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精选4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贾平凹的散文】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一、现实关怀与“底层”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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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名以来，在文学思潮的纷纭变化中，贾平凹并不是一个追逐时尚的作家，但在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中，贾平凹却以《秦腔》、《高兴》两部长篇小说，成为这一文艺思潮中的重要作家，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视为偶合，即贾平凹不是通过对思潮的迎合，而是通过自己创作道路的延伸，将对底层现实的关注与这一思潮自然地贴合在一起，而与“底层文学”的相遇，不仅使贾平凹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而且也丰富了“底层文学”的创作。
在《秦腔》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农村的荒芜了。这里的“荒芜”，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荒芜——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了，在农村里剩下的只是老人和孩子，整个村庄暮气沉沉。夏天智去世后，在东街甚至找不够抬棺材的人，“君亭说，‘还真是的，不计算不觉得，一计算这村里没劳力了么！把他的，咱当村干部哩，就领了些老弱病残么！东街的人手不够，那就请中街西街的。’庆金说：“打我记事起，东街死了人还没有请过西街人抬棺，西街死了人也没请过中街人抬棺，现在倒叫人笑话了，死了人棺材抬不到坟上去了！”’从此处不难看出农村中的劳力少到了什么程度，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无疑是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了。
不只是在小说中如此，在《秦腔》的后记中，贾平凹说，“村镇出外打工的几十人，男的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铜矿，一半在省城里拉煤、捡破烂，女的谁知道在外边干什么，她们从来不说，回来都花枝招展。但打工伤亡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足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闹，纠纷不绝。”可见不仅在文本中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也不仅是在贾平凹的视野中是如此，关于土地撂荒、劳力外出的报道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在不少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反映，90年代初李昌平在给总理的“上书”中，更是以乡书记的身份描绘了一幅比这里所写的更加令人惊心动魄的状况，可见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在《秦腔》中，如果说夏天义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农村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么夏天智则代表着儒家文化传统，热衷占卜的“中星的爹”代表着迷信或民间信仰。在小，说故事展开的改革开放时期，以上三种“传统”处于逐渐湮灭的过程中，小说也以这三个人物的去世为结束，表明了作者对处于瓦解状态的乡村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凭吊。在作品中。这三种“传统”与农村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作者的态度也较为复杂。
对夏天义的具体描绘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主义传统较为肯定的态度。这表现在夏天义在村民中所拥有的崇高威望、他处理事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为维护农民利益所做的一些事情。在村里演秦腔出现乱子后，现任村领导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天义叔请来”，在村中大旱、水库拒不放水的情况下，也只有夏天义出面，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我们说夏天义代表着社会主义传统，不仅在于他在50—70年代是清风街的村领导，而且在现实的发展思路上，他仍延续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与现任领导产生了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村里的主要工作是放在“淤七里沟”还是放在“建农贸市场”的争论上。“淤七里沟”是夏天义的发展思路，将七里沟淤平，可以为村里增加几百亩土地，这项巨大的工程因天旱等原因，以前失败了，但夏天义却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建农贸市场”是夏君亭(夏天义的侄子)的工作方向，他“拿了树棍在墙上划着算式给大家讲：以前清风街七天一集，以后日日开市，一个摊位收多少费，承包了摊位一天有多少营业额，收取多少税金和管理费，二百个摊位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对于“淤七里沟”，他说：“那里确实也能淤几百亩地。可你想了没有，就是淤地，淤到啥时候见效？就是淤成了，多了几百亩地，人要只靠土地，你能收多少粮，粮又能卖多少钱？”在这里，夏君亭所考虑的是短期利益与物质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逻辑，同时他也对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表示了漠视，正如秦安所说，“农民只有土地，只会在土地上扒吃喝，而清风街人多地少，不解决土地就没辙。这几年盖房用地多，312国道又占了咱那么多地，如果办市场，不但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而再占去那几十亩地……那几十亩可都是好地，天义叔他们曾经在那几十亩地上亩产过千斤，拿过全县的红旗的……”
夏天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也代表着村民的利益，正是由于代表着村民的利益，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才具有活力，而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传声筒。在小说中他恰恰是由于不同意修312国道、保护四十亩耕地和十多亩果园而撂挑子的。
这里的两条发展思路以及两种与人民关系的态度，我们在50—70年代的《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但与这些作品相比，《秦腔》并非以这一矛盾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矛盾也并未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地步。但与新时期的作品比较起来，小说则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传统”，即使集体事业(“淤七里沟”)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在精神上的感召力却是重要的遗产，而新时期的改革使群众得到了温饱，但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与物质利益，也使得当下农村限于重重困境。
小说中有着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这不仅是对“50—7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同一主题的延续，同时也是贾平凹的自我反省。在贾平凹早期歌颂改革开放的作品，如《腊月·正月》、《天狗》、《浮躁》中，改革开放具有天然的正确性，是人们摆脱愚昧生活方式的惟一选择。但在《秦腔》中，问题便不再这么简单，改革自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凸现了出来，而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一些优越性也开始为人们认识到。正是在这种双重反思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现实弊端的反思，以及对乡村政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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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写了刘高兴等在都市捡垃圾的农村人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等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城市“底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高兴》是《秦腔》在题材上的延续，《秦腔》写的是农村中的农民，《高兴》写的是进城的农民，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总能在社会现实的变化中发现新问题与新题材，在艺术上加以呈现，这是他超出其他作家的地方，他论文联盟的立足点始终在在农村、城市的底层，并始终贴着他们的实际在写。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形式”
在小说的创作中，既有个人体验、“地方性知识”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融入普遍性架构的问题，也有在艺术上如何能将个人风格与文学传统结合起来、并在表达独特经验的过程中创造出新颖的表达形式的问题。在《秦腔》与《高兴》中，贾平凹既着重描述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也试图汲取“民族形式”中的因素，创造出不同于西方长篇小说的新形式。
在《秦腔》中，儒家文化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夏天智作为长辈的尊严，以及对家族事务的处理，而其式 微，则表现为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妯娌之间-为了利益的争执，在小说中儿子们给夏天义摊粮食、吃过年饭等段落中都有着真切、细致的描绘，在对乡间伦理的刻划上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功力。而有趣的是，仅从小说人物的名字来看，也能读解出作者的态度。夏天智一辈四个弟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仁、义、礼、智。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夏天仁已经去世了，而在小说进展的过程中，夏天礼、夏天智、夏天义也先后去世了。伴随着“仁义礼智”的消逝，中国文化的传统也衰落了。夏天仁的儿子名字叫君亭，就是上述的村支书。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分别名为：(庆)金、玉、满、堂和瞎瞎。从“仁义礼智”到“金玉满堂”，传统文化的追求从精神层面转到了物质层面，而这也正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追求达到了巧妙的嫁接。事实上，90年代初的国学热，也正是同一逻辑，他们比附韦伯论述的清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讲国学，也恰恰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而小说中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解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显示出了注重实利的残酷一面，对此，作者的态度平静中透出了苍凉与无奈。
小说中对“秦腔”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并将不少曲谱写入正文，这是一种将音乐与文字融为一体的尝试，颇具新意。但在小说中，寄托着老一辈农民精神的秦腔，也处于衰败的状态了。这首先表现在县剧团的解散，剧团曾经兴盛过一段时期，但到最后，缺乏观众使它无法维持下去，剧团的人只能三三两两结伴，在村里人家红白喜事的时候进行表演，以维持生存。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喜欢秦腔，他们开始喜欢上了流行歌曲。
在小说的结尾，夏天智去世时，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秦腔曲谱，这是在为热爱秦腔的老人送葬，同时也是在为秦腔送葬，当这些深蕴着民族无意识的曲调悲怆地响起，我们同时也是在告别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此后被全球化文化生产哺育出来的新一代，再也无法领略这样的文化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时间上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在空间上却与本乡本土失去了血脉联系，同时这也使他们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就总体来说，《秦腔》仍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如果说《白鹿原》以个人的观念重写了农村的历史，那么与它有一个固定的观念的不同，《秦腔》更多表达的是作者的困惑与内心矛盾，固定的观念可能会过时，但真诚的表达与反思却总能感动人心；如果说《故乡面和花朵》和《受活》是农村的超现实主义狂想，在艺术上继承的更多是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表现手法，那么《秦腔》则更贴近农村现实，也更注重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吸取营养，在表达现实的要求上融会传统并加以创新，而不是一味以西方的表达方式来切割现实或狂想，应该是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说《上塘书》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交通、教育等各方面的变化，但人物消泯在变化之中了，那么《秦腔》则以人物贯穿了上述变化的过程中，并在气象、格局上都更宏大。
刘高兴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忧伤与理想，这可以视为作者在小说中的投影。但这种继承自孙犁的文人式的性情，没有表现为作品的风格性要素(像贾平凹早期的中短篇)，或者对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状态的呈现(如《废都》)，而构成了小说主人公不同流俗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这是刘高兴的特色，也是《高兴》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刘高兴与本雅明所说的“拾垃圾者”联系在一起，在本雅明那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是对历史与心灵碎片的珍藏，是一种诗意化的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作为废都现实生活中的“拾垃圾者”，刘高兴在反映社会现实这一层面之外，可以说仍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存在以及梦想，或许可以称为对现代文明、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一种中国式的“拾垃圾者”。只是这样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中“小资”的想象不同，不是叛逆、浪漫、不羁的“生活在别处”，而是在极为有限的穷困的物质生活中，保持精神上的超越与个人的独特性，保持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活方式。中国式的“拾垃圾者”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概括，也是对本雅明理论的中国化，这是同样在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中产生出来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孟夷纯，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菩萨心肠的，与西方作家将圣化为“圣母”不同，贾平凹将之视为“锁骨菩萨”在现实中的投影，这可以说是他在民族文化资源中寻求解释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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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尝试，是一种中国式的“拯救”方式。
三、长篇、生活与整体性的态度
如果说中短篇小说更注重形式、技巧，注重对生活某一侧面或某一事件的描写，那么长篇小说则更能从整体上体现出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底层文学”中的大多作品采用中短篇小说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作家虽然对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有所思考与表达，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总体性的态度，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则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生活态度。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写作《秦腔》，贾平凹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而在小说中的省城作家夏风的身上，也有不少作家自身的影子，但这一人物却并没有成为小说的叙述者，而只成为一个被叙述者、一个归乡者，小说的视野没有延伸到他所在的省城，而只限制在清风街的视野之内。在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将夏风设为小说的叙述者，而选择了引生，在于他不想以外来者(或作者自己)的目光观察清风街，而试图最大限度地以清风街的目光来观察自身，以及所有的外来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贾平凹所谓要以《秦腔》为家乡树一块碑的说法。但在《秦腔》中安排夏风这样一个人，一个作者自己的影子，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在以家乡的眼光来看自己，在家乡的眼中，夏风是成功的外来者，但同时也是无能的(对村里人的许多事情无能为力)、自私的(比如他对妻子白雪的态度)，与家乡有隔阂的(比如无法理解父亲夏天智对秦腔的热爱)，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视为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如果将夏风与引生联系在一起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故乡态度上的内心矛盾或精神分裂：一方面他试图以自己的眼光写出故乡，另一方面也试图以故乡的眼光写出自己；一方面对故乡的衰落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他也认识时代的变化使这一衰落成为必然。
如果与80年代成名的其他作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大多仍在1980年代的思想框架之中写作，他们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抽象的，大多以一种抽象的观念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而贾平凹则一方面突破了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突破了个人艺术上的局限，从优美走向雄浑。从小格局走向了大格局，这在《秦腔》中尤为明显。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与贾平凹对现实的关注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论文联盟来，中国农村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贾平凹始终与这种现实的变动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因而他能够将农村最新的变化纳入到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中，而另外一些作家则仍在关注七八十年代年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将农村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当作自己观察与思考的对象，因而只停留在旧的印象与旧的思维方式上，另一方面贾平凹态度的真诚，使他克服了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他并没有整体上新的理论视野，而只是紧贴着现实，但正是对现实变化的关注使他突破了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走向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艺术空间，而他之所以能够融入“底层文学”思潮，也与这种对现实的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贾平凹 心灵家园 乡土情结
一、乡土理想家园的的构建和守护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贾平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一方面沉浸于他构建的纯朴、清新、明丽的三秦文化，一方面震惊于他描绘的丑陋 、颓败、卑俗的都市欲望，并给予他改革作家、地域文化作家、寻根作家等名号。缅怀、褒扬或指责似乎是局外人的事情，贾平凹仍然在构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他的创作跨越中读到的是痛苦的思索和执著的寻找，从中体会到的是一个作家对心灵家园的守护和反省。
对于喜爱贾平凹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创作更让人沉醉。《满月儿》中夜风微拂下的葡萄架，文静漂亮的满儿和天真烂漫的月儿，充满着农村特有的朴实与美丽，而在1983年推出的《商州初录》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作者对乡土之美的眷恋和陶醉。作品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而商州人“是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对来客他们尽心相待，把好酒给你喝，把好菜给你吃，“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商州初录》里的各种小故事在传奇和神秘中几乎都在表现这种人情、人性的美，是“来自民间的美好诗情”。
然而，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在美好的诗情中蕴含着其桃花源式的理想色彩，而且，除了上述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美故事外，《商州初录》中还有许多我们不能接受的人：为求宁静生活故意烧坏妻子容貌的丈夫和毫无怨言的妻子(《一对恩爱夫妻》)；看不得现代青年谈恋爱的刘川海(《屠夫刘川海》)；带着猎奇心理冷漠对待狼孩的乡邻们(《金洞》)等等，在纯朴之中隐藏的还有无知、软弱、愚昧和守旧。但这些因素在作品中往往被淡化，对故土的深爱，使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弥漫着至善之美、至纯至真的理想氛围。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展开，现代文明的步伐已登上了生活的舞台，贾平凹理想的笔尖浸润的仍然是商州乡土文化，从中他深深体验到厚重、朴实、浑放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将其视作一种对自我和社会都有意义的民族精神。于是，贾平凹也被纳入80年代的“寻根”浪潮。其实，贾平凹不是寻根作家，他本就深深根植于乡土之中的！
二、乡土理想家园的重构与困惑
当然，贾平凹不是背负旧中国千年小农意识的农民，他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现代化的进程给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富裕和进步，这是他亲眼目睹的。理智上，他希望现代文明给故土和乡亲送去富足的生活，小国寡民是他所排斥的；情感上，又希冀古老淳朴的民风不被侵袭，都市物化是他所厌恶的。在《商州初录》结尾中，他不无伤感地写道：“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原始的神秘已被打破，贾平凹开始思索和寻找了。在随后的几年里，贾平凹创作了许多被称道的作品：《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等，揭示并礼赞农村新的变化。然而，这种“大一统”式的评论再一次抹煞了贾平凹的苦衷，他不是改革文学的代言人，他仍然踌躇于乡土之美缅怀和失落的矛盾与寻找中。表面看来《小月前本》写的是农村姑娘小月和才才、门门之间的爱情纠葛。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抗争，小月最终离开了虽深爱自己，但小月心中仍然有遗憾，她在心底想，如果门门和才才是一个人该多好。这是一个美丽的农村爱情故事吗？若是这样，贾平凹的爱情观也略显幼稚吧！实际上《小月前本》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作者美好的愿望。才才是乡土文化的象征：质朴、浑厚，但又保守固执；门门是现代生活的象征：进步、文明，但又重钱轻义，浅薄浮躁。小月的无从选择显示的是贾平凹的两难，但贾平凹最后给出了答案――希望两人能合为一人，能取长补短，优化组合，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现代文明的发展中。贾平凹用一种乐观的笔调构画了社会的前景。
物质富足给人们带来了享受，也带来了自私和欲望：急欲致富的农民逐渐丢弃天性中的质朴、务实、重义，在走向富裕的同时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而迷失了自我，这是最让贾平凹痛心而无奈的，他用“浮躁”一词概括这种时代病，不过他仍然是乐观的，《浮躁》中金狗经历了诸多曲折或迷失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属――重又回到家乡，和菩萨一样的小水结合，找回了自己的根。“州河的浮躁只是因为其年轻，它的前途是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有力量的。”但现实再一次打破了贾平凹自创的理想境界，80年代末期改革初始带来的社会精神危机，亲人亡故，人事纠缠，使贾平凹陷入了深深的悲怆和迷茫中，“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字姓名”，困境从实在的生活世界一直延伸到虚构的作品中去，他写了《废都》这本带给他“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的书。
《废都》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暗示，那朵奇花就是一个谶语一样的象征。这是一个颓败的寓言，那个突然间使所有人看不到自己影子的太阳，或许正象征着日益强盛的现代文明，影子没有了，自我迷失了，庄之碟的无能堕落及最后的死亡，充满着悲剧的无奈和自我的绝望，凝聚现代文明的都市，把苍白、自私、欲望、做作、放纵暴露得一览无余。西京是西安还是商州，贾平凹写的是城市还是乡村实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贾平凹的笔下，对现代文明的重构已然走向了绝望，而他所构建的、深深眷恋和陶醉的乡土之美亦轰然倒塌，他终于放弃了早期的乐观和一厢情愿，走向了困顿。
三、乡土理想家园的解构与挽歌
谢冕说过，“乡土中国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一直贯穿并折磨着中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废都》写得太痛苦，贾平凹试图走出这种精神泥淖，经过《白夜》的抵抗，《土门》的追忆，他最后写了《高老庄》。乍一看来，《高老庄》似乎偏离了贾平凹创作的轨道，封闭的乡村呈现出的是贫穷和脏乱。以林红为代表的高老庄人，为眼前利益私毁林木，破坏着高老庄的生态资源；为蝇头小利纠缠不清，甚至大打出手，冲击着高老庄的道德准则。清纯朴实的乡土之美可以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传统中昏昧、落后、卑琐甚至野蛮都像幽灵一样逐之不去。贾平凹一反早期的缠绵和深情，变得犀利而冷静，一个矮子村却命名为高老庄，本身就充满了讽刺。子路，从高老庄走出的语言学教授，遇见了高大美丽的西夏，一心想完成人种改良的计划，但回到高老庄后，幽雅与文明消失殆尽。贾平凹真的把眷恋的乡土之情割舍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高老庄》是在解读《废都》，不但书名相互对照(乡村-都市)，而且在两部作品中还有一个不为发现的巧合。《废都》中四个女性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唐宛儿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在《高老庄》中，子路在古汉语课上讲起了大唐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都显得高大健美，丰腴，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而且在子路的眼中，西夏就是一匹“唐大宛马”。“唐大宛马”与《废都》中的“唐宛儿”意义如此的相近，在她们身上，可以窥见贾平凹寄托的理想。
子路的尴尬和逃离似乎与庄之蝶走上了雷同，只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城市，所以，西夏才是贾平凹文化思索的承载体。如果说在《废都》中，唐宛儿的身上直观寄托的是贾平凹对生命力和激情的赞美，并以此对抗现代都市的苍白和疲软，在《高老庄》中，作者以“唐大宛马”来比喻西夏，以此把唐宛儿承载的象征意义由《废都》中的模糊化走了更具体的发展。唐宛儿和西夏的美丽和生命激情，以及她们神秘的命运及特殊的感知能力，是贾平凹理想中鲜活丰腴、激情迸射、辉煌灿烂的汉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鼎盛时期)的象征。借此，贾平凹走出了《废都》的绝望，他要以开放的、生机勃勃的汉唐文化作为根基和钥匙，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重建现代文明。在《高老庄》中，他写出了乡村的堕落，直面自己一直不愿正视的痛苦。至此，贾平凹似乎走出了情感上的危机，那个被他一直用心守护常常独自分享的乡土情结，也开始变得平和。稍后的《怀念狼》中的仙风道气，几乎是《商州初录》中小故事的翻版；散文著作《我是农民》则毫不讳言地剖析自己――他不是来乡下锻炼的知青，更不是游山逛水的客人，“我的家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不过，贾平凹虽然走出了情感上的危机，却陷入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作家的苍白。曾经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与舍早已演绎得淋漓尽致，肯定或否定或辩证态度，结局仍然只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论争，折射出更多的是愿望或理想。因此，也就很快因其理论的单薄而最终偃旗息鼓。然而，贾平凹没有就此放弃，一个人怎能轻易简单割舍掉已经深入骨髓、融为一体、郁积为结的情感？《高老庄》的单薄又如何承载起沉淀数十年的心灵之疴？贾平凹需要一部更为厚重的作品来释放自己，而且这部作品应该前承《废都》、《高老庄》，延续对乡土文明的思考。于是《秦腔》众望所归，横空出世。
正如陈晓明所说：“这部被命名为《秦腔》的小说，更为内在的是表现乡土中国文化想象的终结。”在作品后记中，贾平凹坦言“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写出“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这和《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折磨着大多数的作家，贾平凹的思索更痛苦，因为，在他的心中，乡土文化即是传统的代表，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乡土贫穷但朴素的生活的逝去；他虽然认识清醒但却无法面对，从眷恋、希望、彷徨到绝望，从构建、失望、重构到最终的挽歌式的解构，贾平凹走过了一条艰难跋涉的路。然而，贾平凹无论怎么变，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深深眷恋的古老的乡村文明却永远都割舍不掉。正因为此，他有时歌之颂之，有时痛之恨之，有时鞭之挞之，却怎么也做不到丢之弃之。不过，“痛苦使理想光辉”，贾平凹伟大抑或浅薄也许不很重要，打动我们的是他的心灵跋涉。“好的小说绝对是一个心灵世界，绝对有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这大概可以拿来，作为对贾平凹创作的最恰当评价。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贾平凹：《后记》，北京出版社，1993。
[3].谢冕：《文学的纪念》，《99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9。
【关键词】贾平凹；乡村意象；转变
贾平凹早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之风，对山地野情的歌诵、对乡间纯朴民情人性的赞美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但是到了后期的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乡村衰败态势的描写。同样是一个商州，在《商州三录》里原始、美好；到了《怀念狼》时，却是满目疮痍。短短二十年，乡村里自然景观、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精神家园正逐渐丧失。贾平凹对此的感受是深刻而全面的。
一、从田园牧歌到乡村荒野
对山地乡土的咏吟是贾平凹前期小说的主题，其中《山地笔记》最具代表性。小说里营造出来田园牧歌的明丽清新的风格，商州世界绚丽多姿的山川风貌，成为一幅幅浓彩风景画。乡村的山水、清泉、河渡、人事无不充满着前工业时代的无污染状态的纯静与宁静。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大文体特征是“三画四彩”。他认为，“风景画可以被理解为承载乡土小说美学风貌的重要母体，是乡土小说赖以生存的巨大审美理由。” 【1】
自现代文学开始，地方色彩便成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周作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他强调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丁帆指出“从周作人、王伯祥到鲁迅，对乡土小说最初概念的阈定，即把 ‘地方色彩’和‘风俗画’作为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 【2】
这里乡村指的是某一地域内特殊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性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融合。这样的山水画面，乡村生活图景和文化精神面貌在20世纪乡土小说中丰富多彩：鲁迅绍兴老家的温馨、纯朴平和的净土；废名的灵秀古朴、冲淡平和、清新素雅的小镇；沈从文秀丽、旷美、宁静的湘西边地；孙犁清新的荷花淀；汪曾祺幽静、亲切的苏北高邮；李锐厚重、朴质的吕梁山；莫言原始、粗旷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奔放、自由的野地；贾平凹浑厚的商州山水……无不倾诉着中国乡村的博大精深。
“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 【3】商州地处秦岭腹地，南接楚地，北入关中，正是南北文化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既有北方文化质朴雄浑，又有南方文化的清秀诡异。贾平凹在对商州历史文化的揭示中，将地域的历史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因此，透过商州这一历史文化形态，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商州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
如同其他的农裔作家一样，贾平凹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贾平凹涌动在心底的故乡情结便常借助异常美丽的明月、山石、林木、河流、白云成为他倾诉内心情感的对应物，整合进他对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神共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解中。山村古寨、溪水明月、茂林野地、古寺道观、乱崖渡口，参天古木、山地人家等秀美的景观跃然眼中，在《远山野情》、《天狗》、《小月前本》、《古堡》等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
贾平凹的乡村地域景观风貌各不相同，有的清新，有的蛮荒，有的古朴，有的宁静，有的神秘，有的丑陋，但都透露了山野自然的气势。幽静凄清的月和轻柔神秘的水，构成贾平凹小说常见的意象，他最喜欢的女性常用小月、小水、香香命名。将一个山地女子柔美、善良、纯朴之气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除了柔情似水的女子还有山野纯朴、纯洁的爱情；最具代表性的水是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最有人情味的是浪里打滚的山里汉子和漂流河水之上的情歌。
在1983年前后，贾平凹小说风格发生了变化，由空灵、轻巧、优美转向了平实、稚拙、朴素，并且渐渐雄浑苍凉、意蕴混沌与驳杂。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探讨新型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对商州的冲击，城乡冲突正式进入他的视野，贾平凹开始转向了对农民的心理结构变化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与不和谐的关注。这种转变早在寻根文学之中已初见端倪，到了90年代之后更为明显。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 【4】今天的中国，也正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两种文明的转换，给乡土小说创作带来了无穷的资源和发展的契机。同时也给作家带来在大时代面前前所未有的茫然、困惑。贾平凹一直在担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 【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古老的商州和外界逐渐沟通起来，外面世界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地质队、电影剧拍摄组进山了，带来新的观念；商船商队跑的更远了，带来城市的新衣服、新观念；电来了，车来了，商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物质文明的改变使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深山人一日日刁蛮起来，卖山货帐算得极精细，遇到陌生人漫天要价。豆腐里搅包谷面，辣面掺谷皮，白菜里冻冰，待人越来越不诚实。山里的人情渐渐淡了，话里不是挖苦话、牢骚话、奚落话，就是刻薄又尖酸的话。外在的冲击与传统的积淀中丑的东西相结合，滋生出新的丑恶。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俯手皆拾。《土门》中仁厚村到处充斥着疾病、丑陋、争吵。《高老庄》里乡村小路变得尘土飞扬。在谁砍谁得的利益驱动下，太阳坡被封育十多年的山林，在人们的疯狂砍伐中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乡村的失衡首先在人心态的失衡，人性的沦丧，使乡村生态随之失衡。同时，水土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而导致的人种退化，生育将成为新的困境。
随着作者这种忧虑的加剧，自然生态的恶化在《怀念狼》达到极致。《怀念狼》在开篇说：“这仍是商州的故事。”但是1999年商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彻底改变了人对同类与异类态度，人伦的温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商州呈现的是惊世骇俗的荒野景观。同一片土地，有一边听着《二泉映月》一边从活牛身上现取器官烹食的凶残而虚伪的食客；有表面朴实厚道夺取金香玉时狡诈的巧取豪夺的山民；有对狼群赶尽杀绝的山民们。
乡村的失落从《土门》中土地的消失，到《高老庄》中故乡的失去，再到《怀念狼》中和谐的失去，到《秦腔》中终于演变成了村庄消失，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是乡村伦理道德的全线崩溃。
二、从现实描摹到文化重建
“文学意象的创造，最终目的在于传达作家之意。” 【6】乡村这个大意象在贾平凹构建的文化家园之中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的动态发展来看，总趋势是由展示乡村外在的生活向追求人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到人主体精神的建构。由对乡村牧歌纯美人性的赞美、对改革开放的欢迎与拥护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困境和乡村历史文化未来的反思。贾平凹9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商州三录》、《古堡》、《小月前本》、《天狗》、《浮燥》等，就其整体而言，是侧重于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展示，写实性更强一些。90年代之后的四部乡村为主题的小说《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侧重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虽然写的仍是乡村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的真实描写，但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客观现实的乡村，而是借以构建作家文化理想的载体，是主体想象性的表现。
1.现实心态的裂变与错位
贾平凹在80年代初的创作包括《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商州》、《鸡窝洼人家》、《浮燥》等。这些作品真实的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观念、情感和心理的历史蜕变的历程。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物质的诱惑面前急遽变化。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热衷于描写这种社会变化的实况；另一方面热衷于揭示文化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原因。贾平凹很显然受到影响。在反思文学中创作了《镇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说；在改革文流之中，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燥》等反映农村社会改革小说；在寻根文学中创作了《太白山记》等小说；在传奇文中，创作了《白朗》、《地》等土匪系列小说。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他是要“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较深地去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的变化。” 【7】 《商州初录》是个富有异趣野情的山野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商州初录》以清新急切的笔调，掠景一样扫过整个商州，讴歌了改革和经济进步。
《浮燥》是贾平凹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是商州系列里的集大成之作。浮燥，是一种时代心态，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是由于“主题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 【8】 所产生的时代心理失重，其本质表现为狂燥、自信、惶惑不安。浮燥与燥动在金狗和雷大空两上人身上有充分、具体的体现。他们都具有顽强的农民意识，所不同的是金狗的心灵蜕变“具备某种比较开阔的社会目的性与自感神怪的历史拯救观念。”而雷大空则是“一个无敌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 【9】
《浮燥》是现实与历史、传统与文明，还有人的精神、生命、道德、理想等各种因素的一种综合。它既是变化的过程，也是阻碍进步的一个因素。新的心理社会结构在骚动的社会情绪中潜在的重建着，浮燥过去必定是对心理建构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与呈现。
2.人性美的追求与重建
贾平凹《远山野情》《人极》、《黑氏》等小说的创作重点在于追求人性美及其回归的过程。如香香、吴老三（《远山野情》）、黑氏（《黑氏》）等人。这种觉醒和回归不是自觉独立的完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地位的改变，才有了可能性。
《黑氏》里黑氏一步步的觉醒。它真实的告诉我们，哪怕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艰难困窘中也不停的伸张着人的本性。《远山野情》中的香香迫于生计不得已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夫妻苟活的贫乏的物质需求。在遇到吴三大以后，她终于毅然地离开了跛子，寻找失落的人的尊言，她生命中人性美的勃发，是超越自我的新生。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对本身的超越。80末到90初贾平凹的一组写土匪的地域风情小说，包括《五魁》、《白朗》、《地》、《晚雨》等，具有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叩问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的生存？贾平凹在这一类作品中，开始了由社会外在形态探寻人的内心状态，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的人心理裂变和自我意识的完成进行思考，渡过这个困惑与追寻期，到1993年《废都》的出现，贾平凹开始进入更深层面的关于乡村、城市；历史、文化，民族与家园的整体建构系统。
3.乡村传统文化的建构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叙事转向了对乡村文明、乡村文化的思考和重建之中。《土门》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明困境；《高老庄》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败，《秦腔》展示的是乡村的道德伦理的丧失。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与贾平凹的家园情结连接起来，从传统文化构建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土门》写了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仁厚村不可避免的被消灭的命运，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乡村被逐渐消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在《浮燥》及商州系列里，农民的心理结构受经济改革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趋向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那他们仍然是在保有传统的乡村文化伦理的基础上，在生存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觉性选择：摆脱贫困的生存现状，人的自我尊严和人的价值借助经济地位的提高得到实现。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自觉追寻的土壤已不复存在，而是裸的逼迫与占领。现代化必然使固守传统乡村文明的人们付出惨重的情感代价。在仁厚村人的抗争过程中，现代化不仅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而且以强迫的方式使抵制它的人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改变。这才是传统文明与文化真正失落的表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代表着落后，仁厚村的消灭可谓说是历史的必然。在矛盾之中，贾平凹提出新的命题，那就是农民自我更新的问题，农民如何保有传统文明散发出的魅力，使农业文明继续下去？如何在社会实践层面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贾平凹在双重的批判之中，对乡村文明的魅力仍保有极大的热情。他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异质文明的输入才可能有换血而后重生的希望。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就是抱着这样换种计划携高大的后妻西夏返回到高老庄的。但是他面对的却是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他想替人排解困境却无能为力。他的矛盾与痛苦正揭示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高老庄里除了高子路所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之外，还有西夏所代表的有生命力的外来文化，和苏红代表的现代都市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及胡迷叔和石头等代表的乡村神秘主义文化和蔡老黑代表的民间侠义文化。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民间各种文化汇集在乡村，各种文化之间矛盾冲突和各种文化内部的冲突与变迁，正是中国当代语境中文化的困境。乡村承载了这些困境。作者试图在这个大的融炉中将他们整合、转化、迁移，从而形成崭新的乡村文化。
《秦腔》所展示出来的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正如洪治纲所说：“《秦腔》写的是一座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完全废败的村庄。” 【10】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秦腔既无力承担文化隐喻的重任，自身也难保，由人们的精神食粮衰退到无人喝彩的地步。其盛衰都反映了贾平凹极为复杂的心理特征。他在后记中说：“为故乡树一块碑子。”【11】应该说从《土门》对乡村文明失落的追问，到《高老庄》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困惑，到了《秦腔》里，乡村已经呈现全面衰败的态势。“行将消失的棣花街啊，行将消失的乡村再也找不到精神的故乡。农村真的会消失吗？消失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2】
4.天人合一的祈歌
《怀念狼》是贾平凹创作于1999年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从人类生存角度，探讨了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危机，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者以寻找狼，保护狼为契机，一方面表现人对传统乡村文明的依恋；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类现代性祈求正结出灾难性的恶果的现实。贾平凹将关注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转向了对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审美观照。在人类生命力萎缩，人种退化的生存危机面前，如何为现代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自救之路？贾平凹在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中，对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提出了质疑，打狼、保护狼、投放克隆狼，人类征服自然和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以人类为目的、为中心。然而人类能主导一切吗？大熊猫繁殖基地里大熊猫生育的失败和养殖专家的发疯给我们敲了一个醒钟，促使我们在有关人类生存危机和环境恶化盛世危言之下，探索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存在的可能性。
纵观贾平凹小说中乡村意象的转变，究其原因与贾平凹个人审美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分不开。尤其是90年代以后，贾平凹倾心于意象世界的营造，乡村意象由单一变得整体化、混沌化，各种意象群的设置也丰富、密实。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热情积极介入但很多时候又颇显介入的无力，对传统文化的追问与家园重建的努力却以微茫的希望结束。因此，他更倾向于以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手法展现乡村世界的裂变、人性的丧失、和价值伦理的失范。多种杂乱的想法汇集在一起，左突右冲却始终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于是，只有极大限度地将信息浓缩在文本之中，结构设置上因此便由早期的清晰、疏朗变得密实、厚重，并极有爆炸的可能。这既是贾平凹的一个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困境和困惑无处解答的表现。
注释：
[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14.
[3]贾平凹。静虚村散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57.
[4]转载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5]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J].十月，1984（6）.
[6]韩鲁华。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2.
[7]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
[8]贾平凹。浮燥[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321.
[9]周政保。浮燥：历史阵痛的悲哀和信念[J].小说评论，1987（4）.
《白夜》是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作品自身的因素和另一部小说《废都》受查禁的余波，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这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白夜》―个既非白日也非黑夜的充满悖论无以名之的东西，标题是由主人公夜郎、虞白的名字连缀而成。在这部承接性的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里，由魔方、面具、霓红和化妆术组构而成的城市，人鬼不分，真假难辨，失去了历史，也没有了真实，没有了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城市就是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白夜。《白夜》中的人物都属于现代都市中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闲人”，主人公夜郎从农村来西京闯荡，寻求自我发展，安妥自己漂泊的灵魂，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的追寻和反抗最终归于失败。作品的基本思想为追寻的悲哀，这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独特感受。西京城里各种人、各种职业、各种身份、各种志趣的具体的个人，越是强烈追寻的人，所得的越是一个空虚。“追寻的悲哀”贯穿在差不多每一个人身上，成了一种时代氛围。《白夜》顾名思义，“白”为阳，“夜”为阴，是一对自相矛盾的词，而作者在书中多是采用现实性的描法，其谓阳，但其中也多穿阳沟通之事，其谓阴，阴阳结合，可虚实不分，故曰名为《白夜》，分突出其矛盾性。小说中的两大主角，一为“虞白”，一为“夜郎”，二人苦恋无结果，亦成“白夜”之说。“白夜”二字尽得全书精华，又与小说中的人物完美照应，实为神来之笔而不为过。
二、人物形象的隐喻意义
《白夜》主要写改革开放以后九十年代西京的都市生活，小说是围绕一个叫“夜郎”的主人公展开，包括他周围的朋友和上下关系网里面的大、小人物，及他们的失意、快乐、相欺或相助的人生经历，书中人物涉及到现代都市的各个层面。小说以平易灵动的笔墨，散落于西京社会的各个生活和角落中，通过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人物描写，为我们反映了现代都市社会中都市平凡人群中潜意识中的矛盾、挣扎，为我们隐喻了都市社会中不平凡的沉闷和压抑。
“夜郎”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作者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在现当代都市社会中精神无以附着的游荡人物的代表。在现实而繁杂的都市生活中，他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同时在夜郎的精神世界中，又存在着无坚实追求的游荡与幻想，在其都市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下，自我的信仰动摇、观念淆乱、如一匹盲目的野马，在野性本能的驱使下瞎跑。在《白夜》中，贾平凹先生首先将夜郎的当代游侠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是以一个完整的诈骗故事，这也是最能体现夜郎的侠肝义胆的事情。
夜郎骂道：“孬种！在这儿哭闹让谁同情你？为什么不去派出所？派出所也不只是姓黄的一个人开的！就是派出所不管，怎么不去找分局，找公安局！”夜郎摇着头要走，但又不忍心走，瞧街上有没有警察，没有，就骂了宽哥，该用上你了你不在，干那些少盐没醋的事顶个屁用？！就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个人来。” 夜郎在帮助这三个来自乡下的受骗了的男人这件事中，他的言行举止已将他当代游侠的形象显示出来，并且通过这件事，对他的游侠形象注入了血与肉，变得丰满了。与周围那些只会嘲笑这三个农民被人骗的尖酸嘴脸相比，夜郎的帮助就如同雪中送炭，给他们带去了温暖和希望，这体现了游侠救人于急难之中的特性，还有当代游侠的侠肝义胆。或许会有人问夜郎为何要帮助他们，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利益。贾平凹先生自己也曾经谈到过：“历史的进步是否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和虚浮之风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
呢？社会朝现代化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向实利之风的萌芽呢？我们当然希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会希望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更多当代游侠出现。”
其实夜郎在西京城里倒是有几分能耐的，可惜好钢没用到刀刃上。一个有智有谋的人，却也颇有几分市侩嘴脸，令人又喜又恶，在夜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都市社会中人类在现实与渴望下的矛盾、纠缠。
夜郎在感情上，也是充满了矛盾性，他喜欢着颜铭的同时却又爱着虞白，在两个女人的选择上面夜郎最终选择了颜铭。夜郎对于颜铭的爱，多是出于对颜铭年轻、漂亮的关系，加上又与颜铭有过性关系，之后还有了两人的孩子，在都市社会中人性道德的谴责下，在宽哥、宽嫂的撮合下，夜郎最终和颜铭的这种结合，多少充斥着几分无奈和被迫的感觉。作者在此也为我们隐喻了在当今都市社会中，人们的爱情观由重内在到外表的转变，深刻的讽刺了现代都市婚姻中那脆弱、虚伪、挣扎的爱情。
而夜郎对于虞白的爱，则更像是真爱，充满着人情味。即使在和颜铭结婚以后，夜郎对于虞白，还是仍旧念念不忘。但是在小说的最终，真心相爱的夜郎和虞白两人，却没有能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在感到惋惜之际，又对颜铭这一角色颇有几分同情，甚至有点厌恶夜郎。在这场三角恋中，夜郎、颜铭、虞白都是这场爱情的受害者，当夜郎处在感情的尴尬境地时，他的思想精神上也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不可能两全其美，最终的选择充满了逼迫与无奈。贾平凹对于三位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他们相爱、相欺、相恨等复杂感情变化的描写，表现出了作为社会中的一名普通男女，在九十年代西京那样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境遇和心态，显现了人类在面对感情时的状态与追求，心理变化和精神上的痛苦，深刻的突出了现代都市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性。
在小说《白夜》中，颜铭在封建保守思想的牢笼里消失了，她是受害者，可是没办法，如果换了我是夜郎，我也会那样做的。颜铭在高超的整容手术帮助下，相貌由原来奇丑无比的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也正因颜铭相貌的改变，她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颜铭的一生，注定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在现代都市人的审美意象中，人们仿佛更加注重的是一个人的外表。颜铭，正是为了这种所谓的“都市表象”而去改变了自己的外貌，而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但最后，谎言终究是谎言，当真相大白的时候，颜铭就这样悲惨的离开了西京，放弃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庭，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夜郎。她说她要去北京，去上海，她要去挣很多钱，为自己的丑陋的女儿做整容手术，她要让这个“美丽的谎言”在自己女儿的身上继续延续下去。
颜铭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是现当代都市表面化现象的受害者，但是反过来想想，颜铭如果不去整容，她以原貌示人，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女生，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社会中，还会有她的一席之地吗，人们还会以她的美貌而尊敬她吗？颜铭为了更好的适应现当代都市人们的审美观念，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更加美丽的谎言，最后却落得这般下场，在这之中，谁才是真正的刽子手呢？作者在此，又为我们深刻的隐喻了现代都市中人性的虚伪，也批判了在生活中，人们追求 “外表化、表面化”的不良现象。
《白夜》中其余人物——汪宽、虞白等
除了夜郎会向他人伸出援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活雷锋”——汪宽。
或许有的人会说汪宽是个警察，应该为人民服务。但我认为汪宽和夜郎是有差别的。在夜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义愤填膺的精神，侠肝义胆的脾性，而汪宽关注社会，具有助人为乐的善性，净化着夜郎的灵魂，但他只是雷锋的僵化，缺乏时代的灵动，因此说夜郎是个游侠，而汪宽只是个人民的好警察。
小说对人物“宽哥”的描写，可谓是小说《白夜》里的亮点。宽哥的正面形象，象征着社会中少有的一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宽哥的性格中透出一种愚蠢，但他却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正直之人。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精神在九十年代的西京已经不合时宜了。宽哥原本正常、高尚的精神作为，却被现代社会视为“非常态”的表现，人们的价值观念被颠倒了。而宽哥身上包起的那厚厚的甲壳，以及被刮落的鳞片，和小说中宽哥悲凉下场的定义，都是暗示着现当代都市社会一种精神“病态”的现象。
《白夜》中的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体——虞白。
虞白爱夜郎是在显示自己的精神独特，显示就是要让人看见；但同时她又要保持贵族的高傲，所以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爱着夜郎。一方面是高傲，一方面是自卑。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不确定，造就了他们的爱情悲剧。他们之间是苦恋——游侠与贵族的苦恋，同时也是一场误恋。夜郎有他软弱的一面，同时眷恋着两个女人，又不愿意放弃其中一个只专于一个。这也是导致了他爱情悲剧的因素之一。他是爱虞白的，却没有勇气对她表达自己的爱意，可以说他的爱是被动的。他只是靠别人的表现来推测别人对自己的意见，觉得越是不为他夜郎能接近的人，他才更有兴趣去接近。他凭感觉认为虞白对他不反感。事实上，虞白对他并不反感。但是，夜郎所不能理解的是，因为虞白是贵族。
在小说《白夜》中，虞白是个高雅之人，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古典的情致韵味，她宁静而律动，发乎生命情感之骚动，而止乎传统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下人格美的体现，传达的是一种古典的情怀与精神，犹如弹一把优雅古典的琴，其音韵典雅而幽深，但如此高雅之人，却偏偏爱上了一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人——“夜郎”，作者这样的安排，不经读者觉得有些不理解，但贾平凹通过对以上人物的描写，为我们解读了现代社会中的不同社会现象。
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进退、迷茫，使人物无法遏抑地滑向糜烂、颓废的泥沼，贾平凹就是要在驳杂中淀积的难言之痛中，折射出一个大转型时代中人物灵魂的挣扎。
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冲突 ：“雅”与“俗”的分庭抗礼，“雅”欣羡“俗”的放达不羁，“俗”又仰望“雅”的芳采独立，这种内外分裂正是精神的“白夜”，而在如夜的人内心深处，渴望的是如白的完美人生，是人精神境界的矛盾。
三、神秘现象的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