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郁达夫散文精选7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简介：
郁达夫的一生，始终在路上。为了生计，他的屐痕遍及北京、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所到之处，他尽情领略，把“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唬岩、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刘海粟语）。
本书精选郁达夫的游记、风景散文二十九篇。这些作品，写山水名胜、描景色风物，既有丰富的地理、历史、自然知识，又注入个人的遭遇和情怀；语言不事雕琢，章法不受限制，才华横溢，不拘一格，风流倜傥，涉笔成趣。读达夫游记，他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诸多篇章如《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钓台的春昼》《北平的四季》等，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代相传，成为经典。
书评：
我一直喜欢郁达夫的散文，最早接触他的作品便是选入语文课本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被我的同辈们奉为“大爱”，念念不忘。郁达夫的散文好，诗词也好。和鲁迅先生一样，郁达夫坚持写旧式的诗词，而不写新诗。不论是平仄、格律、用典，都娴熟如一个旧式文人。或许是因了诗的缘故，郁氏的散文里便有一股古典诗的韵味。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达夫游记》，还用傅抱石的山水画配做插图，这是极相宜的。这本集子收录了29篇文章，游历的地点涉及北京、杭州、浙东、福州、扬州等处。对于文中涉及的地方，有的我去过，有的则尚未游览。比如写北京的《故都的秋》和《北平的四季》就令我颇有感触，我客居北京也有好些年了，每每走在南城的街巷里，或者是秋叶飘飞的草木下，便会想起郁氏的文辞来。他不只是对于景色写的准，最紧要的是写出了那滋味。如今走在陶然亭，亦或是中山公园，那滋味也仍然还在，这便是郁达夫的真。
在风景中，如何界定游历者的身份呢？游历者与当地的土著不同，首先在身份上，游历者是“客”，因此看风景的心理便不同。对于当地人而言，有些东西是熟视无睹的，正所谓“家乡无风景”，而对于游历者而言，他所看到的风景是先前所不熟悉的，甚至是从未见过的。这就像是面对一个熟识的美人和面对一个刚认识的美人的不同，对于那熟悉的美人来说，你深知她的家世，她的父母兄弟，她受教育的程度，甚至于她的一些小脾气和不良嗜好等等。而对于陌生美人，则是一无所知的，这便多了一层神秘感。“美”最诱人的一种特质便是神秘，它诱使人去探寻。人们喜欢游历，其中就暗含着冒险的心理。不论是美人还是美景，都是一样的。
郁达夫的散文充满了深沉的文化气味，然而却并非往风景里填充历史，比之时下的大历史散文更具体验性。有人说，阅读到了一定程度就只剩下资料和知识，也许对于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确乎如此。带有情绪的文章大多有两个缺点，一是主观性过强，二是资料不足的臆断。然而，人类并非储存资料和知识的机器，除了精准与严谨之外，还有感情。感情本就是主观性，而且具有较大私密性，面对风景，人所要表达的不止是对自然的敬畏，还会思考自己的位置。这就不免要融入自己的情感，对于散文而言，情感不仅重要，而且必须。那些号称不带感情的纯美散文，不但空洞，而且干巴。
关键词： 散文《故都的秋》 郁达夫 “孤独”
再次品读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一次次看到“孤独”二字。一直认为，郁达夫写故都的秋，实际是写“孤独”的秋，“孤独”与“故都”,这是一种谐音，历代文人都喜用此笔法，题目中所暗示的正是“孤独”二字，文章也处处写尽了孤独。
细观郁达夫的作品，孤独之感时时充盈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孤独”是郁达夫一生中感受最深的两个字，他童年丧父，孤儿寡母受尽困顿的折磨，这是他儿时的记忆，加上青年时异国求学，曾过了十年饱受欺凌歧视的留学日本生活，曾一度在家离群索居，后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又两次遭丧子之痛，这些不完满的生活与其如影随形，再加上他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
他辗转漂泊北平，面对“秋蝉残声”、“佳日秋果”,在散文中玩味这种“凄切的孤单”,倾心并享受着这种颓废的悲哀和感伤的甜蜜。它不是故作颓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营造，而是源于真实体验的推动，源于其内在的心理诉求，在暮色秋雨中经营他无边的孤独。正如他在散文中所说：“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在其他地方，作家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只有故都的秋——“孤独”的秋，才能让作家饮尽孤独。
三、叩问政治的孤独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幼名萌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1913年随兄嫂离乡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并一同创立了创造社，开始在文坛上大放异彩。郁达夫的作品种类很多，有小说、评论、日记、游记、散文、译文和新闻报道等等。早期代表作是《沉沦》，此外还有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钓台的春昼》、《战争与和平》、《闽游日记》等。1938年底，他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1945年，郁达夫突然失踪，数十年来，不断有证据显示，他可能是被日军秘密杀害。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位真性情的才子。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位性情才子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英勇战士。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一次，他不小心在一队日本宪兵面前展现了其流利正宗的日语，结果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事情的经过是：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他们聚集在郁达夫的周围，并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二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
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了郁的身份。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三
1945年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将其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故其之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22岁那年暑假乘船返国探亲，母亲陆氏好说歹说为他订下了与孙荃的亲事。
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金宝琴便与幼弟从小过继给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王二南是一个有名的饱学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作诗填词大有可观。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映霞喜欢球类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样样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肤，丰满结实而又颀长的身材，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赢得了“校花”的头衔。
从杭州女师毕业后，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厅的分发，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有一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称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从杭州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一个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1926年冬天，革命军北伐的脚步已接近浙江。温州一带迫近战争边缘。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前一天孙荃给他寄来的皮袍子去拜访东京的同学孙百刚，第一次见到王映霞，便有惊世绝艳之感，遂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看电影、逛街。一个星期之后，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他们的接触受到了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金刚寺巷7号的家里。
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巷的王家。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
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地报道郁、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处就成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点。这使得郁达夫心中大兴妒嫉的念头。于是，便限制她外出。这便给王映霞带来了痛苦。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其间，郁达夫烦于泥土砖瓦的干扰，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到福州后，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
郁达夫远赴闽地，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档。她把郁飞、郁云交给母亲照管，还请了一个保姆看顾郁苟。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结善缘了。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当天晚上，南洋文艺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举行了盛大公宴，为他洗尘接风。宴席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她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3天夫妻生活。
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
正在这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
这一组诗词轰动了国内外。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自在报上登启事宣布于众。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郁家同居。
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了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
何丽有是广东人，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平，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关键词]郁达夫，游记散文；风景画；心灵史
游记散文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历代都有佳作流传于世。深受古代游记敞文影响的现代游记散文的诞生与现代小说、新诗几乎是同步的。1919年李大钊写的《五峰山游记》即是现代最早的游记散文，随后有朱自清、徐蔚南、胡适、高语罕、梁纪文等人的游记散文相继问世。他们的游记散文不仅有对祖国美丽的山川风物的描绘，而且将笔伸向了域外。朱自清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的游记散文作家，他不但喜欢旅游，而且也喜欢创作游记，其游记散文在他的敞文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他1923年创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尽了秦淮河独特的夜景，让人如睹名画，如读好诗。1924年所写的《绿》、《白水祭》，在现代游记散文中已属少见创作。20世纪30年代，“由于作家生活和职业上的需要和不安定，总难免到处跑来跑去的，因此这时的‘游记’之类的作品非常多。”众多作家都涉笔这一散文体裁领域，勤奋耕耘，使游记散文出现盛极一时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的是郁达夫。
作为现代游记散文集大成者的郁达夫，他写游记散文始于1928年，盛产于30年代。当白色恐怖弥漫文坛的30年代初，郁达夫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于1933年4月携全家移居杭州，去追求自己少年时代就有过的“名士归隐”之梦。几年内，他仿效家乡的古人严子陵，漂泊隐逸，游山玩水，寻古访遗，履迹遍于东南五省，漫游了许多名山古迹，作为其游踪的记录，便是1934年6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屐痕处处》及1936年3月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的增订本《达夫游记》两个集子和未收进集子的几个散篇，总计30余篇，17万余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在现代游记散文乃至中国历代游记散文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郁达夫之所以热衷游记创作，与他早年受出世思想的熏陶及此后接受欧美所谓“遁世文学”的影响有关，也与他的情绪易走极端，“遇着什么辣手的事情，便萌退志”有关，更与他30年代的思想境况密切相关。在30年代白色恐怖严重之时，他不满现实，但又无力抗争；忧国忧民，却苦干无报国之路。于是，出世思想、田园趣味诱惑他追寻自己早年未实现的梦，隐居杭州，建造“风雨茅庐”，转而寄情山水。这种遁世思想虽不可取，但从侧面却曲折地表现出他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反抗，体现出一种爱国主义情愫。他将自己的人格和心灵真实地披露在游记散文中。因此，他的游记散文也就成为整个时代文学主题的一种和声。
游记散文虽是记述旅游过程中所见所闻和独特感受的一种美文，侧重描绘山光水色等自然风光。但优秀的游记散文，必是以爱国主义情愫做骨子，以“欣赏艺术和人生的心情”去观照，因处处不忘自然，更应处处不忘社会。而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便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
在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当然备受人们推崇的是其中描绘自然风光的文字。但在描绘自然风光时，作者真正是以爱国情愫做骨子，以欣赏艺术和人生的心情去描绘，既能抓住自然景物给人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的地方准确逼真地加以描绘，又能借景抒情，戟刺时政，兼披中怀，体现出一位爱国者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正直率真的人格，既让人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美景，又让人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
《杭江小历纪程・兰溪》既是一幅色彩鲜明而富有立体感的优美山水画，又是感情浓烈的一首抒情诗。作者依据自己的美学观点、游览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景物，然后抓住自然景物对自己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的地方加以描绘。作品以横山为中心，对富春江秀丽多姿的景色进行了周向运动史的描绘：
两水合并，流向北去，就是兰德江，建德江，再合徽港，东北流去成了富春钱塘的大江。所以横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冲，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一收在眼底。
在这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中，高大的横山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三面碧绿的远山、山下流动的小溪、隔江鲜艳的红叶作陪衬，兰溪市上繁多的人家为点缀。因作者的精心结构、精心设色、人化自然的描绘，以横山为中心的一幅生动景观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获得感同身受的审美效应。描绘到此，作者浮想联翩，觉得这美景“像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水彩画，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妙就妙在“那青山碧水之中，同时在上下移动一面一面的同白鹅似的帆影”，面对如此美景，作者情不自禁的发出感叹：“彩色电影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哪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热爱祖国和家乡大好河山之情溢出口中。
《钓台的春昼》更是能将读者从容自如地引入胜景的写景抒情名篇。站在桐君山顶，举目远眺富春江的夜景：“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灰白的云，云层缺处，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那“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半规月影”最有风趣。而起风后，云脚的移动来得更迅速，江心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忽明忽灭”，不断“变换位置”。面对“浙江山的秀丽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的奇妙景观，作者赞叹“真神气极了！”接着又用饱蘸激情的画笔，描绘了第二天清晨沿江而上所见的景色：“过了桐庐，将狭窄，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沙洲上的桃花、菜花和许多不知名的白色的花，“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再往前走，江更窄，“山色包容的格外紧”，“山容峻削，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生花的妙笔将所见所感的自然美尽收眼底，流于笔端。情景兼到，既细且清，充满诗情画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
从郁达夫的游记散文看，郁达夫确是一位描山画水的能手，更是一位借景抒情披露中怀的高手。他的游记散文不仅写景历历在目，言情也能沁人心脾。在其富有才情的笔下，名山大川的雄伟壮阔，深山幽谷的凄清僻静，悬崖隧洞的奇妙万状，山光水色的灵气风韵，不仅成为一幅幅优美画卷，令人神往，让人陶醉，而且成为一部爱国主义教材，让人饱览了祖国壮美的河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因此，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并非超尘脱世之作，其中饱含着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爱憎。他总是借景抒情，借古喻今，戟刺时政，披露中怀。
《扬州旧梦寄语堂》开头极言扬州山水之佳丽，古迹名胜之多，可供游览时间之长，接着记述耳闻目睹的破败景象：城市萧条，百业凋敝，美景被破坏，透露出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花坞》先写名 胜区花坞之秀丽：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竹木扶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幽谷清绝，给人美不胜收之感。然后笔锋一转写道：“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也留下了痕迹”，“半凤居塌败”，“凤木庵泥墙倾圮，蛛网绕梁”，这里“地价增高了几百倍”，抚今追昔，哀景伤情，愤言道：秀美的花坞犹如被有钱有势者先奸后弃的朴素天真、沉静悠娴的少女。《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中，作者看到青岛美丽的风景区被糟蹋，“感到头昏脑胀，想呕吐出来”；看到北戴河的古老建筑“塌败不堪”时，愤怒之情难以抑制，发出戟刺之言：“大好河山，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老百姓又有什么法子拼命？”《感伤的旅行》从启程的上海夜市落笔，由铁路沿线的景色直写到旅游目的地无锡，描绘了所见的湖光山色和沿途目睹的国家的残败、民生之艰难以及在太湖边上所看到的“当过新贵”们的得意之色，于是怒不可遏，待登上龙山第一蜂时，一腔怒气冲口出出；
目的总算达到了，惠山锡山寺里的那些俗物(指“党国要人”们)，都已踏踢在我的脚下。四大皆空，头上身边，只剩下一片蓝苍苍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岚。在此地我可以高啸，我可以俯视无锡城里的几百万为金钱名誉而苦斗的苍生，我可以任我放开大口来骂一阵无哪一个凡为我所疾恶者，骂之不足，还可以吐他的面，吐而不足，还可以以小便来浇上他的身头。我可以痛哭，我可以狂歌……
痛快淋漓的文字将一位爱国者的满腔愤怒一泻无余地倾吐出来。惊人的坦率，惊人的大胆，率真自然，肝胆流露。将自己的整个人格和整个心灵都披露出来，使自己的“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不仅借景抒情，披露中怀，而且诗文并茂，珠联璧合。他常常在描景画物时恰到好处地镶嵌进一些诗词，补充文章没有说完的余意，没有抒尽的情愫和未描摹出的景色及未袒露尽的心灵。《过富春江》一文主要写富春江之游，可当作者看到官僚们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时仍搞什么“双十节”大庆时，愤怒之情难以抑制，便将“双十节”前夕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插了进去：“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讽刺了那些俗物们．深切怀念为国牺牲的抗日烈士。《钓台的春昼》极力采用一种冲和漩远的笔调描景画物，以恬淡闲适的心理去感受自然美，将富春江上的奇山异水，桐巨山上的名胜古迹、鱼梁渡头的乡野情趣、谢氏西台的幽谷清景．写得十分动人。但为了抨击国民党“中央党帝”，嘲讽谴责反动统治者和罗振玉之流，便借梦境插入一首诗：“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却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既展露了情怀，又戟剌了时政，写景文字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散文有很高的成就。年少时赴日留学，深受近代思潮的影响。回国后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办创造社，揭露当时的时弊。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各地，宣传抗日。抗战胜利时，却被日军秘密杀害于印尼。胡愈之先生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故都的秋》是其散文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8月。那时的他，结束在外的漂泊，刚回到北平。这是他时隔21年再次回到北平，回到当年他曾经熟悉的地方。这时候的故都，早已经变得物是人非。看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作者有些激动，有些失落，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
岁月是无情的，这个时候的郁达夫已经到了中年，因为恰逢国家遭难，郁达夫四处漂泊，北上南下，甚至远涉南洋，奔走在抗日宣传的最前线。岁月在他的脸上，在他的心里，不可避免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最易伤感，最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心境最为复杂。伤春悲秋，然后通过文字将其表达出来，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郁达夫也不例外。面对此时此刻的故都，他的心已经“被一片秋草和落叶触碰，被衰弱的蝉声缠绕，被秋雨打湿，被凉风扫过。”
因此，在这种心境下，在来到北平的第四天，作者写下了《故都的秋》这篇散文名作。或许是隔得太久，又或者是心境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故都北平的秋，今年似乎“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而这“清”“静”“悲凉”，便构成了《故都的秋》这篇散文的基调和主线。整篇文章就此铺开。在作者的眼里，“清、静、悲凉”正是故都秋天的特色，这是故都的秋于众不同的地方。“那飘零的槐叶，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拓寺的钟声”，这一连串的故都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的景物，让久居南方，四处漂泊的作者在熟悉之余，更添孤独悲凉之感，而这，也正是郁达夫当时的心境写照。作者的感情随着景物描写的深入，也蒙上了一丝丝悲凉的秋意。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通过对故都的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心境的悲凉，这种物我相容的高度契合，显示了作家在创作上的高超艺术。当然，在《故都的秋》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表达一种悲凉的意境之外，还在文字艺术的表达上有一些别的韵味。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所描写的景物，通过独特的手法表述出来，都有一种雅俗共赏的味道，使得那一层淡淡的悲凉意味，除了带给诗人的心境上的凄凉，还有一种人生的感悟。
1938年的故都，和往常的秋天已经不太一样，因为此时的北平，已经沦落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个时候的秋天，除了萧瑟，还有一种衰败的意味。郁达夫是著名的抗日志士，看到故都如此景象，他的心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悲凉的同时，更有一种死亡的味道。衰败和死亡是人生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境界。有点颓废，而且有点唯美。“由此可以看到。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审美情趣，还融入了西方的唯美主义，以恶为美，以丑为美，以死亡为美。丑到极致，便是美，这种境界，可以说是高雅。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并没有把雅趣和俗趣绝对地对立，相反，他非常有意识地让雅趣带上世俗的色彩。作者在《故都的秋》中对景物的描写，还有其低俗的一面。正如他在文章所描写的秋蝉，很平凡，很世俗，是和“耗子”一样，像家家户户养在家里的。“而耗子”一词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低俗的美。这就使得原本高雅的境界透露出世俗的、平民的色彩。这种与雅趣相辅相成的平民色彩，也就是俗趣。
还有，作者在文章中所写的“都市闲人”，“穿着传统的衣裳“或者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所体现的低俗的趣味一面就更加浓厚了。一个“闲”字，就体现了在大都市中的低俗趣味，是很有神韵的，“闲”，尤其是在大都市中的“闲”，这也是一种情调。闲人也是俗人，不一定有多少高雅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却有高雅的文化人的悠闲的格调，又为高雅的文化人欣赏。这是一种点睛之笔，也是雅俗之间的串联之笔。它让这篇文章在雅俗之间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彰显了一种趣味美。
纵观全文，能从《故都的秋》里感觉到一种悲凉韵味。这是当时故都的环境，以及作者的心境所决定的。作者在文章中对故都一系列独特景物以及人物的描法，体现的除了悲凉之外，还将雅趣和俗趣交融为了一体，别有一番意境。这种大雅大俗的结合，是郁达夫式的趣味的一个创造，这种创造，再加上作者的心境，交织成一片，也使得《故都的秋》成为当代散文史上的丰碑。
就表现手法而言，《故都的秋》采用了写景散文惯常的情景交融的手法。但历来写景散文，创作者在处理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时，大多侧重于对象，而创作主体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对象进行审视。相反，当我们在品味《故都的秋》一文时，则会明显地感觉到，文中的主体和对象完全融为一体。创作者既是主体，又是主体化了的对象；而客观景物既是对象，又是对象化了的主体。那么，作者是如何做到主客完全融为一体的呢？而这种写法又对散文的主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作者通过巧妙的叙述方式自然地介入到了北京市民的生活中，使自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如“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见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像花儿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等语句，让读者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作者就生活在这个秋天，甚至让人觉得那个“泡一碗浓茶”,在院子里坐着看天的，早晨起来到街上散步的人就是郁达夫，他甚至还会在雨后的桥头和熟人用“平平仄仄”的北方话一同感受秋的凉意。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散文中作者的平民意识，就是因为在文中，郁达夫并不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俯视平民的生活，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北京人的心境感受自己周围的生活。透过文字的表层，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郁达夫不仅在写秋景，更是在描述一种生活。于是，文中的景和情在生活的层面上融为了一体。这样，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也就不仅仅是故都的秋的特点，更是郁达夫对人生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包容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命价值追求。所以，直到文章的结尾，郁达夫仍然没有从故都的秋味中跳出来，而“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一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其次，本文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表达上侧重于主观世界。我们知道，从文学活动的规律来看，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调各有侧重，而作者郁达夫又是在什么样背景下创作写出《故都的秋》一文的呢？
1933年4月，郁达夫为逃避国民政府的高压和文艺界的纷争而由上海迁居杭州，但他很快发现杭州也并非“世外桃源”,于是写下了“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这样的诗句，以此来抒发内心的苦闷。1934年7月，郁达夫离开杭州去青岛避暑，8月转赴北平，终于发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深沉的地方”,写下了传世名篇《故都的秋》。这就决定了郁达夫在描绘故都之秋时，必然会侧重于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表达，于是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只不过是郁达夫主观心境在客观景物上的投影，而客观景物则成为了郁达夫精神世界的缩影。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是郁达夫饱尝了故都的秋味，还不如说是郁达夫找到了一种符合他悲凉心境的生活。这种生活既让他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又让他触摸到了历史文化的气息，正好契合了郁达夫的精神需求，成为了他“儒生逃秦”的好去处。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文人和秋的关系，对郁达夫的主观世界加以分析。正如郁达夫在文中所写“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悠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郁达夫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深受中国传统悲秋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文人的这种悲秋意识中到底包含着一种什么情结呢？著名学者赵敏俐认为，“中国文学里的悲秋作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自然感应，而始终比较明显地和相思与怀归的母题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蕴涵的正是“相思与怀归”的主题。而“怀归”恰恰又是“相思”的目的，因此，《故都的秋》更侧重于“怀归”主旨的表达，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怀归”,更是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饱受人生忧患与哀痛的读书人对精神家园的“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