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学习、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散文的身影吧？散文是抒发作文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散文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汪国真散文优秀9篇，如果能帮助到您，小编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前不久，我在跟父母的闲聊中谈到正在做汪国真的专访，家父随意说道：“要说古诗，脍炙人口的也就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名篇几个名句，汪国真有不少诗句被大家熟知，他的诗看来是能够传世的呀！”家父知道并且记得汪国真这个人已经让我吃惊不小，而且这几句“外行话”更是让我对家父和汪国真一并产生了刮目相看的感觉。家父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多年来对于文学的兴趣约等于零，据我所知，至今在世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几乎没有几个能够叫得出名字的。
我第一次读到的汪国真的诗是《热爱生命》，同学抄给我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首诗曾经在1988年作为《读者文摘》（现在改叫《读者》）的卷首语，并于同年被《青年文摘》刊出，18年来曾经倾倒无数读者，无疑也被认为是汪国真的代表作之一。2003年他的这首“代表作”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正在影响着受教育的下一代。
现在回想起来，汪国真的出名其实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当他轻轻地悄悄走来的时候，诗坛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关注。1979年4月12日，在暨南大学读大一的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他得到的是两元钱的稿费和坚持诗歌创作的巨大鼓舞。5年后，1984年第10期的湖南杂志《年轻人》发表了汪国真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后经《青年博览》《青年文摘》先后转载，他的作品开始受到读者的关注。
这个时候，汪国真和他的诗似乎还没有真正触动诗坛那根敏感然而脆弱的神经，也没有被所谓的“诗坛”所承认。可是，这些诗却默默地被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众多的年轻人接受着、传抄着，这种民间自发的搜寻、摘录、互赠、朗读，渐渐成为时尚。我翻出当年的摘抄本，有些从收音机广播中记录的诗句到眼下突然发现那作者就是汪国真，差不多20年了，很多句子还记忆犹新，还会令我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人说汪国真是被炒作被“包装”出来的诗人，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之一，我不能苟同这种想当然的臆断。在今天，人们对于各种有意或者看似无意的宣传已经心存戒备，因为炒作无处不在。但是，那时节汪国真和他的读者们还远没有聪明时尚至此，他们的真诚与单纯恰恰形成了一股无声的力量。
关于汪国真诗集最初的出版，有两个故事流传较广，我早年就听说过，此番采访又跟他本人进行了核实。从中，看不出任何炒作的痕迹。
一件事是：1990年春天的某一天，某个中学的学生在课堂上抄汪国真的诗，被老师发现了，这几个学生居然理直气壮地告诉老师：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汪国真的诗！老师回家跟丈夫说了，她的丈夫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孟光，敏感而敬业，于是出版社就跟汪国真约了稿。汪国真1990年4月20日交稿，诗集5月21日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日前该书的责任编辑孟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采访时坦言：这本诗集在当时至少印了60万册。据经验丰富的出版界业内人士估算，该书的盗版印数要在正版的3倍以上。
另一件事是：山东济宁的一位读者自发收集汪国真的诗作，编辑整理，分类成章，以“梦幻出版社”的名义制成手抄本，托人带到北京请汪国真签名。这就是后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年轻的思绪》。另外，这位叫王萍的读者还特意收集报刊有关汪国真的各种评论和介绍，精心整理了厚厚的三大本。
“汪国真热”“汪国真现象”，出版界的“汪国真年”，一切都在意料中却又显得突如其来。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在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卖光了库存，还是有很多人在排队。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当中，汪国真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仅限统计正版，如果算上盗版，估计达到1000万册以上）。
当此际，汪国真如弄潮儿向涛头立，与其说是引起了诗坛的关注，不如说是侧目。批评虽然并不普遍，但是却成了主流。汪国真的作品给足了新诗的面子，却好像是丢了整个新诗界的脸，爱面子的诗人们生怕汪诗所谓的浅薄影响到诗歌应有的所谓的深刻，生怕汪诗所谓的平庸影响了诗歌应有的所谓的高贵。于是，劈头盖脸的责难似乎成为“划清界限”的宣言，当然这些责难未必见诸文字，却分明能够见到口水。
一方面，汪国真被称为“缪斯最钟爱的男人”，被称为“诗坛王子”，被称为“青春偶像”，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另一方面，是惊诧，是鄙夷，是不屑，甚至是诅咒：“三年之后绝对没有人读汪国真的诗！”
一个三年过去了，又一个三年过去了，大概已经好几个三年过去了。汪国真自己都不怎么写诗了，他的诗集还在被出版，而且还在被盗版。据说这些年来写诗的人甚至比读诗的人还多，所以诗集的出版难于上青天，即使出版了读者也寥若晨星，印数微乎其微。然而，汪国真的诗集不仅被一出再出，而且至今盗版不断，他自己偶然在书市就发现了30多种。盗版行为对作者和读者都造成损失，应该予以打击，但这现象的存在无疑说明汪国真的诗多年来一直被广大读者热情追捧着，并因此会给盗版者带来可观的收益。
今年4月初，我们一行到北京郊区踏青，负责接待的同志特意准备了很厚一本汪国真的作品集等待签名，汪国真一看就说是盗版。这本作品集并不是“克隆”原著，而是凭空攒出来的一本书，内容不“伪”，印制也不“劣”。可见，盗版者也是用心良苦。
除了写诗，汪国真同时还写作了大量的哲思短语类的散文，也呈现着通俗的风格，也同样被某些“业内人士”认为肤浅，也同样受到很多“没文化”读者的喜欢。在他出名10年之后，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
我在无意中发现，汪国真的诗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几乎不入选当代诸多诗歌选本。编选者究竟是因为看不惯他的影响所以就排斥他的诗，还是因为看不上他的诗而有意要遏制某种影响呢？不得而知，或者，不言自明。
汪国真的诗兼有李清照的清丽、李商隐的警策、（俄）普希金的抒情、（美）狄金森的凝练。汪国真的短文中有“规律是大的技巧，技巧是小的规律，大家注意规律，小家注意技巧”这话，他善于发现并且运用规律，他知道千百年来读者所接受的是那些通俗易懂、情感上引发广泛共鸣、内容上蕴含丰富的诗句，这使得他的诗歌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至今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引用，表达着人们寓于心中难诉笔端的各类情感。
汪国真对于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1992年对于汪国真是个人生的转折，其中包括由原来年产五六百首新诗变为此后每年大概只写十几首了。后来为了配合书法创作，他写旧体诗甚至多于新诗，而且呈现出一种“余事作诗人”的状态。
他的诗集和小语集，曾经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3年台湾出版了一直热销的“汪国真诗文系列”五种；同年他的诗集日文版也出版；1997年他的诗集在意大利出版。
今年4月下旬的一个活动，我和汪国真都在场，碰到山东梁山县的宋县长，县长说他上中学的儿子很喜欢汪国真的诗，于是热情地拨通电话，让儿子跟汪国真聊几句。从电话那端传来特别激动的声音，说他们班上好多同学都有汪国真的诗集，有很多同学会背他的诗。
至于说在各种场合碰到各种身份的人脱口背诵汪国真的诗已是司空见惯，十六七年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写诗已经名满天下，书画日渐成为大家。汪国真的字，被镌刻在名山大川，他要让天地间留下翅膀飞翔的痕迹，他要让自己的思绪迨荡于天风海雨之间。
我最早知道汪国真写毛笔字是源于那篇被称为《2002年十大假新闻》的失真报道，说他开火锅店破产，街头卖字为生。当然，汪国真并没有开火锅店，更没有沦落至此，但是“卖字为生”这四个字却让我知道写诗的汪国真还舞弄书法，而且他的字居然达到可以卖钱，甚至达到能够养家糊口的程度。
艺术家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很难容忍自己身上的瑕疵，或者说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不行。关于汪国真习练书法的动机，他只提供过一种版本，就是：成名之后应酬太多，不仅是要签名，在很多场合还经常被人“强迫”题词，字写得难看太丢人了。为了减少在公众面前“出丑”，他决定开始练字。
1993年，人到中年的汪国真开始练字，据说他坚持每天练一个小时，练了一年。许多人看到汪国真的字说是下过“童子功”，而且对半路出家写毛笔字持有偏见，但汪国真还是坚持实话实说。
他先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练，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再然后是怀素、张旭的草书，因为参照了毛泽东书法的篇章布局，所以很多人称他写的是“毛体”。
其实汪国真没有刻意模仿任何一家的字体，如果把他的书法作品拆解成单个字来看，与“毛体”是有很大差别的。书法家必须要有自己创作的个性，不仅要下功夫临帖，而且对一笔一画一招一试的感悟都应该是独特的。汪国真很善于读帖，一个字几种写法，他挑出最好看的那种，反复练，然后再有所发挥。
汪国真擅长狂草。草书是张扬个性的字体，要形神兼备，要收放自如，特别讲究气韵的流动。写好草书不容易，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它很难模仿，不能凭借匠气进行打造，不能像“种白菜”一样一个一个码放在纸面上。
也有人说写草书“讨巧”，看不出功底，那么倒不妨看看汪国真写的楷书、魏碑、大篆、小篆和隶书，那些字不仅基本功扎实，而且“看上去很美”。他为河南云梦山风景区题的“映瑞池”三个字就是隶书，刻在天然的石头上，很大气。在游客如云的张家界、黄山、三峡、五台山、九华山、晋祠等名胜风景区，汪国真的书法既有题匾，也有石刻。
各种场合，背诵汪国真诗的固然大有人在，而近年来，兴致勃勃说在哪里哪里见到汪国真字的人越来越多。
当年为了配合练字，汪国真改用毛笔写信，以至于后来他的信竟然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店里，被作为藏品拍卖。
毛笔用到得心应手了，他就开始尝试画中国画，擅长花卉和墨竹，也是看书自学，无师自通，对于浓淡干湿的把握恰到好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文和书画都潇洒灵动，神采飞扬，意趣盎然，体现着一种和谐的韵律之美。
当然，汪国真以诗成名在前，所以有些人理所当然认为他的字属于“名人书法”，起初我也曾经这样以为。
我有不少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送给我的墨宝在家里挂得满墙皆是，今年获赠的汪国真的一幅字也挂在其中。有朋友来，夸汪国真的字潇洒帅气，我想大概是因着知其名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有天，一个朋友的朋友，对于书法评鉴算是内行，一幅一幅欣赏我的收藏，然后指着汪国真的字说：“这幅写得好！”转身，他一本正经地问道：“汪国真是谁呀？”
听汪国真的朋友讲过这样一个事：2002年，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推出18家连锁酒店特供的红酒，设计的酒标想要用一首诗，而且要用毛笔书写，酒店高层有意要找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最好是这个书法家写自己创作的诗，最好这个诗人能够用毛笔亲自写下自己的作品，经过一番番筛选，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汪国真。因为没有任何熟人介绍，酒店只能去书店买汪国真的诗集，然后找出版社，通过出版社才找到汪国真。
汪国真的书法作品出了书，入了各种选集，还应邀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了他的个人书画展，今年下半年他还将应邀在国内其他地方陆续举办个人的书画展览。
偶然见到一份荣誉证书，落款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汪国真先生：您的书法作品已经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给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特此致谢！”没想到，汪国真的字已经成了“国礼”！
虽然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算是汪国真的“粉丝”，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诗人，乃至文人，能够成为大众偶像的，大概只有汪国真一个人。
有人说汪国真长得帅，也不知道他是诗人中的“偶像”，还是原本就是偶像，后来成了诗人。我觉得帅与不帅是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标准。有人说汪国真的笑特别具有“杀伤力”，我想这大概是很多女性的共识。
为了“深入生活”，我参加了几次不同场合的聚会。汪国真在公众场合很内敛，甚至是不苟言笑，在大家的谈笑风生之中他往往不主动搭腔，也不会凑上去侃侃而谈。他并不显得高傲，很平和的样子，但是不世俗。据我亲见，往往会有不同年龄阶段的美女主动凑到他的身边，如果不是签字或者合影，那就是没话找话跟他闲聊，他会非常得体地回应，仍然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据说他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铣工的时候，曾经在业务比赛上获得整个仪表局的第一名，这既说明他天生心灵手巧，也说明他其实是在把这种“无它但手熟耳”的活计当成了艺术，对艺术就要专注，就要投入，就要倾注身心之爱，要体现出一种美感。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当时的汪国真22岁，受教育程度虽说是达到了初中，但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获得的知识量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且很多考试科目都是他的弱项。他珍惜这次机会，看书备考，用半年时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在百里挑一的竞争之中顺利考取暨南大学中文系。
由于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宽泛，汪国真的应酬也就越来越多，但是他仍然坚持“三不一准”：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准点吃饭。他自己做家务，用老式的搓板儿洗衣服，一副“新好男人”的作派。
艺术固然相通，毕竟需要灵犀一点，如果说以汪国真的才华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的艺术门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驾车技能。因为 长年在全国各地应酬打理各种事情，在北京时外出打车也很方便，所以在私家车渐渐占满北京道路的这几年，汪国真没有考虑要买车，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去学车考驾照。直到去年，年近半百的汪国真忽发奇想，拿了驾照，买了车。我不奇怪他这大忙人，他这岁数，轻而易举拿了“车本儿”，我奇怪的是，作为“新手”，以北京的路况，汪国真居然无所畏惧地上路，穿大街小巷抄近路，开远途奔郊区走盘山路，一派从容。有幸坐过几次汪国真开的车，起初紧张是因为别人告诉我他是“新手”，后来不仅我忘了“新手”这回事，而且不知道他驾龄的人全都认定他是“老司机”。
因为这种断断续续的采访方式，使我不得不经常打扰汪国真。他在京的时间很少，应酬又极多，我不知他处身怎样的情景，所以极少与他电话联系，一般是发短信，等他有空的时候回复，而他的幽默和机智恰恰通过这只言片语跃然显现出来。对此，如果举例说明恐怕太过唆，所以这确实只能说是我的主观感受。我觉得他特别善于跟各种层面的人进行交流，而且善于适应别人所乐于接受的那种交流方式，让人觉得亲切自然。
作为偶像，外表的魅力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个性的魅力似乎更为打动人心。汪国真的天赋很高，但是并不自负；他对事执著，但是并不较劲。他温和、儒雅，矜持但不冷傲，真率但不张扬，睿智然而纯净，自信然而平易。
汪国真的诗
汪国真，祖籍福建厦门，生于北京。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据北京零点调查公司1997年7月对“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他名列第一；他的诗集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2000年他的5篇散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一册；2001年他的诗作《旅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同年他的散文《雨的随想》入选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基础版）第一册；2003年他的诗作《热爱生命》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2007年他的诗作《我不期望回报》入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2008年他的诗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入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上册。他还曾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图书“金钥匙”奖。2007年被美国内申大学（NATION INSTITUTE OF USA）聘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被暨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9年入选中央电视台《我们共同走过》建国60周年百名代表人物之一；2009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评出建国60周年十名代表人物（钱学森、黄继光、荣毅仁、焦裕禄、邢燕子、张海迪、崔健、汪国真、张艺谋、姚明），他为其中之一。
汪国真的书画
汪国真在书画创作领域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他的书法作品已被镌刻在张家界、黄山、五台山、九华山、云台山等名胜风景区，他还应邀为大韩航空公司、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以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为代表的一批旅游涉外饭店创作书画作品。2002年他入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2003年他入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书画之魂――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大观》；2005年他入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年鉴》；2005年始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2006年4月他入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2007年他入选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
汪国真的音乐
近年来，汪国真开始音乐的研究和创作。2003年11月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他作曲的首张音乐（舞曲）专辑《听悟汪国真――幸福的名字叫永远》； 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间，他应邀连续四期担任中央电视台《音乐擂台》歌手比赛评委；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作曲的《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曲谱》一书；2008年他完成了为400首古诗词谱曲的工作；2009年6月应邀担任上海大学生音乐节评委会主席；2009年12月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2009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40首）唱片专辑；2010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汪国真音乐作品歌遍中国系列》第一辑（涉县美）；2011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走出喧嚣•汪国真经典诗歌散文朗诵》；2012年1月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80首）唱片专辑。
自我超越的汪国真
汪国真还曾应邀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数十所高校讲学。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艺术人生》《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纪录片之窗》《名师名校》《见证》《新闻会客厅》《奋斗》，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河南卫视《文化视窗》，河北卫视《人物》，湖北卫视《往事》，山西卫视《内陆看谈》，北京电视台《现代人物》《天天悦读汇》，福建东南卫视《相约东南》，湖南卫视《越策越开心》，江苏教育电视台《风云人物》，上海电视台《热点人物》，辽宁电视台《今晚博客》等栏目都对他做过介绍。
关键词： 汪曾祺 创作 隐逸情怀
虽然汪曾祺说自己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他及他的作品那种“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①的鲜明特点，早已无法否认。汪曾祺对乡村景象与小镇人事的刻画，透明平和，大多诗意抵达人生的根本，其人其作品都屡屡冒出些许隐逸之气，一定意义上接续了现代文学的一种非主流的传统。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一种‘返归自然’的哲学与审美潜流……流动于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道若隐若现、蹊径独辟的‘归隐’泉流”②。汪曾祺的隐逸情怀主要表现在其乡镇自然的诗意描写、世俗生活的恬淡超拔、率真人性的达观呈现、边缘叙事的创作选择、中西文化的圆融内化等。汪曾祺喜好描写高邮水乡的清雅素朴，展现田园乡镇淳朴恬淡，用一种宽容、平和的心境欣赏带着烟火味的乡镇风貌，在时代主潮之外疏淡地勾勒出一幅幅带有隐逸气味的绿色画面，在对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注中，构建出一种贴身的诗意格调，不经意地体现出一种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一、醉心自然，诗化描写
对自然的崇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水乡高邮，故乡的水清亮了其儿时的梦想，润泽了其洒脱的心灵，沉淀了其坎坷的人生。在经过岁月的漂洗研磨之后，汪曾祺把一个个“高邮故事”点染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正如学者所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极大部分是以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地区三、四十年代乡镇生活为素材的。……他写的是旧社会普通人物的普通生活，写的是故乡那时代司空见惯的风俗人情，……成就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风俗画，以及一卷卷清新淡远的南方水乡风景图。”③《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无不充满水乡的灵润韵致。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风格。”④他的小说散文大多水汽氤氲，清凉透明，却不泛滥成灾，汪曾祺强调他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⑤
汪曾祺以散淡冲和的赤子之心，对故乡自然展开从不厌倦的描绘，美丽的地方风景常常与故乡小人物的平淡生活连在一起，有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籁之美。汪曾祺喜欢用儿童视角观照世界，发现过去生活的诗意。《花园》追忆自然纯真的自己与儿时花园的关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了。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⑥。作品所写自然风光清新淡雅，瓢儿菜、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荸荠、连枝藕、芦花、白果树、剪秋罗、虞美人、青桩鸟……水乡植物和动物充满勃勃生机，连大淖的空气在他笔下都变得特别清凉。故乡可爱的自然风物与故乡人美好的生活紧密相关。《故乡的食物》就诗意地描写炒米、鸭蛋、虎头鲨等家乡特色食物，忍不住深情地说：“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⑦《枸杞》写道：“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⑧家乡的枸杞不仅看起来美，吃起来更香。汪曾祺的“高邮回忆”，展现一幅幅和谐村镇的画卷，描绘古朴悠久的自然与纯朴宁静的乡村生活，在流畅舒朗的笔调中充满独特的山水情致。
汪曾祺认为：“写山水，无非是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山水的默契，溶合，一番邂逅，一度目成，一回莫逆。”⑨汪曾祺很少写冲突激烈的社会内容，常常以“托梦”于过去年代的方式避开政治运动的喧嚣与折腾，以寄情自然山水，求得心灵的平静和自由。正如其诗句所写，“谁识清诗满竹林”⑩，“文章或有山林意”{11}。汪曾祺在疏淡的自然描写之中，既没有利禄的经营，又没有心气的浮躁，让人轻松欢愉。即使以后久居都市，也难以割舍心头的那一点恒久的绿色牵挂。他说：“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12}《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写汪曾祺到香港发现那里独多高楼却不见大树，直到坐在酒店想起了北京的那些大树才安下心来，树在这里就成为自然的象征。对现代都市环境的独特反应，体现的是其崇尚自然的深层情感。汪曾祺说自己的创作目标是为了给生活和人带来美与诗意，所以要“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13}。《受戒》写得如桃花源般美丽，就是想把人引入富有诗意的世界。《大淖记事》写自然与人性的美，也是这样。汪曾祺笔下的乡村世界大多天然淳朴，洋溢浓郁的诗情。他常常在超尘脱俗自由适意的自然书写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怀旧、隐逸的审美风尚。
二、不拘流俗，返璞归真
据说汪曾祺年轻时不拘常规，率性随意，在西南联大读书几年，经常晚上看书，白天睡觉或泡在茶馆里，系主任、名教授朱自清先生的课不喜欢也一样逃。后来年岁渐长，慢慢除去火气与浮躁，日益变得冲虚恬淡，不仅“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4}，而且努力回归“人之初，性本善”的率真，“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15}。
汪曾祺的笔下多是寻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但他重点表现是普通人身上那自然脱俗的形态与俗世生活中诗意的东西。《岁寒三友》中的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三个蝇营狗苟的俗人，实质上是三个品行高洁的隐士。《鉴赏家》里的“鉴赏家”叶三本是个穿门越户卖时令水果的小贩，但他俗中见雅，能细致品出画中紫藤有风，准确指出红白荷花的作画失误，生命般珍视收藏画家死后交付的遗作，不负画家引他为知音。《徙》中的老师高北溟隐于民间，虽一生困顿，却耿直狷介、不从流俗、志存高洁。《落魄》中穿绸衣、挂着金链表开饭馆的扬州人，困于生意场却干净潇洒，身上有着绝少铜臭味的清雅气质。《老鲁》写私立学校校工老鲁在钩心斗角的社会从事简单的挑水工作，但流露出来人性中可贵的东西——真率与善良。《熟藕》中的刘小红和王老因为买卖熟藕而互相交往关顾，就像熟藕一样极为简淡真淳。《大淖记事》展示了乡间底层社会贫民群体的自然淳朴。《鸡鸭名家》描写了身隐于市的炕蛋工人用烘缸孵小鸡小鸭的神圣。《职业》表现了街头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男孩过早成熟的形象之下未泯的童心。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寄身乡野、行走市井、随世沉浮的小人物，在一个个很小的地方过着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却显现出一种流俗之外的淡雅之美。
汪曾祺作品除了凡俗中见真淳外，更在颠覆中返素朴。汪曾祺有些作品对人物的命运安排和对人物的态度都十分独特，人物不但反叛了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彻底颠覆了固有的社会观念。《受戒》写的是破戒，无论是庙里的和尚还是当地的居民都不拘清规戒律的束缚，自由自在、率性而活，展现了一幅幅自然平和、淳朴随意的生活图画，表现了一种健康自然、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传达了一种本真自然的生命理想。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16}《薛大娘》更是为个体生命立言之作，薛大娘完全背叛了传统，不仅拉皮条，而且偷人，这样一个传统道德中的坏女人，在汪曾祺这里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对其生存状态与为人原则大加赞赏：“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17}作品中构建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生活世界，固有的传统观念彻底消解，作品的人物意义完全改变，表现出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那就是，无论是在尘世，还是在佛门，都需要符合自然、健康的本性，需要自由的生存状态。
汪曾祺既不深入揭露近代经济关系之下传统社会的崩溃，又不尖锐批判政治变动中乡村人性的丑恶，而是用审美的眼光过滤普通人的生活，在看似平淡无奇的乡镇凡人小事中，发现超越凡俗的人性之真与人情之美。在纷纷扰扰的庸俗现实里，表现人性的直率、淳朴。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打捞琐碎生活中清雅脱俗的趣味，既有人性的关爱，又有返璞归真的追求。
三、边缘叙事，圆融超脱
可以说，从上世纪四十年表作品，到八九十年代成名走红之前的几十年里，汪曾祺就一直走在一条边缘写作的路上。他既不表现宏大的时代主题，又不抒发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还不痴迷西方现代派技法，绝大多数时间在潮流之外以一种回顾的姿态与平静的态度，疏淡地耕种着自己民间日常的花园，对逝去的平凡生活进行审美关照，对传统文化进行接续超越。几十年里，无论是遭遇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动，还是历经浮夸伪饰之后的治愈反思，无论是置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体化，还是面对西方现代化改革和现代性文化的冲击，汪曾祺的创作一如既往地努力回到过去、回到家乡、回归传统，在中国现代社会与文学的边缘，以内在超越的圆融，走出了一条既接续传统又融合现代精神的审美之路，较早地表现出一种向内转的纯文学诉求。他紧密结合自我的生命体验，将纯净的视角对准日常生活，创作时“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18}，从对现实的彻悟中超脱疏离出来，用散文化的叙述将风俗自然和人生百态舒缓平和地呈现，“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19}。营造一种清淡的韵味，不自觉地引发人们对古朴悠久的自然与淳朴宁静的乡村生活的诗意想象，透露出一种隐逸的情调。
时间上回到过去。汪曾祺的小说所写的人事、民情与风俗大多年代久远、风格古朴，读来舒缓慰藉。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20}“高邮回忆”成为他小说题材的最大来源，过去的人生遭遇、所见所闻、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被他以一种平静如水的心态编织成一个个“高邮故事”，视角明澈，人事率真。《受戒》在末尾特意注明“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21}，小说采用儿童叙述视角，透过功利时代的漫漫风沙，跨越僧俗世界的固有规范，消弭现实人生的所有悲苦，将四十多年来积淀在心底的故乡情怀、人生梦想、生活体验融合在一起，让人性自由伸张，给生命自由舒展，构建起一个人世乌托邦。汪曾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相继推出的《异秉》、《大淖记事》、《陈小手》等作品，无不是重拾昔日的淡远梦境，回顾苏北水乡平凡寂静的岁月，用朴素的小说手法写出来的声声喟叹。
空间里回到家乡。怀乡是汪曾祺作品的重要特征，故乡的怀思之情融入作品，写景状物，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人物和环境相互衬托，水光山色，令人流连神往。《故里杂记》、《故乡人》、《故人往事》等干脆直接以故乡为题，以寄托乡情，晚年的汪曾祺更是常常沉浸在对故乡人事不断的回忆中。经历了社会的风云变迁和个人的坎坷磨难，汪曾祺念念不忘的是心中那个久远的高邮梦境。写故乡和童年，展开诗意追寻。写高邮旧社会的人事风俗，进行理想化的过滤。汪曾祺那些以故乡为题材和背景的小说努力要做的就是，挖掘生活中的美、人生中的亮、人性中的真与人间中的爱。也许，对于汪曾祺来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22}汪曾祺散淡随性的“高邮故事”，常常让人在故乡的沉静稳定中体验到莫名的乐趣与美妙。
文化上回归传统，圆融超脱。古典文化艺术精神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都深刻影响到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汪曾祺喜读《庄子》，受过老庄思想浸润，追求道家达观超然的境界和言朴旨远的艺术。汪曾祺推崇儒家，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中曾点所说的洒脱自然、率性而为的生活态度。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佛教氛围中，具有“人间佛教”观念与悲悯众生的情怀。除了接受古典雅正的传统文化熏陶外，汪曾祺也接受过“五四”个体生命意识、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思想比较圆融通达，为人不失赤子之心，并贯穿在其创作之中。《受戒》写各地风习：“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他的家乡出和尚。”{23}语言平淡，态度超然，饱含人生的理解与宽容。《寂寞与温暖》写女技术员沈沅被打成，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平静而寂寞地生活着，在类似退隐的超脱中维护着生存的价值。《故乡人·钓鱼的先生》中写王淡人吃“起水鲜”，种瓢儿菜和扁豆为郑板桥“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对联配景，施医舍药……过着淡泊而又富情致的类似世外隐士的生活。描写佛道二教修行者毫不拘束的方外生活，《庙与僧》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随便景象，《仁慧》写尼姑仁慧乐生治生给观音庵带来一派安居乐业的气象，《道士二题》马道士修道学医、种菜养花，自己料理柴米油盐日常起居，自甘落寞却不乏生趣。他们无论怎样，个个活得自然平常，无不本然个性，对此，作者十分欣赏，体现出一种圆融超俗的境界。
早就有人评价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是通达的“名士”，也有人说他是旷达的“隐士”。对“士大夫”“名士”的评价争议较少，对“隐士”的评价仍然有不同看法。汪曾祺说自己绝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说自己“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24}。较多学者认为，汪曾祺受儒家影响看来比较明显，道、禅的影响表现得稍微潜在隐性。也有学者认为汪曾祺“认可自己接受了儒道佛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没错，但他说道家、佛家影响很少，未必是事实。其实他接受道家思想最多”{25}。用得较多的证据是，汪增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26}诸如此类，争执不下。实质上，汪曾祺一生不断汲取各种思想文化营养，既受传统儒道佛文化的熏陶，又受“五四”精神的影响；既承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余波，又受个体知识分子情怀的浸润，思想情感十分复杂。汪曾祺说：“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27}我们如果硬要对汪曾祺的思想观念做一种隐逸或者世俗的单纯界定，肯定是不对的。汪曾祺小说《颜色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这篇小说什么也没有多说，只罗列了世上种种颜色，世界正因为色彩缤纷才异色纷呈，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与思想世界也是如此，因为丰富所以多样。在这个基础上来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汪曾祺少逢离乱，屡经坎坷，一生在历史和政治洪流中俯仰沉浮，饱览人间百态，体会人情冷暖，看淡人世纷争，随着对生活体验的日益深刻，多了随遇而安的品性，慢慢形成圆融超脱的生活态度。在他人生百千感受中，难免没有退隐山林寄情山水的心愿。也许，追求一种内在的欢乐，做一个人间隐士，才是他毕生的真正追求。
注释：
①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0.
②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2.
③李振鹏。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探。当代作家评论，1984（6）：96.
④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5.
⑤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13.
⑥汪曾祺。花园。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
⑦汪曾祺。咸菜茨菰汤。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4.
⑧汪曾祺。枸杞。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
⑨汪曾祺。相看两不厌—先燕云散文集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06.
⑩汪曾祺。读史杂咏。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0.
{11}汪曾祺。咏文两首。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
{12}汪曾祺。食道旧寻——《学人谈吃》序。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
{13}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9.
{14}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59.
{15}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1.
{16}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全集（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
{17}汪曾祺。薛大娘。汪曾祺全集（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34-435.
{18}{20}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1.
{19}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1-52.
{21}{23}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2，322.
{22}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86.
{24}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25}段崇轩。抒情文化小说的传承与再造——汪曾祺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1（3）：32.
儒雅依然，笑容依然，温和依然。20多年过去了，潜伏已久的汪国真脸上几乎看不出时光留下的印记，他的心也依然年轻。走近汪国真，就像重读一首诗。然而，重“读”汪国真，更像在欣赏一手好书法、一幅好画、一首好音乐，“读”到不一样的另一个汪国真。诗、书、画、乐糅和在一起，也许这才是一个更为完整的汪国真。
只因签名“惹祸”而半路出家涉书坛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才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那个时代学生的创作热情还是蛮高的，写诗有情感的宣泄，也觉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断发表作品是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体现。但我选择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字写得太差。”自忖字难看，担心编辑看起来费劲难以发表，他“讨巧”选择了写诗投稿。“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
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1990年代初期，他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汪国真坦言都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完全是被读者推出来的！我虽然意识到有很多读者喜欢我的诗，但没有想到会那么热，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汪国真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甚至波及20多年以后的今天。应青年学生的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出版《高中语文读本》时特意将他的5首散文起名《短文五则》放在第一册第一课中，供学生学习。汪国真表示，自己最感谢诗歌，没有诗歌就不可能有后来取得的成就。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贡献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诗歌，包括当年的以及今天的年轻人。
言及当前的诗歌创作情况，汪国真说：“我觉得（现在的）诗被边缘化是诗坛造成的，比如说追求深奥的，晦涩的，和莫名其妙的有关。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自己造成的诗歌被边缘化的现象。尽管目前诗歌的创作和阅读都不太景气，但是诗歌不会消亡，它只会起伏。我现在基本上不看诗歌了，诗歌刊物一本也没订。但是我并没有离开诗坛，还会偶尔写一点诗，很少，主要是写一些约稿――前不久的《北京晚报》就发表了我的一首新诗。”
某地都市报曾以《昔日辉煌成过眼云烟大诗人汪国真为钱所困》为题“报道”：汪国真近年来鲜见作品，诗歌收入减少，便四处筹措资金在在北京市区开火锅店，却因不善经营而轰然倒闭，从此境遇日渐潦倒，复出作品《汪国真诗集》也鲜有问津……不得已，本有书法基础的汪国真开始大练书法，为京城一些店铺撰写招牌，以卖字为生。
文章一出笼，旋即被国内100多家媒体转载。汪国真见后拍案而起，怒斥该文章为假新闻，最终对簿公堂，用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相关报道，成为当年“十大假新闻”之一。今天，汪国真依然对当年的此事耿耿于怀：“记者想找‘卖点’我可以理解，但也不能瞎说啊！”
当年的“假新闻”中，报道汪国真“以卖字为生”不实，但是说他当年“大练书法”倒是事实。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名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原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些“对不起观众”。但面对一张张真诚的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他无法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问话，问得汪国真满面通红。回到家，他决定从此练书法。
他先练钢笔字，没过几个月，再签名时竟也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样，他练字的兴趣越来越大。1993年起，汪国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书法的研习上，他先临欧阳询的楷书，然后是王羲之的行书和怀素、张旭的草书，并参照毛泽东书法的谋篇布局，就连平日亲友间书信往来，汪国真也改用毛笔行事。“我喜欢读帖，一个字几种写法，我挑出最好看的那种，反复练，取其所长，然后再有所发挥。因为我参照了毛泽东同志草书的篇章布局，所以很多人说我写的是‘毛体’。其实如果把我的整幅作品拆解成单个字来看，与‘毛体’是有很大差别的――只是气势和章法上有点像。”
说来也很有意思，汪国真的书法也像他的诗一样，先是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2000年秋，汪国真结识了某报的一位美编，一见面，人家告诉他说家里有他写的字，汪国真诧异不已，说“我并未卖过字，也与你素昧平生，此话从何说起？”原来，这位美编是从汪国真与一个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收集到的。不久，另一件事让汪国真意想不到，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汪国真虽半信半疑，但还是被提了个醒，他怕自娱的书法作品流落在外，从此不再轻易用毛笔传鸿。据悉，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1993年以后，书法成为汪国真的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汪国真都要坚持一天一个小时][的练字，在以后出版的作品集里都常常附带着他的书法。“第一次出版书法作品集也很巧。我曾用毛笔给一个美术编辑写信，收到回信时，他就提出出版我的书法集，因为他觉得我的字还不错。”
此后，多本汪国真诗文集里都出现了他的书法。通过这种“捆绑销售”传播开来后，汪国真的书法开始引人注意，一些机构慕名来求字。
汪国真当初是以抒情诗、哲思短语走红文坛的，然而很少人知道，他在旧体诗词上也颇有造诣。近年来，汪国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他早期的抒情诗相比较而言更婉约缠绵，而他的词作则更觉恢弘大气，豪气干云。与汪国真探讨个中原委，大约不外有三：其一，“文章渐老渐熟”，这与年龄、阅历的增加有关；其二，汪国真近年多喜旅游，词作多写登山观海之事，自然走豪放一路；另外，更重要的是，近年对书法的习练也影响了心境和作品，豪迈的书法作品与恢弘的词作互为印证、补充，共同诠释了汪国真近年来有所变化的风格。
1998年，汪国真应邀去安徽巢湖参加活动，邻座的是时任庐江县县长常启斌。常启斌看到汪国真的桌签，就说：“以前买过两本书，作者也叫汪国真，是不是你呀？”汪国真反问：“是什么书呢？”常启斌答道：“是本诗集，后面有书法。”汪国真笑了笑：“那应该是我，我还没有听说同名同姓写诗且还玩书法的。”这时，常启斌站起身，紧握汪国真的手，激动地说：“我很喜欢你的诗，但是更喜欢你的书法。”
公元208年，周瑜与曹操会猎于湖北赤壁，火烧赤壁最终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三国由此形成。210年，周瑜在西征的途中倒下了，在身后留下的是一串串未解之谜。周瑜墓在何方，曾一直在争议中。后据有关方面考证，周瑜墓在安徽庐江。这时，庐江正要在周瑜墓前建一个纪念碑，经过该县领导研究，最后决定由汪国真来拟碑文并题写。
回到北京后，汪国真几经推敲，写就《摊破浣溪沙•周瑜》：“赤壁硝烟过眼云，将军一战傲古今。社稷江山赖君护，虎龙吟。//从来襟怀宽似海，非为翻案事本真。长叹名花何早谢，雨纷纷。”于是，汪国真的书法首次成了旅游景点的文化标志。
渐渐地，不少人开始收藏他的书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读者，经常被一些大的机构包括收藏家收藏，社会需求和市场前景一向被看好。20多年前，汪国真的诗的读者多是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如今，汪国真的书法的赏识者则多为中年人。接受采访时，汪国真笑言：“到了1998年我已经练出了体例，给一些地方题字，惟独不像以前一些报道所说的四处给京城店铺题字。搞书法是真，卖字为生是假。”
从“诗人汪国真”到“书法家汪国真”，这中间如果毫无心理准备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的。汪国真说，当时他因诗成名后，中学老师和同学一度心生疑惑：“此汪国真即彼汪国真乎？”
“不务正业”之中收获对生命的新感悟
一次，山西北武当山的负责人请汪国真去给武当山题字。去之前，北京的一家公司正好想请他给他们公司写一首歌。但汪国真觉得自己不是很熟悉公司业务，便建议公司自己作词，而由他来作曲。很快，汪国真便给这家公司写了圆舞曲。在去北武当山的途中，北武当山负责人听到了汪国真所作的曲子，认为节奏明快、感情奔放、旋律优美而流畅。出于喜欢，北武当山负责人便决定投资给他出一个舞曲专辑。就这样，2003年11月，汪国真出了第一张舞曲专辑――《听悟汪国真――幸福的名字叫永远》。2006年，双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颂北武当》DVD专辑推出――演唱者有德德玛、殷秀梅等名家。
一次偶然，汪国真结识了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彩云。汪国真送了杨彩云一张新出的音乐光碟。
不几天，杨彩云电话汪国真：“汪老师，我听了您作曲的《让我们写下青春的名字》，很符合我的心境，旋律很美，让我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与青春岁月。我一听就哭了，很打动人的。您的音乐这么好，我将考虑帮您举动音乐会……”汪国真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张光碟成就了自己的一个音乐梦想。
2009年12月12日，“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拉开帷幕。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管弦乐团、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金帆合唱团以及白雪等著名歌手参与了当晚的演出。曾在1980年代被诸多青少年视为偶像的诗人汪国真，当晚在音乐领域演绎出另一番天地。一位前来听音乐会的观众不断感慨道：“汪国真太不可思议了！”
早在6年前，汪国真就应邀连续4期担任央视《音乐擂台》歌手比赛评委。5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音乐曲谱集《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曲谱》。1年前，完成了400首古诗词谱曲工作。就在半年前，他还应邀担任上海大学生音乐节评委会主席。且在3个月前，他推出了音乐作品专辑《唱着歌儿学古诗》。
“诗歌诗歌，好诗就是一首歌，我希望中小学生可以把这些古诗词唱出来。”好歌让你一听就有汗毛颤栗起来的感觉。”汪国真说，自己常常是看到诗词，头脑里就会产生旋律。
2000年5月，汪国真开始自学乐理知识，尝试着作曲。起初，汪国真选择中小学课本中的古诗词和人们比较熟悉的诗词作曲。“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记一首流行歌的歌词很容易，但背诵古诗词却很苦恼，我希望他们能通过音乐来背诵古诗词。”
2004年的3月13日，是唐诗宋词歌曲录音的第一天，汪国真作为曲作者很早就来到了录音棚。来录棚的很多歌手都是读着汪国真诗歌长大的，对于这次由汪国真作曲的录音非常配合，这也使这次录音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汪国真曾为歌手白雪配过曲，歌词是苏轼的《但愿人长久》。白雪在接受采访时讲：“在广东录《但愿人长久》时，唱着唱着，我哭了，特别是唱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以致一时录不下去，汪老师作曲的旋律太打动一个人的心灵。”
继汪国真作品音乐会之后，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再度携手汪国真，打造精品唱片《歌遍中国》系列第一辑河北篇《涉县美》。《歌遍中国》是一组由汪国真包揽所有曲目谱曲，并携手著名作家为该地作词的唱片专辑，专辑均突显地方特色，曲调优美，极具风韵。汪国真计划为全国的景区或各省市区作词曲，“歌遍中国”，每个省份至少写一首。
诗人、作曲家、书法家、画家，这几个身份如何排队？对这个问题，汪国真没有迟疑，果断作答：“如果10年后排序，我认为应该是：音乐――诗歌――书法――画画。”他对记者表示，他在音乐上的影响力和成就，或许会超过诗歌。“我也是属于音乐的。我要用音乐的形式传达自己对艺术、对生命的感受。”
一次次再出发的他华丽转身
很少有人知道，汪国真在书法之余还擅长画中国画，尤以花卉和墨竹见长，他的画追求工笔画精美细致的逼真效果，又注重写意画泼墨渲染的酣畅淋漓，使得作品别有一番情韵。2007年，他还当选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
汪国真最爱画牡丹，任凭性情挥洒，在浓淡干湿之中流动着一份自然天成的情韵，花之馨香亦洋溢于笔墨色彩之中。他说：“一直以来，人们把牡丹称为花中富贵者也。其实牡丹所体现得并不仅是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而是一种傲视群芳的王者风范，一种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高贵风骨。”在他眼里，“我把音乐当诗写，我把书画当音乐写”。
作为艺术的门类，许多是触类旁通的。诗歌的张弛、错落和书法互为映证，音乐的节奏、韵律与美术的意境、挥酒也和诗歌的创作一脉相承。这也从侧面诠释了汪国真能够畅行于艺术的多个门类之间。视“书法为事业、作曲为爱好、国画为调济”的汪国真从未与诗歌决裂过，因为他书法的对象都是自己创作的旧体诗，他为之谱曲的也是自己那些朗朗上口的新体诗，在中国画的挥笔泼墨中找到诗的意识流。汪国真曾在诗里说，“海洋是一张大纸，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字帖。”诗、书、文、乐、画之余，他还喜欢旅游。他说，自然能出诗出画出旋律。即使只见一根枯枝，也可想到书法的运笔之势，令人豁然开悟。可谓处处留心皆学问。
多才多艺的汪国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实现了从诗到书到画到歌的华丽转身。汪国真说，对他而言，一直无所谓火爆、复出、沉寂之说，从诗歌、书法，到现在画画、作词作曲，他只是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平和的心态，做自己喜欢的事。
汪国真的座右铭是：“为别人着想，为自己而活。”当自己的诗歌从热闹走向沉寂时，他内心是否曾失落或焦虑过？汪国真表示，他从未为此伤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热点，人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年，都说我离开诗坛了，但实际上我的心还在，偶尔也写诗。我的兴趣很广泛，诗歌、书法、绘画、音乐都是我的最爱，整天忙得都无法停歇，根本没时间去想是否会被人关注。”
正因为诗歌他自信，也因为诗歌他永远年轻。 汪国真对自己所走近的路很满意：写诗，入选中学课本并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书法，写入了名山大川；绘画，曾经在荣宝斋举办个人画展；音乐，也有了自己的听众。对于自己涉足多个艺术领域的收获，汪国真脱口说了自己的一句诗：“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作为文学大家的汪曾祺，拥趸无数，作为吃货的汪曾祺也同样值得很好地品味。人称汪曾祺身兼二美：美文家、美食家。作为美食家的汪曾祺，每到一处，游览完名山大川，还要去小街偏巷，往菜市场转转，品尝民间小吃。好吃美食，善写美文，让汪曾祺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善写美食的风雅吃货。每当提起汪曾祺，人们都会想起他的美食散文。
2013年秋，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重新结集出版，取名《做饭》（窃以为叫《吃饭》似乎更贴切）。这本书最完整地收录了汪曾祺谈吃的散文，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无不涉猎，写山西人嗜醋，写内蒙古人粗犷的手把羊肉，写江南细雨中的甜点，还有金华的火腿、黑龙江的飞龙、江阴的河豚，甚至火宫殿的臭豆腐、徽州臭鳜鱼，在汪曾祺笔下，都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
汪曾祺的文字功力毋庸赘述。京剧《沙家浜》“智斗”一场的经典唱词，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一组数字组成的唱词，充分体现了汉字的无穷张力，让多少人望尘莫及却又赞赏不已。
但汪曾祺的美食散文不独具文字之美，更能在平和的文字里蕴含绵长滋味。“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在汪曾祺的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生活需求，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绪，字里行间充满了人生的感悟。
汪曾祺在《口味》里写到了众口难调，写到了南北口味的差异。他觉得任何东西，只有吃了才真正知道滋味。“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以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在《食豆饮水斋闲笔》里，他写豌豆、绿豆、黄豆的一组小美文，其实写的就是无尽的乡愁。
除了描摹食物的烹调方法，汪曾祺的美食散文还穿插了一些人物故事，让人读来不胜唏嘘。
在《蚕豆》一节，他写北京的胡同里有一个老头，七十好几了，头发胡子都是雪白的。汪曾祺每天下班时都能见到老人挎着木盆，慢慢地从胡同这头走到那头，哑声吆喝：烂和蚕豆……后来这位老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头抬不起来了，埋着头在街上走着，也不再吆喝。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再也不见这位老人了。每次吃烂和蚕豆的时候，汪曾祺都会想起这位老人。他说：“我想的是什么呢？人的生活啊……”
说起来，能在春节期间读这本书，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作为一本和美食有关的书，它能开胃，能唤醒你的食欲。
一轮又一轮，总还有人在说，喜欢汪国真，喜欢那首《热爱生命》。
2004年，汪国真，将因为他谱的唐诗宋词的古曲再掀一轮新的汪国真流行。
2003年的岁末，在北京遇见了汪国真，那个十几年前引发“诗歌风潮”的汪国真。那个时候，很多女孩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就是他的诗；那个时候，很多人抄来抄去，从中汲取生活力量的，也是他的诗，他是一代人心灵成长中不能绕过的一个名字。
十几年悄悄过去，人事偷偷改变，很多感情不曾珍藏，包括当年读汪诗时的热情。再见到汪国真，他那颗恬淡、热情的心，一如当年。
新 风 暴
汪国真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朋友们知道，这个爱写诗的男人最近开始谱曲了，便要他唱一首自己谱曲的歌，汪国真唱了杜牧的“泊秦淮”，歌声停止的时候，总政歌舞团一个叫郭春梅的歌手已经泪流满面了，汪国真自己也有些愣愣的，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嗓子竟然能把人唱哭。原来那种油然而生创作的曲子其实可以直入心灵，引动人们的情绪，一如当年自己的诗歌所引发的那种感觉。
以前听别人说有人读自己的诗歌哭了，不想今天亲见有人听自己的曲子哭了。这种以曲引泪的故事也还发生过几次。汪国真说音乐感染力比诗更能直接打动人。
他确实有常人没有的天赋，最近两年，他开始从事音乐工作，创作曲谱。他首先选择为唐诗宋词谱曲，目前已经完成300首唐诗宋词的谱曲工作，并成功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听悟汪国真――幸福的名字叫永远》。
尽管汪国真在作曲方面还是新人，但很多专家都很赏识他创作的旋律。2004年，他将出版一系列谱古诗词，他相信自己的古谱曲能形成新的一股流行热潮，他认为自己谱的唐诗宋词古曲在未来一个时期一定会影响一部分人。
汪国真喜欢谱唐诗宋词的曲，缘于自己对这些诗感情、感触都比较深。他认为旋律和音乐的传播比诗更加迅猛，而且唐诗宋词人们熟知度本身就比较高，本身就是流行，谱上曲之后，可以让唐诗宋词借助音乐听觉的效果，让更多的人都能哼唱。
他说自己93年开始研习书法，最初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让自己参加社会活动时，那笔字不要让别人耻笑，和自己的诗的气质能够相符，所以那段时间，他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边练书法，从楷书到草书一路练下来。他说自己开始并没有想成为书法家，但是到98年之后，他的字被很多人接受、喜欢甚至收藏，然后就给很多人题字，给大饭店，旅游区题字，创作一些书法作品，被别人冠以“书法家”的称号。
香格里拉饭店为了让汪国真为珍藏的红酒题词，执着地花了一个星期找他。而汪国真说书画在古代文化中是一体的，有了书法的功底，汪国真自然开始研习绘画，而且同样很快画得有模有样。
然后是音乐，一路诗、书法、绘画、作曲下来，是那么顺理成章，做得还是那么得心应手，他天生就应属于文化。
心 态
他现在的社会活动很多，经济收入也不错，妻子还是当年那个自己的读者，但不是自己的崇拜者的那个女人。也还保留着当年那些崇拜者寄来的信。
90年代初期，汪国真的诗成了年轻一代心灵演绎的一种形式，而后，他似乎声息悄悄，诗歌创作也少了，名字出现的频率也低了。他说，这么多年以来，他从事的依然是自己热爱的事业，他也还在写诗，出书，甚至在书画，谱曲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只是那时候人们积攒了很多情绪，而他的诗成了爆破口，而现在，人们疏导情绪的方式很多，所以很难再有那个年代的效果。
汪国真说自己生活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坎坷，性格比较平和，是性情中人，但不是大喜大悲的人，一般人看来很苦恼的事，在他很快就过去了。
他说所有的一切，成名的路程都是自然而然的，他没有刻意奢望过什么，所以来来去去，本没有在他心里留下沉重或者失落。他说自己写诗、写散文、写字、作画、谱曲都只是以自己真实的心境，反映真实的感觉。常常在不经意间，常常只是读着那首诗，那首词，曲子的感觉就油然而生，读完诗，就知道应该给他赋予一种什么感觉，旋律就出来了。他也承认自己运气一直很好，他的人生也还是比较顺利，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结合到一起，爱好成了就是事业，不成也还就是爱好，但他也相信你把事情本身做到一定程度，机会也就来了。
他还是用那一种轻柔、纯净和温情感觉从事着一脉相承的书画曲诗，诉说着这十几年的经历和感受。“最开始写诗时并没有想到会因此出这么大的名，只是想把我的思想、感情通过诗宣泄出来，表达出来。可能这种表达跟很多读者产生了共鸣，所以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名气。就像我搞书法一样，开始练只是因为我的字不好，没想到后来大家喜欢我的书法。我不是特意为之，只是想改变某种状况，但这种状况改变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是出乎我意料的。我自己心态很平和，对这些，我看得很淡，我对平静的生活也很满意。心态比较好。”
感 觉
汪国真写诗谱曲的速度惊人，他的感情总在大脑中流淌，这十几年来，岁月淡漠了很多人的热情，读汪诗的很多读者已经被生活消磨了激情，不会再有当年的执着，只是，汪国真还在保护着自己对生命的热情和对文字的感性。
汪国真一次为一个画家的画册配诗，当时时间很紧，知道这个消息，到开始谱诗，只有一天时间，而当时汪国真在洛阳也只能逗留一天，原本说，配二三十首诗歌就可以了，但一看画册，竟然100多幅画，只配二三十首诗显得少了，当时汪国真说，他尽力配吧，就这样，从早上10点配到下午8点，配了80多首，基本上是一看画诗也就出来了。那一天，让大家瞠目结舌。
汪国真作曲的速度很快，他称其为“还是有感觉”，谱曲最快的时候，他读完诗那种应有的旋律也就出来了，他一年做了300首曲。
他现在的诗歌依然在不停出，不停卖，读者依然很多。“我的第一本诗集是90年出版的，到2003年仍然发现出了9个版本，其中包括盗版的。我是惟一一个诗集在10年之后仍被盗版的诗人。只是现在有很多形式疏导人们的情绪，所以诗歌很难再那么火爆。”
“人若常能保持心境平和，举止从容，便是一种成熟。”何等深刻的人生体验！这即是古时所云的“旷放豁达”，时下所说的“沉稳持重”。在文首一出现，即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
作者接着列举了“鲜花掌声”“冷嘲热讽”“流言蜚语”“爱情失意”等给常人的消极影响，再引用《菜根谭》里的一段经典古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自然道出为人处世要“洒脱、淡泊”，与文首观点相印证。
本文妙就妙在始说“要做到这般洒脱、淡泊委实不易”，后又轻描淡写、不露声色地说出“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难做到的，这便是：转念一想”。从心理角度来讲，让读者不觉得学问高深，倒是作者的亲切口吻让人觉得易做。既在此处点明要旨，又引出下文精彩华章――转念一想，豁然开朗！面对鲜花掌声，内心便宁静；面对冷嘲热讽，内心便超脱；面对流言蜚语，内心便释然；面对爱情失意，心痛便缓和……汪国真对人生的思考，总是这样不同寻常，让人在迷惑时峰回路转，在失望时柳暗花明。汪国真通过文章散发给人们的，总是有着不尽的青春热力！
结尾强调人生道路的漫长和曲折，并引用《老子》里一句经典古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祸福的相互转化关系，提醒我们应当乐观地、辩证地看待人生，既不在失意时万念俱灰，也不在得意时乐极生悲。最后一句总结全文，阐明转念一想的问题实质和积极作用。
《转念一想》语言畅达如行云流水，典故运用若珠联璧合，立意高远像冰山雪葩，构思巧妙似奇峰突起。个中人生滋味，如醇醇美酒，让我们慢慢品尝！
附原文：
转念一想
汪国真
人若常能保持心境平和，举止从容，便是一种成熟。
鲜花掌声易使人得意忘形；冷嘲热讽易使人萎靡颓丧；流言蜚语易使人愤懑忧伤；爱情失意易使人痛苦失落……
语云：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要做到这般洒脱、淡泊委实不易，没有深厚的修养实在难为。
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难做到的，这便是：转念一想。
面对鲜花掌声，便想：与我才华相若甚至超我之上者何止一二，我能脱颖而出实是一种幸运，于是便宁静；面对冷嘲热讽，便想：这不正是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吗？于是便超脱；面对流言蜚语，便想：这不正是对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绝好锻炼吗？于是便释然；面对爱情失意，便想：既然失去的已难以挽回，总这样痛苦何益，谁又敢肯定属于自己的知音没在前边等待自己的到来呢，于是痛苦的情绪便缓和。
关键词：戏剧改良；话剧诞生；汪笑侬；影响
中国话剧发轫于20世纪初，但“话剧”一词迟至1928年以后才出现，其首倡者是田汉和洪深。关于中国话剧的诞生，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这是“舶来品”，近些年来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明确指出：“话剧，作为一种西方戏剧形式，是在19世纪末经由西方侨民传入中国的”。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一般被认为是1906年春柳社的成立。春柳社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章》里宣称“演艺之大别有二：曰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流行者）；曰旧派演艺（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这就将中国古典戏曲与近现代话剧截然两分。但实际上，西方的影响当然是一方面，但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在另一块土地上扎根，必须有适宜的土壤。也就是说，话剧的诞生实际上是从中国本土的戏剧改良开始的。汪笑侬正是清末民初戏曲改良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
汪笑侬（1858-1918），原名德克金，又名，字润田，号仰天，别署竹天农人，满族人。出身官宦家庭，1879年中举，但他无意追求功名，因性情刚直被劾罢职。1894年正式投身戏曲界。
汪笑侬擅长诗词，一生创作、改编、整理了京剧剧本三十余种，有《哭祖庙》、《党人碑》、《受禅台》、《博浪椎》、《瓜种兰因》等等。他创作、改编的戏曲剧本大多取材历史故事，借古喻今，隐刺时政。对清政府腐败进行讽刺和抨击，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
由于汪笑侬是清末戏剧改良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我们主要以汪笑侬京剧改良为例，考察戏剧改良活动对中国话剧诞生的潜在影响。
一、念白的增多与唱词的减少
话剧指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形式，虽然可以使用少量音乐、歌唱等，但主要叙述手段为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所以戏曲史上念白增多唱词减少的趋势正与由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尤其是话剧）转化的趋势一致。
念白增多唱词减少与昆曲的衰败不无关系。光绪中期是京剧兴盛而昆曲落败的转折点，以后昆曲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热闹，但终归无法与京剧相比。何墉在《乘龙佳话》序中说：“自有京调梆子腔而昆曲不兴，大雅沦亡，正声寥寂。”昆曲以情节复杂、曲词典雅、形象动人著称，曲律严格，唱词在剧中明显占据主要地位，而京剧唱词相对来说要简单许多。
汪笑侬就有很多自昆曲改编京剧剧本的经历，主要有《党人碑》、《洗耳记》、《马前拨水》、《博浪锥》、《桃花扇》等几部。以他最富盛名的《党人碑》为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
《党人碑》是汪笑侬根据清人丘园同名传奇改编的京剧剧作，首演于1901年。昆曲《党人碑》内容取自宋徽宗时刘逵反对蔡京立党人碑的事情，目前尚未见有完整版本，可见版本只剩第三出至第二十八出。而京剧《党人碑》只有四场，相较而言，在情节上仅和丘园《党人碑》的第七、第九出相似，讲的是谢琼仙醉酒后见碑文将司马光、坡等贤臣视为奸党，一怒碎碑，被蔡京、童贯等奸臣打入大牢，金兰兄弟傅人龙将之救出的故事。汪笑侬并非为改编而改编，而是借此故事来影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害，剧中说：“权臣乱政无人管，反把贤臣当奸谗”，无情揭露清政府屠杀爱国志士的罪行。
从传奇《党人碑》到京剧《党人碑》，改变之处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人物的大幅缩减；二是结尾由皆大欢喜变开放式；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剧情大幅缩减的同时，那些繁复严密的唱词不见了，代之以简洁的几句点睛之笔，而念白却大大增加。
比如昆曲《党人碑》“拜帅”一折，唱词所占比例很高。我们取其中一段为例：“【沽美酒】只见前营移动，不觉又是后营忙。（丑）[笛曲]这是三圣圣又是三阳阳[二记]。（同唱）[唢呐]众儿郎一个个身披铠甲，手挽雕弓，挨挨挤挤，都去闹城墙。（丑）[笛曲]也么阳阳阳圣也么圣阳阳[藏扎]。（同唱）[唢呐]又只见众儿郎打歪歪，左右两队分。（走马介）[夺头收]（丑）[笛曲]这是三圣圣又是三阳阳[藏扎]。（同唱）[唢呐]又听得马儿嘶嘶嘶，车儿，炮儿烘的烘，鼓儿咚的咚，奔儿奔的奔，熙儿熙的熙，都是一帮歪赖军……”这一大段唱词几乎没有夹杂念白。就算是念白比较多的部分，唱词与念白也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汪笑侬改编的京剧剧本《党人碑》里，念白的数量已经明显多于唱词。汪剧剧本一共四折，第一二折唱词相对较多，也只有三段十六句，第三折只有三段十二句，第四折一共四段十六句。但每折的念白多则六七十句，少也有三四十句，两者相比可以明显看出汪笑侬的戏剧改良是由以唱词为主向以念白为主转换的过程。
这与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对宣传思想与塑造形象的需要有关，也是戏剧自身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汪笑侬剧本唱词的减少与念白的增多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稍后1904-1905年刊于上海《新小说报》的《警黄钟》，其第四出《醉梦》，全出以副净末丑等上场，而竟无一曲，几乎相当于无实景有程式化表演的话剧了。可见，这是清末民初戏剧改良的共同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念白不仅在戏曲中越来越重要，从仅仅承担介绍人物功能的“宾白”，一跃而成为作品中用对话表现重要情节的媒介，而且，这些念白也并非原来的骈体韵白，而大多采用日常口语。曲白比重的倾斜以及“白”的作用和语言特色的变化，是近代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包括话剧）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曲律的解放与唱词的散文化
清末的传奇、杂剧虽然还保留着宫调和曲牌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不按曲牌的要求谱曲，即所谓不合律。革新中的京剧也是如此。随着戏剧内容的革新和表现时代内容的需要，剧作家很自然地要求冲破曲律的束缚。曲律的解放是戏剧革新在音乐体制上的必然趋势，也是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过渡的标志之一。
唱词的散文化始终与曲律的解放相伴相生，曲律相对自由意味着添字缺字自由发挥的可能性，形成了最早的散文化唱词。在戏曲改良之中，不仅念白的分量大大增加，就连硕果仅存的少数唱词，也实现了自由化、散文化，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戏剧改良已经昭示了现代话剧的诞生。
我们仍然以汪笑侬的京剧改良为例。汪笑侬戏剧中的唱词不受格律束缚，多有所突破。他自己就说过：“格律原为人所创造，何妨由我肇始。”他的唱词有的句式很长，打破了京剧唱词七言和十言的格式，有时长到二十字、三十字甚至四十字，如《受禅台》。
汪笑侬京剧《受禅台》讲述了汉末华歆等人逼汉献帝禅让于魏王曹丕，献帝在受禅台下忍辱交出玉玺的故事。剧本中唱词以十字为主，但却有很多散文化长短不一的唱词，较长的比如：“我只得一字字一行行字字行行草写诏书泪湿袍服。”“欺寡人好一似凤退翎毛怎能高飞，欺寡人好一似飞蛾扑火身落在油内，欺寡人好一似舟到江心风狂浪大悠悠荡荡难以转回！可叹我刘氏四百载二十四代乾坤一旦倾。”等等。除了句末押韵没有取消，已经完全成了自由化、散文化的新体诗句式。他又常在句中加字，词中加字，使唱词更加自由灵活，给人以活泼新鲜的感觉。比如根据《三国演义》第一一八回“哭祖庙一王死孝”改编的剧本《哭祖庙》，最后一场有一段一百句的唱词，都是些不很齐整的散文化句式，比如：“贼邓艾孤军深入利在速战，那时节吾父子们烧了成都退守深山；率领着军民人等文武百官再围都城战，贼邓艾在成都他进也不能进、退也不能退、战也不能战、守也不能守，既无有粮、又无有草，三军自乱，杀得他片甲不还。”“叹先皇数十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昼夜杀砍马不停蹄才得来这三分帝鼎一隅的江山，他断送在眼前！”等等。都破除了严格的曲律束缚，实现了唱词的散文化。这是话剧扎根中国的适宜土壤。
三、时装剧的兴起与道具布景和动作的实体化
其实汪笑侬所编演的剧目多数还并不是时装戏，而是古装戏，但由于它们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又能紧密配合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这些剧目强烈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除了这些借古喻今，有着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历史剧外，真正能算作时装剧的大概只有写波兰与土耳其战，兵败求和的惨痛历史的《瓜种兰因》一剧，该剧又名《波兰亡国惨》，以波兰亡国的惨痛教训，警告中国人，是一出号召救亡图存的时装京剧。此后，汪笑侬与上海戏剧同行合作，演出了《宦海潮》、《张文祥刺马》等富有民主革命色彩的新戏，甚至还编写过文明戏《法律精神》。
与汪笑侬同时或稍后从事京剧改良的还有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等一批爱国艺人。关于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人在上海进行京剧改良的情况，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中有过记载：“夏月润到日本去了一次，认识了市川左团次。回来集合了几个同志，组织‘新舞台’，在上海十六铺造了一所比较新式的剧场。那戏台可以转的，布景等一切，有了相当的便利；那戏的性质，不知不觉的，趋于写实一途了。演员们穿了时装，当然再用不来那拂袖甩须等表情。有了真的、日常使用的门窗桌椅，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着代表式的动作了。虽是改革得不十分彻底，有时还有穿着西装的剧中人，横着马鞭，唱一段西皮，但表演的格式与方法，逐渐的自由了。而且模仿式的动作也多了。他们最初所演的《新茶花》、《黑籍怨魂》，稍后所演的《明末遗恨》、《穷花富叶》等‘新戏’，不但多少含着些民族思想，社会思想，尤其是那编剧表演的结果，能使得妇孺皆晓。”洪深这段话是写夏氏兄弟等人的时装剧改良，但实际上概括了那个时代京剧改良的全貌。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就是时装剧的兴起，“演员们穿了时装，当然再用不来那拂袖甩须等表情”。这里已经隐隐暗示了第二种改变：中国戏剧特有的程式化虚拟化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有了真的、日常使用的门窗桌椅，当然也不必再如旧时演戏，开门上梯等，全须依靠着代表式的动作了”，程式化表演的废除有赖于道具布景的实体化，而实体化的道具布景正是话剧所采用的舞台布景方式。
诚然，以上所述的吴趼人同名小说改编的京剧《黑籍冤魂》1908年6月在上海首演，而前一年，话剧《茶花女》已经在东京上演。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新兴的话剧对京剧改良的影响。但是，早在1890年，上海就开始出现了取材于报纸新闻的时装京剧《任顺福》，在这之前，上海天仙茶园还上演过《铁公鸡》，丹桂茶园也演过《左公平西》，穿时装，演当代历史，大约算是最早的时装戏了。这足以证明时装戏的兴起在话剧之前。
因此我们可以说，时装京剧的出现推动了以反映现代生活为主的话剧的出现，而道具布景的实体化与程式化表演的减少甚至废除，则与后来话剧的布景与表演方式如出一辙，我们很难否定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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