共产党员的口号，及时发出有困难跟我来的倡导，争做干事创业的急先锋，争当人民群众的好榜样。况且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需要付出滚打25年、磨破7副假肢的代价，就可以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追求目标的。
党员同志们，时不我待，莫再等闲!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携手，为了伟大的祖国更加强大，为了可爱的人民更加幸福，永远信守我们当年在党旗下举手握拳的庄严承诺，始终做到视人民群众为父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悬头上
20__年，刘伯明入选神舟七号任务乘组。20__年9月25日，他与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一起奔向太空。
探索太空，是勇敢者的事业。
在中国载人航天大事记中，应该有这样一段记录：
20__年9月27日，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协助和配合下，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那次“太空漫步”，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
开启舱门时，翟志刚用力拉了几下，舱门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驶出测控区，必须尽快打开舱门。这时，刘伯明递过来一把开舱辅助工具。在刘伯明的协助下，翟志刚使用辅助工具终于打开了舱门。
推开舱门，航天员们的耳机里突然传来“轨道舱火灾”的报警声。
轨道舱内的刘伯明和返回舱内的景海鹏第一时间检查了所有设备，并且判断此时轨道舱处于真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火灾的。事后分析表明，轨道舱火灾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那个时候，我和志刚目光对视，彼此心领神会。他毫不犹豫地出舱，我也果断调整舱外活动计划，先将一面五星红旗递到他手中。”刘伯明回忆说。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刘伯明说，“就算再也无法重返地球，我们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飘扬!”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秉持着这一坚定的信念，刘伯明在一次次挑战生理、心理极限的训练中保持坚强，在面临一系列考验和挫折中义无反顾作出选择。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1975年，杨振宁向周恩来建议加强科普工作，并建议引进《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版权。在等领导的关心下，这本刊物进入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本版权合作的期刊，即《环球科学》前身。《科学美国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影响了数代精英人群。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3年12月，杨振宁向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99年5月，在杨振宁等人发起和倡议下，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注册登记。杨振宁谈到，随着国际间科技交流的日益频繁，各学科互相影响日益剧增,国际科技交流越来越重要，希望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成为中国与国际科技交流的一个平台，促进科技交流传播。
20__年9月13日，81岁的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开始为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他说：“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他说：“每一次课前。我要花两个小时认真备课。我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20__年4月2日，杨振宁在海南大学捐资设立“杨振宁特困优秀生奖学金”，用于资助海南大学每年20名品学兼优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杨振宁20__年11月来海南参加中国科协学术年会开幕式时，表示自己有帮扶海南省高校贫困生的愿望。以杨振宁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为每人1000元人民币。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1971年，中美关系稍有松动，他马上就决定回中国来看一看。回到美国以后，他对中国的情形作了很多报告。由于他的名望和地位，他的作风和为人，他的演讲和报道在美国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解冻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担了相当大的风险的，但他认为正面报道中国在各方面的许多发展是他的义务。由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他经常到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日本等地去讲学或访问，大家往往都要求他作关于中国的情况的报告，他的报告在这些地方，尤其是对当地的华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持友好的态度，愿意同中国亲近，杨先生的功劳是非常之大的。
杨先生还花了不少时间，尽力为在美国的华人做些事情。譬如，在美国有一些华裔认为美国的华人不够团结，于是组织了一个全美华人协会。杨先生做了这个协会的主席，对他个人做学问来说这是一个牺牲。这个协会建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宣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中美建立邦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譬如，在中美建交之前，全美华人协会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极力主张中美正式建立邦交。
此外，以杨先生为主席的全美华人协会还尽力去促进美国华人的团结。他花了不少时间，费了不少力，设法来把华侨社会团结起来，一方面能为华侨自己争取福利，另一方面也能为中美之间的交流作出更多的贡献。
20__年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现场，苏炳添跑出了9秒83，以小组第一进入决赛。
9秒83，超出了苏炳添的极限9秒85！
9秒83，代表最快的中国速度！
9秒83，全球百米比赛速度榜第12名！
从此，苏炳添多了一个响当当的头衔：
首个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人！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亚洲飞人”，究竟是什么，支持他跑到奥运百米决赛的现场？
一
小镇跑出来的“短跑天才”
1989年8月29日，苏炳添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古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四口有商有量，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也过得和谐惬意。
苏炳添小时候这么爱跑步，是因为妈妈也酷爱跑步，苏妈妈是当年古镇“跑得最快的人”。
苏炳添最喜欢和小伙伴比快，玩捉迷藏、红绿灯游戏，都是他抢第一。
他的11个表兄弟中，有5人曾是田径运动员。
苏炳添从小就喜欢追着表哥蔡建发屁股后边跑，表哥当时是全中山市的冠军，苏炳添总跑不赢他。
苏炳添却越挫越勇，以“跑赢表哥”为目标，经常拉表哥一起比赛。
初二的时候，苏炳添成绩不是很好，“补课”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和同学比赛摸篮球框，他一下子摸到了最高处，被路过的体育老师杨永强看到了。
杨永强老师问他：“愿不愿意练体育？以后就不用补课了。”
听说不用去“补课”，苏炳添开心极了，马上就答应了。
苏炳添刚开始练的是跳高，一次体育课的短跑比赛，他轻轻松松就甩掉了受过专业训练的田径队同学。
当时没有人练100米短跑，苏炳添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校田径队的短跑队员。
15岁的苏炳添瞒着教练参加中山市中学生田径比赛，还拿了个冠军，跑出11秒72的好成绩。
杨永强惊喜万分，对他说：“不用练了，直接去比赛！”
苏炳添，很快就从小镇来到了中山市体育学校，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二
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咬牙坚持
一开始，苏炳添难以适应严格的体育训练，在体校，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还要跑十几公里，有时候还得带着沙袋。
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转校生，苏炳添没有什么朋友，有苦无处说，情绪一直低落。体校考试时，他的成绩不怎么好，教练也开始冷落他。
终于有一天，他偷偷坐车跑回家，告诉父母不想上体校了。父亲本想揍他一顿，被母亲拦下来。
后来，体校发现苏炳添不见后，马上找到杨永强老师一起寻人。杨永强在凌晨才找到苏炳添。
杨永强带着体校老师劝苏炳添回校，这时，苏妈妈却犹豫了。
表哥蔡建发劝她：“为了苏炳添的前途，现在吃点苦不算什么！”
表哥已经是一名专业运动员，看到他，苏炳添又重新燃起了“超越表哥”的梦想，他又回到了体校。
从此，苏炳添不再怕吃苦，他也向队友敞开心扉，互相交流，最重要的一点，他特别自律。
我们都知道，运动员训练要控制饮食，苏炳添一直坚持合理饮食。
家庭聚会的时候，苏炳添从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和西瓜，不喝橙汁，更不会喝酒。
作息上，苏炳添坚持5点起床训练，从不迟到，晚上10点准时睡觉，放假也如此，几年如一日。
吃苦耐劳加上严格自律，苏炳添迅速调整好状态，进步神速。
有一次，表哥说他100米最快能跑到11秒。
苏炳添说：“那也太轻松了。”
表哥要求他现场演示。
他们来到村里小学的百米赛道，表哥掐秒表。秒表一停，表哥震惊地看着那“10秒75”，说不出话来。
那天，苏炳添实现了“超越表哥”的梦想。
“战胜表哥”之后，苏炳添想走向更大的赛场，挑战自己。
在香港对抗赛上，苏炳添收获了100米和200米比赛的冠军。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苏炳添就接近了健将级运动员的水平。
年底，苏炳添拜别恩师宁德宝，进入广东省田径队，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短跑运动员。
进入省队后，苏炳添进入了魔鬼式的训练。
每天要五点多起床，晨跑5000米，吃完早饭，又要进行体能训练、负重跑训练、技术动作训练，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繁杂而枯燥。
苏炳添感觉太累，太困了！
最关键的是，苏炳添来到省队，又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连广州的公交车都不会坐。
他不认识人，感到很孤单，特别想家，有时觉得自己都待不下去了。
有一次，他偷偷跑出去找工作，但是，一个星期后又回来。
回来之后的苏炳添一门心思扑在跑步这件事上，他也逐渐显示出他的天赋，不断向前，不断突破。
苏炳添师从的教练是袁国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速度”的代表人物。
刚入省队的时候，苏炳添每天认真刻苦训练，但是成绩没有进步也没有倒退，他告诉教练他真的练不下去了。
袁国强教练就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后面有一个比赛，马上就可以检验一下自己了。”
苏炳添决定再坚持一下。
所谓“名师出高徒”，两年内，苏炳添斩获了男子60米、男子4×100米接力项目的三枚金牌。
凭着优异的比赛成绩，苏炳添20岁的时候，进入了国家队，他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当年以11金的成绩称霸“田径短跑界”。
三
荣誉与伤痛并存，突破极限
运动员荣誉的背后，往往伴随着伤痛，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战胜这些伤痛，也就突破了自己。
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夺冠后，苏炳添突遭病痛折磨，上半年基本没有什么比赛。养伤期间，他还在不断地进行力量练习。
伤痛并没有阻碍苏炳添的速度，适当的反而让他爆发更强的潜能。
年底的广州亚运会，苏炳添拿下男子4×100米的冠军金牌，这枚金牌时隔20年再度回到中国接力队。
莫斯科世锦赛中，苏炳添因抢跑被罚下场，而同年比赛的张培萌却跑出了10.00秒，追平日本选手伊东浩司跑出的黄种人最快纪录。
“抢跑罚下场”那一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有的时候裁判还没有开枪，他却总觉得“枪好像已经响了”。
打那以后，这一幕就成了苏炳添心里的一道坎，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
幸运的是，苏炳添遇到了他现在的外国教练兰迪-亨廷顿，这个教练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方法，让苏炳添慢慢找回了自信。
兰迪-亨廷顿是个“多事的老头”，他原来是中国男子跳远队的教练，那时经常去短跑组提意见，苏炳添从中获益良多，后来兰迪-亨廷顿就成了他的专属教练。
亨廷顿经过研究，找出苏炳添百米跑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起跑很快，但是在50米到60米的时候，容易打乱节奏，力量和速度也逐渐下滑。
全球百米记录前10名都是跑进9秒的非洲后裔选手，跑进9秒，是亚洲人的极限。
亨廷顿说，苏炳添想要突破极限，最关键的是改变他的起跑习惯--由左脚起跑改为右脚起跑。换句话来说，就是重新学跑步。
这个改变存在很大风险，苏炳添很有可能毁掉他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
但是，他坚持这么做，决定改技术的那一时，他就做好了退役的准备。
苏炳添听从亨廷顿教练安排，远赴欧洲改技术。
改技术的过程中，苏炳添承受巨大的压力。刚开始，他连女运动员都跑不过，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职业运动生涯遇到了瓶颈。
他每天逼迫把左脚放前面，故意让右脚发力，虽然极不协调。脑海里也在不断重复这个动作，甚至睡觉都是在跑步。
休假期间，他竟跑去训练基地外的森林“追兔子”，把每个兔子洞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样“高强度”的练习下，苏炳添很快掌握了新的技术。
在美国尤金站中，26岁的苏炳添跑出了9秒99，跑进9秒关口，成为“亚洲第一飞人”。
领奖那一刻，苏炳添致敬刘翔，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身披五星红旗，跳上领奖台。
四
退役了，再战奥运
长期的征战比赛，高强度训练，让苏炳添身上多处带伤。
短跑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大多在28岁前，20__年，苏炳添选择了退役。
但是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突破亚洲人的极限9秒85，站在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决赛场上。
所以，为了进入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苏炳添坚持继续比赛，让自己回到巅峰的状态。
宣布退役的两年内，苏炳添再次为国家贡献男子100米3金，男子60米1金1银。
由于疫情的影响，20__年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__年举行。
训练期间，苏炳添曾出现两次大伤。
第一次是田径亚锦赛前，一次力量训练中，苏炳添腰部肌肉拉伤。
苏炳添晚上睡觉时，腰部还隐隐作痛，就像一根刺在上面。
他积极出国就医。在美国养伤期间，想到自己的年龄和久病缠身，苏炳添曾一度想放弃比赛。
队医朱志伟开导他：“你属蛇的嘛，蛇都会冬眠的，人的状态也有恢复周期，不如等春天来了再考虑。”
就这样，苏炳添回国康复养伤，继续参加当年的钻石联赛上海站。虽然表现不理想，但是，苏炳添还在坚持，他一边调整状态，一边比赛。
第二次受伤是苏炳添在一次力量训练中，不小心拉伤左肩，短期内很难恢复，幸好没有伤到关键的腿部。
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东京奥运会，从那时起，苏炳添就进入了较长的恢复调整期。
20__年8月1日晚，万众期待下，苏炳添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现场，而且超水平发挥，跑出9秒83！
全国人民都沸腾了！
刘翔第一时间发微博祝贺他：封神！9秒83！
苏炳添也完成了交接，成为中国新一代“飞人”。
五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苏炳添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8 月 1 日，苏炳添一篇名为《新时代中国男子 100m 短跑：回顾与展望》的论文在社交网站走红，网友纷纷感叹苏炳添亲自为论文 " 跑数据 "。
暨南大学毕业后，受学校聘请，苏炳添决定留校任教，成为体育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苏炳添也成为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
跑得最快的“大学教授”却收获跑得最慢的“爱情”。
20__年10月10日，苏炳添与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完婚，结束16年的“爱情长跑”。
初中时，苏炳添贪玩不好学，林艳芳是组长，每周就负责催他交作业。
“女神”林艳芳有很多爱慕者，唯独和苏炳添“传纸条”，后来，他们改用“日记传情”。
苏炳添进入国家队后，两人极少见面，只能通过打电话联络，这一打坚持了十几年。
20__年7月11日，苏炳添的儿子小天天出生。儿子出生那天，他还没有从瑞士回国，网友调侃“亚洲飞人第一次输了，跑不过儿子！”
现在，苏炳添一完成比赛，就坚持回家陪儿子，喂奶、换尿布、哄睡、带娃出去走走，“亚洲飞人”秒变“奶爸”。
在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我有一个梦想，在我孩子有认知能力的时候，让他的妈妈带他到现场去看一次我的比赛，让他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最辉煌的一瞬间。”
今年东京奥运会，他让妻子和儿子看到了他“封神”的时刻！
六
虽然未在决赛中拿到奖牌，但苏炳添觉得虽败犹荣。
赛后他也在微博上留言：
“以9秒83进入奥运会决赛圈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决赛的9.98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我的最真实水平！”
东京奥运会，很有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站，也许未来，他会以新的身份，再次回到赛场上。
祝福这位“亚洲飞人”，愿他能培养出更多的“中国飞人”，带领中国田径队走向另一个巅峰！
1970年8月30日，在西南大山深处的“909”基地，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研制的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心脏——核动力装置开始运行了!
这一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而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闷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彭士禄这个名字，鲜有人知。直到1988年9月27日，中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他才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走进人们的视野。而在这之前，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彭湃的儿子。
时隔50年，又是一个8月30日，重温历史，致敬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顾诵芬(1930.2.4-)，江苏苏州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I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历任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工程师，沈阳机械制造厂设计室空气动力组组长，中国航空研究院飞机设计所所长，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理事。当选第六、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致力于飞机设计研究，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也是该机以后改型的总设计师。他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先后承担歼教1型和歼教6型喷气式教练机的气动设计工作;他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成功研制歼8Ⅱ飞机;领导了飞机主动控制技术研究、高性能远景飞机概念研究。
顾诵芬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在中国国内首创两侧进气方案;抓住初级教练机失速尾旋特点，通过计算机翼环量分布，从优选择了机翼布局;消化吸收中国国外机种的技术，利用中国国内条件，创立超音速飞机气动设计程序和计算方法;解决了方向安定性和排除抖振等重大技术关键，确保了飞机定型;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方法，把飞机的各专业系统技术融合在一个总体优化的机型内。
顾诵芬主持歼八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歼八飞机型号总设计师，解决了大超音速飞行的飞机方向安定性问题和跨音速的飞机抖振问题;担任歼八Ⅱ飞机总设计师，利用系统工程管理法，把飞机的各项专业技术综合优化于一个机型中;主持了主动控制验证机的研制;与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合作研究远景飞机布局等。
20__年8月6日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意大利队获得冠军，英国队第2个冲过终点线。
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智强组成的中国队用时37秒79完赛，仅以0.09秒的微弱差距落后加拿大队，排名第四无缘领奖台。
不过比赛结束后数日，国际检测机构便宣布，作为英国接力队成员之一的乌贾，其a瓶尿样检测结果为阳性，而相关样本是在接力决赛后收集的。
之后乌贾申请了b瓶检测，但去年9月中旬公布的结果显示，他b瓶尿样仍为阳性。两次阳性的结果，意味着乌贾的兴奋剂检测样本中含有违禁成分。
国际检测机构随即将该事件转交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该机构将裁定乌贾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以及英国队的接力银牌是否会被收回。
经过约5个月的等待，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终于公布了相关结果。如外界所料，乌贾被认定兴奋剂违规，英国队的成绩也被取消。
东京奥运会上，除了参加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外，苏炳添还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排名第一进入决赛，成为我国首位进入男子100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排名决赛第六。
陈家顺：“变身”民工的“卧底局长”
【颁奖词】为乡亲卧底，你吃遍所有的苦，为百姓打工，你换来群众最多的甜。你乔装改扮，却藏不住心底最深的惦念;你隐姓埋名，可我们都知道你是谁，为了谁。
【事迹】人物介绍：1968年出生，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浙江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为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利益，从20xx年9月起，陈家顺先后深入多家用工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应聘到企业“卧底”打工。
在很多被陈家顺关照过的农民工眼里，“陈老师”好像什么都不怕。但陈家顺说自己有“软肋”，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说你们干部骗人”。
现年45岁的陈家顺，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记者在演播室内见到他，腰板挺直，但身材明显单薄，脸上多少看得出知识分子气息。虽然在舞台上尽力放慢步伐，但他仍没法儿掩饰平日走路频率很快的习惯。
几年前，陈家顺被派往浙江义乌，担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麻烦事接踵而来：此前劳务输出由乡镇、村负责宣传动员，但是乡亲出去后常说外面的情况和听到的宣传不一样。陈家顺成了乡亲们的“出气筒”，有打工者甚至想揍他一顿。
陈家顺辗转反侧，问题出哪儿了?为把真实的用工信息传达给乡亲，也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维权，他下了决心：以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求职，实地体验农民工的生活工作。 不曾想，一“卧底”就是好几年。他几次进出工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组装工、装卸工，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你是农民工吗?”他说刚开始“卧底”时，别人常直截了当地问他，因为他的书生气与干活手势，看着十有八九是个“假民工”。去一家养殖场面试时，陈家顺特意摘掉了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厂方说他不像养猪人，他立马回应“别看我像不像，要看我是不是能干得下来!”
“最受不了难闻的气味，开始两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直到一周后才基本适应。每天早上起来最辛苦的就是清洗猪舍，刚开始时要花3小时才清洗完，后来熟能生巧，只花1小时就能干完了。”一个月后，陈家顺在重点收集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等“情报”后辞职，推荐了几位乡亲来这里务工。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行业信息，陈家顺逼着自己快速学习、上手。比如，刚学会养猪，又得适应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卧底”打工时，但凡找到用工条件相对优越的，总会眼前一亮。他曾应聘到一家中等规模的饰品厂，待遇和条件很不错：保底工资不低，因工作需要加班，厂里会补发加班费，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一个月后，他介绍了20多名老乡过来，事先郑重其事和老板谈好条件：报销工人过来的车费，每月的工资按时发，尽量给工人安排技术性岗位……
有人说他这样做太辛苦了，他却认个死理：“别总觉得老百姓抱怨多，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实在和信任。你提供的用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指望大伙儿相信你?我们当官的，如果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好，又怎么指望让老百姓相信你描绘的蓝图?”
陈家顺爱给自己找麻烦，很多农民工朋友都有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再辛苦，终究背后是有组织依靠的，而农民工呢?他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那是真的辛苦!”随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断增多，现在陈家顺“卧底”越来越难了，但他说，只要心里装着农民工朋友，即便换个方式，也可以为他们做事。
20__年，一部反映全国脱贫攻坚题材的纪录片《无穷之路》火了，豆瓣评分9.5，片子的主创是香港的媒体人陈贝儿。出发前，她看到许多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成功的质疑。陈贝儿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真的不可以只看人家的报道就信以为真。是真的要亲身去看、去听。陈贝儿出生在香港，生长在温哥华，一直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她对贫穷没有什么概念，对去脱贫地区的艰辛是她未尝预料的。为了拍摄悬崖村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因，陈贝儿两次攀爬天梯上悬崖村，来回共一万多级，每次花费十几个小时，累得脚软不说，有恐高症的她身体一度抖到不行，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去怒江拍摄交通扶贫时，陈贝儿不顾危险，亲身体验了过去百姓过江用的溜索。一路走来，对于西方媒体的质疑，贝儿也有了自己的认知与看法。陈贝儿：我拍摄之前就看过一些外媒的报道，说那些村民搬到安置房之后很不习惯，配套又不好，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非常震撼，从这一点我就看到，国家是很大手笔，也不惜代价的，国家为了脱贫的决心是非常强大。历经3个月，陈贝儿一行5人，穿梭全国6个省份，10个脱贫地区，深入海南热带雨林、川藏高原、戈壁沙漠，天南海北，翻山越岭，拍摄制作了12集纪录片，全面详实地见证了中国的脱贫之路。《无穷之路》播出之后，出乎陈贝儿的意料，不仅内地观众赞誉不绝，香港观众也好评如潮。
【颁奖词】秋兰为佩
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事迹】胡佩兰，女，98岁，解放军3519职工医院和郑州市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医生。
1944年，胡佩兰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部，70岁时才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位上退休。退休后，她一直坚持坐诊。
胡佩兰生活节俭，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她经常大方地给病人垫付医药费。她还拿出微薄的坐诊收入和退休金，捐建了50多个"希望书屋"。
胡佩兰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进出都要坐小推椅。20xx年7月，98岁胡佩兰心脏病突发，经抢救后，第二天她依然准时到医院坐诊。
胡佩兰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平时看病不太依靠高科技仪器。因为慕名找上门的病人多，胡佩兰每天都会坚持看完所有病人才下班，对患者也极有耐心，给病人开药，很少超过一百元。如今，胡佩兰的记忆明显下降，耳朵也不如以前，但病人的情况她却记得清清楚楚，耳朵里放着助听器，听不清的地方，便由旁边的学生解释。
胡佩兰对病人的态度有目共睹，她经常说："医患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交流不够，医生只要对病人认真负责了，病人也自然会对医生极力配合，不管面对哪一个病人，都要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来对待。"
直至今日，胡佩兰已经在一个工厂职工医院和现在的地方，连续坐诊20xx年，坚持每周出诊6天，风雨无阻。
【颁奖词】格桑花开
不想让乡亲的梦，跌落于悬崖。门巴的女儿执意要回到家乡，坚守在雪山、河流之间。她用一颗心，脉动一群人的心，用一点光，点亮山间更多的灯火。
【事迹】格桑德吉，女，西藏自治区墨脱县帮辛乡小学的一名教师。
20xx年，格桑德吉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她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而是毅然回到西藏。为了让雅鲁藏布江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门巴族孩子有学上，格桑德吉放弃拉萨的工作，主动申请到山乡小学教学。
墨脱县帮辛乡，因常年泥石流、山体滑坡，是墨脱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为了劝学，格桑德吉天黑走悬崖、在满是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道路上频繁往返;为了孩子们不停课，别村缺老师时她不顾六个月身孕、背起糌粑上路;为了把学生平安送到家，每年道路艰险、大雪封山时，格桑德吉过冰河、溜铁索，把四个月才能回一次家的学生们平安送到父母的身边。
这些年来，为了教好孩子们，格桑德吉将自己的女儿央珍从两岁时一直寄养在拉萨的爷爷家，当一年之后格桑德吉再到拉萨的时候，女儿已经不认识她了。20xx年，时逢格桑德吉荣获"最美乡村教师"，节目组特地邀请了格桑德吉的丈夫和女儿来到北京。同时，这也是格桑德吉与女儿的第五次见面。
十三年来，在格桑德吉的努力下，门巴族孩子从最初失学率30%，变成到今天入学率95%。她教的孩子有6名考上大学、20多名考上大专、中专，而她自己的女儿却留在了拉萨，一年才能见一次。村民们亲切地称她为门巴族的"护梦人"。
有这样一位英雄的老战士，他的名字叫朱彦夫，被誉为活着的“中国保尔·柯察金”。他的传奇和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
朱彦夫出生于1933年7月，祖籍山东沂蒙山区。他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不久，就赶上了两场著名的大仗——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近百次，多次负伤，3次立功。
1950年12月，在朝鲜长津湖争夺250高地的战斗中，朱彦夫所在的连队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两个营进行着殊死战斗。敌人每天在阵地上抛下数百颗炸弹，山头被削去几十厘米，捧一把地上的土就有十几块小弹片。在反反复复的阵地争夺中，全连的战友相继牺牲，250高地上只剩下遍体鳞伤的朱彦夫一人。
对敌人的再次冲锋，朱彦夫把三挺机枪压满子弹，不停地换位射击，死守阵地。而就在朱彦夫再一次给机枪上子弹时，眼前突然飞来几颗手榴弹。他迅速抓起一颗扔向敌人，又抓起另一颗刚扔出手，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眼前一道火光，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钻心的疼痛将朱彦夫从昏迷中唤醒，身体已经被厚厚的雪花覆盖，他想大声喊，但喊不出声;想伸开手，手指早已被冻坏。他一次次用冰冷的拳头搓揉双眼和脸部，想把沾在脸上的冰凉的东西去掉，但拳头不听使唤，又饥又渴之下，他索性将这个异物吞下，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手榴弹炸出来的自己的左眼球。
出于对生命的本能渴望，朱彦夫咬紧牙关，开始在冰冷的雪地上艰难地挪动躯体向前爬行。不知爬了多久，昏迷了多少次，朱彦夫终于被两名志愿军战友发现救起，紧急地送往战地救护所救治。
由于朱彦夫的伤势太重，他被辗转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和手术。在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朱彦夫先后进行了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流出体外的肠子被塞了回去，医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朱彦夫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双手和双腿都没有了，痛心至极，满脑子都是轻生的念头。想饿死，但护理人员按时往他嘴里喂食物;想跳楼，但没有手脚连窗台都爬不上去;想吃安眠药睡过去，好不容易攒起8片安眠药，吃下去却没能把自己“解决”掉。朱彦夫自杀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还是医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朱彦夫：“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千难万难，硬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不珍惜?”从此，朱彦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严酷的现实是，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全部截去，双臂手腕以下被锯掉，左眼成了空洞，右眼视力也下降到0.3。一个没有四肢、没有左眼的特等伤残军人，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啊!
虽然国家对像朱彦夫这样的特等伤残军人有切实的优待和抚恤保障，但朱彦夫认为自己“无手无脚仍是军人”，他不甘于成为一个躺在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人。1956年，他放弃在条件优越的医院疗养康复，毅然回到了故乡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
回到家后，他开始练习自己吃饭、喝水、大小便，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慢慢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理，并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期间，他还遇到了陪伴自己一生的好妻子__。
为了实现教乡亲们学文化的目标，朱彦夫腾出自家的一间堂屋，用母亲做寿材的木板做成书架，买了200多本书，建起了全村第一个图书室。随后，朱彦夫又张罗着办起了张家泉村第一所夜校，夜里常常要艰难地走1公里多的山路给村民上课。夜黑路滑，健全的人走起来都费劲，没手没脚的朱彦夫不知在夜间跌倒了多少回。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的8名党员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开始带领张家泉村的村民们砌石垒堰、改天换地，在山坡上开出了80多亩“大寨田”，治理了3条大山沟，为村里新增200多亩良田。
1960年开始，朱彦夫带着乡亲们翻山越岭打了9口水井，并在村里打了3口用于灌溉的大眼井。他自己绘制图纸，带领大家修建起了1500米长的灌溉渠。同时，又成立了村林业队，建起40亩苹果园、10万株的花椒园、2万株的桑树园。如今的村民，单是果树每年就能收入几万元，生活富足，原来贫穷的小山村成了致富模范村。
1982年，一场大病之后，他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朱彦夫自知年事已高，体力不支，主动辞去干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英雄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了另一场战斗。
他让儿女买来笔墨纸张、参考书，说：“我是二十六军的战士，我要替连指导员完成他的遗愿，把战斗经历写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样和敌人殊死搏斗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可以想象，朱彦夫写书有多大困难。残疾的身体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用嘴衔笔、双臂抱笔、单臂绑笔，三种方法交替使用。写不了几个字，眼睛就疼得难受。他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不知多少汗水和血水浸到稿纸上。
另一个拦路虎是文化水平不高，为了写成这本书，他舔烂了4本字典。由于日夜煎熬，他的视力持续下降，原来的伤口发炎，心脏病加重。不论医生怎么劝、家人怎么拦，他始终笔耕不辍。
熬过了严冬，熬过了酷暑，经过7年的努力，1996年7月，朱彦夫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发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书名并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人们说朱彦夫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而迟浩田将军则说，朱彦夫就是活着的“钢铁战士”!
《极限人生》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全国各地纷纷邀请他去作报告，在淄博市的一场报告会上，朱彦夫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当场晕倒在讲台上。经抢救治疗后，虽然保住了生命，右半身却从此瘫痪，没了知觉。英雄永远是英雄，他硬是撑着病体，经过几年的努力，又完成了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
朱彦夫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模范伤残军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用钢铁般的意志书写了自己的“极限人生”。20__年12月12日，朱彦夫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朱彦夫说，这种荣耀和幸福，他终生难忘!
1935年，吴天一生于新疆。1950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一员，吴天一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军一期学习。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正为抗美援朝培养军医，吴天一即隶属于该校的军一期。在校期间，吴天一成绩优异。军一期的学生需要修习38门考试课程，吴天一有27门课程获得了满分。毕业后，吴天一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新疆工作。不久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青藏高原，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投入到建设青海的伟大事业中。初至青海，他就发现身边的同志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不适症，心慌、头痛、胸闷等症状频繁发生，甚至有人因此献出生命。作为一名医生，年轻的吴天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守护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定要攻克“高原病”!
当时，中国的“高原病”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吴天一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处境。青海的建设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足，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为了收集到第一手的实地考察资料和临床资料，他几乎全年都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从高山到冰川，从雪原到草地，双脚踏过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高海拔地区，与生活、工作在高原各处的人们深入接触。而这一做，就是60多年。除了工作条件的艰苦，他还要面临生命的危险。在高原上的60多年里，他曾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发生过骨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耳鼓膜曾被击穿，40多岁时就得了白内障。但这些危险和困难，全都吓不倒他。1990年，年已55岁的吴天一组织了国内第一支国际阿尼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用45天时间，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位置建立了高山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使他们获得了大量人在特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和急性高山病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到安第斯山、洛矶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等地进行长期探索和综合考察。
60多年里，吴天一从昔日的青年医生，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者。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高原人”。凭借着大无畏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吴天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高原医学领域屡立功劳，使中国的高原医学研究走到了世界前列。他是我国报告高原肺水肿、成人高原性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第一人，创建了我国首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原医学研究所。通过对青藏高原上各型急、慢性高原病进行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的系统研究，吴天一及其团队建立了一套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该标准先后通过三次国际专家组讨论，最终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国际标准，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这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为全世界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于20__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除此之外，在高原低氧适应生理学研究领域，吴天一也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对青藏高原世居藏族和移居汉族在不同海拔(20__、3000、4000、5000米)的高原现场和模拟高原低压舱内进行静息和运动负荷下的对比，吴天一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多个层面展开研究，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提出了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并于20__年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迄今为止，吴天一共主持和参与国家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省部级课题数十个，在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和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9项。
神舟十二号飞天了，它不是一次简单的
“飞跃”，而是承载了无数研究者昼夜不分的努力、凝聚了无数中华儿女生生不息的期盼！
水滴汇聚在一起成为河流，星星汇聚在一起成为银河，个人梦汇聚在一起成为国家梦。
何为梦想？敢梦敢想是目标实现的奠基石。因为有梦想，所以有激情；因为有激情，所以有动力；因为有动力，所以有坚持；因为有坚持，所以有成功。
汤洪波用11年的奋斗实现了“飞天梦”，他把自己为数不多的11年投入在他热爱的事业中，这既是挑战也是坚守。
他用11年的时间去赌，赌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未来；他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默默坚守了好多年。
也许在他看来，这既是无法推脱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汤洪波也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收入全靠家里的那10多亩地。孝心爆棚的他不忍心看自己的父母在田地里干活，所以他从小就下田地干活。不仅如此，他还帮家里人做家务活。初中正是青少年、攀比、享乐、叛逆的时期，而他并没有，他早晨起早为了烧火做饭。父亲也经常告诉他做事要勤快。
“不插完这丘田不准回家吃饭，不割满一担鱼草不准休息”，这不只是父亲的言行教导，也是自己得以深刻领悟的源泉。吃过生活的苦，所以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不管多累都不叫苦。这份“称不上”苦的事业源自于他的追求，源自于他的教养，源自于他的韧性。
汤洪波高三毕业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招飞考试”这条路。1995年成功入选飞行员的他，有着孩子般的天真与稚嫩，或许这就是青春的模样。年仅19岁的他开始了飞天之路，在这条“重重艰难困苦”的路上他对自己的选择从未动摇过。在八年艰苦训练之后，终于不负众望，圆自己所梦，成为飞行大队的领班人。成为飞行员是汤洪波的“小梦”，当“小梦”扎根的那一刻，他开始了自己的“大梦”之旅，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化需要一个更加艰辛的过程。
一切从零开始，严苛的训练、艰辛的条件、无数个累到瘫倒的日日夜夜，这是汤洪波的选择。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在他身上上演，他没有一丝抱怨，他只知道坚持下去会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
终于，在20__年他入围我国第二批预备航天员，这就是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不怕吃苦，能吃苦，能坚持吃苦”是对他最好的诠释，
从20__到20__，11年的时间他经历了常人难体会的辛苦。野外训练，剥脱睡眠训练等等，更艰难的是在不确定未来之路会如何的同时，他还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是努力，而是必须。就怕因为一个行为得不到位就断送了自己的航天之路，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心。
在等待这条坐立不安的路上，他一直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一切。对他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是他的热爱，因为是他的选择；因为这是社会的命脉；因为这是国家的希望。他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在他飞行过程中用过的头盔自始至终都陈列在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
“要向上生长，先要向下扎根”，这是汤洪波的信念，
鼓励着新一代青年也要在自己的选择中坚持不懈，在自己生命里熠熠生辉。坚持不只是一个话题，更是一种行动，汤洪波的成功，源自于他的坚持和努力，这就是他最重要的因素。
他出生于1964年，湖北枣阳杨垱镇的一个小村庄里。
家里姐弟八人，他排行老六。
父母靠种田维持生计，家大口阔，日子过得很拮据，粮食往往不够吃。
在他的记忆里，每次吃饭餐桌上主食都是红薯面做的黑窝子、杂面饼，主菜就是萝卜干、咸菜、大酱，以至于到了现在，闻到大酱味他就犯恶心。
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从不耽误他的学习，想尽一切办法供他读书。
因为交不起学费，每次都是东挪西借，甚至有一次交到老师手里的“学费”是一只兔子。
他也没有辜负父母，学习非常刻苦，没有钱买课外资料，那就吃透课本内容。
课本上的知识，在哪页哪个位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16岁那年，父亲意外病逝，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但依然没有动摇他继续求学的决心，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枣阳一中，当时的重点高中，全镇只有他和另一同学被录取。
学校了解到他家的特殊情况，专门为他申请了救济金。
每年假期，他也会到离家十几里外的堂兄家搬木材、装茶叶、下地干活，一个假期挣十几元钱，用来交学费。
就这样，他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了上高中的学费，始终没有动过辍学的念头。
1983年高中毕业时，赶上空军招飞，他瞒着家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没想到各项考核和体检全都顺利过关。
直到有一天，县武部派人到他家了解情况，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了。
到了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今空军航空大学)，他非常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学习刻苦、训练严格，门门成绩都很优秀，同期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两次被评为全优学员并担任学员班长。
1998年3月，经过层层筛选，他被选拔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学习理论知识时，他明显有些吃力，离开校园10多年的他像备战高考一样，没日没夜地学，家里成了他的学习室，客厅到卧室到处堆满了学习资料，甚至连墙上都贴满了背记的纸条。
妻子和女儿临时当起了他的英语辅导老师，纠正他的英语发音、听写单词。
他不断充实大脑，扩充知识，就在今年春天，57岁的他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
他就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聂海胜。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开学第一课。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寄语，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何玥：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颁奖词】正是花样年华,你却悄然离开。你捐出自己,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留得满地清香。命运如此残酷,你却像天使一样飞翔。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事迹】人物介绍：何玥，女，12岁，广西桂林人，小学生。因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20xx年11月脑死亡。在她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3个月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20xx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xx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陈贝儿主持的纪录片《无穷之路》，拍摄团队穿梭全国6个省份，深入10个贫困县了解各地民生。报道称，陈贝儿出生在香港，生长在温哥华，一直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她对贫穷没有什么概念，去脱贫地区的艰辛是她未曾预料的。为了拍摄悬崖村易地扶贫搬迁，她两次攀爬天梯上悬崖村，来回共一万多级，每次花费十几个小时，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去怒江拍摄交通扶贫时，陈贝儿不顾危险，亲身体验了过去百姓过江用的溜索。
对于西方媒体的质疑，陈贝儿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说，拍摄之前就看过一些外媒报道称那些村民搬到安置房之后很不习惯，配套又不好，“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我真的非常震撼，从这一点我就看到，国家是很大手笔，也不惜代价，为了脱贫的决心是非常强的”。她感慨，中国脱贫工程比联合国早10年完成，“这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无名英雄”。
港媒还称，《无穷之路》播出后，不仅内地观众赞不绝口，在香港也好评如潮。陈贝儿透露，很多香港观众朋友给她留言表示很感动，因为这个节目让他们了解国家发生的变化。
廖俊波，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福建浦城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
廖俊波出身普通家庭，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乡镇干部，在县乡两级做过主要领导，在政和县工作的几年，始终牵挂群众，惦记着群众的冷暖安危，他把群众当亲人，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廖俊波经历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山”的重活累活，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但他始终把工作当事业干，乐在其中。离开政和时，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多，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实现了贫困县脱胎换骨的蜕变。
面对经济发展长期全省倒数第一的政和县，廖俊波不打退堂鼓，不当太平官，把担当放在首位，率领全县党员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勤奋、实干、严谨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画卷，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20__年3月18日傍晚，廖俊波出差途中因公殉职，年仅49岁。20__年6月6日，中共中央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日，中宣部追授廖俊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1月9日，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奖项。
廖俊波把“肝胆干事、干净做人”作为座右铭。只要“朋友关系”、不要“利益关系”，是他做人和交友的原则。他到武夷新区任职后公开表态：“谁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工程，你们要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生活中，他始终廉洁自守，加班熬夜是常态，却从不给自己开小灶。他十分注重家风家教，爱人工作27年，至今仍然在教学第一线。一家人都住在普通居民楼里，家中装修简朴、陈设简单。同事朋友们都说，他浑身阳光、清澈透亮，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确定。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剧烈的胃疼袭来，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岁!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核电站。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弛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顾诵芬，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组织攻克了一系列航空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我国航空工业体系建设。许多人听说他，是因为他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的故事里远远不止一架飞机，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见证并书写“航空救国”“航空报国”“航空强国”。在不久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空气动力学家顾诵芬获20__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1937年，7岁的顾诵芬在北京目睹日军飞机肆意轰炸，让航空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1947年高中毕业，他毅然选择了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从此，他的人生和我国航空工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顾诵芬不甘步人后尘，决意要设计出自己的飞机。面对苏联、欧美对我国飞机设计的技术封锁，他忘我钻研，“连洗脚时也在看书”。为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了一个星期，边摸索，边试验。为解决飞机抖振问题，他瞒着爱人乘飞机三上蓝天，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问题症结。从歼教1、初教6到歼8、歼8Ⅱ，一次次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感叹“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仿佛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志在蓝天、航空报国的顾诵芬择一业而终一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有着闪亮的三个关键词：航空报国、航空救国、航空强国。面对日机轰炸，他立下了航空报国宏志;迈出大学校门，他开启了航空救国征程;担当设计重任，他践行了航空强国理想。从青丝到白发，顾诵芬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祖国的蓝天;从空白到突破，他让新中国的“长鹰”不断迭代升级;从学子到大师，他用毕生心血书写了载入史册的航空事业发展成就。
壮心未与年俱老，一生钟情翼冲天。顾诵芬忠诚奉献、逐梦蓝天，敢担重任不怕挑战，苦心钻研不甘落后，以身作则不惧风险，以航空梦奋力托举强国梦。他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奋斗情怀融入时代洪流，与时间赛跑、同强国竞争，以强国有我的使命感催生报国热情，以争先创优的紧迫感创造航空奇迹。他匠心不息、勇攀高峰，坚持走自己的路，搞自己的飞机，带领研制团队行进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轨道上，战斗在发展创新、蝶变跃升的报国天空中。
顾诵芬一生淡泊名利，也从不宣传自己。他只是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直至1978年以后，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即使是回忆录，他也坚持只谈飞机设计工作和航空科研有关的经历。诊断出直肠癌，他还是每个工作日“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将外文书刊资料复印或翻译给一线设计人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顾诵芬胸怀“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坚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和热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着智慧和力量。他坚定“功成必然有我”的历史担当，潜心钻研的报国志、强国心纯粹而坚定，一代代战机在蓝天掠过的是他呕心沥血的轨迹，翱翔的是他发奋图强的赤诚。他秉持“公烛无私光”的人格风范，把忠诚彰显一辈子，把大爱融入全身心，“事业摆当中，荣誉藏身后”是竭诚奉献的航空壮歌。
“癌患无所畏，暮年寄壮心”是其鞠躬尽瘁的人生写照。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而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仍在思考如何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中国航空工业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堪当重任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中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顾诵芬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顾诵芬年近80岁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酝酿名为“大飞机工程”的科技类丛书，顾诵芬欣然受邀担任了该丛书的总主编。丛书涵盖我国国产大飞机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航电、制造等专业方向和关键技术。其内容既包括领域内专家们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也包括来自飞机设计第一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截至20__年1月，顾诵芬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先后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撰写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
如今，年届九旬的顾诵芬，仍在为了航空事业思考谋划，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吃得苦，霸得蛮"湖南小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某一天，湖南湘潭县云湖桥镇飞兰村的汤姓人家迎来了他们的大儿子，汤家这个大儿子取名洪波，大概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干出一件波澜壮阔的事。
果不其然，汤洪波作为汤家的长子，从小就很懂事。
由于汤洪波在家务农，承包了10多亩地，汤洪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在地里劳作，从5岁起，就跟着他们一起地干活。
年仅10岁时，就已是家中插田的高手。
汤洪波不仅在地里干活，而且还帮着家里做家务。到了初中，他每天起得很早，然后烧火做饭，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去上学。
如此乖巧懂事的孩子，做过最调皮的事也不过是躲在田野里看小说而已。
汤洪波的母亲伍兰清心中，汤洪波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源于父亲汤海秋用心教导。
根据伍兰清的回忆，汤海秋从小就教导汤洪波和弟弟做事要勤快，常常把“不能插完这一块田不能吃，不割一担鱼草不能休息”这句话挂在嘴边。
或许是父亲对汤洪波的严厉要求，才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能够吃苦。当了一名空降兵的飞行员，不管训练过程多么辛苦，他总是咬牙坚持下来，也从来不给父母打电话。
即便每一次回到湘潭老家，汤洪波都没有放松过，别人跑出去玩，他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学习。正如汤海秋所说：“儿子恋家，可以工作，学习从不含糊!”
追逐梦想的勇气，永不懈怠，永不懈怠
汤洪波高三毕业那年，向家里说自己很想参加“招飞考试”。因此，在父母的支持下，这位勇敢的少年朝着自己的飞天梦迈出了第一步。
妈妈伍兰清回忆说，汤洪波一下子就通过了“招飞考试”，那时年仅19岁的汤洪波特别开心，还特别高兴，还跑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串鞭炮为自己庆祝，随着一声“招飞”而来，他要保卫祖国的远大目标。
事实上，在老师的记忆中，汤洪波的成绩在成绩上并不突出，属于中等偏上。
而且，在老师眼里，汤洪波还是个遇事十分淡定、从容的孩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镇定自若，非常镇定、镇定。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阳光和稳重的个性，才让这样一位成绩并不出众的孩子在追梦路上越走越坚毅，越走越勇敢。
汤洪波于1995年入选为飞行员，经过长达8年的飞行训练，成为大队总队长。
「我喜欢听飞机起飞时引擎发出的那种轰鸣，也喜欢驾驶飞机在云层里爬上爬下，这种直插云霄的感觉，很惬意。」汤洪波这样形容自己对飞行的热爱。
但是汤洪波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他要成为一名航天员，飞向太空。通过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他终于在20__年5月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这是一次跨越，从飞行员到宇航员。接着，汤洪波必须从零开始学习，开始一天一天的严格训练。
自作自受，成大器
「特别能吃苦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我家大人都可以吃苦，小孩也可以!」汤海秋的父亲觉得，正是儿子从小在农村的历练，让儿子在追梦的路上从不怕累，不怕苦。
由于这是汤洪波第一次参加载人航天任务，被问到是否有压力，他真诚地说：压力会更大。
确实，压力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对汤洪波来说，这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挑战，他已经为这个挑战准备了11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满载而归。
汤洪波在六月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这样一句激动人心的话：
「要往上长，先往下扎!」
虽然只有十一个字，但却显示出汤洪波作为一个航天员应该有的精神面貌。
事实上，无论何时，做什么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努力向上的心，困难再大，也无法放弃心中的梦想。
正如汤洪波，向着目标永远坚定地前进，只要坚持下去，光明就会迎来辉煌的曙光!
【颁奖词】梦想天开
父亲留恋那油菜花开的芬芳，儿子就把他葬在不远的山上。三十年花开花谢，两代人春来秋往，一家人不分昼夜，守护最微弱的希望。一粒种子，蕴含着世代相传的梦想。
【事迹】沈昌健，男，46岁，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杨桥村村民。
1978年，养蜂人沈克泉在贵州山区发现了3株花期长，生长结构好的野生油菜，将其带回家乡播种，想为养蜂场提供新的蜜源。继而想到改良培育出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吃油难的问题。
一开始，乡亲们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直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优质油菜种，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沈克泉的油菜品种未经国家审定，当地部门对沈克泉进行了罚款、拘留。但他仍刻苦自学有关油菜遗传育种和生产栽培的知识。在没有专业分析、没有专业仪器的情况下，父子俩用肉眼观察，凭记录总结规律。
1996年，家里为搞油菜研究欠债不少。沈昌健卖掉中巴，带着卖车款回家投入油菜研发。
20xx年，沈克泉父子繁育的"贵野A"不育系获国家发明专利证书。20xx年，沈克泉带着自己培育的巨型油菜"独闯"在武汉召开的第12届国际油菜大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xx年，沈克泉去世，沈昌健依然是坚持着油菜育种。家人将沈克泉葬在离试验地不远的山坡上。家人知道，这些油菜是老人最后的心愿和牵挂。
如今，沈昌健的"沈油杂"202、819已进入区域试验环节，五亩送检试验田里有300个单株样本，每个样本送检一次就是200元;300亩的示范片里还欠着两万多的工钱，马上要施肥又是两万的肥料钱。对于已经35年没有主业收入的沈昌健一家而言，"吃饭靠田，科研靠借"。几十年来，沈克泉、沈昌健父子自筹资金150多万元，这几年政府也常有资助，可沈家里欠下了不少债，"几乎所有亲戚都借遍了。"家里最值钱的是两台用来贮藏油菜种子的冰箱。
35年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沈昌健说等现在的种子通过审定了，会卖给种子公司，拿着资金去滚动开发下一代油菜杂交新组合。自己的油菜育种路也许得"慢慢走"，但怎么也会走下去。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