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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旧国歌
近代中国从晚清开始。因受西洋影响，曾有过一些国歌。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清朝官员们一度用这首军歌权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正式国歌《巩金瓯》。清政府国歌面世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否认《巩金瓯》是国歌，而先后把《卿云歌》《中华雄踞天地间》作为国歌。这些国歌都迎合统治者的意志，起着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合作。在国共合作期间。以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主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军人》杂志，在1925年2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国民革命歌》，无词谱作者，歌词仅一段：“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将《国民革命歌》增加了一些词。这首歌主要是为国民革命服务的，虽然类似于标语口号，却充满革命激情。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国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表达了国民革命军将士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强烈使命感，曲调也容易上口。在黄埔军校师生中广为传唱。1926年7月2日，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举行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会议上，决定以这首歌为国歌。
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以孙中山黄埔军校训词代国歌歌词，曲就是《国民革命歌》的曲，1943年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歌》。这首歌曾经鼓舞着许多革命志士为国民革命成功而奋斗。但是，随着的腐败，这首歌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49年，逃离大陆，这首歌也成为了历史。
正当中共中央领导人考虑建立新中国一系列重要事宜时。确定新中国国歌的迫切性却在海外凸显出来。1949年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民主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召开的会议，自然不会邀请已经眼看就要崩溃的政府参加，而是邀请正在筹建新中国的共产党派代表团代表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出席。大会有一个规定：举行开幕式时，每个国家的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该国国歌。这个规定让中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自然也没有国歌。但是。既然大会有这个规定，中国代表团也必须遵照执行，怎么办？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一起研究，决定采取I临时措施应对此事。他们一起商量、对比后，决定选择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国歌，在中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奏唱。由于这是代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大家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对于歌词等细节也反复商量。他们在一起推敲、研究歌词时。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现在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作为新中国国歌，总是说“最危险的时候”，不妥。代表团多数人认为这话有道理，最后决定由郭沫若执笔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改了一句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时，即作为临时应急的国歌在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场上奏响。
代表团回国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这样，制定新中国国歌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他们决定谱写一首新中国的国歌。但是，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考虑以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中国代表团临时用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而且，当时正筹备开国大典，事情很多，大家都还来不及详细研究新中国国歌问题。
新中国建立前夕即开始国歌征稿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举行。会议讨论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奏什么乐曲的问题。有人主张，开国大典上的乐曲应该铿锵有力，有节奏感，用德国的阅兵曲比较好。有人则主张，新中国将要加日社会主义阵营，也要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用苏联的曲子比较合适。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还是用中国自己的乐曲为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由于出现意见分歧，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肖、等商议此事时。十分干脆地说：我们自己的开国庆典。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奏新中国的国歌。那么，用中国哪一首乐曲作为国歌呢？提议，面向全国征求国歌词曲。
政协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第六小组，承担了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任务。第六小组由马叙伦任组长。、沈雁冰任副组长。为了更好地完成征集国歌的任务。第六小组还设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政协筹备会结束后。第六小组即着手征集国歌的工作。7月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从7月15日到26日。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
启事对国歌词曲稿提出了如下要求：(甲)歌辞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辞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辞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考虑到征集国歌不同于其他工作，需要有精通音乐的专业人士参加评选，8月5日，第六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4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征稿启事发出后，许多作家、音乐工作者都投入到国歌创作中去。不久，筹备委员会就收到了一些应征稿件。投稿者来自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不少学者、艺术家和高级干部也纷纷参与征稿。来稿地域包括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尚待解放的地区，海外华侨也纷纷来稿。来稿数量。以北平、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居多。当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也写了一首应征国歌歌词，题为《新华颂》。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为此，第六小组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号房间设置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来的应征国歌稿件。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来进行审阅和评选。但是。国歌作词作曲毕竟不同于国旗、国徽图案的征集，因为能够作词谱
曲的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数。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应征稿都还不成熟，无论词还是曲都与国歌的地位相差较大。筹备委员会第六组经过商议，决定再征集一次。这次主要在文学和音乐界征集。并把此次来稿中第六小组认为稍好一些的制曲试唱，向群众征求意见。这样做了之后，无论是第六小组成员、顾问。还是听了试唱的群众，都不满意。对于郭沫若的应征稿，大家虽然认为好，但觉得离国歌歌词的要求还有差距，也没有入选。后来，郭沫若的歌词，发表在1949年《人民日报》上。
用旧国歌的意见被否定
国歌迟迟定不下来，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有些民主人士建议能否在旧国歌中选曲，改上新词。作为国歌。他们还举出《巩金瓯》《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为例。对于《巩金瓯》《五旗共和歌》，绝大多数人不同意，很快就否定了。不少人赞成用《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歌，认为这是孙中山作的词，又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多数代表不同意，他们提出，尽管这是孙中山作词，但统治下的政府毕竟已经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新中国用《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歌不合适。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已经十分明确，就是旧国歌不能再用了。
这时，又有人提出，是否把《国际歌》直接拿来作为国歌。理由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曾决定以《国际歌》为国歌。但许多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国际歌》虽然好，但直接拿来作为国歌就没有中国的特点了。总之，在选国歌问题上，代表们动了许多脑筋，把能想到的适宜作为“国歌”的词或谱都想到了。每个人提的建议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也都有不同意见，一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许多人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就在向全国征集国歌词曲时，认为，可以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1949年7月初，在审批“征集条例启事”时就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意见，你们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想法与不谋而合。他在国歌征集工作一开始，就为国歌的事而日思夜想。他是画家，本来对于音乐方面的事不太懂，但他以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对新中国的无比期待之情投入到国歌征选工作中去。他对应征国歌进行了对比、权衡。在苦想中，他猛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对人民群众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激昂的旋律，不是对中国人民有激励作用吗？如果现在一时难以作出新国歌的词曲，不仿用这首歌曲为代国歌。想定之后，他直接向提出建议：可否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为国歌？
与此同时，有许多人也在征稿中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影片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故事。这首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放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人中广为传唱。鼓舞着中国人民坚持抗战。
关于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或者代国歌的意见一提出，就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和派领导人的重视，自然也引起了政协筹备委员会第六小组的重视。
说：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为了更快、更好地确定国旗和国歌，1949年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研究、决定上述事宜。马叙伦为会议召集人。
这时，国旗方案已经有了基本意向，国徽方案虽然没有定下来。但同意可以在开国大典上暂时不用国徽，稍晚再决定国徽方案。而国歌则是必须在开国大典上奏响的，所以大家都为此事着急。
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的全体代表分成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认真、热烈。但是，由于国歌词曲来稿不成熟，大家意见也不统一，迟迟定不下来。
离预定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亲自出面，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宴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各派及文化界人士。商议国旗和国歌问题。事先，工作人员拟出了出席晚宴者名单，交审定。为了更广泛征求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特意从名单中删去了几位共产党员，增加了一些党外与文化界人士。
晚宴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齐聚丰泽园会议室，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
会上，当议到国歌问题时，马叙伦首先介绍了征集词曲的情况以及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提到许多人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或者代国歌的情况。最后，他发表个人意见说：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目前一下还制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刚讲完。李立三接着发言说：这歌的曲子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这句词修改一下。但张奚若、梁思成反对李立三的意见，他们说：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保持《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性，词曲都不要修改，就以原歌词曲作为国歌。他们还说，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没有改词曲，不是很好吗？会上有人提出，在几个月前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郭沫若把这句词改为“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国歌是否也可如此改动。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着极广泛的影响，如果用作国歌，歌词最好不要修改。
徐悲鸿发言阐述了自己此前向提出的建议，但他强调，我的意见是，《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只能作为代国歌，以后我们有更好的词曲，可以再换。郭沫若发言说：我赞成暂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是歌词修改一下好些。郭沫若还当场拟就了三段新歌词。但黄炎培则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会上，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意见已经比较统一，存在的分歧点在于原歌词是否要修改。这时，《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发言了，他说：原曲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田汉是原词作者。他的发言影响自然较大。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到、身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发言说：要嘛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了。还说：许多代表都表示，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赞同不改歌词。他说，安不忘危，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
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的话音刚落，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事情就算大致定下来了。但是，确定代国歌还要由政协会议决定。会议结束时。、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会议以多数人举手表示赞同通过。决定在开国大典中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是因为这首歌曲最能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同时，在中国仍然面临侵略威胁时，它能反映居安思危的思想。没有将其确定为正式国歌，而是定为代国歌。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各派领导人都认为，以后还会有更好的国歌，作为正式国歌以充分展现新中国的时代特点。
《义勇军进行曲》在开国大典上奏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自然要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此，担任奏代国歌的军乐队作好了充分准备。
这个军乐队，是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共有500人。当年，找到500名乐手很不容易。因此，这支乐队里。年龄最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只有15岁。主要乐器为大军鼓、小军鼓、短笛、长笛、黑管、木管、大号、小号、长号、短号等。军乐队都身着新军装。脚穿最时髦的翻毛皮鞋，手执闪亮的军鼓、铜管或木管乐器。列队于天安门城楼前。由于军乐队人数多，特意配了5名指挥――1名正指挥，4名副指挥。总指挥由罗浪担任。正、副指挥都不是用指挥棒。而是用红缨枪。按照指示，每个军乐队成员都必须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面前的红缨枪。
下午2时55分，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当等登上天安门西城台时，军乐队奏《东方红》乐曲。当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这时。军乐队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一起和着激昂的军乐，高唱着这首歌曲。歌声响彻云霄，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体现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拼搏精神：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按照议程，在开国大典的仪式上，进行到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因此，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又多次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新中国代国歌第一次向世人展示。
为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代国歌，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的命运
新中国建立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代国歌，在一些重大场合奏响。但是，它仍然是代国歌，在十多年时间里，国家既没有创造出新的国歌，也没有取消《义勇军进行曲》的“代”字而使之转为正式国歌。
1966年，“”爆发，《义勇军进行曲》的代国歌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和否定。这是伴随《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的被打倒而出现的。“”中，田汉被诬陷为叛徒和“反革命”，受到迫害。《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他写的，因此这首歌的歌词也不能再唱了。尽管这首歌是代国歌，也要禁唱。需要唱国歌时，就以《东方红》代替。但这只是对内。由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已经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奏响多年，如果用《东方红》代替，反而多有不便，于是当时在外交场合就只奏《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不唱歌词。这样维持了好多年。
1976年，“”结束。当时，以为首的中共中央考虑还是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但国家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因此要重写歌词。实际上，中央领导人还有一个考虑：田汉受到诬陷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不宜用他写的歌词。而国歌是需要在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场合唱的，在国际活动中也是要经常使用的，于是有了重写《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想法。
此事确定后，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但实际上，此前中央已经委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执笔写出新歌词。郭沫若写出新歌词交到中央后，中央组织人员对新歌词进行讨论、修改，由中央审查后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全国人大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这首集体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旗帜，前进！
高举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原《义勇军进行曲》曲调和集体填词相结合的新的代国歌。这首歌的作者是这样标注的：“聂耳曲，集体填词。”
这首“集体填词”的代国歌一产生就有不同意见。赞成的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平淡无奇。没有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当时几个正流行的政治口号凑
在了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义勇军进行曲》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田汉得到昭雪。国家也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对宪法进行系统修改。在这种背景下，重新研究确定国歌歌词，并将原来的代国歌定为正式国歌的呼声很高。从上到下，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意志，包含着居安思危的内容，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1978年搞的《义勇军进行曲》新词，则带有当时的政治痕迹，现在唱那个词，显得很别扭，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新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同时，许多人还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代国歌，现在应该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确定为正式国歌。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1949年新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恢复原歌词，并决定将此议提交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议规定：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正式定为国歌。至此，《义勇军进行曲》，去掉了“代”字，被确定为正式国歌。
之后，全国人大又收到许多意见，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总政治部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中央采纳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关键词】军旅音乐；军歌；强军目标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53-03
回顾我军的光荣历史，我们会发现在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里，革命歌曲的传唱伴随着战火响彻在井冈山和苏维埃的红军队伍里，响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队伍中，响彻在解放战争的部队里，响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营里，更响彻在新中国的人民军队中，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战争时期配合着我军的政治工作竟生成为一种战斗力，鼓舞了士气、发动了群众，成为了密切军民关系的重要手段，是宣传党和军队政策方针的有效工具，是战士们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那么在当代，音乐如何更好地为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服务呢？笔者通过回顾我军历史上不同阶段产生的军旅歌曲，来说明军旅音乐创作对军队建设和军队战斗力提升的作用，反观和思考当代的军旅音乐创作。
一、革命时期的军旅音乐
唱歌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革命时期军队音乐的重要表现方式。如何表现呢？就是唱军歌。那么什么是军歌呢？“军歌即所谓的军旅歌曲，泛指一切在军队中传播的歌曲和一切军旅题材歌曲，既包括那些在军队中传播的非军旅题材歌曲，也包括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空间传播的所有军旅题材歌曲”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歌的产生是伴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产生的。
民主革命时期（1927-1937），由于红军队伍的势力薄弱，还没有像后期那样有专门的人去创作红军歌曲，战士只好用熟悉的地方民间音乐旋律编上自己的词去歌唱，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生活，这种歌曲还被用在当时的“扩红”运动中，为传播革命理想、壮大革命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我军通过音乐手段配合当时政治工作的体现。例如红军歌曲《十送郎当红军歌》（江西民歌）《送郎》（江西兴国山歌）《劝郎当红军》（福建清流山歌）等。
音乐为军队的服务同样体现在党对军队的管理上，最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本是党为所有红军战士列的纪律条令，后被红军战士程坦编排后将词“填”入了流行于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歌曲《土地革命歌》的曲调里，由于歌曲朗朗上口，音乐节奏能配合队列行进，一经传唱便唱遍了红军所到之地，就连百姓也传唱起来，不仅教育了广大战士，同时也树立了红军的形象，密切了军民关系，是通过音乐的形式为军服务为革命服务的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个时期的音乐较之前两个革命时期有所不同，“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建立使专业的音乐创作和演出成为可能，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号召，掀起了广大艺术家为工农兵创作的热情，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特别是《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歌词“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了大刀长矛，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首歌在当时配合了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中论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时所言：“它（黄河）的歌词直接配合了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意义。”这斗志昂扬的词和充满战斗的音乐就像是向全中华儿女吹响了抵御日寇，保家卫国的冲锋号，音乐节奏铿锵有力，干净利索，旋律朗朗上口，好唱好记，一经演唱便唱遍了全中国，鼓舞了战士的精神，振奋了军队的士气，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任务，推动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成为共和国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人民为了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进行了最后的反击，这个时期的军旅音乐，主要是歌唱人民势不可挡的气势和英勇无畏的形象，如《人民进行曲》，这首歌曲曲调来源于1939年延安时期的《八路军进行曲》，被重新填词而成。这是首战斗性军旅作品，“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是向太阳”充满战斗号角的歌词和催人奋进的旋律，向我们展现了人民排山倒海的气势，必能扫除一切反动势力，缔造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1949-1979），国内环境由战争转向和平，军队也逐渐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这时期的军旅音乐也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鼓舞战斗转为歌唱新中国战士的精神风貌，这时期的军旅音乐歌曲创作主要是运用民族调式写作，民族风格突出，给人一种亲切活泼，朝气蓬勃之感，歌词的创作也质朴，易于上口。例如《我是一个兵》歌词“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随即便产生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作品运用了进行曲的风格，非常贴切的展现了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情，准确表达出了歌词所赋予的形象，鲜明的节奏非常适合在队列中唱，是具有战斗精神队列歌曲，成为我军优秀的军旅音乐作品。
改革开放至今（1979-201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至此我们国家由“”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得全国人民的审美观念随之改变，音乐创作初步繁荣，其中流行音乐渐渐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内地尚无原创流行歌曲的踪迹。然而，一种从港台以‘偷渡’方式流进内地的盒式录音带，却在大都市一部分青年和少数专业音乐工作者中间悄悄流传”“内地一些聪明的作曲家自然也对这些港台流行音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剖析，并在很短时间内便掌握了其中原本并不复杂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不久，由大陆词曲作家创作的流行歌曲便赫然登场。”②这种音乐风格也影响了军旅音乐的创作，如《军港之夜》，旋律明显和以往的军歌已经不同，没有了战斗激情，也没有进行曲式的节奏，取而代之的是“摇篮曲”的感觉。如果歌词中没有出现“军港”“水兵”等词汇，我们是无法判断它是流行歌曲还是军旅歌曲的。除了运用流行音乐风格创作军旅歌曲外，运用民族风格创作军旅歌曲也开始起来，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白杨》《说句心里话》等；近些年，著名作曲家印青也一直坚持军旅音乐创作，他的作品如《当兵的历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军歌声声》等传唱度高影响大。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军旅作曲家栾凯提出“军旅新艺术歌曲”③概念，“军旅歌曲创作体裁的一种扩宽和丰富，在军营队列歌曲、抒情歌曲、民谣歌曲创作之中加以提炼和艺术化处理，在艺术性中追求大众化、通俗化，以形成特有的军旅歌曲的风格与特色。”例如《钢枪・玫瑰》《士兵》《他在那里站岗》等。
通过军旅音乐发展的脉络，笔者发现军旅音乐创作随着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战争岁月，它是鼓舞士气、联系军民、配合战争；和平初期，它歌唱战士、歌唱军营、充满青春朝气；改革开放后由于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受经济大潮的影响，空前活跃和开放，各种形式的音乐得到发展，这时期的军旅音乐也出现了偏“通俗化”倾向，甚至有些过度“通俗化”了。笔者观察发现，改革开放后人们在和平繁荣的生活中，渐渐淡化了国防、军队、战斗等意识，很少关心军队发展和建设，很少关心战士生活，崇尚军人的风气也渐渐消失，老百姓和军队失去了战争、建国后的那种密切联系，这时期的军旅音乐创作虽然也有关注战士和军队的，但是聚焦战斗，围绕打仗的军旅音乐明显减少，更多的是运用流行音乐创作手法创作的表现战士思念家乡，想念亲人的歌曲，不可否认，这种军旅音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了战士的思念，关怀了战士的生活，让百姓了解了战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具有人文主义关切，但是军旅音乐不光要表现战士的生活更要为打仗，提升战斗力服务。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提出了军队在新时期要向能打仗、打胜仗靠拢，明确了军队的主要方向，“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④明白了军队的性质和新时期的任务，军旅音乐创作者怎样更好地为军服务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要有献身使命、献身荣誉的使命感。军旅音乐创作者应自觉同社会音乐创作者区别开来，社会音乐创作者的创作可以用“市场经济效应”目的去创作，可以不考虑这种作品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而军旅音乐创作者却不能这样，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为谁服务的，必须冷静地明白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和对国家的意义。我们的创作或许没有社会创作者得到的经济报酬多，但我们要明白，为军服务就要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没有国家军队，哪有人民幸福安康，我们是在为国家的脊梁创作，这是最高的荣誉。
（二）要有坚持军旅音乐创作的方向感。“军队文艺工作要贯彻落实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紧紧围绕实现强军梦，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⑤坚持军旅音乐创作就是要坚持为强军服务，当下的军旅音乐创作音乐体裁单一，流行化、通俗化盛行，此类军旅音乐传唱容易，极易引起八零、九零后战士的共鸣，但是流行音乐那种缠绵的旋律，软塌塌的节奏，温软的语境，使军旅音乐的血性不足、阳刚气不足。如何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音乐体裁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多运用民族民间手法创作，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在听觉和心理上能够引起共鸣，在过去出现了一大批运用民族民间音乐手法创作的歌曲《军民大生产》《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等，这些歌曲民族风格突出，旋律朗朗上口，节奏干脆利索，不仅在军营唱，而且老百姓也传唱，这就是好作品，既为兵服务，又有社会影响力。军旅音乐创作者就应该好好反思这种现象，不要把军旅音乐创作过度流行化、通俗化。
（三）要坚持为打仗，树立全社会尚军风气的责任感。“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培育战斗精神上积极作为……做强军兴军的旗手、鼓手、推手。”⑥新形势下，军队要围绕能打仗，军旅歌曲创作也要当好“推手”，多创作有血性，振奋士气的歌曲，不能只会写歌舞升平，不会写冲锋陷阵，为军营创作出既“严肃”又“活泼”的音乐来，配合党在新时期的强军目标；人民军队来自于人民，只有人民爱军尚军荣军才有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党在历史上都把军民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提出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发动人民的口号，军旅歌曲创作也牢牢地把军民拧在了一起，例如《拥护八路军》《子弟兵和老百姓》等等。当下人们在和平生活中已经淡化了军队、淡化了军人，军人威武的形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成为青年崇拜的偶像，军旅音乐创作者们应当多创作歌唱军营、军人的好作品，让全社会形成爱军尚军风潮，无数青年通过这样的歌曲会了解军人甚至投身军营，我们的军队力量会壮大起来，强军目标才会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二、结语
综上所述，军旅音乐创作从我军建立之初就伴随着我军的成长、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军旅音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配合着各个时期我军的工作，产生了大量的经典军旅音乐作品，在新形势强军目标指导下，军旅音乐创作如何配合强军目标应当成为当下军旅音乐创作者思考的方向，如何创作出有血性、有士气、能提高战斗力的民族风格突出的，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好作品是军旅音乐创作者的创作方向。“我们有两个战线，有军事战线，有文化战线，有拿枪的军队，有文化的军队。”⑦军旅音乐创作者是文化的军队，也是我们的战线，我们不是普通的创作者，我们也是战士，也有战场，也是军队战斗队列的一员，牢记使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献身荣誉，为实现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军歌史话》序篇，李诗原编著，出版社。
②《共和国音乐史》，居其宏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③《我的深情为你守候--栾凯新艺术歌曲选集》，栾凯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④《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第二章能打胜仗，总政治部宣传部。
⑤⑥《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1月15日军委副主席讲话。
⑦《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李诗原编著。军歌史话（序篇）[M].出版社，2009.
[2]居其宏著。共和国音乐史[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3]栾凯著。我的深情为你守候――栾凯新艺术歌曲选集[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2014.
[4]总政治部宣传部。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第二章能打胜仗
230名开国将军的霸气合唱，太震撼了！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典。为了迎接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典，由230名中共将军（包括当时惟一的女将军李贞在内）组成的“将军合唱团”于1958年12月5日成立。这些老当益壮的将军们刻苦学习，一个音一个音地练，一遍一遍地唱，从不嫌麻烦。
1959年国庆230名开国将军大合唱
这是全世界规格最高级别的合唱团
成立时间：1958年12月5日
参加人员：陆海空230多位将军
演出时间：1959年9月30日
演出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将军合唱团团长：唐延杰中将
将军合唱团政委：王宗槐中将
将军合唱团指挥：李志民上将
将军合唱团朗诵：熊伯涛少将
伴奏：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
在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开幕式上，在国庆十周年的人民大会堂上，每当主持人报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由“将军合唱团”演出大合唱《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一定要让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时，总会引发全场激动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不是普通的歌唱，这是雄伟的史诗。它唱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红军纪律歌》中，寻觅得到那些老将军的形象和品格——那沾满征途冰霜的双鬓，熏染了战场硝烟的脸庞，忘我献身的伟大胸怀和正直廉洁的高尚品德。
文艺汇演开幕式上，由黄志勇中将和熊伯涛少将合作，并由熊伯涛少将在演出开始时的朗诵，《颂词》：我们一群红色老战士、来自农村、来自工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坚强，更坚强，不要看我们的双鬓沾满了征途的冰霜；战场的硝烟熏黑了我们的脸庞。可是我们的思想永远放射着光芒，我们的心弦永远欢乐地跳荡。为了捍卫祖国的建设，我们积聚着无穷的力量。在这壮丽的节日里，我们纵情歌唱、歌唱。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合唱曲目
1、红军歌曲《红军纪律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现了人民军队钢铁纪律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紧密关系……
2、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表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意志……
3 、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表现开国将军都是人民的子弟兵，都是人民军队中的普通一员。
4、歌曲《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表现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坚决保卫祖国统一的决心和信心……最后演唱的《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将军们会一气唱6遍，足见当时的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和将军们雄伟的气魄。
昔日驰骋疆场的将军们，在共和国生日庆典的舞台上，用他们那粗犷浑厚的嗓音唱出嘹亮的军歌，雄壮有力，慷慨激昂，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影响巨大
红歌，即红色歌谣，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产物。红歌的传唱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深远影响。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奋起，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艰苦奋斗，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伟大的事业铸造了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在22年革命战争的实践和战火纷飞的硝烟中，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群众性的“红歌”，这些“红歌”从战争中孕育、产生，又服务于战争，凝聚成一种精神力量，鼓舞、激励人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红歌”在战火中成为革命精神的号角和载体。尤其在江西更为突出，江西既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又是红色歌谣的故乡。
红歌与井冈山精神
中国红歌中，首先比较集中、突出地反映在歌唱井冈山斗争、歌颂共产党、的一些红色歌谣。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有：《农友歌》《三湾降了北斗星》《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八角楼的灯光》《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映山红》等。其中，《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这首红歌最具代表性，歌唱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餐餐精打光。”这首红歌凸现了井冈山时军民坚定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的精神。除这类群众熟知熟唱的歌曲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井冈山红歌。如《诉苦情》《倒苦水》《土地革命歌》《一把斧头一把镰》《还我地来还我田》《劳苦工农庆翻身》《过新年》《只想跟着共产党》《井冈山来了》《何愁革命不成功》《井冈山上水源长》《空山计》《告白军士兵歌》《放脚歌》《剪发歌》等等。有一首歌叫《两句歌》，就两句：“爹娘在不如朱毛在，千好万好不如红军好。”还有，“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朱毛会师在井冈》）“井冈山哟天连天，大海不见边，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井冈山天连天》）“、，好比是东风，吹起满天下，到处都是春。”（《好比是东风》）这些歌谣都誉称、为“爹娘”、“恩人”、“东风”、“太阳”等，歌颂了朱毛会师后龙源口大捷的胜利，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党和领袖的深情。有一首《哭连连来笑连连》的红色歌谣更有意思，简约、精确、形象地勾勒了1927年从大革命到井冈山斗争的全过程：“说起一九二七年，哭连连来笑连连。正月里来就过荒，老天爷故意来作干（干旱），二月来了叶将军，三月江西得太平，四月蒋贼大屠杀，五月共产党员遭难星，六月早禾不过镰，七月又叛变，八月起了义，九月建立了根据地，十月红军打起来，十一月打倒土豪分田地，十二月欢欢喜喜过新年，家家户户闹翻天。不谢天来不谢神，感激红军大洪恩，扬起风帆好行船，从此革命开新篇。”这首红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高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旗帜，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引领中国革命“扬帆行船”、“开创新篇”胜利道路的伟大历程。井冈山时期的红歌，炽热、强烈地折射出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井冈山红歌是井冈山精神的号角，井冈山
精神是井冈山红歌的灵魂。
红歌与苏区精神
从1929年1月中旬朱毛红军下山始，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从井冈山搬到了广阔的赣南、闽西，进入了构建具有国家形态红色政权的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和红都瑞金开始了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苏区的文化建设、苏维埃戏剧运动、红色歌谣运动，也伴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巩固，进入鼎盛发展阶段，红歌的创作、传唱更为高涨，更为张扬。苏区时期的红歌，广为流传的作品有：《苏区干部好作风》《大放马》《革命歌》《剿匪歌》《查田歌》《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双双草鞋送红军》《反五次“围剿”歌》《日头出来一片红》《共产党恩情永不忘》等等。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作是《苏区干部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红歌集中反映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求真务实、争创第一”的苏区精神。在中央苏区，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红歌。如《劳工歌》《穷人叹》《五更鼓》《春耕歌》《什么是军阀》《十骂反革命》《十二月同志歌》《十二月革命歌》《抗日反帝歌》《反帝拥苏歌》《列宁青年歌》《消灭团匪歌》《拥护全苏大会歌》《中国疆域歌》《革命互济歌》《十月革命歌》《纪念列宁歌》《慰劳红军歌》《扩大红军歌》《欢送红军歌》《婚姻自由歌》《共产儿童歌》《工农三字经》《中华大舞台》等等，玲琅满目，不胜枚举。其中，也有一首《苏区两句歌》，十分鲜明地勾画了谁是人民的救星，谁是人民的敌人。歌曰：“蒋家军好不好，油盐柴米抢光了。红军战士好不好？一针一线都不要。呀好不好？百姓三餐都没饱。共产党呀好不好？领导百姓全吃饱。”这首红歌爱憎分明，一目了然。还有如《保住苏区红旗飘》唱道：“保住青山有柴烧，保住江河有鱼捞。保住革命早翻身，保住苏区红旗飘。”形象生动，直抒胸臆。还有如《苏区人民永远向着》，唱道：“白塔巍巍直挺立，锦水长流向东。红色儿女前仆后继，任凭血雨腥风。苏区人民永远向着。”苏区人民对领袖的尊崇何等执着，对革命的信念何等坚定。这样的红歌，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军民喜闻乐唱，而且一人唱过万人传。在山歌、红歌之乡――兴国，还出现了曾子贞、谢水莲、刘承达等著名的山歌大王、红歌大王，并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无疑，苏区红歌是传承苏区精神的战斗号角，苏区精神是苏区红歌的革命灵魂。
红歌与长征精神
红军在长征中，环境险恶，戎马倥偬，时时处处要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不可能从事很多的红歌创作，却也创作了不少精品佳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一方面井冈山时期、苏区时期的红歌、山歌，无时不回荡在长征途中的山谷里和红军将士们的心中，成为红军冲破难关、夺取胜利的一种内驱力。例如，长征出发前，红军将士就唱起了《告别苏区》《十送红军》《直到最后一个人》等红歌：“神圣的自由土地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人》）长征沿途中，还传唱了许多苏区红歌，如《红军纪律歌》（根据传统歌曲《苏武牧羊》填词）、《红军歌》（根据苏联歌曲《红军最强大》填词）、《上前线去》（根据苏联歌曲《布琼尼骑兵队》填词）、《霹雳啪》（根据苏联歌曲《乘风破浪》填词）等等，极为活跃。另一方面，长征中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既鼓动带领红军将士传唱苏区红歌，激励将士闯关夺隘，而且在频繁、激烈的战争中，创作了许多红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红军年代的宣传鼓动家”的彭加伦（江西籍），时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在长征中才华迸发，创作了许多极为出色的红歌，如：长征初期的《反攻胜利歌》、长征途中的《渡金沙江胜利歌》，在毛尔盖等地写的《战斗鼓动歌》《提高红军纪律歌》，进入陕北前后创作的《到陕北去》《庆祝红军大会合》《远征曲》等等。这里，我们仅引录长征初期和长征胜利一头一尾的两首红歌，即可窥一斑。“红军总反攻，胜利向西进，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新田、古陂打一仗，吓破了广东的陈济棠，粤敌大恐慌，全线总退却，丢了东西缴了枪，红军大胜利，英勇向前进。哎呀，汝城并城口，第二道封锁线大粉碎！铁的红军真英勇，打进宜章县，占领临武道州城。反攻的胜利，保卫了中央苏区，增强了胜利的条件，坚决与敌人去作战，努力消灭更多的敌人，胜利发展新苏区！”（《反攻胜利歌》）这首红歌在长征中广为传唱，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战斗的艺术总结。长征胜利后，一首《远征曲》又从艺术上对三军大会师后的中央红军长征作了总概括：“中央红军胜利反攻，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冲破了重围。踏遍了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战，都打垮了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根据地，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了敌人围剿，胜利向前进！”彭加伦在长征中创作的红歌，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交口称赞，戏称他为“彭加伦将军”。更有甚者，一代伟人、长征统帅本人在长征中也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 ・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红歌，其中尤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七律・长征》这首红歌最为著名，成为红军长征“红歌”的代表作，中国“红歌”的经典上乘之作。此外，肖华上将创作的《长征组歌》，亦极负盛名，流传甚广。除红一方面军外，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也创作了一些长征红歌，如《草地牛皮鞋》就很感人：“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这众多的长征红歌，传承、讴歌、张扬的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团结奋战、所向披靡”的长征精神。长征红歌是长征精神的号角，长征精神是长征红歌的灵魂。
红歌与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红歌就更多了。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党中央和在陕北延安战斗生活了13年。在这期间，集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文艺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红歌的创作、传唱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红歌，最为著名的有《南泥湾》《东方红》《信天游》《延安颂》《白毛女》《绣金匾》《蓝花花》《想延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咱们的领袖》《兄妹开荒》《二月里来》《黄河大合唱》《大红枣儿甜又香》等等。延安时期的红歌中，尤以《南泥湾》流传最广，为延安红歌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为民奋斗”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集大成和里程碑。延安红歌凸现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延安红歌的灵魂。
除上述井冈山时期、苏区时期、长征时期、延安时期的红歌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红色歌谣、红色歌曲仍然层出不穷。抗战时期以《大刀进行曲》《太行颂》《地道战》等红歌为代表作，传承、张扬了抗战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以《红梅赞》《绣红旗》《中国人民军歌》为代表作，传承、张扬了西柏坡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为祖国献石油》为代表作，传承、张扬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以《走进新时代》《为了谁》《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代表作，传承、张扬了一种时代精神。
总之，中国红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的生动记录，是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创造的艺术珍品，是中国革命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红歌所透出的是一种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以井冈山精神为源头，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了延伸、深化、发展，演绎成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又延伸、发展为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充满激情的时代精神。这一系列的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总链条，就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传家宝。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中国红歌仍会久唱不衰，革命精神仍然不可或缺，因为这是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是由红歌本身的革命精神和艺术魅力所决定的。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丹青难写是精神”。红歌是写得最好的能够传承、滋养、振奋精神的红色瑰宝。“中国红歌会”之所以红红火火，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她唱响了主旋律，传播了正气歌；就在于她传承了革命精神，弘扬了优良传统；就在于她涤荡了靡靡之音，引领了健康风尚；就在于她顺应了历史潮流，召唤了时代精神！
中国红歌，世代相传！
从1949年元旦开始，我们就先后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因为要进军到南方，又学习入城纪律守则等。我们东北军政大学第二团接受了武汉警备任务，先行赶赴武汉。第三团紧跟其后。我从军大总校分配到第三团担任管理排长（司务长）。7月到了武汉。8月进军到江西南昌，将东北军政大学改为华中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入住在南昌郊区望城岗南昌大学（原中正大学）的旧址，南昌大学搬迁到城内。我们入住后，准备在江西省招收知识分子学员，为部队培养干部。
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之际，我们就学习政协文件和会议精神，着重学习了政协会议发表的“共同纲领”。会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因为我喜欢唱歌，又是军大总校会训队的文艺宣传委员。进军途中经常在炊事员、勤杂人员中教歌教文化，所以有些影响。学校确定了在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的同时，在南昌望城岗也将举行唱国歌升国旗仪式。9月30上午，领导找我下达了一个任务：“小官，明天下午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升国旗唱国歌，学校也将升国旗唱国歌，你负责指挥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你一定要指挥好，先好好练练，把中国人民的气概和英勇奋斗的精神唱出来，鼓舞我军胜利前进！”
我接受了任务，感到很光荣，也感到责任很大，有一定压力。这不是一般情况下指挥部队唱歌，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大典时指挥唱国歌和升国旗。要把全校教职员工的歌声凝聚成一个声调、一种强音、一个力量。唱国歌起音和指挥动作非常重要，我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虽然我对这支歌曲比较熟悉，而且唱过了不知多少遍，但对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的内涵还得深入理解。
记得我第一次学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从我哥哥和同学教唱学会的。一天，我和我哥上街，在吉林市河南街上看到了一条标语：“14岁以下的小朋友，你知道中国吗？”我当时不理解这是怎么个意思。因为日本的奴化教育，我当时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因为学习的汉字语文课本叫“满语”，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出生在1933年，当时年号称“大同”二年，即溥仪到东北当执政时年号为“大同”，次年他当皇帝改称年号“康德”。不知道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或什么公元多少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所以我学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理解了这首歌的意义后，我就喜欢上了这首歌，并且经常唱这首歌。1946年春天我考上了吉林省第四中学（现在的省实验中学），第一节音乐课就是音乐老师姜维然教唱这首歌，后来我在校合唱团去全市演出时也是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我们在太行山上》，赢得了各中学的好评。
1948年我考入东北军政大学。正好从吉林入学到齐齐哈尔总校，遇到了校供给部、卫生部开文艺晚会，我们从吉林来的新同学应邀参加了晚会。晚会上大家欢迎吉林新同学出个节目，大家都不好意思站出来，唯独我这个小同学勇敢地上台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和《我们在太行山上》。因我嗓音好，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
那时起不少人知道我会唱歌爱唱歌，所以会训队成立革命军人俱乐部时，大家一致选我为宣传委员，负责教唱和指挥大家唱歌及广播读报等文娱宣传工作。那时唱歌是革命传统，到了哪里都有歌声，连站队吃饭和晚点名都要唱歌。唱歌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人们的斗志，令人心情欢悦，有利于身体健康，在作战时能消除疲劳、鼓舞士气。
想起以往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历，我反复练习指挥的动作姿式、节奏速度和情绪，特别是起音的音准。因为我只有16岁，还有童音痕迹。音调起高了，大家唱不上去，弄得声嘶力竭，破坏了歌曲的雄壮有力；音起低了，会让大家唱得低沉无力，激发不了人们的热情，就会使气氛受到影响。
经过一夜的练习准备，我各项动作要领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我是司务长，第二天我就早早起来带着炊事员到望城岗的小街上，购买庆祝新中国成立会餐的各种食品。尔后，炊事员为大家准备会餐的饭菜。我继续练习指挥唱国歌升国旗的动作。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人民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全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各方面政策的变化，我军的任务也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战略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军音乐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与我军在这一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更是密切相关。
以“战争与和平”吟唱我国军旅音乐的文化主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就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局部的战争又不可避免，于是战争与和平之间就显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但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追剿军残部，都是保卫和平、维护和平的战争，都是以和平为目的和结果的，因此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也显而易见。这种战争与和平的对立与统一，这种战争与和平的交响，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艺术的话语空间，也铸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音乐的时代主题。人们熟悉的那首《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作为一首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歌曲，就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军旅音乐创作中那种将战争与和平作为一组二元对立、并使之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文化情结。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战争与和平相交织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我军音乐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音乐创作的音调特点有：胜利、欢呼的音调，往往伴随着强烈的切分节奏；歌颂的音调，热情歌颂祖国的新生，往往伴随着自豪、宽阔、雄壮的气势；劳动的音调，带着整齐的节奏，表现青春的活力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战斗的音调，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西南、抗美援朝等战斗任务。以上几种音调类型，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典型的时代音调。
这一时期的歌曲在结构上注重对称与平衡，与我国抗日救亡时期与解放战争年代的歌曲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仅以王莘的《歌唱祖国》为例，这首歌采用了十分对称、方整的结构。它是由主、副歌构成的三部曲式，主歌由六个乐句共24小节构成，每个乐句4小节。副歌的结构与主歌完全相同。这种方整、均衡的结构，是当时安定、幸福的新生活在音乐上的一种反映。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以战斗性进行曲为主的、短小的齐唱、合唱群众体裁获得较充分发展的年代。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一些抒情歌曲也带着明显的战斗性，如《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晨耕曲，蔡庆生词）、《王大妈要和平》（放平、张鲁词，张鲁曲）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的主要军旅音乐家有：岳仑、绿克（董雨林）、高如星、刘兆江、丁平、秦西炫、杨振雄、王建中、程音章、李伟、杨平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军乐之歌频频唱响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成为这一时期军旅音乐产生的最重要的背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就是应运而生的一部作品。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不久，周巍峙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志愿军炮兵某团五连指导员麻扶摇的一首诗。这首简短有力、气宇轩昂的诗歌，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心和英雄气概。于是，周巍峙一气呵成，将其谱成了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不久，这首歌曲便在军中乃至全国广泛流行。1950年严冬，许多志愿军战士正是唱着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抗美援朝战场的，也正是在歌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鼓舞下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所有反映抗美援朝的歌曲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歌曲开始的两个乐句，一字一音，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不屈、充满必胜信心的英雄主义气概。中间8小节（两个乐句）节奏较为舒展，给人从容不迫、千难万险也无所畏惧的感觉。末句“抗美援朝”这4个顿音似乎强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打”字用了全曲最高、最强的音，从而使歌曲威震山岳、正会凛然。不难发现，“打”作为我军音乐中一种醒目的字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又一次凸现出来。这首歌曲不仅塑造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权、英勇顽强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反动派、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决心和信心。紧接着，一大批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应运而生。这些歌曲或是直面抗美援朝战争，揭示了“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思想主题；或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表现出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外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以及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或是歌唱最可爱的人，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情赞颂。在当时的军旅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我是一个兵》产生于1950年志愿军开赴朝鲜之际，这是一首具有重大影响的歌曲，词作者陆原、曲作者岳仑当时都在四野某师文工团工作，陆原任文美分队长，负责文学创作与舞台美术，岳仑任音乐分队长、兼指挥与作曲。当时这个师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快板、顺口溜、诗歌大量涌现，陆原、岳仑从中发现这样一首诗：“俺本是一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正是这首质朴、直白的诗歌给他们创作《我是一个兵》这首歌曲以启示。《我是一个兵》以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战士打击侵略者的斗志，因而被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在朝鲜战场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1950至1953年间，反映抗美援朝的歌曲还有很多，如《抗美援朝进行曲》（赖广益词，李瑞星曲）、《抗美援朝进行曲》（李伟词曲）、《中国-§ 援朝志愿军之歌》（刘佳词，张非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钟华词，罗宗贤曲）等。这些歌曲都从不同视角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方方面面，将热情献给了最可爱的人。以上这些歌曲不少在1954年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奖。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关于这些歌曲，作曲家傅庚辰曾做了这样的评价：三年战争产生了众多的歌曲，它们是志愿军的心声，是祖国人民的心声，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昂首前进的心声，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伟大精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再现。这些歌曲振奋着、鼓舞着志愿军的广大指战员克服了艰难险阻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产生了一些大型声乐作品，如合唱《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清唱剧《英雄的高地》（费克、王卓词，曹克曲）、大合唱《》等大型声乐作品及歌剧《战斗的友谊》（刘佳编剧，张非作曲）。《飞虎山大合唱》采用了说唱音乐与合唱艺术相结合的方式，表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战例，别具一格，传神动人。苏联音乐理论家什涅尔逊谈到这部合唱作品时说，作曲家“广泛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声乐方法，从雄壮的合唱到独唱朗诵调。作品在有些地方有真正的戏剧性效果，旋律动人并包含着极大的内在力量。”
1951年，华东军区（三野）举行了文艺检阅。这次文艺检阅在音乐方面共有45个节目，包括齐唱、合唱、独唱、对唱、联唱等多种表演形式。这些音乐作品题材较为广泛，较全面地反映了部队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次文艺检阅对音乐节目进行了评奖。评奖委员会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评选出了一些优秀作品。
《歌唱华东英雄》（包括《战斗英雄刘奎基》《英雄张明》等九首）获得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大炮修好了》《拳锤汗》《福夏战役联唱》《幸亏来了共产党》等作品获得三等奖。《我们的造船厂》《梆子组曲》等器乐作品也获得好评。其中，华东军区政治部剧院创作的《歌唱华东英雄》较好地塑造出了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人民战士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创作演出的管弦乐《我们的造船厂》反映出了海军造船厂工人紧张而愉快的生活，在音乐语言上吸取和运用了民间音调，因而受到了好评。鲁中南军分区文工团演奏的《梆子组曲》较熟练地掌握与运用了唢呐、笛子、梆子与板鼓等民族乐器，民间风格浓郁、音乐形象鲜明、情绪健康向上，受到了欢迎。还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检阅中涌现出的这些作品都是从部队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的，并紧密地结合了部队当时的各项政治任务。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华东军区各部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1952年8月1日至8月11日，我军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文艺竞赛会演。、、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的竞赛项目有军事体育、球类、田径、游泳、文艺、杂技等38种。其中的文艺竞赛即“八一”运动大会文艺比赛，也称文艺检阅，或称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这次文艺检阅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节目，其中30多个节目获奖。这包括歌曲《我是一个兵》（中南军区）、《歌唱二郎山》（西南军区）、《我爱我的祖国》（中南军区）、《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西南军区）等。这些作品较全面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的战斗生活，以质朴、直白、生动的音乐语言赢得了官兵的喜爱，在当时的部队音乐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些作品还出自业余作曲家之手，体现了部队业余作者的创作水平。一些音乐作品如《我是一个兵》《歌唱二郎山》《新疆好》《人民海军向前进》等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旅音乐的代表作，并得以广泛传播，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成为这一时期我国音乐的经典，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人们。
从1953年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音乐作品仍不断涌现。例如，晨耕的《告诉我，来自祖国的风》（蔡庆生词）、女声独唱《中朝友谊之歌》（《告别朝鲜》）、刘炽的《我的祖国》（乔羽词）和《英雄赞歌》（公木词）等大量作品都以不同形式延伸与深化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英雄主义的音乐主题。尤其是《我的祖国》与《英雄赞歌》以对祖国深厚真挚的爱及那种英雄性与悲剧性的崇高感，给人们以极大鼓舞。
这一时期，进军与开发边疆的历史事实在音乐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尤其是《凯歌进新疆》《新疆好》《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作品作为进军开发边疆地区的战歌，不仅记录了我军向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历程，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军旅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载歌载舞的《新疆好》（刘炽曲，马寒冰词，1951年西北军区首演，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一等奖）是大型歌舞《团结建设新新疆》中的一首作品，作曲家是根据维吾尔族民歌改编而成的，其中每一乐句都采用弱拍起唱，在保持一个固定的切分节奏的同时使这种弹性的节奏贯穿始终，曲调优美欢快，富于动感，使整个乐曲具有浓郁的新疆地方特色。与我军进军开发新疆相关的歌曲另外还有很多，1954年由马寒冰作词、李巨川作曲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也是一首具有影响的歌曲。这是一首富于舞蹈性的抒情歌曲，具有浓郁的新疆民歌风格，旋律明快、奔放，充满着喜悦，描绘出一幅草原牧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生活的美丽画卷，同时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抒发了作者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中运用了新疆民歌中常见的衬词“来”，使那种内心的喜悦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从而进一步揭示和深化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充分表达了那种扎根新疆、志在远方的军旅情怀。由洛水作词、时乐髯髑的《歌唱二郎山》就以饱满的热情颂扬了筑路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意志。歌中唱道：“二郎山，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公路修到。”这首歌是作曲家为西南军区文工团1950年底慰问筑路部队而创作的，其曲调原为大合唱《千里跃进大别山》第五段“盼望红军快回家”的第一部分，这个曲调吸取了豫剧的音调特点，因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歌曲素材精炼、形象鲜明、风格统一、曲调流畅、脍炙人口。李伟的《劈开雀儿山》（高平词）也是一首记录人民修筑川藏公路的歌曲。由魏风作词，罗宗贤、时乐髯髑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也是一首与人民进藏相关的歌曲，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音乐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的单乐章合唱作品之一。还有一首与人民进藏相关的歌曲，这就是高如星、孟贵彬创作的《藏胞歌唱》（洛水词）。如果说《歌唱二郎山》《劈开雀儿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直接表现了我军进藏的艰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那么《藏胞歌唱》则通过藏胞对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赞颂，热情讴歌了我军进藏的历史功绩。
在和平时期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塑造我军形象、表现军魂之美的歌曲也不断涌现。绿克的《人民海军向前进》（集体作词）正是伴随着人民海军的诞生产生的，是新中国最早塑造我军英雄形象、表现军魂之美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为再现二部曲式结构。第一部分由“起承转合”的四乐句构成。音乐以明朗的bB大调风格，用节奏明快、结构方整的乐段，塑造出了共和国海军那种威武雄壮、英姿飒爽的崭新形象，听起来犹如一支严阵以待的强大舰队，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第二部分由两个不同音乐性格的结构段落构成。前部由（bB大调）平行小调g小调的两个乐句构成，音乐紧凑但又具有一定的抒情性，给人一种机智、果敢的艺术形象，与第一部分明朗的音乐风格形成对比；后部则是第一部分后两个乐句的再现并回到bB大调，故音乐在结构上形成了首尾一致的统一感。歌曲在风格上并未刻意追求民族风格，而是力图凸现音乐的时代特点。不难发现，这种鲜明的时代风格与我军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一伟大转变相吻合。这种大小调的交替不落俗套，具有昂扬奋发的时代风格。因此，这首歌曲作为我军军乐队的保留曲目，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标识，成为人民海军英雄形象的写照，也充分表现出了共和国海军作为威武之师、正义之师的军魂之美。
军旅音乐歌剧创作熠熠生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剧作品有很多优秀之作，如小歌剧《送草帽》（路坎编剧，史更初、娄生茂谱曲，1949年10月前后63军文工团首演）。通过我军战士为解放区群众做好事从而得到群众信任的过程，表现军爱民、民拥军的深情厚意。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辛鹰编剧、作曲，1950年西南军区文工团首演）是根据诗人李季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改编的。该剧情节动人，曲调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以“只有彻底闹革命，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为全剧主题。后来，李漠重新整理剧本，时乐鳌⑴3理加工音乐，在1950年由重庆联合图书出版社出版。《海防前哨》（张风一、符加雷、夏冰编剧，王锡仁作曲，11军文工团首演）作于1950年，表现了海军初建时期的英雄事迹，是较早的一部以海军生活为题材的歌剧作品。《》（赵寰、梁立柱、晓华、丁洪编剧，庄映、丁毅作曲，1951年中南部队艺术学院首演）是解放后较早把战斗英雄搬上舞台的歌剧作品，后改编成话剧和电影。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歌剧《打击侵略者》（宋之的、丁毅、魏巍编剧，沈亚威、秦西炫作曲，1952年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演）。这部歌剧曾引起很大反响。此外还有与抗美援朝相关的舞剧，如《母亲在召唤》（肖民作曲）、《罗盛教》（陆原、田耘、陆明作曲）等。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我军音乐，还有一些是为适应对敌军事斗争的需要，鼓舞士气，进行政治宣传而开展的各种歌咏活动及部队文艺团体赴朝的慰问演出中产生的。这些亲临战地的歌唱作为抗美援朝战争回声，更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更充满战争的火药味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作为赴朝参战部队中一支重要的文艺力量，是在原四野十五兵团文工团基础上组建起来的。1950年7月，四野十五兵团文工团随部队北上到达安东，并改称东北边防军文工团，为鸭绿江沿江待命部队演出（演出的节目有《血债要用血来还》《保卫和平》《幸福山》等）。1950年12月文工团奉命赴朝到达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并为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进行演出（曲目有雪立、李术编剧，牛纯仁作曲的小歌剧《哦妈尼》等）。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在朝鲜战斗、生活了8年，直到1958年10月在平壤演出大型歌舞《志愿军战歌》后回国。一位论者曾这样描述：“他们于1950年冬迎着风雪严寒和炮火硝烟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国土。1958年秋，他们又在鲜花似海、歌声如潮、难舍难离的氛围中挥泪告别了亲如手足的朝鲜人民回到了祖国。他们是一支政治坚定、艺术精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八年如一日，战斗在朝鲜前线的一支文艺轻骑。”在朝鲜的八年中，这支文艺队伍组织了许多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还深入前沿阵地，为志愿军战士演出，创作演出了小歌剧《哦妈尼》、大型歌剧《和平战士》（雪立编剧，牛纯仁作曲）、歌舞剧《罗盛教》及大型歌舞《志愿军战歌》（白岩、王绍康、傅庚辰作曲）等大量音乐作品。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还从未间断业务的学习，与朝鲜艺术家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因而他们的业务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经过8年血与火的考验，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艺术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战士打击侵略者的斗志，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也为我军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此外，歌剧《星星之火》（侣朋编剧，李劫夫等作曲）和歌剧《长征》（李伯钊编剧，梁寒光、贺绿汀、郑律成作曲）作为两部非军旅作曲家创作的军事题材作品，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者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其选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唱出了坚毅、乐观的情怀，后广为传唱；后者则艺术性地表现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
影视音乐创作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上，发扬了五四以来和上世纪3、40年代的革命音乐传统，并借鉴西洋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创作经验，进行了电影音乐的创新探索，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如：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的影片《南征北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52年根据话剧《战线》（沈西蒙编剧，白文、顾宝璋导演，1949年11月前线话剧团首演）改编而成的，此片是新中国银幕史上不朽的战争史诗，大量的经典段落和台词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这部影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52年拍的黑白版，另外一个是摄于“”后期七十年代的彩色版。影片中敌我双方抢占摩天岭那一场，其配乐采取了敌我两个音乐主题交替使用，与敌我行动画面相匹配，形成了两组音画同步的艺术处理，构成了视听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些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为我国战争题材的电影作品配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器乐作品伴随时代脚步特点凸显
随着中国人民军乐团的建立，一批优秀的军乐作品相继问世，并囊括了我们国家、军队重大活动所需的全部司礼乐曲。《炮兵进行曲》（李伟作曲，王建中编曲，严晓藕配器），是由歌曲《炮兵进行曲》（李伟词曲）和《炮兵之歌》（李伟词曲）合编而成的军乐曲。此曲散发着一种与时代脚步相吻合的新气息，自1979年以后一直被选为国庆阅兵式上演奏的曲目，并出版了正式的总谱，成为军乐队的保留曲目。另一首被列为国庆阅兵保留曲目的军乐曲是根据歌曲《坦克进行曲》（李伟词曲）而改编的吹奏乐曲《战车进行曲》（李伟、王建中、魏群编配）。该曲以号角式的主题，构成了部队一往无前的行进形象，塑造出我军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崭新的使命。还有一首比较著名的军乐曲是《人民海军向前进》，此曲由同名歌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改编而来，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音乐标识。此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影响较大的军乐曲还有《检阅进行曲》（程音章编曲）、《运动员进行曲》（程音章曲）等。
这一时期还有管弦乐《我们的造船厂》（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创作首演），反映出了海军造船厂工人紧张而愉快的生活，在音乐语言上吸取和运用了民间音调，在演出中颇受欢迎。民族器乐曲《梆子组曲》较熟练地掌握与运用了唢呐、笛子、梆子与板鼓等民族乐器，民间风格浓郁、音乐形象鲜明、情绪健康向上，传播比较广泛。
歌舞剧作品迈出空前繁荣的步伐
为庆祝我军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华南文工团创作了大型歌舞剧《乘风破浪解放海南》（蔡余文、林韵、施明新作曲）。这部歌舞剧共分6幕8场，十分真实地、全景式地反映了我军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历程。这部歌舞剧共有25段音乐，包括《等待之歌》（周围词，蔡余文曲）、《练兵歌》（周围词，施明新曲）等歌曲和《船夫舞曲》《曲》《黎民舞曲》等纯器乐的舞曲。《乘风破浪解放海南》的音乐具有以下特点：音乐构思的史诗性；音乐与舞蹈的完美结合；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童话歌舞剧《幸福山》（丁毅编剧，庄映作曲，1950年中南部队艺术学院首演）以富有哲理的民间寓言形式赞扬了一对为民除害、保卫家乡的猎人兄弟。此剧艺术上突破了一般秧歌剧民歌加秧歌舞和话剧加唱的格式，使唱、说、舞、打，自然贴切地融合到一起，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歌舞剧还有：三幕舞剧《母亲在召唤》（胡果刚总编导，阮若珊编剧，肖民作曲，中南军区歌舞团演出）、中型舞剧《罗盛教》（陆静、张世龄、张文明、周凯编导，陆原、田耘、陆明作曲，1952年总政文工团首演，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艺术片）等、三幕舞剧《最可爱的人》（田呐、陈昊编剧，徐克等作曲，1951年作，前进歌舞团首演，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优秀奖）、大型舞剧《金仲铭之家》（隆征丘编导，龚隆昆作曲，1951年前线歌舞团首演）等。
此外，还有舞蹈《军民打青稞舞》（孟贵彬曲）、《陆军腰鼓》（张文明、聂茂林编导，1952年总政文工团首演）、《藏民骑兵队》（范蓬、薛天、汪泉改编创作，叶杨、张赫作曲，1952年西南军区文工团首演）、《炮兵舞》（张非、晨耕、高志强、孙道明编舞，晨耕、张非作曲，1952年战友歌舞团首演等。
我军的舞蹈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舞蹈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