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的小编为您带来的贾平凹散文秦腔（最新9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关键词： 贾平凹 乡土作品 情结旨向
乡土情结就是指集结在心里不会因空间变化和时间消退的对故乡的感情，这种感情比其他情感更持久，更坚固。中国的乡土情结由来已久，思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表达思乡恋乡之情。无论走到哪里，因为战乱，灾荒而被迫离开故乡的，对故乡的眷恋却不会消减，反而愈渐愈深。从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到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和当代文学大师贾平凹，他们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抒发浓浓的乡土之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无论身在何方贾平凹都忘不了自己的故乡。他出生于商州，自小受到这里的文化熏陶，和一群古朴豪迈的村人打交道，对这块土地及养育他的人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眷恋。
贾平凹谙熟商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他探寻商州的美妙，书写这里的山水，山石，明月，鸟叫虫鸣。他说：“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作家把笔触放在了从小生长的故乡——商州，就如绍兴之于鲁迅一样，故土成为他们永恒的记忆，源源不绝的灵感。如《冬景》中一共描写了郊外闲冬图、农村喜雪图、雪中对话图三个冬景图。一句“奶奶，电线肿了。”生动地写出了雪之大，让人忍不住幻想出一幅雪之美景，同时也体现了孩童的天真烂漫。《五味巷》描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象，春天，黄黄的，绿绿的，弥漫在巷中；夏日，男女老少都躺卧在巷道两旁；秋天，和着风雨听蛐蛐声；冬日，赏雪玩雪。《商州又录》开头写道：“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里走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这山恰似赋予了人性一般，犹如温柔的女子给予了贾平凹写作的“笔命”。《虚静村记》中对农村生活的书写极其平实。仄仄斜斜的屋舍，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着，有浓得像绿云一样枝叶交错的树木，U形的巷道，巷中还有一个甘甜的井。《月迹》更是别有一番诗情画意，把月光下的景色写得活灵活现，普通的景象愣是写出了别样的风采，月光悄没声地溜进来，像长了腿，在竹帘上爬……简洁生动地表情达意。一切都自然流畅，给人朴素自然之美。
在商州农村还经常可见闹社火的场景，棣话的社火与众不同，都以铁打了芯子做出玄而又玄的造型，有“哪吒出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高跷队、狮子队浩浩荡荡来回奔跑，沿街单位鞭炮齐响，划酒令，玩“老虎杠子鸡”，这些都是农村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村里有喜事，都要请剧团来唱大戏，“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世演大戏的”“这是村上定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秦腔》）。二水来帮麦绒凿墨子，灰灰来送狗皮，麦绒进厨房熬了两碗荷包蛋给他们吃，这些都是村上的习俗。打井还得请阴阳先生察看方位，明在江边，什么地方挖不出水呢，偏要形式一番询问：“有水没？”“什么水？”那自然是有水了还是长江水（《天狗》）。五魁用白虎星的谎话把女人从白风寨中成功救出。天狗吞月的传说，从上古的时候起，堡子里的人都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遭到不吉。于是妇女们就要在月亮快被吞掉之时，以擀面杖去江水里搅动，唱一种歌子，一直到月亮复出。赶场子是习俗，即轰赶阴鬼晦气。谁家要是住进新屋或觉得旧屋不安全，就要请人敲锣打鼓放鞭炮闹闹哄哄一场。招夫养夫是深山里的习俗，三月三乡会，女婿走丈人，农民们在这几天停止一切劳作，或于家享乐，或频繁地串亲戚。未成亲的女婿们皆衣着光鲜，提四色大礼去拜泰山泰水。“送路”就是女子出嫁时娘家举办的酒席，山地之人都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腊月正月》）。“成人节”是州河岸上唯一的庙会，重要程度仅次于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这时候人们都到静岗寺烧香、磕头。夜哭郎的迷信，在桥头贴一张夜哭郎，小孩半夜就渐渐不会哭了（《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在乡土作品中，表现了淳朴善良的村民也有愚昧、落后、麻木的世俗心理与国民劣根性。《小月前本》中才才虽然老实，干活勤快，但是死板，墨守成规，对王和尚百依百顺，面对王和尚的质疑和埋怨，不敢以理相争，没有主见，如小月所说就是窝囊，面对公社干部的询问，实话实说也吓出一身冷汗。王和尚面对门门租借抽水机一事不置可否，咬定这事不行，事后还充面子，尽管心里干着急，但还是不肯向门门租借。在他们眼里农民只要有土地，种好庄稼就可以了，不要有别的念想。改革的浪潮对商州的文化习俗、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有陈旧思想的农民和儒家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阻碍，作家通过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一系列故事。韩玄子当着王才的面拿排场，认为自己曾是他的老师，德高望重，有学识，一无所知的王才凭什么比得过自己，这就是狭隘的心理意识和思想保守僵化，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王才改革。当桂兰指责灰灰，身上都快臭了，让他把衣服脱下来洗两把水，灰灰就只能以自己是农民给自个找台阶下，农民这个代名词就成了他们为自己顽固守旧开脱的借口，使自己与城市人彻底区分开来的理由。夏风他出去以后就忘了本，他不喜欢传统文化秦腔，还让自己热爱秦腔的媳妇白雪到了城里后，不再继续唱下去。最后不但和白雪离了婚，还和父亲产生了争执，因为自己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故乡村民的守旧、顽固与新时代的新思潮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墨守成规的人只能靠老一辈留下来的祖业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像专业户这样的人的出现。不满足于现状，想要大展宏图的人可以把致富之道带入故乡，带领大家一起富起来。这就是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和碰撞而展开的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
贾平凹在乡土作品中，通过表现一个个鲜活人物的生活命运，揭示农村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艰巨性。《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放弃经营土地，养狐狸，卖豆腐，最后都不了了之。几经失败后进城打工，桂兰追到城里，可鸡窝洼传出桂兰跟禾禾私奔的谣言。灰灰难忍屈辱，等桂兰回到家时，两人产生了激烈的争斗，桂兰只好到后山帮忙，等候禾禾回来。灰灰在养蚕上获得了成功，最终，他将手扶拖拉机、压面机等新鲜玩意儿带进了山村，与桂兰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禾禾创业的艰难，灰灰守旧的顽固，两个家庭的破碎，以及重新组合，让我们看到农村变革势在必行。不改变灰灰和秋绒那种仅仅满足于不饿肚子，整天围着石磨转的落后狭隘的思想，社会变革进步都是空谈，农村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禾禾、桂兰这样的开拓者，像灰灰、秋绒一样守旧的农民终将抛弃一切世俗观念，阔步走向农村社会新的未来。
贾平凹的众多作品对故乡的精彩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浓浓的乡土情结，其中不仅展现了家乡的美丽山水、丰厚的文化底蕴，更让我们体会到了故乡的魅力、人物的灵动，看到了他对故乡的那种深刻的忧虑和思考。在改革进程中，远离文化城市的农民思想依旧有些落后，为了能够共同致富，找到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大家不再仅仅满足于吃得上饭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要跟进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因此，商州成就了贾平凹，贾平凹的乡土作品也为商州增添了明媚的色彩。在他笔下，商州这块富饶之地正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贾平凹。贾平凹中短篇小说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摘要自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贾平凹的《秦腔》就备受关注。在《秦腔》中，作者通过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为自己的故乡立了一块碑。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作品饱含着作者隐隐的哀伤，面对着曾经的故土，他已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属，他的故乡乃至当代整个中国的乡土精神都处在迷失中。
关键词：《秦腔》 精神归属 精神迷失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秦腔》是贾平凹完成于2005年左右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清风街一系列凡人俗事的描写，展现了家乡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的进程。在《秦腔》里，作者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新世纪以来，在当代中国，农民将何以为生？哪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小说正是表现了“新乡土中国”历史时空下的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关于“新乡土中国”怎么继续发展的困惑，尤其是对当代中国乡土精神的关注。
《秦腔》对乡土精神的关注，主要表现为时代大背景下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在《秦腔》里，这种观念冲突主要体现为土地观念、文化观念和道德观念。新一代的农民在成长，他们的观念在现代化浪潮的洗礼下正在逐渐偏离古老的农业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不再死守土地，死守乡村，和勤劳朴实的祖辈们相比，他们更向往外面的世界，于是就有了外出务工，就有了田地荒芜，就有了乡村的寂寞荒凉。乡土精神作为一种传承久远的支撑农村发展的中流砥柱，再也没有往日的坚强功能，它开始变得软弱、颓废，在引人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毫无疑问，贾平凹很好地看到了这一点，通过一部《秦腔》，他把乡土精神的迷失揭示得淋漓尽致。下面，笔者将具体论述一下《秦腔》是怎么体现乡土精神的迷失的。
一 两代人的土地观念
在《秦腔》中，老少两代人对土地有着不同的观念，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以夏天义为首的老一代农民和以夏君亭为首的新一代农民的冲突中。夏天义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对土地是极为熟悉和喜爱的，所以他离不开土地，他觉得一个农民就应该本本分分地种地，其他都是歪门邪道。他以老迈之身，还要去改造七里沟，除了闲不住外，还有他骨子里对土地的热爱。他吃土的细节以及最终死于七里沟地震的描写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隐喻了夏天义这代农民与土地与乡村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感，他们是农村传统的坚定捍卫者。而夏君亭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年轻、有力气，但是却不愿把青春献给土地，在夏君亭的观念里，土地并不是根本，土地仅够维持温饱，却不能使农民富起来，怎样赚钱发家，这才是根本。所以当秦安提出要淤七里沟时，他坚决不赞成。他说：
“就是淤地，淤到啥时候见效？就是淤成了，多了几百亩地，人要只靠土地，你能收多少粮，粮又能卖多少钱？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
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淤地种地，而是怎么从事商业经营，只有走商业化的道路，农民才有可能富裕起来，农村才可能繁荣起来。夏君亭的话不无道理，农民要想富裕只靠土地确实不行，但是认真想想，农民都不种地了，都从事商业活动去了，那么地由谁来种呢？没人种地全国人民又吃什么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夏君亭不会意识不到，只是眼前的利益吸引了他的眼球，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土地和发家致富，他选择以发家为重点。他不顾夏天义为首的老一辈农民的反对，在村里建起了农贸市场，并且生意很兴隆，实现了他的发家梦。在大人的影响下，孩子们的土地观念也在变，如：书中有夏天义与文成等孙辈的对话，当夏天义给他们讲祖先如何逃荒来到此处开垦第一块土地和创建村子时，孩子们却埋怨祖先为什么没去关中大平原和省城；当夏天义讲述他们这一辈人如何修河滩地、建大寨田等光辉业绩时，孩子们反而埋怨他为何不把清风街作为县上炼焦炭的基地，否则清风街已经是座城了。夏天义企图用劳动改造他们，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是老一辈农民的悲哀，也是土地的悲哀，土地再也留不住农村年青一代的脚步，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农村，汇入城市，经商的经商，打工的打工，任家里的土地荒芜。老少两代人土地观念的冲突，表明了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走向没落，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新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淡漠而来的，必是乡土精神的迷失。
二 文化观念的改变
老少两代农民土地观念的冲突，表明土地已经留不住青年一代农民了，但这还只是生存意义上的土地。在《秦腔》中，两代人不只是土地观念有别，文化观念也是不一样的。由土地派生的土地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在《秦腔》中这种传统文化表现为秦腔戏曲，也遭到了新一代农民的抛弃。秦腔是秦人生命力的体现，它感应着秦人的生命搏动，在它苍凉悲壮的唱腔中流动着生命的旋律。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曾这样说秦腔：
“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
我觉得这可以作为贾平凹对秦腔，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具体到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贾平凹认为，“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可以说，秦腔是秦地人民的精神寄托，是秦地人的文化象征，懂秦腔的人在秦地人眼中便是文化人。1983年，贾平凹在写散文《秦腔》时，是怀着满腔骄傲来叙述的，在这篇散文的末尾，他说：
“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实在不逢年过节，他们就会要合家唱一会乱弹，你只能点头称好，不能耻笑，甚至不能有一点不入神的表示。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
80年代的秦地，秦腔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依然是秦人文化的代表，而到了贾平凹写小说《秦腔》时，秦腔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秦腔》中可以看到，虽然尚有人保持着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喜爱，比如夏天智和白雪：一个是秦腔的忠实听众，一个是秦腔的名角，夏天智有事没事高兴不高兴都要听秦腔，白雪为了秦腔艺术宁愿不去城里。但是新一代农民普遍不喜欢秦腔，他们被流行音乐所吸引，秦腔曾经的地位正在被通俗歌曲所取代。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夏中星组织剧团下乡演戏，热热闹闹地敲锣打鼓去了，没想到每到一个地方，人却很少，有时甚至没人看。如小说中所写的：
我说：“你们做演员的还有脸红的？”那演员说：“演员总该长了脸吧？中午演到最后，我往台下一看，只剩下一个观众了！可那个观众却叫喊他把钱丢了，说是我拿了他的钱。我说我在台上演戏哩，你在台下看戏哩，我怎么会拿了你的钱？他竟然说我在台下看戏哩，你在台上演戏哩，一共咱俩个人，我的钱不见了不是你拿走的还能是谁拿走的？”
贾平凹以他惯用的幽默写出了秦腔的没落，让人笑了之后有说不出的心酸。与秦腔的以前受欢迎相比，今天的秦腔可谓是前景黯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在日新月异，农村也被现代化一点点地侵入，传统的文化被人看作是糟粕，新兴的文化则成为宠儿。如小说中写白雪和夏风所生的孩子是个畸形，他们最后也离了婚，这些都说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结合的不可能，爱听秦腔的夏天智最后患癌症死去，这既是一种身体之死，也是乡村文化之死，昭示了以秦腔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三 道德观念的丧失
伴随着秦腔没落的是乡村文化的丧失，新的文化试图在乡村建立起来，然而新文化秩序的建立必然需要时间，仅仅几首流行音乐还不能在农村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王国。在这样旧的已破、新的未立的情况下，乡村人的精神价值开始出现混乱，他们的道德观也在改变。老一辈的人，如夏家的老人――夏天义和夏天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生在农村、活在农村，贡献在农村，勤劳俭朴，重情重义，是老一辈人的道德楷模。新的一代不再这样生活，他们建农贸市场，开宾馆，出去打工、收破烂，一切以发财为目的，当然这无可非议，但是伴随着钞票而来的是男人沉迷于嫖娼，农村姑娘出去做小姐。村人不再孝敬老人，夏天义的儿女为谁来赡养老人闹得不可开交，把传统的“百善孝为先”丢得一干二净，农村作为中国的最后一块净土不再干净。针对君亭的嫖娼行为，赵宏声送给万宝酒楼这样一副对联：“忆往昔，小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孩子一帮；看今朝，白米饭王八汤，孩子一个老婆一帮。”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有力讽刺。跟男人们的这种道德迷失相对应的是清风街上的女人，她们一改中国传统的东方女性的坚守贞洁贤惠奉献的品性，有些女人出去做小姐发财；有的女人靠打牌来虚度时光；而一些对生活丧失信心的女人如瞎瞎媳妇，她有时间就到南沟庙里烧香拜佛，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菩萨身上。
如果说以上举的例子是农村一些没有文化的人的所作所为，那么笔者可以再举一个有文化的人的例子：在省城工作的夏风，可以说是有文化的人，平日里也为乡里所称道，可是当白雪生下一个残疾的孩子时，他却没有体现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道德情怀，他扔掉了孩子！这不该是一个为人父者的所作所为！夏风本为农村人，却丢掉了农村人应有的淳朴！连夏风的父亲夏天智都看不下去，后来夏风和白雪离婚，夏天智声明和夏风断绝父子关系，并把家里的一半房子给了白雪。老一代人的道德观念是多么令人崇敬，而新一代人的道德感又是那么令人不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还是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侵入，新的一代的道德观念在随着转变。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疯子引生。引生并不是真疯，他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可以做简单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只是因为喜欢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被清风街的人视为疯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单纯的人，是中国农村传统道德的维护者。因为暗恋白雪，他处处维护秦腔，认为秦腔是美好的东西，他有一种朴素的道德感，而他的这种朴实的乡土精神，却正在被人抛弃，他也就成了罕见的、成了不被人待见的疯子。他的自残，是人格上的缺失，更是一种乡土精神的迷失。那么，随着当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确立，农村人的道德归属在哪里？这是作家用小说的形式提出的一个农村社会问题，一个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两代人之间土地观、文化观、道德观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怎么坚守，农村已留不住农民的脚步，农村的本质精神正在遗失。贾平凹由秦腔提出了自己最为迫切的精神关怀。他通过对清风街上琐碎俗事的描写，在不动声色中展示了秦地乡土的大裂变，展示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和破坏，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说：
“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他的《秦腔》不仅是棣花村的一块碑，更是整个中国传统乡土农村的一块碑，这块碑给予了我们对传统乡土文化精神的无限缅怀，同时也让我们深刻思索未来的乡土发展之路应该走向何处。可以说，《秦腔》体现了作者情感与理智相矛盾的文化心理。作者虽然冷静描写了农民纷纷逃离土地乡村的历史大趋势，但其中却饱含着深深的隐忧，作品中弥漫着作者对田园荒芜、乡土文化道德衰亡的深深哀悼之情。从整体来看，《秦腔》是一首乡村传统失落的悲歌，是一首当代中国乡土精神迷失的挽歌。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编号2009BWX005。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贾平凹：《秦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贾平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4] 贾平凹：《秦腔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近两天看报，一个白领在网上列出自己每天吃药的清单，有十四种。或许她处在亚健康状态，想靠吃药预防疾病。不就有这样的广告吗：“预防流感，请用某某双黄连！”治病的药在没病时吃，对身体绝对不好。或许她小病不断，已经不相信自己的免疫系统了，靠药来解决不适症状。如去年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每天要吃八种药。
过度用药对健康长寿有什么不好呢？起码有四个弊病：1,中毒；2,依赖；3,失衡；4,迟顿。下面分别叙述。
1,中毒。杰克逊的私人医生说，杰克逊临死前注射过杜冷丁和，过量了，是累积的。过量就等于中毒。对于杰克逊来讲，很容易过，常量已经慢慢不起作用了。他的直接死因可能就是杜冷丁和中毒。
我一个学员讲他的同事，有一天突然得了尿毒症，之前也没有肾炎，原来他常年服用止疼药，这也是中毒。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全球用药不准确率超过50%,不准确就是药不对症和药量过了和药量不够，也就是说全球用药中毒率达33%,药不对症和过量用药不就等于服毒吗？
2,依赖。台湾歌星邓丽君，42岁死于泰国，杀手是哮喘。那也是对药物依赖造成的。她是歌手，签了合同，必须演出，但又咳又喘怎么办？只能依赖药物强压下去。那种药，含有激素和抑制中枢神经的麻醉品，只暂时消症不去病根。久而久之，她自身的免疫系统被彻底抑制，依赖的药物连消症也不灵了，结果犯了病，活活给憋死了。
我有个学员，是北京周边某市的政法委书记。他们要求24小时开手机，有几次深夜被手机叫醒，事处理完了，却再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就吃安眠药，开始还有效，过一段无效了，安眠药就升级。两年过去了，他现在已经离不开安眠药。
3,失衡。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郑咏，我们认识24年了。20年前，她身材很好，唱功也有进步，是一位难得的抒情女高音适合扮演众多歌剧的女一号。一次要去新加坡开个人独唱音乐会。一周前，得了重感冒，嗓子化脓，眼看就要演出了，郑咏求医生想办法。医生只能用激素，直接注射在嗓子里，强压下了病症。音乐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可郑咏的身体，从此失衡了，体重猛增。后来错失了不少歌剧的好角色。其实那时应该取消演出，既使签了合同也不用赔，这算不可抗力。可惜她那时不懂高效药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3年前，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开音乐传媒课，有个女生，身高1.67米，体重120斤，觉得自己胖，吃一种新出的减肥药，12周后，她突然瘦了，我警告她，这样很危险，会失衡的。她说现在才98斤，还没达到目标。我问标准是多少？她说怎么也得90斤以内吧！过一周，她来上课，老趴桌子上，我问怎么了，她说最近过敏，吃了扑尔敏，药劲上来了，犯困。我说知道为什么过敏吗？就是因为减肥失衡，身体免疫力下降。你要再减，离大病就不远了。她说赵老师，吓唬谁呀？第三周，她没来上课，第四周、第五周也没来，第六周来了，说真让你说着了，大病一场，白减了，又反弹了。
4,迟顿。作曲家王酩就是因为离不开药，造成他的内感迟顿，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其实人的免疫系统有报警机制，只要身体有重症，它就会报警，让你有不适的感觉，这样会赢得宝贵的抢救或治疗时间，而老吃药，这套机制就失灵了，病很重了，却没有不适的感觉，结果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以上四类药弊我为什么多举音乐家的教训？是因为他们在健康知识上有盲点，别看他们在音乐上是大师专家，天天守着音乐这么好的药，却非乞求于有负作用的化学合成药，真是捧着金碗要饭。
药是治病的，为什么还会吃出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中毒，古谚讲：是药三分毒。但当你有病时，可以以毒攻毒。可有时病轻了，或好了，但药量没减，这不就等于中毒吗？尤其是没病把药当保健营养品吃的，更得慢性中毒了。第二依赖。本来身上的小病免疫系统就能解决。但马上用药，就等于抑住了免疫系统。就像小孩子打架输了，大人来帮忙，结果小孩就永远依赖大人了。第三失衡。人体的系统是个动态平衡系统，哪出点小问题，它自己会调节，从而达到新的平衡。可如果用药猛了，在扬某一系统的同时，必然会抑某一系统，这样就造成了身体的失衡。第四迟顿。和现代化生活方式让人变懒是一个道理。比如，人本能的疼痛是非常敏感的报警机制，我们正是通过痛来知道身体哪病了。可如果老吃止疼药，我们身上这套系统就会麻木，到时身体真有大事了，它也不会报警了。
其实，一个好的医生在给人用药时，一定先知道此药的副作用，这样才能安全用药。药是有利，但“利兮弊之所伏。”
给贾平凹开乐方
贾平凹自称有乙型肝炎。发病最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他没日没夜地抢写《废都》,据他自己说，“搔秃了头皮，掏空了身子。”其实养养也没什么大事，但没想到《废都》引来了一片批判声。后来书也被禁了，又开禁了。虽说贾平凹还有自由身，但精神郁闷，郁闷最伤肝，所以他那时候肝炎最重。
《废都》之后贾平凹又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如《秦腔》、《高兴》、《白夜》、《土城》等。这对舒解他的郁闷之气多少有些帮助，但那也劳神呀，所以他现在感叹：写不动长篇小说了，四十岁写《废都》时有激情。
贾平凹可以不写小说了，有一部《废都》足够了。我觉得《废都》是新中国61年来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可以和钱钟书的《围城》相媲美。再往后，贾平凹可以远学巴金，近学王蒙。巴金懂养生之道，不写小说了写《随想录》,这样可以将中及前的郁闷之气舒散开来。后来评价巴金最具自我批判精神，除了说办博物馆外，也将自己在中不光彩的事抖落出来。其实这是养生妙道，“说破无毒”。如果那些龌龊老郁在心里，时不时折磨着巴金，他怎能活100岁呢？王蒙呢，也不写小说了，写上了《老子的帮助》和《庄子的快活》,直奔道家养生了。庄子活了八十多岁，老子活了一百出头，王蒙现在是舍七奔八的主儿，再过几年就八十了。
从治肝火的角度说，贾平凹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千万别为了证明“我是最牛的作家”而写。即使写，也要白天写，切不可像写《废都》似的子时还在写。可以学学同城的作曲家赵季平，人家就上午写作，下午去音乐学院履行院长的职责或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义务。晚饭后，和夫人双双在小公园里遛弯儿，到点就睡，决不熬夜。
贾平凹最好别去当大学研究生的导师，学生的论文指导、找评委答辩、给学生联系工作，这些事太烦人，这里的无奈、委曲求全所产生的郁闷远远超过了给学生“授业解惑”的喜悦。最好《美文》主编也辞了，辞不了，就像巴金，挂着《收获》的主编，什么事都不管，大撒把。
贾平凹现在的书画值钱了，总有人提着钱向他索字画。从养生的角度看，书法是正道，但卖字画就抵消了。以后不卖了，自己写着玩儿。特好的哥们儿就送。贾平凹说：怕肝炎传染，亲人间的拥抱都不敢。太过虑了，没事儿，亲人之间的肌肤相亲还有助于肝脏的恢复呢。只是吃饭分餐就行了。
贾平凹在小说里老爱写埙，估计他也会吹点儿，但吹不如自己唱“wu”,找一个秦腔过门曲调，循环往复，每天唱一小时，伴着在湖边散步，用中低声，这样共鸣会起到按摩肝脏的作用，帮助排除肝脏里的毒素。
现在西安也有音乐厅了，如果贾平凹每周能有三晚在那听原声态的交响乐，让演奏员的态与观众的态在自己周身环流，养肝最好了。
音乐助受孕
曾有一位育龄女性，自己和男方生理上没任何问题，就是怀不上孕。我判断是因为压力过大，于是我用音乐养生的方法帮她减压，结果半年后成功受孕。但具体是怎样的心理生理机制，我说不清。今天看2010年8月16日《科技日报》转载国际《受孕与不育》杂志上的报告，我终于有了答案。
英国牛津大学塞西利亚・派珀尔博士领导的科研团队，给200多位18岁至40岁的育龄女性做追踪调查，发现她们一旦处在压力状态下，肾上腺分泌水平就会增高，而这时她们受孕率比无压力的女性低12%。塞西利亚・派珀尔说：“受孕期情绪紧张降低了妇女受孕几率。”
其实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本能在起作用。如果人类处于战争期间、荒灾年代，育龄女性受孕率就会低于常年，因为这时即生下孩子，也很难养大成人。于是，育龄女性就让自己处在压力状态下，肾上腺分泌水平增高，干扰了女性正常排卵，也很难受孕。
可是现在和平时期，女性为什么还会因情绪紧张而受孕率降低呢？现代人太脆弱，抗击打(尤其是心理)能力下降。8月1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个到北京工作刚第二天的姑娘，就因为超市误会，怀疑她拿了东西没付钱，被弄成了精神病。超市肯定不对，但她也不该拿超市的错误惩罚自己呀，可见她的工作前教育太温室化了。
随着《高兴》的出版，有一个人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刘高兴。春节期间在陕西商洛采访，本刊记者遇到了正在家中过年的刘高兴。
棣花乡贾源村
如今去商州，走西蓝高速，路确实顺畅了许多。不过，车子疾驶几十公里以后，高速路还是断了，不得不继续走312国道。
正月初八，笔者驱车沿着贾平凹《商州初录》中描写的路线一路前行，石头山的阴坡上积雪皑皑，崖壁上的冰凌长长地挂着，而路面却干燥平坦，少了翻越秦岭的恐惧。
车子爬坡下塬，需要不断地变换挡位，水箱的水温就挣着想开锅。车外柏油路白得晃眼，风很大，从暖暖的车里钻出去方便，立马冻得摸不准东西，情急中就憋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穿过一条长一公里的隧道，七扭八拐，黑龙口就到了。几十年过去了，看来在贾平凹笔下的那个黑龙口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多了个加油站和几间简陋的修车铺，公路两边仍旧是“低低搭起的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饼、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在这冬日的晌午，黑龙口显得冷冷清清，至于馍里还有没有虱子，就难知道哩。随着其它车辆逶迤而行，眨眼工夫，黑龙口这个令人恐怖的地名就被甩在了身后的山旮旯中。
经过商州不进城，沿右手的岔道朝东南方向直行，半个钟头就进入丹凤境内，不久，棣花的牌子就愣生生地悬于半空。
棣花乡有个贾源村，那是贾平凹的故乡，也是他新作笔下高兴的家。下车打探贾源村，路人反方向指点：朝回走两里地，从岔道进村就是。或许是年节当间，整个村子阒然无声，难道农闲季节，连人气也跟着冬眠了？想找个人指认贾、刘二家，愣是找不到一个路人。村中有一小店，店主懒洋洋地用手在空中比划。终于，在只能容一个架子车通行的巷道里，记者找到了贾平凹的家。不知是哪个顽童好事，在斑驳的门扇上用红色粉笔书写：“贾平凹老宅”。
这里其实是贾平凹父亲上世纪60年代盖起的新房，真正的老宅在村子塬下。老宅给了平凹的大伯，现在翻新后住着平凹的叔伯哥哥贾君善。“房子重盖了，不过房梁和椽还是老宅过去的。”贾君善说。君善一家极热情，进门不吃饭就别想离去。屋后有棵壮树，据说平凹笔下的那块丑石就在树下，但遗憾的是如今被沙石掩埋着，难得目睹。君善说，年三十平凹回村祭奠父母时来他家坐了坐，随后就回西安了。
料想贾平凹不会在棣花，此次来访一是想感染贾氏的文气，二是奔刘高兴而来。从平凹家顺道而下，落差有一院房高，下面第一个院落就是高兴的家。院子地面上晒满了中药板蓝根，一只怀孕的土狗耷拉着肮脏的晒着太阳。
高兴的媳妇小巧活泛，自始至终绽着笑。屋里昏暗，便显得更加凌乱，高高的板柜上矗着从城里拾来的两个一米高的音箱，显得突兀而又滑稽，据说根本是摆设，从没叫唤过，一侧墙上悬着三个老式相框，里面有不少高兴和贾平凹的照片，下面张贴着一些媒体对刘高兴的报道。
媳妇找来高兴的名片，说他不知上谁家串门了，让记者给他打电话，但电话关机，媳妇便说自己去找。
等高兴等得无聊，翻弄起他的名片。名片印制得很蹩脚，图片色彩晦暗，只有“39所煤店刘高兴负责人”几个字还算耐看。仔细端详后发现，原来照片上的两人是刘高兴和贾平凹。
现实中的高兴
“坐坐坐，我就是高兴。”一进院门，高兴就高声招呼起来。他背着陕南的那种背篓，言说去地里采摘板蓝根了，新买的手机由于不会用(事前他媳妇说，可能是欠费停机了)，所以大多数时间处于关机状态。高兴的个子一米七八，偏瘦，但精神头不错，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要让人看得起的神态。
高兴原名刘书祯，1951年生，比贾平凹大一岁，由于两家沾点亲，幼年同住在一个院里。1971年，高兴当兵远走东北，贾平凹则到西安上了大学，“从此俺俩各奔东西，命运也从此天上地下。”高兴打趣地说，“如今他成了著名作家，我成了拾破烂的”。
在高兴当兵的5年里，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兴复员回来，首先去找的人是已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贾平凹。“我们一起去逛钟楼，谝少年时代的趣事轶闻。后来我回到棣花，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这之后的高兴就如贾平凹所说的：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2002年，五十岁出头的高兴追随儿子到了西安，和儿子一起蹬三轮车卖煤。然而父子俩总是尿不到一壶，高兴就只身捡起了破烂，“拾破烂没有技术含量，立竿见影，当天就能兑换成现金糊口，比要饭体面多哩！”
据高兴讲，他这一辈属高字辈，由于在棣花的生活一直过得惜惶，知天命之年他进城后决定改名，为图吉利遂叫了刘高兴。2004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里面的人物原型中就有他们一家四口，文中总耷拉着黄鼻涕的书正即是高兴。《秦腔》问世之前，高兴就在西安了，有一天他辗转找到了贾平凹的家，说自己现在改名叫刘高兴了，并述说自己在西安拾了几年破烂。谝闲传中，贾平凹萌生了要以高兴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欲望，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贾平凹写作《高兴》的当间，高兴也动了要写贾平凹的念头，而且说写真就写了，短短两个月写出了一部3万字的《我与平》(平是村民们对贾平凹的昵称)书稿。虽说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评说高兴的文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式的，错别字很多，但过去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写这样的文字发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写了只能是一种浪费精力和时间，可我能让他不写吗？”高兴却不以为然，他说：“说实话，我自小就喜欢写，只是命运剥夺了我童年的梦想。写书并不难，咱有生活，过去的事烧成灰都遗不了。难就难在文字还得锤炼，没有平写的吸引人，如果有人给咱发表，我会写出更精彩的东西。”高兴自认为在学校那会儿功课比平凹好，“俺班上的黑板报都是俺俩给办的。”用高兴的话说：俺俩是两块同样的瓷砖，只不过命运把平贴到了灶台上，把咱贴到了厕所里。
高兴言语幽默，说话不假思索，怪话趣语里透着不羁的智慧和桀骜，他谝闲中的惊人之语，往往被默不作声的平凹“偷”了去，写进了书里，比如他说过：“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目前就连他这个五十多岁的人都进城打工了。平凹称高兴为：嘴儿匠。
高兴也有烦恼
高兴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言和平凹是发小，理当平起平坐，“作协主席
是他的职务，就像我是煤店的负责人一样，私下里我们永远是兄弟。”但他也笑着透露，自己小学时高平凹一级，到了初中留级与平凹成了同班同学。高兴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在商州成了家，过着自家的日子，所以见面的次数很少。高兴自打到了西安，把媳妇也接到了城里，做着一份保姆的工作。据说他媳妇的饭量大，第一家主顾只好让其走人，现在在另一家照顾着一个孤寡婆婆，管吃管住月工资在千元，不比高兴挣得少。
或许是受了贾平凹以文字赚钱的感染，高兴也尝试起舞文弄墨，家里的墙上贴着不少他的墨迹，其中抄录贾平凹的《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最为引人注目，但字还处于认得出的范畴。有一年春节， 他为家里写了一副对联：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虽不工整，却趣味盎然，骨子里透着黑色幽默，据说此联得到过贾平凹的好评。也许是为了表示对贾母逝去的孝道，今年春节，高兴用黄纸写了一副对联：日照华堂添富贵，春临吉宅求平安。此联为他人之作，但横批却出自高兴之手：高兴人家。
表面上看，高兴是个苦中作乐的主，但骨子里他也有剪不断的烦恼，因为他是个正常人，正常人就有正常的期望和梦想，正如贾平凹笔下高兴的自述：“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高兴自言在城里有吃有喝有的看，没啥不快乐的。他想不 通城里人住好房，开好车，吃穿挑剔，咋还有烦恼？现实中，将无所谓作为口头禅的高兴也有所谓，也有烦恼。“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高兴自我评价。自打写了《我与平》后，他向记者坦言，“脑 子好像一下子空泛了，不知道该写啥哩？”
记者劝他不要着急，平凹构思要比写作时间长得多，有感动才能有文章，你比平凹强多哩，平凹初写小说时屡遭退稿，无奈让编辑稿子不用就丢进纸篓，别再退稿到学校让他难堪。而你刚写出的文章就有人追着为你发表，这都是平凹为你犁好了地，你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没错，没错。”高兴听了很得意，言说他 下半辈子的期望和奋斗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像平凹一样不愁吃喝写文章。他翻出了《望周刊》递过来，脸上透着狡狯的自豪，那上面节选发表了他的《我与平》。
贾平凹的《高兴》
曾记得2005年贾平凹在《秦腔》出版后放言：近几年不会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会多写些散文。没想到，两年里他竟又写成了一部35万字的长篇《高兴》。该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以及高兴与之发生恋情的孟荑纯之间的感情纠葛。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俩注定是两根延展的铁轨，永远不可能交合。
故事里高兴说：“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 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这种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自我解嘲心理，使高兴表面彰显出一股子乐天情怀，但他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这或许就是人的双重性格。他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肾脏在韦达的身体里活着，把韦达当成了兄弟和朋友，亲如自己的身体。但后来当他获知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失望便像潮水般袭来。这寓意着高兴这个来自农村的拾荒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而这座城市对拾荒者命运的忽视也无法改变。正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黄八所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 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呢？”
穷则思变，凄惨的命运迫使社会底层的人寄希望于大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现有处境，贫富的日益扩大，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撞击着他们脆弱的神经。从这一意义上说，刘高兴在小说中扮演着拾荒者们的精神领袖角色，他智慧风趣，幽默狡黠，且具有超常的生存韧性，时刻想着改变现状，让命运的船头调转方向。他耽于幻想，极富田园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面前却又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切肤的伤痛与落寞的悲凉。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燃一炷香，敬在佛前；再燃一炷香，敬在父母遗像前；然后出去吃了碗羊肉泡馍。”这是贾平凹在得知《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做的事，谈到获奖感言，他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茅盾文学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非同一般。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都先后获奖，贾平凹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此前，他的几部作品诸如《高老庄》、《怀念狼》等相继落选，以至于有朋友以“我国著名茅盾文学奖落选者”来戏称他。
尽管“习惯性落选”，贾平凹仍然笔耕不辍，一部又一部长篇接连面世。“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着近似宗教的神圣感。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但是路还很远，你仍然要往前走。”
贾平凹回忆当时写《秦腔》的经历时说，开工之前先烧了炷香，“这本书动用了我故乡最后一份资源――棣花镇。在写作过程中的很多上一辈人，现在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起那些人，那些人就开始活了，好像在眼前出现一样。所以我就烧了香，烟一直冲到屋顶上，直直一条线。”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贾平凹说自己是个农民，即便是进了城，也是城里的“农民”，即便是写作，也正如农民种地。而正是凭着“农民种地”般的勤劳与坚持，贾平凹在三十余载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留下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句著名的话：“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雪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则是贾平凹。”
而他的作品也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 “三农”问题，而与现在写农民工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不同的是，贾平凹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做到“不走眼”。
工作中的贾平凹难免执著，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懂得“放下”。近日，贾平凹的“御用评论家”孙见喜出了一本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书中爆出了贾平凹的婚变内幕。
原来贾平凹与前妻韩俊芳离婚竟是因为韩俊芳怀疑贾平凹有“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夏女士曾在一部由贾平凹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饰演角色，两人经常对剧本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来二往，这种互相欣赏被韩俊芳发现，韩俊芳无法忍受丈夫的“精神出轨”，决意要离婚。但贾平凹坚持认为他与夏女士只是纯粹的同志关系。问及夏女士究竟有多么好，贾平凹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夏女士善解人意、大方、潇洒、气质好，又尊重他，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因是否有“第三者”问题足足闹了八个月，最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贾平凹好几次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郭梅走进了他的生活。郭梅身高1.75米，比贾平凹整整高了10厘米，她曾经还是非常出色的模特。当时44岁的贾平凹最终与郭梅牵手走上了红地毯，婚后，还喜得千金。
“还要再拼十年”
贾平凹50岁生日时，曾说过“还要再拼十年”，而在过去的6年中，贾平凹果真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执著地向前走。“虽然大多数人一过五六十岁，好像慢慢就精力不济了，但是我是作家，作家就是要搞创作，而自己最喜爱的也还是创作。作家的创作是没有办法计划的，人心没尽头。”贾平凹如是说。而也就是在此期间，诞生了著名的《秦腔》和《高兴》。
【关键词】底层叙事；含义；意义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258-01
“底层叙事”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创作对底层人物或者底层社会的一种关注，也就是以文学所要表现的客体而言的。其产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目前许多国内外的作家都执着于“底层的叙事”，代表作家有约翰・斯坦贝、梁晓声、迟子建等，他们始终以一种人文上的关怀审视着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命运归宿等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样的作品特别容易和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际上，底层叙事实际上是一种既严肃又带有独特艺术效果的写作形式，它一直执着于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对社会中受压迫或者受歧视的群体格外的关注，并在现实严肃的前提下注重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
一、底层叙事的含义
要想了解什么是底层叙事，那么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底层”，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作者底层叙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作品的审美内涵。
首先，“底层”与“底层文学”的含义。“底层”的内涵是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其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著的《狱中杂记》中，这部作品中的“底层”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底层”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着不断变化，其表现的主要对象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由此可见，“底层文学”就是以“底层”为表现对象或题材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目前以底层人民大众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外都非常的炙手可热，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约翰・斯坦贝克的“工人三部曲”等。
其次，底层叙事的基本形态。目前学界对底层叙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文学的表现对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上，有些人甚至将其看作为社会斗争的主要工具，这实际上与底层叙事的形态密切相关。底层叙事主要分为四个形态：“现代性”批评形态、拓展阶级冲突形态、道德超越形态以及宗教救赎形态。其中“现代性”批评形态呈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在批评与坚守中诉说着传统文化，如贾平凹的《秦腔》；拓展阶级冲突形态实际上是对左翼文学继承和发展，这种类型的作品阶级之间冲突较为明显，如曹征路的小说《问茫茫》；第三种形态道德自我超越的某种倾向化，显示出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如许春樵长篇小说《男人立正》；第四种形态则是具有浓厚的宗教救赎味道，在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同样表现出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和反思，如贾平凹的《高兴》。
二、底层叙事的意义
底层叙事之所以引起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根本原因就是它表现出了底层民众最真实的生活状况可精神困顿，同时也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道德与金钱、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矛盾性，从而给予了读者心灵上的冲击。
首先，人物自身无可奈何的体现。纵观底层文学的表现对象，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无可奈何之中，在命运面前总是呈现出一种无力感，总是因为各种原因陷入无边无际的生活困顿之中。如贾平凹《秦腔》中的夏天义，他希望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保护那个即将走向凋敝和颓废的家乡，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徒劳的事情，因为城市化的进程浪潮几乎将原来的一切湮灭，乡村传统文化在无可奈何中不断地衰败甚至消失，而人在这样状况的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欲望对人“异化”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他们在欲望的引诱下不断地挑战着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最终成为了社会中的“异化”人。对“异化”人的描写表现出了作家对社会存在的黑暗面的一种揭露，他们用自己敏感且锐利的眼睛去发现生活和时代的顽疾，从而引起人们对社会底层的重现关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且目的性的揭露，它既表现出了作家本人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思考，也表现出了作家对社会底层大众的怜悯和同情，呈现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文学创作中的底层叙事描绘出了处于社会最低端的大多数，将隐藏在他们中间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困顿用叙述的方式呈现在了大众面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声但最具有朴素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写作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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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体切割联合玻璃体腔注药治疗感染性眼内炎的临床分析 钟海彬，李敏，赵昕
白内障超声乳化吸出术后迟发性虹膜睫状体炎的原因及处理 林华
改良鼻内径路泪囊鼻腔造孔术12例 杨得雄，李辉
多发性眼眶猪囊虫病误诊1例 黄光林
乙酰唑胺治疗视网膜脱离术后黄斑囊样水肿的疗效观察 姜世怀，王晓莉，唐晓蕾，李建全
脑活素治疗外伤性视神经损伤疗效分析 王世雄
弱视遮盖治疗相关因素对视力和双眼视功能重建的影响 曾仁华，钟华，杨小龙，宋外国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苏东坡传》时，想当然地替苏东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苏东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他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注视很久。差不多又过了1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知道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火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
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题笔：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映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慈母长逝是永远的痛
9月6日，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
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儿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幅挽联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平凹是个孝子，早在农村修水库时，一天改善伙食，饭中有几片肉片，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将肉片送给母亲吃。到西安工作以后，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就常寄钱给母亲以表孝心。接母亲来西安居住后，每逢母亲生日，平凹都要为母亲祝寿，或画幅寿桃，或书写“二八是个福疙瘩”的祝福之语，洋洋十八卷《贾平凹文集》首卷第一幅插图就是在母亲的寿诞之日，贾平凹站在坐着的母亲身旁，身后墙上挂着巨大的寿图和寿联。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
丧母之痛是可想而知的。悲不单行，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左右，噩耗又一次传来，贾平凹的姨妈去世，贾平凹又一次回商州奔丧。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的生产没有保住，所以为了保障贾平凹顺利出生，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就来到金盆湾的姐姐家，在这儿顺利地生下了贾平凹。
因此，姨妈家是贾平凹的诞生地，对贾平凹有养育之恩。贾平凹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给姨妈拜年或探望姨妈。由此可见他对姨妈的感恩之情。
苦涩的笑中当选省作协主席
在贾母葬礼的一周后，2007年9月18日，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的止园饭店大礼堂里，陕西文学界欢聚一堂，在此召开陕西第五届作协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贾平凹以74票的绝对高票当选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当大会主持人庄严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引发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新时期贯穿性的作家，也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他以丰富而又高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赢得世人的关注和尊重，其不少作品被改编影视或入选教材或获得国内外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在贾平凹不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添砖加瓦之时，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界乃至世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西安乃至陕西的名片。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美文》主编，同时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等。
但是正如至今仍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一样，广大文学界的人士和读者企盼着贾平凹斩获茅奖，人们也企盼着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甚至更高的职务，从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得一年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开完陕西省文联代表大会归来，在与朋友喝茶时绘声绘色地转述文联选举时说：大会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名单时，念到赵季平，掌声；念到陈彦，掌声，念到其他人，掌声；唯独念到贾平凹时，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的陈彦不无感慨地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也说道：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在选举会上我也谈了几点：第一，陈主席虽然因为年龄限制卸任，但无论从他的资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来看，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千下去都是最合适的。第二，很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说实话，这次当选的副主席中谁都可以担任这个主席职务。第三，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但作协党组加强了建设后，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依靠。雷涛书记本身就是作家，是内行，在作协干了8年，经验非常丰富，
政治觉悟也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把工作做好，开展新的局面。
在为这迟来的荣誉和喜讯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有些遗憾。一是来之何迟，想当年，路遥已被内定为省作协主席，但突发肝癌而遗恨留人间，假设贾平凹这个著名的病人当年心态不好，身病加重，还会活到今天而当选省作协主席吗？二是当选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资质究竟应是什么？是凭德艺双馨还是作品质量影响，还是别的因素在左右？三是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选举是否应该作些改革，比如这个省的所有作协会员是否应该参加选举？是否有权投上庄严的一票？
不管怎么说，社会在发展，文学在进步，贾平凹的当选说明了只要你为时代和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虽历经坎坷和磨难，屡遭非议和毁谤，但毕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个官，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疑问和担忧。可以说，我们宁愿贾平凹不当作协主席这个官，而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更优秀的作品来。面对着大家的关心，贾平凹说：“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希望贾平凹公私兼顾，在做好作协工作的同时，超脱一点，合理安排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莫撂荒了自留地，继续勤奋耕耘。我们期待着《高兴》之后的贾平凹有令人更为兴奋的巨著问世。
高建群评价说，贾平凹和陈忠实的区别是一个中年人与一个老年人的不同，他相信55岁的贾平凹比65岁的陈忠实精力更充沛，目光也更新锐。作协主席一职会占据贾平凹的一些时间，但对于创作而言是个加分动作，原因是“居高声自远”。
我今天的发言题为“当秦腔遭遇现代文明”。说两方面内容，先说一个悲壮的文化现象，再说一点戏剧人的初步思考。
一个悲壮的文化现象――秦腔正遭遇严峻的时代挑战
以“秦腔”为名，著名作家贾平凹早在1983年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20多年后，贾平凹又发表了同名小说。我们只要读过这两部作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贾平凹对西部第一大剧种“秦腔”，从20多年前畅快淋漓的叫好，转变到对秦腔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让他感到迷茫和辛酸。
读过散文《秦腔》的人都知道，这是贾平凹的一篇经典力作，精彩的文字不仅描述了西部百姓对秦腔的热爱和痴迷，更倾注了作家的一往深情。可能有的同志没有看到过，引几段念给大家听听：
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当他们在收获时节的土场上，在月悬中天的庄院里大吼大叫唱起来的时候，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雄壮，与那些献身于诗歌的文人，与那些有吃有穿却总感空虚的都市人相比，常说的什么伟大的永恒的爱情是多么渺小、有限和虚弱啊！我曾经在西府走动了两个秋冬，所到之处，村村都有戏班，人人都会清唱。在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分，一个人独独地到田野里去，高高的土屋上的窗口里就飘出一阵冗长的二胡声，几声雄壮的秦腔叫板，我就痴呆了，猛然发现了自己心胸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一起产生了。秦腔在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凡是到这些村庄去下乡，到这些人家去做客，他们最高级的接待是陪着看一场秦腔。他们一生最崇敬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国家领导人，一是当地的秦腔名角。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他们的家乡交响乐除了大喊大叫的秦腔还能有别的吗？
我记得多少年前读到这篇散文时，禁不住对秦腔的崇敬，对八百里秦川百姓的艳羡，也会被字里行间作家所掩饰不住的激情而激动起来。然而，时过二十多年，同样是贾平凹，同样是贾平凹的作品，同样是以“秦腔”为题，他的小说却又是如此的悲壮而辛酸。
小说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当现代乡村被迅速扩张的现代文明所侵入时，现代文明带给乡土文化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小说写秦腔名角白雪嫁给了颇有名气的作家夏风，夫妻间为了秦腔的前途发生冲突。夏风想的只是怎么离开这块孕育了秦腔的土地，而白雪则离不开秦腔，导致了二人的离婚，但是白雪并未能挽救秦腔的没落，白雪的巡回演出也以失败告终。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老支书想通过开垦荒地脱贫的雄心难以实现；而新支书则紧跟潮流，建造贸易市场，很快发家致富。传统在现代文明面前似乎不堪一击，村民注定要离开养育他们的土地才有出路。显然，小说以“秦腔”为名，从中折射出的是当代农村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折射出秦腔在当下的命运，几近“绝唱”的秦腔几乎成为了乡土文化的“挽歌”。贾平凹自己说：“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
从散文到小说，二十多年来，秦腔的命运的确有点让人辛酸。其实，现代都市文明不仅影响着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的物质生存和思想观念，而且，在都市现代文明的迅速扩张下，整个乡村也开始被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既带来了乡土社会的物质文明的丰裕，也意味着乡土传统文明的断裂、否定以及乡土伦理道德的溃败，结果是乡土气息的消失，乡土社会成了都市文明的翻版。
关于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话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并不做深入的研究。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大秦腔的命运出现了问题，戏剧人该怎么办。
一个戏剧人的初步思考――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
显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21世纪的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世纪的传统戏曲也不例外。的确，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娱乐的多样，新世纪戏曲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危机中有生机，经济转型、文化多元同样为戏剧在当今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贾平凹小说中秦腔名角的婚姻危机和巡演失败，不代表秦腔就一定会消失。而且，戏曲的独特魅力和形式优势自身就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中国戏曲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更是我们解决好全球化与民族化、娱乐市场与文化品性等关系的重要精神资源。
在我看来，秦腔仍然是西部普通百姓的最爱！开头讲了，我对秦腔是外行，开不出药方。振兴秦腔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剧目创作，到经营管理。在这里，我只讲涉及地方戏新剧目的创作，目前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就是对剧种要把握特点、强化风格、寻求超越，可能对于秦腔新剧目的创作有点借鉴意义。因为振兴的关键是要有好剧目。
近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方言、声腔与戏曲新剧目创作》，是有感于当前戏曲新剧目创作存在人为地淡化剧种特点和风格的现象而发的。一直没有发表，最近才在9月1日的《中国文化报》刊载，发表时因字数限制做了删节，去年第11期的《中国戏剧》发表了全文。
文章指出了当前影视剧界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似乎还成了一种时尚：影视爱说方言，地方戏却说上了普通话。原本土生土长、地域色彩极浓的地方戏曲，却时有以方言为累赘，甚至简单地将方言改说普通话或地方普通话，拍电视戏曲片也改讲普通话。这似乎是一片好心，为了适合其他地域的观众观看嘛！其实，现代文明对传统的侵蚀，如果连方言、声腔这最后的阵地也失守了，那么，剧种也就消失殆尽了。这一现象在秦腔可能并不突出，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秦腔方言声腔、风格韵味的淡化同样存在着可能；而现在不少的剧团喜欢借用全国各地名编剧、名导演等主创人员参与秦腔创作，在壮大了秦腔创作队伍的同时，也极容易使剧种的韵味、风格趋于同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借用对本剧种不熟悉的名编、名导创作秦腔新剧目，对于秦腔也是一把双刃剑。
秦腔有什么样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呢？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有十分精彩的描述：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于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于是，便有柔弱女子，常在戏台下以绒堵耳，又或在平日教训某人：你要不怎么怎么样，今晚让你去看秦腔！秦腔成了惩罚的代名词。所以，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唯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严重的乡土观念，也使其离不了窝：可能还在西北几个地方变腔走调的有些市场，却绝对冲不出往东南而去的潼关。
但是，几百年来，秦腔却没有被淘汰，被沉沦，这使多少人大惑而不得其解。其解是有的，就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八百里秦川大地，原来竟是：一幅黄褐的平原；辽阔的地平线上，一处一处用木椽夹打成一尺多宽墙的土屋，粗笨而庄重；冲天而起的白杨、苦楝、紫槐，枝干粗壮如桶，叶却小似铜钱，迎风正反翻覆……你立即就会明白了：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再去接触一下秦人吧，活脱脱的一群秦始皇兵马俑的复出……当他们背着沉重的三角形状的犁铧，赶着山包一样团块组合式的秦川公牛，端着脑袋般大小的耀州瓷碗，蹲在立的卧的石磙子碌碡上吃着羊肉泡馍，你不禁又要改变起世界观了：啊，这是块多么空旷而实在的土地，在这块土地摸爬滚打的人群是多么“二愣”的民众！那晚霞烧起的黄昏里，落日在地平线上欲去不去的痛苦的妊娠，五里一村，十里一镇，高音喇叭里传播的秦腔互相交织、冲撞，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啊！
读过贾平凹的描述，我们更会觉得，独到的风格和韵味正是秦腔赖以存在的根本。看过话剧《白鹿原》的人对该剧的情节可能记得不那么清楚了，但剧中穿插的陕西华阴老腔的表演恐怕谁都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上述文章的第三部分提出，当现代文明对传统出现侵蚀、当代文化频繁交流之时，声腔剧种的风格和韵味不宜淡化。或者说，在现代文明、都市文明的侵蚀下，秦腔等剧种只有强化自己的风格和韵味，展示独门功夫和魅力，才会超越时代，立于当今不败之地。
我在文章中主要说的是方言与声腔，这是形成剧种风格特点和独家魅力的最主要因素。当代社会，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各地文化的交流，加上国家推广普通话，别说是地方戏，即便是各地的方言甚至也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方言的流失意味着地方文化的流失，以至于已有专家提议地方立法保护杭州方言。这是一个悖论。但作为地方戏艺术，就如同书法艺术一样，艺术的独特性才是其价值所在，书法仍可写繁体字，剧种的个性和独到风格更不应消除。
应该看到，方言、声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同时，方言和声腔又积淀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因此，方言、声腔其实已经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和娱乐问题，乡音连着乡情，寄寓着人们的情感，凝结着文化的认同，无论你身处世界何地，一句方言，一出家乡戏，最能勾起游子思乡之情和同胞之感，引起故乡情感的共鸣。失去了方言，地方戏就失去了剧种独有的内涵和灵魂，也就失去了该剧种。
当然，我们并不是文化上的抱残守缺者，地方戏正面对着日益开放的世界，不仅要走出当地，还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也要靠不可替代的独到魅力，地方戏与时代精神接轨，要有思想、审美、手段、形式的现代化提升和发展，但风格不但不能消失，而是更要强化。
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越加普及、方便，方言向普通话靠近是不争的事实，剧种的地域性特点有淡化的可能。地方剧种的命运大概是两条，一种是随着其自身特点和魅力的逐渐消失，被人们遗忘而消亡；一种是经过现代化的新创造，剧种的个性不但不应该消失或趋同，其地域性特色更应转化为独特风格和韵味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被更多的当代人接受，扩大在全国的流行，如说吴语的越剧，说安庆话的黄梅戏，已然形成各地都十分喜爱的大剧种。至于方言给欣赏上造成的障碍，则可以借助字幕扫清。在国家舞台精品工程中叫好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闽剧《贬官记》，所讲的福建话比吴语更难听懂，但借助字幕，并没有影响其传达给观众和专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以上所说，通过方言和声腔问题，探讨了包括像秦腔在内的剧种只有强化自己特色而是不是迷失了自我，才能超越时代，长久发展。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秦腔时提了出来，对于秦腔在当下的发展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不对处，请批评指正。■（本文是2007年9月14日在兰州举行的“2007中国秦腔发展兰州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