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精美散文（优秀14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短篇文集】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作品既有解放前写的，也有解放后写的。解放后，她担当繁重的编辑工作，使她感到“实在太吃力了”，即便如此，她仍笔耕不辍。
更为人惊叹不已的是， 1996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在他93岁高龄的时候，出版社推出罗洪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上海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当时，对于这样的老人，健康活着已属不易，还能将呕心沥血之作重新改过出版更是奇迹。
写此书的那一年，罗洪跌了一跤，右肩胛骨受伤，尚未痊愈。她担心来日无多，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写出来。《孤岛岁月》就是在极其艰难中写出来的。
当记者采访罗洪时，她在赠给记者的《罗洪散文》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回顾以往的写作生活，总感到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内心惭愧。”继《罗洪散文》出版后，三卷本《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可以说给她一生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谁也没想到，2009年6月，她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磨砺》。百岁作家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在中国文坛史无前例。
当记者问到罗洪在百岁高龄还能写作的秘诀时，罗洪的回答出乎意料：“得益于心境平静，宠辱不惊。”无论是在众人喝彩的得意岁月，还是在下放劳动的迷茫日子，她都抱着一颗平常心。如今，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每天早晨5时起床，自己漱洗完毕，然后准时收听6时的早新闻。上午读报、看书。她订有多种报刊，书大多数是现代小说。吃过中饭，小睡一会，大多是躺在床上翻翻报纸，然后眯上几十分钟，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午睡后构思写作。她晚年写的《孤岛岁月》、《罗洪散文》就是这样问世的。
一、奖项设置
鲁迅文学奖包括七种文学体裁、门类，分别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
二、推荐标准
鲁迅文学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世界和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鲁迅文学奖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尤其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在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由国家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中文作品，由国家批准拥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网站发表的中文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应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除小小说外)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小小说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结集参评的作品，应在评奖年限内出版且其间创作的作品应占结集字数的1/3以上(若书中未予标示，则每篇作品须注明首次发表或写作日期并由推荐单位出具证明)。结集参评的作品，须拥有合法出版书籍的统一编号和版权页。不接受多人作品合集、选集参评。
4.中篇小说指篇幅在2.5万字以上、13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指篇幅在2.5万字以下的小说，短篇小说中的小小说指篇幅在2000字以下的小说。推荐材料中须注明字数。
5.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可推荐本地区本系统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可推荐本单位发表和出版的作品。
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各网站可推荐本网站的参评作品，参评作品须为已完成的作品，推荐时需注明本网站拥有参评作品的独家版权并加盖公章，并附上本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复印件。
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得超过5篇(部)。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并填写“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推荐表”(内容包括800字左右作品简介和200字以内作者简介，并加盖公章),连同作品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每部请寄送五份。参评文学翻译的作品，需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作品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作品简介、作者简介须同时报送电子文本，请按参评体裁、门类分别发送至各奖项指定的电子邮箱(邮箱附后),并视为同意授权将这些内容在网上公布，供公众阅读。
本届参评作品推荐时间为2010年3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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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关键词：巴金；《春雨》；版本比较
一、《春雨》版本简介
（一）、小说署名
巴金的短篇小说《春雨》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一期上，署名余一。此篇小说共有八章，在以后的初版本、短篇小说集本、文集本和全集本中，均署名巴金。在一九八九年版的《巴金全集》中，作者通过在标题处注释，说明初刊本的出处及当时署名情况。
（二）、版本简介
查阅巴金作品所有出版情况，我们大致可以整理出《春雨》的以下几个主要版本：
（1）初刊本：《水星》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0日。
（2）初版本：与巴金其他7篇小说结集成《沉默》集，生活书店，1934年。
（3）短篇小说集本：《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第三篇），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
（4）文集本：《巴金文集》（第8册，短篇小说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5）全集本：《巴金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当然，在卷跌浩瀚的书海中，《春雨》还被收入到许多其他的文集、选集，但是由于其他各类版本基本同于上述5个版本之一，故文本中只探讨上述5个版本中《春雨》的变化，并在下文中使用（1）（2）（3）（4）（5）表示。
二、《春雨》版本变迁研究
（一）、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变迁
《春雨》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变化，相对于文本在以后几个主要版本中的变化来说，改动较少，故做单独说明。从（1）到（2），在语言表述上的变化相对较少，主要是标点符号和繁简字体的变化。
首先，在语言表述上的变化，例如，第七章中的“和半个月前看见她时一样”改为了“和半个月前我看的一样”；第八章中的“一个很短的石碑”改成了“一个很短的石牌”；“冒着雨”改为“冒雨”，等等。这些语言表述上的简单变化，并没有改变初刊本的意思。另外有两处改动使原文意思有所变化，这样，小说更符合逻辑。一是，（1）中的“我的唐吉坷德离开我了”改为了（2）中的“我的唐吉坷德快要离开我了”，这样的改动，与后文中的“我就会和我的唐吉坷德分离了”达成了逻辑上的统一。二是，（1）中的“把碗递给他妻子”，改为了（2）中的“喝完了，把碗递给了他妻子”，这样也更符合逻辑。
其次，标点符号的变化之处很多，但（2）多是对（1）的正确修改。在这里，笔者举逗号、顿号、冒号、双引号各一例，以示说明。从（1）到（2），“我看嫂嫂她埋着头”修改为“我看嫂嫂，她埋着头”；“她的带着憂愁，疲倦，绝望的苍白色的脸”修改为“她的带着憂愁、疲倦、绝望的苍白色的脸”；“心里还是想她只有一条路”修改为“心里还是想：她只有一条路”；（1）中的“就和她说我近来很想死时的神情一样”，在（2）中，把“我近来很想死”这几个字打了双引号。
然后，在简繁体字上的变化也很多，主要以简体字变为繁体字为主。例如，“凉”变为“涼”；“床”变为“牀”；“痴呆”变为“癡呆”；“吃饭”变为“喫飯”，等等。
（二）、在以后几个主要版本中的变迁研究
大量的变化是从（3）到（4），不论是增，删，改。从（4）到（5）除了繁体字全部改为了简体字，没有任何变化。在各版本的变动中，标点符号的增加或删除，只是使语句更通顺，它们的增加、删除或修改都是属于常规性的。因此，我们着重研究语言的增加，删除和修改。
1、增。
从（2）到（3），共增加17处，其中包括字的增加，句的增加和标点符号的增加。字的增加，通常并没有改变原来单个字或单个词的含义。例如，“追”增为“追逐”；“前”增为“以前”；“说什么了”增为“说什么话了”；“冒雨”增为“冒着雨”，等等。从（2）到（3），句子的增加，只有两处：“把脸向着墙壁”增为“把脸向着墙壁不给我看。”；“嫂嫂却招呼吃饭了。”增加为“嫂嫂却招呼吃饭了。孩子也跑了进来。”。标点符号的增加，使语句更通顺，这些标点符号的增加、修改都是属于常规性的。
从（3）到（4），共增加了78处，其中最主要是字的增加，句的增加只有1处。而字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句子的原意。例如，“两人”增为“两个人”；“苍白的脸上”增为“苍白色的脸上”；“放下碗”增为“放下了碗”，“这样子”增为“这个样子”，等等。词语的增加：小说最后一句“然后我们就大步往前走去”增加为“然后我们就肩并肩大步往前走去”。句子的增加：（3）中“我惶惑地看她，”增加为“我惶惑地看她，我不能马上回答她一句话。”
2、删。
从（2）到（3），共删除10处，例如，“充满着劲”，删除“着”；“在额头上增加了几条皱纹”，删除“在”；“阻止他们两个的相爱”，删除“的”；“七八年”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均删除“七”，使表达更确切。
从（3）到（4），共删除了80处，其中删除句子就有16处。句子的删除有的是为了使小说减少一些伤感、悲惨的情感成分，例如删除句子“这似乎是一个可笑的思想。可是我心里并没有一点畅快。”；“在我看来这微笑是越发悲惨的。”；“哥哥的疲倦果真传染给我了。”；“声音里包藏了无限的哀痛。”，等等。有的是为了表达更畅通，删除后更简洁或者更准确。例如，（2）中的“又几乎以为这是另一个女人了”，修改为（3）中的“又� ”，到（4），这样的表达与上下文还是不够贴切，就干脆直接删了。再如，删除了“它跟着我没有享过一点福。”，这样，就避免了与上下文内容的重复和出入。有的是为了表达人物的在心理上变化状况，为了表现我的心理更成熟、理智，而删除了一些“我”的心理活动描写，例如删除句子“我点点头。我看见他颓然坐倒在椅子上。”；“但很快地也就消减了。”；“我觉得再在这里坐下去，我就会和唐吉坷德分离了。”，等等。为了表现嫂嫂心理上的变化，也删除了一些句子，例如，删去“宽慰地说。可是她的脸上却现出更痛苦的表情。”
3、改。
从（2）到（3），共改动39处，其中包括标点符号的修改，字的修改，词的修改，以及句的修改，甚至段落的修改。从（3）到（4）更是多达165处，主要是句子和词语的修改、替换。
段落的修改。
小说开头，“雨落着。”在（1）中，与下文同属于第一自然段。而从（2）直至以后各版本，“雨落着。”单独成段。
句子的修改。
句子的修改主要集中在（3）到（4），也有同一个句子在多个版本中发生了多次改动，以下笔者将作具体分析。
从（2）到（3），“我只得站在床边让他看。”改为“我只得站在床边让他把我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从（3）到（4），“这街道成了一片泥泞。”改为“街道上积了一片泥水。”和“我觉得他的疲倦渐渐有些使人讨厌，不，使人害怕了。”改为“我觉得他的疲倦渐渐地使人讨厌，不，使人害怕了。”，句子的改动性不大。
而（3）到（4）大部分句子的改动是明显变得简短。例如：“吃一口饭并不是容易的事。”改为“吃一口饭并不容易。”；“我没有一点惊异，仿佛一切都是我以前料到的。”改为“我没有惊异，我只有兴奋。”；“我极力保持着从前的样子跟他走进房里去。”改为“我跟着他走进房里。”；“我只在打算究竟应不应该马上就走开。”改为“我在思索应不应该马上走开。”；“这时候我无论如何应该走了。”改为“我应当走了。”
有的句子改动使为了表达更通顺，更符合现代汉语使用习惯，例如“我对于他的话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改为“他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反感。”
有的句子的改动是把原先的话语合并，使表达更完整、贴切。例如，“我看四周围。全是阴暗，忧郁。”改为“在我的四周只有阴暗，忧郁。”；“我要走！我骂过后就拔步走了。”改为“我骂了一句，就拔步走了。”；“这声音，这笑容都是十分悲惨”改为“他的声音和笑容都是十分悲惨”。
有的句子改动使为了改变情感强弱程度。例如，“你将来会和我走一路。”改为“你将来还不是要走这条路！”，使情感程度变强。而“他用了爱抚的声音，但这声音比哭泣还令人难堪。”改为“他勉强笑了笑，望着我说。”，使情感程度变弱。
有的句子实际上属于同意转化，例如，“这时候我的确这样计划着，”改为“我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打算，”。只是这篇小说是以回忆形式写的，这样的改动更贴切。
同一个句子在多个版本中发生了多次改动：
（2）中“我这时候忽然觉得她的身材竟是十分地瘦小。”改为（3）中“我这时候忽然觉得她的身材竟是这么瘦小。”，又改为（4）中“我忽然觉得她的身材是这么瘦小。”
（2）中“你的地位很危险。我知道。”改为（3）中“你的情形很危险。我知道，”，又改为（4）中“你要注意安全啊，我知道，”
（2）中“我只得这样安慰他。”改为（3）中“我只得说这样的话来安慰他。”，又改为（4）中“我只得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她。”
（1）中“却很坚决”改为（2）中“但是却很坚决”，（3）与（2）相同，（4）改为“但是声音非常坚决。”
小说最后一句在不同版本中的改动：（2）中“我一面带了赞叹的眼光看她”改为（3）中“我带了赞叹的眼光看她，然后我们就大步往前走去。”，又改为（4）中“我带了赞叹的眼光看她，然后我们就肩并肩大步往前走去。”
词语的修改。
同样，词语的修改大多发生在（3）到（4），而词语的总类繁多，便于清楚地认知，我们可以把这些修改归纳为以下几项：
名词。
从（3）到（4），“沼泽”共出现五次，五次均改为“泥沼”；“帕子”改为“毛巾”；“平常”改为“平时”；“差别”改为“区别”；“话语”改为“话”；“约言”改为“诺言”。这些，名词的原意并没有改变。
还有一些名词完全被同类替换。例如，“右膀”改为“膀子”；“牌”改为“麻将”；“屋顶”改为“天花板”；“大熊星”改为“北斗星”。
动词。
从（3）到（4），“争着”改为“在”；“看”改为“望”；“走”改为“到”；“少却”改为“少了”；“跟”改为“追”；“捺不住”改为“忍不住”；“逢着”改为“在”；“读书”改为“念书”；“得胜”改为“胜利”；“答应”改为“应允”；“安排”改为“安顿”；“看过”改为“找过”；“应道”改为“答道”。
值得注意的是，（2）中“下雨”在（3）中改为“落雨”，在（4）中，只有一句“好久没下雨了”又改为“下雨”，其他出现“下雨”改为“落雨”的，在（4）和（5）中依然使用“落雨”。
形容词。
从（3）到（4），“一瞬间”改为“一刹那间”；“一样的”改为“一致的”；“一腔眼泪”改为“一眶眼泪”；“寂静的”改为“清静的”。
而个别比方，形容词的改动出现了反复性。例如，修饰“药”的形容词，从（1）中的“几付”改为（2）中的“几剂”，改为（3）中“几付”，再改为（4）和（5）中的“几帖”。
副词。
（2）中的“愤愤地”改为（3）中的“气愤地”，（4）又改为“生气地”。（2）中的“气愤地”改为（3）中的“带怒地”。
从（3）到（4），“开始苦痛地”改为“痛苦地”，“般地”改为“一般地”；“痴呆地”改为“呆呆地”；“天天”改为“每天”，这些改动在表达程度上并没改变。而“完全不”改为“并不”，就使程度减弱。
“这许久”改为“今天一直”；“一些时候”改为“一个多月”；还有，上文中提到过的“七八年”改为“八年”，都使时间范围变小，表达更具体。
代词。
到（4），“他”改为“哥哥”；“汉子”改为“人”；“年青人”改为“年轻人”，共3处；“那街道”改为“那条街”；（3）中“韩姆列德”改为（4）中“哈姆雷特”，是因为翻译统一。
（2）到（3）“德儿”改为“二儿”，“良儿”改为“大儿”，本来德儿是大的一个，改为了二儿是小的一个，小儿死去而不是大儿死去了。
介词。
（3）到（4）“给”改为“被”，“把”改为“用”，这样，“被一股怒气控制着”和“用它那疲倦的眼睛瞥了我一下”更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而“和”改为“同”、“跟”，并没有实际意义。
三、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春雨》在版本变迁过程中字、词、句及标点符号的变化。小说经过几次修改，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作品，也使现代汉语的使用更加规范。（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水星》第1卷第1期[A]，1934年10月10日。
[2]巴金。《沉默》[M].生活书店，1934年。
[3]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第三篇）[M]，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
[4]巴金。《巴金文集》（第8册，短篇小说集2）[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与巴金的其它作品类似，小说《玫瑰花的香》发表之后，也经历了数度的版本变迁。1934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过一本《黑牡丹》的小说合集，所收录的篇目皆为1933-1934年登载在《良友》画报上的小说，巴金《玫瑰花的香》亦在此列。同年，该篇收入巴金的短篇小说集《将军》，由生活书局出版。之后，该篇小说也随《将军》集收入1936年4月初版的《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仔细考校这些建国前的版本，除开技术原因造成的错印、谬误，或者一两处字眼、标点的改动，小说《玫瑰花的香》没有文本上的变化。
巴金的这个短篇，实际上只有两个版本可供比较研究：1933年《良友》画报版和1958年《巴金文集》版。为了表述方便，下面分别简称良友版和文集版，加以比较考察。
整体上看，文集版对良友版的改动较多。这种改动从文本符号上来讲，既有部分字眼、词语的细微改动（如词语的变换、增删），以及标点的变化，也有不少独立的句子、段落的增删；由之而来，文本内涵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主要包括外在细节的变化、心理活动的变化、人物形象的变化三个方面；最后，改动前后两个版本的风格也出现不少差异。由于文集版是巴金亲自编选，可以认为，这种改动是巴金对小说艺术处理、艺术品位的某些自觉追求；又由于文集版是建国后的版本，与民国的良友版相比，又反�
首先看外在细部的变化。
第一，是细节描写的删繁就简，如将良友版开篇“在那旁边摊开的吸墨纸套上面她留下一个字条”改为“在旁边她留下一个字条”；将“玫瑰花瓣染着墨汁似的深红色就像一点一滴的血”改为“玫瑰花瓣的深红色就像一点一滴的血”；“就从左边的书堆里拿了一本书来翻看”去掉“左边的”这一方位修饰；“哭声愈响愈高，声音有点儿凄惨”改为“哭声愈高，也愈凄惨”；“这个人家我很知道，丈夫是机器工人”改为“这个人家丈夫是机器工人”，等等。这些细节的简化，使得文本语言更为凝练，叙述更流畅。
第二，是细节描写的重新润色、精确。如“我陷进浓郁的香雾里”改为“我沉在浓郁的香雾里”，由气味的“陷进”深入到情绪的“沉在”；如“她的生活是很俭朴的，只靠着她的一个出嫁的姐姐来接济她”改为“她的生活很俭朴，她靠着她一个出嫁的姐姐寄钱接济她”，修改后不带感情色彩，更像听别人说起的，与前文“关于馨的事……我知道的却很少”呼应。同时，增加的“寄钱”一词，更暗示女主人公馨是独身避居城市，与后文她的住处描写呼应；“我没有说话，只是低声唤着她的名字”改为“我低声唤着她的名字”，更符合逻辑、更简洁；在听到女友馨的隔壁夫妇吵架声后，加入独立的“我用忧郁的、疑问的眼光望着馨，好像在求她给我一个解释”一段，既体现了“我”的心理状态，又很好地接续了下文馨的解释，不再显得突兀。
其次看人物形象、心理描写的变化。
第一，是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改造。小说中有一段话讲到女主人公馨的恋爱史，良友版是这样的：“和她来往的男子并不少”，而文集版改为“跟她来往的男人并不多”，这个截然相反的描述，反映了巴金对女主人公形象的重新改造。联系全文，良友版的女主人公，看起来有更丰富、活泼的个人生活史，有点个人主义的孤僻、叛逆感；而文集版的女主人公，却被描写得在情感生活上更为单纯，个性更为沉静，使得“不曾同谁讲过恋爱”的原因，更导向环境的压抑与个人洁身自好的选择。这一点在好多修改的地方得到了印证。比如，小说描写到馨的穿着，在“花格子布短裙”前面，特意加了一个“蓝”色的颜色修饰，以显其穿着的朴素大方；“她的引诱的眼光笼罩着我的脸，她把我的心里照亮了”改为“她的眼睛像灯光一般，它把我的心里照亮了”，显然，眼光里的性意味被淡化，而情感因素却得到加强；同样的，在逛公园的过程中牵手拥抱，却去掉了初版的“她的手好柔软”，在终于同居的一夜，却删去“这夜晚是美丽的，柔和的”、“这一刻我的全个身子都渗透了快乐”。这些描写的变化，相对削弱了女主人公的主动、个性独立等现代女性特征，多了几分传统的温婉和可爱；而男主人公对她的感情，也减弱了性的成分。
第二，是心理描写的含蓄、简化、省略。如将“我的头好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了一般。房间里仿佛着了火。我不能够这样忍耐下去”一段去掉了“房间里仿佛着了火”这句过分外露的修饰；将“我更想不到去获得馨的爱情”改为“我更不敢想得到馨的爱情”，既与前文“我从来就不敢做恋爱的梦”相呼应，又显示馨在“我”心目中潜藏的情感地位；又比如心理描写的省略，如当“我”到馨的家中，馨向“我”表露心迹的时候，良友版有这样一段心理剖白“我胜利了，我把馨得到手了！我不能不得意地这样想”，而文集版将这两句话省略了，使得女主人公的诉说更流畅、动人，“我”的爱情也更温情、含蓄；又比如当馨听到隔壁夫妇的吵架，变得忧郁沉默，使得“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时，文集版则删除了这句过于理性明晰的内心独白，更符合人物身份。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心理省略大多发生在男主人公身上。修改后的文集版，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虽然减少，但却更为凝练，深沉，心理描写和性格塑造得以融洽、统一。
综合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巴金小说《玫瑰花的香》一篇，最佳的版本应该是1958年《巴金文集》版（1986-1994年26卷版的《巴金全集》，虽然整体更为全面、权威，然而具体到此篇，也是采用的文集版）。巴金对良友版的修改，主观上，可 后一点，尤其体现在巴金对女主人公现代女性形象的削弱，对恋爱性心理的淡化，这不能说没有时代接受心理的考量。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良友。画报，1933（79）
[3]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赵景深。新文学过眼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李存光。百年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一、推荐和参评标准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精品意识，力求推荐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二、所设奖项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试行条例（修订稿）》，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2004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
4、参评翻译奖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作者姓名、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发表或出版的报刊社。连同作品（每篇、部请备两份，参评翻译奖，还须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等。
本届推荐时间为2007年8月21―2007年9月21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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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推荐单位的协作，谨致衷心谢意！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周立波(一九O八――一九七九)，原名绍仪，笔名周立波、张一柯等。笔名周立波是取自英文Libeaty(自由)汉译音。一九二四年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喜读文史书籍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考进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自学英语。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文学活动和参加左联领导工作，编辑《新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发表诗、散文和评论，翻译出版了[俄]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立波作为战地记者赴晋察翼边区和抗日战争前线采访，创作了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印象记》、《战地日记》，后辗转于湘桂等地，筹办《抗战日报》和编辑《救亡日报》。一九三九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著有描写延安农村生活的《牛》和以他深陷上海狱中生活为题材的《第一夜》、《麻雀》等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铁门里》。一九四四年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同年随王震、王首道率领的部队南下华南和中原，写成报告文学集《南下记》。一九四六年担任军调部英文翻译。同年赴东北参加，于一九四八年写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此著是周立波的代表作，展示了东北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刻画了一系列生动的新农民形象，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之一，艺术上显示了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因此，获得了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获此殊荣的另一部作品是著名女文学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靡全国，曾出版了英，俄等多种文学译本，蜚声海内外。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立波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曾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一九五五年回故乡安家落户，先后创作了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铁水奔流》和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禾场上》，还有描写农村合作化长篇《山乡巨变》及其续篇。他晚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以上回顾了周立波的革命经历和创作活动。现在可以把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做个归纳：译著有肖洛霍夫长篇第一部《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报告文学有《南下记》和《晋察冀印象记》、《战地日记》；长篇小说有《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小说集有《牛》、《第一夜》、《麻雀》，《山那边人家》、《孟满爹》、《张满贞》，《张润生夫妇》，《湘江一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铁门里》，《乐场上》、《卜春秀》；另外还有记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的撰稿(获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选集》(1-7卷)、《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周立波三十年文学译论》、《周立波文集》等。
周立波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农村为题材，尤以湖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居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暴风骤雨》描绘出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画面，塑造了赵玉林、孙老头、郭全海、白玉山、白人嫂等各种类型的人物，表现出他们朴实而崇高的思想品格。《山那面人家》是写山村的一次婚礼。在解释参加婚礼的姑娘们一路上不断串的笑声的缘由时，作家写道：“……青春、健康、无忧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者确定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他们快乐的源泉。”周立波善于从平凡的农村日常生活中取材，选取乡土气息浓郁的生活细节，用略带幽默情趣的笔调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构成一种秀丽隽永的艺术风格。
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是把社会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申论的对象，而文学则是把社会整体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因此，文学要描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以客观的、具体的生活现象本身作为素材，并且以具体的生活现象本身的形式加以描绘。这种描绘不是自然形态的简单地机械的原始描绘，而是经过作家的提炼、加工、概括、典型化，并且渗透着作家的思想和美学观点的艺术描绘。所以文学更接近社会实践本身的内容，也就是人们通常讲到的文学特点。
文学又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是文学创造性的集中表现。一个时代文学典型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个时代文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中成功和比较成功的文学典型是有一些的，但是不很多。一个时代有多少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成熟的作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是社会孕育培养和个人创造努力的结果。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社会力量。作家劳动特点与艺术本身规律紧密相连。保护作家就是保护文艺生产力，培养作家就是发展文艺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队伍有相当大的发展，除了一批老作家外，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由于“反右”和“”两个困难时期的发生，不少文学作家被轻率地批判或打倒，文学生产力在相当程度上遭到了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文学生产力获得新的发展，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
1．下列作品、作家、朝代(或国籍)对应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心雕龙》
刘勰
南朝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
英国
B.《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
清代
《马丁・伊登》
马克・吐温 美国
C.《牡丹亭》
白朴
元代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
英国
D.《剑南诗稿》
陆放翁
南宋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
俄国
2．下面集联句所指的作者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
①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③风景这边独好
④江山如此多娇
A.①李白
②孟浩然 ③④毛泽东
B.①孟浩然 ②高适
③④毛泽东
C.①孟浩然 ②杜甫
③④毛泽东
D.①李白
②杜甫
③④毛泽东
3．下面的人物形象、作家、作品，对应都正确的是（ ）
A.奥赛罗――莎士比亚――《奥赛罗》
崔莺莺――王实甫――《西厢记》
B.阿巴公――易卜生――《悭吝人》
李香君――孔尚任――《桃花扇》
C.乞乞科夫――果戈里――《死魂灵》
觉新――茅盾――《家》
D.礼拜五――马克・吐温――《鲁宾逊飘流记》
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二、归类题
1.按文学史知识归类正确的一项是（ ）
A.巴尔扎克 雨果 列夫・托尔斯泰 狄更斯
B.《左传》 《史记》 《汉书》《柳毅传》
C.韩愈 欧阳修 柳宗元 司马光
D.《长歌行》 《孔雀东南飞》 《西洲曲》 《敕勒歌》
2.对下列作品集归类，正确的是（ ）
①《白氏长庆集》 ②《梦溪笔谈》 ③《樊川文集》
④《柳河东集》 ⑤《王右丞集》 ⑥《稼轩长短句》 ⑦《嘉佑集》
⑧《韩文公文集》 ⑨《诚意伯文集》 ⑩《杜工部集》
{11}《曹操集》 {12}《李太白全集》 {13}《小仓山房文集》
A.①⑦／②④／③{13}／⑤{11}／⑥⑧／⑨／{11}{12}
B.①⑦／②③{13}／④／⑤⑩／⑥／⑧／⑨／{11}／{12}
C.①⑦／②③{13}／④⑩／⑤⑧／⑥{12}／⑨{11}
D.①⑩／②③④／⑤⑧⑩／⑥⑨／{11}{13}
三、填空题
1.________纯系五言古诗，产生于东汉末年，达到了汉代五言抒情诗的高峰。
2.“建安文学三曹”是指_____、______、______。
3.“二拍”指凌初整理的短篇小说集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4.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品是________和______，其主人公分别是_____和______。
5.北宋“文学三苏”指北宋文学家______与其子______、_____。
6.《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采用了____的创作手法。
7.“四史”指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对______的_______、班固的______、范晔的______、______的《三国志》的总称。
8.雨果，_____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著名作品有_________、_________。
9.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是指______、______、______。
10.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品是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
11.高晓声的_______和______分别获1979年和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创作年表
1997年，《山花》杂志“三叶草”栏目发表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等。
1998年，在《收获》、《江南》、《天涯》等刊发表短篇小说《扫烟囟的男孩》、《地震之年》等一系列充满探索风格的短篇小说，引起期刊界关注。《站在屋顶上吹风》入选《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日文）第II卷第8号通卷44号。
1999年，出版随笔集《我们居住的年代》（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明朝故事》入选《小说选刊》第9期。中篇小说《坐拖拉机去远方》，获1997――1999年度浙江省作协优秀作品奖。
2000年，创作长篇小说《饥饿的饲育》（未刊稿）。获该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2001年，《十月》发表中篇小说《一个长跑冠军的一生》、短篇小说《三生花草》等。
2002年，《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色少年》等。开始转入历史散文写作。
2003年，出版合集《六十年代气质》、《孤独的慰藉》等。
2004年，在《江南》杂志开设“历史碎影”专栏。《新月的余烬》入选《名家推荐最具阅读价值的人物传记・2004》。《向西，向西》入选2004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名家推荐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2004》。创作谈《叙事：世界不那么完美的一面镜子》刊《当代小说》2004年第11期。
2005年，继续“历史碎影”专栏写作。《痛》入选《2005中国散文年选》，《转塘一夜》入选《2005中国精短散文一百篇》。
2006年，出版《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华书局）。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站在屋顶上吹风》。散文《室内乐：冬季》入选2006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2006中国散文年选》，获“十月散文奖”。创作谈《诚实，更诚实些》刊《浙江作家》2006年第1期。
1、《刷子李》选自《俗世奇人》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创作的同名小说集。
2、后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教科书第23课。讲述了刷子李虽然是生活于市井里巷的凡夫俗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可他又是“俗世”中的“奇人”，因为他刷墙的技艺高超的故事。
3、《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各篇文字极精短，半文半白，带有“三言两拍”笔意。2008年版本包含18篇小说，2016年版本包含36篇小说。
（来源：文章屋网 ）
黄土路：原名黄焕光，壮族，1970年生于世界长寿之乡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赐福村，先后就读于河池学院数学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曾被聘为广西第二届签约作家、南宁市第三届签约作家。现为《红豆》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广西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委员，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主要发表于《作家》、《花城》、《青年文学》、《天涯》、《上海文学》、《长城》、《文学界》、《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并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6短篇小说》、《2005文学中国》、《200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北大年选――2005诗歌卷》、《2006中国诗歌年选》、《2007年中国最佳诗歌》、《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三十年散文观止》及德文版《Unterwegs：Literatur――Gegenwart China》(《在路上――中国当代文学》，德国DIX出版社2009年出版)、《同一条河流――中泰当代文学作品集》等选本。著有诗集《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
创作年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小李下个月来看你》，发表于《作家》杂志1999年第5期。短篇小说《为什么他们都很快乐》，发表于《花城》2001年第5期，《短篇小说(选刊版)》2001年第10期转载。中篇小说《来呀，刘卉》，发表于《广西文学》2003年第3期“广西强档”栏目。中篇小说《梦游症》，发表于《红豆》2003年第11期“本月主打”。短篇小说《垃圾桶》，发表于《天涯》2004年第4期。短篇小说《洗衣机》，发表于《青年文学》2005年第4期。短篇小说《赶往巴格达》(又题《巴格达，我来晚了》)，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日，入选《2005中国年度网络文学》。短篇小说《低空飞行十一秒》(又题《再见》)，发表于《作家》2006年第10期。短篇小说《桂村的田螺姑娘》，发表于《长城》2007年第1期。短篇小说《谁在深夜戴着墨镜》，发表于《上海文学》2008年第4期，入选德文版《在路上――中国短篇小说精选集》、《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中篇小说《阳光穿透苹果》，发表于《广西文学》2009年第9、1()合刊，《文艺报》“看小说”栏评论推荐。中篇小说《河是怎么变成湖的》，发表于《长城》2f)11年第3期。短篇小说《醉客旅馆》，发表于《文学界》2011年第7期“黄土路专辑”。短篇小说《戒指在寻找爱情》，发表于《天涯》2011年第4期。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作品既有解放前写的，也有解放后写的。解放后，她担当繁重的编辑工作，使她感到“实在太吃力了”，即便如此，她仍笔耕不辍。
更为人惊叹不已的是， 1996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在他93岁高龄的时候，出版社推出罗洪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上海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孤岛岁月》。当时，对于这样的老人，健康活着已属不易，还能将呕心沥血之作重新改过出版更是奇迹。
写此书的那一年，罗洪跌了一跤，右肩胛骨受伤，尚未痊愈。她担心来日无多，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写出来。《孤岛岁月》就是在极其艰难中写出来的。
当记者采访罗洪时，她在赠给记者的《罗洪散文》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回顾以往的写作生活，总感到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内心惭愧。”继《罗洪散文》出版后，三卷本《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可以说给她一生的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谁也没想到，2009年6月，她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磨砺》。百岁作家坚持创作并推出新作，在中国文坛史无前例。
关键词：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萌芽中的异化：规范
中图分类号：1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07-03
作者：何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师/李延林，中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专家会员；湖南，长沙，410004
项目基金：跨课程教学法在非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本文受到2008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资助。
一、引言：
由于其极致“言情”的修辞，偏离主流的叙事模式和软性语体，鸳鸯蝴蝶派曾一度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倍受口诛笔伐。甚至还被冠以“反动逆流”的恶名，将其置于学术研究的边缘。但该流派在近代小说翻译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作用却是不能被淡忘的。据统计，民末清初，在所有从事短篇小说的译者中，鸳蝴派的作家就占70％。该流派“五虎将”之首，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其译作数量之丰，名著意识之强居该派之冠。(李德超，邓静，2003)1917年他的译文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得到了鲁迅的盛赞，称其“用心颇为诚挚”且所选作品“在中国皆属创见，亦多佳作”(周瘦鹃，1987：1)。
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异化特色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内收外国短篇小说共48篇，散文2篇。可谓名家荟萃，如司各脱、狄更斯、哈代、伏尔泰、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霍桑、马克・吐温、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等。在当时中国译界滥译英美二三流作家的背景下，这种“名家意识”更为难能可贵。文本选择也体现了他的前瞻性。该译文集中不乏在当时颇为先锋的文类。如心理小说(爱伦坡的《心声》)，大量的意识流(Leonid Andreef《红笑》)。每篇译文前都附有原作者的小传甚至照片，充分表明了译者对原作的尊重和对翻译工作的郑重。从这些方面而言，该文集确实不负“近来译事之光”、“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ibid)的美誉。
然而，翻开《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国旧小说的陈腐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诸如“杏眼“桃腮”“看官”等陈词滥调弥漫其中。为此，它受到了鲁迅的批评“命题造语又系本国成语”。(ibid)仅从文字层面上而言，周瘦鹃的翻译可能比林译小说归化得更彻底。但语言只是两种文明对话时的载体，定义这场对话的本质，标准应看异质文明是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接受国中的。诚如贝克所言“异化使得译文成了这样一个场所。在那里‘文化它者’(the other)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得到了彰显。”(Baker，1998：242)因此，要给周瘦鹃的翻译策略定性就一定要越过其高度“归化”的语言，透视其对异质文明的处理方法。接下来作者将重点分析该文集是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文化它者”。
(一)爱情观
爱情通常以两种面目出现在中国旧小说中。一种是才子佳人套式：“一见钟情――历经磨难――大团圆”。人们阅读这类小说固然有对爱情的渴望但更多的是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由于国人长久的文化心理积淀，爱情要臣服于家族本位心理。而另一种则盛行于晚清流行的政治小说中。“经以国家大事，纬以儿女私情”是当时政治小说通行的写作模式。把政治小说视为救国利器的士大夫们将儿女私情点缀于小说中只是为了增强其可读性，从而使民众更好地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两种模式中，爱情要么成了强化传统价值观的工具，要么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在高度理想化，抽象化之后，它也失去了独立性。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各具特色的域外情爱画卷中，爱情并未被按照传统模式加以“理想化”或“功利化”的改写。Wife刻画了一对夫妇：丈夫痴情，妻子绝情，她天性中的“恶”连爱情也无法净化。令人不仅对爱情的真相生出感喟。APatch of Nettles则向我们揭示了爱情的复杂：因为不爱，女主人公无法说服自己以身相许报答男主人公的救命之恩。为了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原则，她终身未嫁孤独终老。她与男主人公之间的情复杂得就像标题的那团荨麻，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而在Our FirstNew Year’s Eve中，爱情却由日常琐事折射出，平淡却恒久。这里的爱情迥异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情。它更为立体，也更真实。重要的是它不再被当成某种价值观或政治目的的附庸，其独立性由此得以彰显。
(二)宗教观
国人向来务实。对现世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宗教观念的淡漠。普通人对宗教的信仰仅止于佛教所宣扬的因果轮回。而宗教情结却是许多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A Child’s Dream 0f A Star就是一例。主人公命途多舛，屡遭丧亲之痛：弱弟幼妹，慈母爱女一一离他而去。支撑他的就是宗教信仰：终有一日，他能在天堂与挚爱的亲人们聚首。A Long Exile的主题也是宗教精神。主人公被误认杀手流放他乡，在26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痛失妻女。终有一天他发现了真凶，可他却放弃了为自己昭雪的机会，宽恕了真凶。这种宽恕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宽容”“仁爱”是其主旨。国人则可能从儒家的认知模式来解读它，将其归因于“性善论”。
(三)伦理观
“孝悌”观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的基石。清朝统治者奉行的“以孝治国”将“孝”推向了祭坛的顶峰。很多译者都通过对原著的强化或改写自觉向这一观念靠拢。林纾就惯以“孝道”包装自己的译文。如果以传统的“孝悌”观为参照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体现的某些伦理观足以让当时的国人震惊。E1Verdugo就有长子为了维护家族尊严而手刃父兄的情节，他的这种行为居然还受到了作者的赞扬。The Fu－nekal中的主人公更是“大逆不道”：他陪护着病入膏肓的祖母，在病榻边还有心情对心上人遐思尔想：刚刚安葬了祖母的年轻人们就在葬礼上跳舞作乐。这种行为非但没被斥以“悖逆”，反而还得到了赞美：青年人之间的爱情就像老年人的死亡一样自然。
面对这些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异质文明，译者并没有以传统观念为准绳对其进行文化过滤，而是忠实再现了“文化他者”。至于语言，如同严复用深奥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一样，周瘦鹃的这种高度归化的语言也可看作是对其译作的一种“包装”，一层“糖衣”方便读者更好地接受西方文明。这种译法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也为读者们接受“五四”后出现的学术化，规范化的“直译”进行了必要的心理铺垫。因此，我们不妨将这种过渡期特有的产物：语言上高度归化而文化层面上异化的译法称为“萌芽中的异化”。
三、变化中的规范
(一)翻译规范
图里认为，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要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规范(norms)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具有社会调节功能，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协调个人行为与集体之间信仰、价值体系和标准等诸多关系。规范能减少行为的偶发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促进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稳定。(Toury，1995：55)规范是隐性的，但在操控翻译活动时，却能体现出其权威性。对译作的社会期待值由规范催生，它对译文的接受情况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契合这种期待，译文就可能遭到制裁(sanction)如更正，谴责甚至是终止对话。”(Her-nlans，2004：82)。在林译时代，“政治化改写”是统摄翻译活动的主流规范，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则是翻译的准绳。越过这一雷池，翻译作品就难逃被打入冷宫或遭人诟病的厄运。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成书于1917年，时间相去不过数十年。为何译者就敢于译介偏离政治主题专注于个人感情的作品，还忠实保留了与传统价值观相悖的内容呢。数十年间，翻译策略从“政治化改写”谈变成“萌芽中的异化”。这一变化应归因于翻译规范的改变。图里认为：翻译规范虽然对翻译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但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文化参数的变迁，主流规范与边缘规范的力量也是此消彼长。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原来处于边缘的规范可能会跃升至中心，成为主流规范。(Toury，1995：57)
(二)文化心态
当时国人的文化心态较之十年前已更为开放。最初，西洋学识被蔑称为“夷学”，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中性词“西学”直至最后“新学”这样一个褒义词。该名词的演变显示了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认识到该向西方学习的心理变化轨迹。这种逐渐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利于知识分子更客观地接受西方文明。文人对西学的普遍接受从当时的流行小说中可见一斑。在鸳蝶派另一干将徐亚枕的《玉梨魂》中，女主人公，一位幽居深闺的寡妇，在送别爱人时居然唱起了莎翁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选段。(魏绍昌，1984a：145)。在该派的另一代表作《玉田恨史》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曾翻译小说来为她遣愁；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如是描写闺房之乐：“郎奏批雅诺，妾唱定情歌Darling，My Darling”。(范伯群，1996：56)日益开放的文化心态，为国人接受一个未经“文化过滤”的“文化它者’做好了心理铺垫。但激发规范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还是诗学观的改变。
(三)诗学观转向
林译时代，提倡改良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强国保种”的政治诉求，在遍寻救国良方而不得的情况下将目光投向了被斥为“小道末技”的小说，将其尊为“救国利器”从文学系统的边缘推向了中心。传统小说又因其内容陈腐而难当重任。创作新小说势在必行，而师法来自文明强势国的西方小说就成了文人们的首选。这看似对翻译小说的抬举，事实上却为中国文学系统的发展设置了藩篱。翻译小说从选材到译法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自觉与精英阶层的政治主张及传统价值观契合是翻译的不二法门。译者们煞费苦心用“政治化”来包装自己的译作以确保其被顺利接受。林纾在《雾中人》的序言中就表明自己译该书的目的并非羡慕主人公能抱得美人归，而是要宣扬书中的尚武精神以振士气“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陈平原，1989b：167)在这种“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诗学观的指导下，翻译非但没能起到革新传统文学，保证文学多元系统现代化的作用反而成了一种巩固传统价值观，诗学观的手段。不久，辛亥革命的胜而无果证实了“小说救国论”实乃乌托邦神话。随着政治热情的退潮，小说也表现出了对政治的绝望和厌倦并自行疏离。小说与政治的联姻惨败，“文以载道”功利主义诗学观悄然让位于“娱乐大众”的游戏主义。鸳蝴派的作家们就公然指出济世救民的重任非小说所能承担。1914年，徐亚枕明确提出：“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余酒后，只供清谈资料。”(ibid)而另一位鸳蝴派小说家刘铁冷对自己小说的期望仅是：“苟读吾书而(世人)额上皱纹为之一舒，则吾之造福亦已不浅。”(ibid)。于是乎，小说又从“救国利器”沦为“俳优下技”。光环的褪色反而使得人们能更好地审视小说本身的文学和美学价值。人们的注意力也从原来的家国情怀转入了对个人私情的关注。张扬“小我”情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叙事领域。翻译小说的选材及翻译策略也摒弃了那种唯政治至上论，作品本身的美学，文学价值成了人们取舍的标准。这种文学规范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料，也只有在这种规范下，翻译才能真正起到革新固有文学系统的作用，为创作提供模本。
结语：
[关键词] 60年 起步 发展 成熟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6.015
三、小结――如茵的花海，绵延的爱
（一）
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从业者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作了一大批思想健康、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繁荣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作出了积极贡献。30年来，流转的星河谱写了一曲婉转的歌，而这曲“歌”无论从体裁、题材亦或其它领域看，皆涌动着一种赶超与发展的态势。
1.在体裁领域，电视剧有电视小品（短剧）、单本剧、系列剧、连续剧之分。电视小品（短剧）是电视剧中的匕首和投枪，短小明快，人物和情节都比较简单，常撷取生活中人们易于忽略却又值得注意的平凡小事，挖掘深意、阐明主旨；电视单本剧现已很难看到；电视系列剧作为介于单本剧与连续剧之间的电视剧体裁，其每集均可独立成章，叙说一个完整故事，只是剧中人物与所有故事的主旨基本一致，在中国它常与电视连续剧归于一类；电视连续剧是指三集以上的分集播出的多部集电视剧，其人物与情节是连贯的。
在江西，上世纪8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10部、短篇电视剧42部、中篇电视剧10部、长篇电视剧0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电视小品（短剧）28部、短篇电视剧31部、中篇电视剧22、长篇电视剧9部；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以舞台形式呈现的小品之外的电视小品（短剧）与短篇电视剧乃至中篇电视剧都比较少见了，笼罩荧屏的几乎全为长篇电视剧。概而言之，江西之于这几种电视剧体裁的创作――电视单本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电视小品（短剧）与电视系列剧亦并不多见（偶以方言剧样式展露荧屏），电视连续剧发展最为迅猛。
短篇电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与长篇电视剧创作的从无到有到逐渐走向兴盛（在全国亦基本如此），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受众审美心理等都是引发并促成这一变迁的重要因子。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长篇电视剧的创作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则促成了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电视剧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量化的指标即为其收视率带来的广告收益的多寡。正是这一点让篇幅短小的短篇电视剧遭受了冷遇――一次性闪亮荧屏即便再璀璨，其带来的影响与关注度也无法与一定时期内每日皆在相对固定的时段与观众见面的中长篇电视剧相提并论。而这“影响与关注度”也即收视率，正是决定广告收益多寡的关键因子。此外，短篇电视剧拥有电影一般的时空容量却未有电影基于造型艺术（导演的艺术）的优质声画，短篇电视剧拥有电视剧基于叙事艺术（编剧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却又未有长篇电视剧那足够的时空演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这样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使得短篇电视剧进退维谷，两面不讨好；所以在长篇电视剧的创作日益兴盛之后，观众更多地选择了后者。
2.在题材领域，江西自上世纪80年代始创电视剧以来，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并在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某些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做了较为充分的探索。譬如人物传记片、小品（短剧）集、戏曲电视剧、儿童剧、革命历史剧、农村生活片、工业建设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如今已不多见的戏曲电视剧与儿童电视剧，戏曲电视剧《傩谣》（1998），第一次把江西的民歌、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样式融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古傩文化（江西戏剧历经百年传承，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三大门类――赣剧、采茶戏、傩戏）在当代社会的升华；《鸡缘》（1991）、《孙成打酒》（1993）、《立碑》（1995），则以采茶戏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戏剧样式，予观众以美的享受。儿童电视剧，这一既难创作又难有经济效益的题材类型，江西并未将其遗忘――《红飘带》（1982）、《真假一百分》（1986）、《小猴斗败大海怪》（1989）、《小猴的笑脸与哭脸》（1991）……将创作的焦点对准下一代，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
上文也已提及，至新世纪，在全国电视剧创作的巨大竞争压力下，江西逐渐有的放矢地把握了自己的创作重心，形成了一己特色品牌――军旅题材，以特色来强化江西作为“红色革命摇篮”的固有优势――《兵哥兵妹》（2000）、《我们的连队》(2002)、《红领章》（2004）、《沙场点兵》（2005）……并在这一题材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在这里想一并提出的是，江西基于本土地域文化可供开掘的题材类型还有很多，就如前些年央视热播的几部分别基于北京的京商文化、山西的晋商文化、山东人的历史、山西人的苦难创作的电视剧《大宅门》（2001）、《乔家大院》（2006）、《闯关东》（2008）、《走西口》（2009）一样，江西也有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譬如红色文化、陶瓷文化、山水文化、书院文化。这些灿烂的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均可化为江西电视剧创作的宝贵题材资源与创作源泉，江西若能充分整合好这些优势，挖掘潜力，赣鄱大地上火热绽放的将不仅仅是受惠于红色文化的“军中绿花”，还将会有更多的“五彩花瓣”铺就“如茵的花海”，构筑绵延的爱！
3.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30年来江西的电视剧创作一直不乏文学改编的案例：《雪花静静地飘》（1981），根据李陀同名小说改编；《田螺湾趣事》（1982），根据胡桔根同名小说改编；《主人》（1982），根据小说《内当家》改编；《霞村二柳》（1983），根据小说《石门二柳》改编；《澳门轶事》（1990），根据小说《聚龙里轶事》改编；《信念》（1992），根据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改编；《谢谢你的爱》（1994），根据胡海洋、吴周伟的报告文学《罗琪》改编；《红领章》（2004），根据陶纯、陈怀国同名小说改编；《天下兄弟》（2007），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地下地上》（2008），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
鲁迅先生曾说过改编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逻辑。也即改编并非要受制于原著，而是要在遵循以上两条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去重构甚至创造。正如歌德所言：“艺术家是在限制里寻找自由。”这“限制”对改编而言，就是以上两条原则与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及原著所提供的内容。江西由文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错，权举两例――《信念》与《地下地上》。《信念》改编自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的回忆录《艰难的历程》中“悲壮的西征”一章，该剧并未将回忆录全体搜罗，去全面展示刘俊秀的漫长人生，而是艺术地精选了几个闪光的历史镜头予以放大――截取他革命生涯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辉煌的篇章，去彰显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人生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在90年代初，这样精炼而集中的“断章”改编是颇富新意与创造性的，予观众的印象亦尤其深刻。
《地下地上》在改编过程中的两大创意则使全剧更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第一，编剧让原著中结束于“地下”部分的反面人物徐寅初贯穿全剧，延伸至“地上”部分，成为反一号，有效地强化了敌我矛盾，丰富了“地下地上”的深刻内涵――起初以刘克豪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于“地下”，徐寅初处于“地上”；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刘克豪处于“地上”，徐寅初等国名党特务潜伏下来，处于“地下”，改编之后敌我矛盾的线索于全剧一以贯之、清晰明了。第二，将原著中到“地上”部分始出现且仅占原著一章篇幅的人物林静提到女二号的位置。因一般的“反特”类电视剧，在片面追求情节的同时，往往易忽视情感的建构与营造。而有研究数据表明，仅追求情节的电视剧，收视率要远远低于那些既有情节又有丰富情感的电视剧。为此《地下地上》在该剧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重点建构了刘克豪、王迎香、林静这一“三角”关系，并让这一复杂的情感纠葛贯通全剧始终。地下工作者的爱情――特殊人物的特殊情感，让人好奇又揪心！《信念》与《地下地上》两剧皆尊重了原著的创作意图，正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逻辑，且均创造性地做出了更合乎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改”与“编”，于此两剧都收获了改编的成功。
（二）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回眸江西的电视剧创作，我们细数了过往的种种荣耀与缺憾；而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做的更有意义与价值的事情就是基于这往昔的点滴毁誉，力争在未来做得更好。我以为，优质的电视剧创作该是充分彰显时代精神并能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的。时代精神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念，它兼具民众性、民族性、先进性与推进性。换言之，它是超脱个人代表广大民众的，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健康的、积极的、文明的、优秀的，能对社会发展构成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的一种思想取向。有关文艺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联，国人早有不少强调，譬如“文�
中国的电视剧事业作为一开始即以国家机构的身份在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下，承载着舆论导向与宣传功能的文艺载体，在国内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不可避免地要维护和捍卫这个社会最正统、最主流的价值观，它对于相对前卫与边缘的思想观念，包容度与忍让度都相对更小，也即它更有必要彰显时代精神。在江西过往的电视剧创作中这一点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就比如聚焦京九铁路建设的《京九情》，反映市场经济大潮下国企改革的《黑天鹅》，为隆重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八十周年的《井冈山》，为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地下地上》。电视剧创作者均能正确地领会和体现时代精神，直面现实、讴歌时代，从而使电视剧作品真正“对社会发展构成了全面而巨大的推进力量”。
那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精神。”[1]眼下，与此三大精神相呼应，分别涵纳着“仁爱”、“宽容”与“责任”这
丹纳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2]我想，丹纳所描述的就是时代精神与艺术作品（电视剧）之间存在的巨大亲和力，这对于所有的艺术部类都是相通并适用的。我们身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
而言及电视剧创作使观众的心灵在场且产生强烈共鸣，这并非完全从经济这一看似有些功利的角度出发――通过赢得观众较高的收视率来博取经济收益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是着眼于艺术（电视剧）创作的终极使命――一种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唤醒”， 它是根植于观众心灵在场与强烈共鸣的本质。
黑格尔就曾说过：“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3]质言之，“情致说”的核心观点为：审美意识形态十分丰富，它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受众均可隐约感受它、逐渐领会它，却无法用简单的言语传达它、用抽象的言辞限定它；它是人人心中有却人人笔下无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是稍一触碰即可引发“共通感”的一种“情致”。它所要求的不是相同或一致，而是在成就差异的前提下却又能达成沟通。
托尔斯泰历来重视艺术的感化作用，因此他将感染力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唯一尺度；卡西尔则重视艺术揭示人们内心生活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重视艺术对隐蔽存在的照亮作用，因而他将强化与照亮的程度视为评判艺术优劣的标尺。而无论是托尔斯泰的“感染力程度”，还是卡西尔的“强化与照亮程度”，我想在一定意义上皆可殊途同归为艺术基于“共通”之上的“唤醒”。就像电视剧《天下兄弟》中所彰显的一个世界性主题――亲情，刘栋一家为其当兵所作的巨大牺牲，田村父亲田辽沈予其的山一般伟岸的父爱，刘栋、田村两兄弟相逢于军营之后，伴随二人关系的每一次递进所注入的巨大亲情符号――亲情似乎将一切障碍全体跨越了。看着观众在网上的观后留言中写着密密麻麻的“感动”，我想此种“感动”就是基于人性“共通”之上的被“照亮”与被“唤醒”！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朦朦胧胧地感受到生活具有无限的潜在的可能性，它们皆默默地等待着被从潜意识中唤起，继而从模糊的蛰伏状态进入明亮的光照状态。我们所有的人于电视剧中体验到的相通的东西，皆为一种在欢乐与悲伤、欣喜与绝望间相反相成、持续动态的与痛感的混合――而它，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来样态，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本真的运动与颤动！此种审美共通性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个人，而是扩展至全部作评判的人们。
30年流转之星河，完成了江西电视剧创作从“迟来的花儿”到“如茵的花海”之华丽跨越，我们为之欣喜、为之骄傲、为之永远铭记！文末，我权且以一首小诗作结，聊表我对赣鄱电视剧在历经30年不懈奋进之后如今“赣生繁花”的由衷祝贺与深深纪念――
相较中国首部电视剧的诞生
它迟来了二十二年
却在《豆蔻花开》的羞涩绽放中
开启了赣鄱电视剧的宏伟巨篇
八零年代起步 九零年代攀岩
新世纪的奋进成熟
铸就了流转荧河星光点点
有过历史剧的厚重缱绻
有过当代剧的红霞满天
古人的足迹默默绵延
伟人的业绩隆隆震天
山乡巨变 工业新篇
都市交响 回荡在你我耳边
军旅之花开满赣鄱大地的绿色家园
众赞 无比美妍
它是赣鄱电视剧的标签名片
更将撑起赣鄱电视剧的美好明天
注释
[1]钱理群。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J].书摘，2008，12：10.
[2]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6.
[3]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96.
作者简介：
至于喧嚣，也并不就是多余。比如生活的喧嚣，本身就是小说生产的一部分，如同女人生产免不了哭喊和疼痛。比如文学圈的臧否，可能与小说生产无关，但其本身就是小说文本后期生长的一部分。生产出来的文本它自然要上升，但最后谁入所谓主流，成名成家，谁被无声忘掉，更像是蒲公英播种，偶然决定。媒体大约是这偶然动力里的一部分。
生活的价值在于去过它，你不能停在那儿，只是吃喝拉撒。在于去言说它，说说更健康。“中间代”作家，就算是一个喧嚣言说的由头吧。他们都在认真地说着，我们想你能有机会听听。
薛忆沩 1964年出生于湖南。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后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又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薛忆沩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最新小说《文学的祖国》行将上市。
盛可以 上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益阳，现居北京。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作品近2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道德颂》、《水乳》、《活下去》、《火宅》《无爱一身轻》等五部，以及《取暖运动》、《谁侵占了我》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
叶三 1978年生人，旅居海外多年，现归北京。2011年出版首部散文、小说选集《九万字》，她的文字轻灵、跳跃，不拘语法和修辞，刻薄的时候幽默感一流，幽默的时候却透着骨子里的清冷。
张惠雯 1978年生，祖籍河南西华。1995年底获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赴留学，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大学期间尝试创作，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多个小说及散文奖项。代表作有《徭役场》、《水晶孩童》，2006年，短篇小说集《在屋顶上散步》在新加坡出版。
西门媚 生于上世纪70年代，小说家，独立作家，画家。现居成都。曾在广州、北京、成都三地媒体工作十年，现专事小说创作和专栏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实习记者》，短篇小说集《硬卧车厢》，随笔集《结庐记》，随笔集《说我爱你》。
慕容雪村 东北人，1974年出生。中国政法大学1996届法律系毕业。2002年初开始在网上发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伊甸樱桃》，曾被推举为网络四大之一。
小白 生于上海，自由撰稿人，近几年来其文名逐渐在文化圈和读者群中� 名下的长随笔、短专栏独树“异”帜、自成体系，发表在国内多家报刊上。著有长篇小说《局点》、《租界》。
绿妖 70后，县城青年，在北京呆了7年，现居绍兴。做过工人、时尚杂志编辑、电台主持人等。曾出版随笔集《我们的主题曲》、小说集《阑珊纪》。《北京小兽》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冯唐 1971年生于北京。1990-1998年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妇科肿瘤专业临床医学博士，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现居香港。已出版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不二》，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如
瓦当 1975年生于山东。诗人、小说家、出版人，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赋格三部曲”（《漫漫无声》、《到世界上去》、《在人世的悲伤》）、短篇小说集《多情犯》、《去小姨家》等。
李师江 1974年生于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居住北京，专职写作。在台湾出版《比爱情更假》、《肉》、《她们都挺棒的》等四部作品，内地出版长篇小说《逍遥游》、《中文系》。
柴春芽 1975年出生于甘肃陇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1999年毕业于西北师大政法系，曾在兰州和西安的平面媒体任深度报道的文字记者，后在广州任副刊编辑和图片编辑；2002年进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曾任《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摄影师。著有长篇小说《慈航与流放》。
任晓雯 1978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她们》、《岛上》，短篇集《飞毯》。2005年与人合伙创办茶叶公司。现在，任晓雯自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推广自己的茶叶品牌，另一方面还不放弃写作。
独眼 生于1980年，北京人。北京某大学建筑历史专业硕士毕业，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给报纸杂志写有关建筑和城市的专栏文章。私下长期进行小说写作活动。《比如，单身》曾连载于水木清华bbs，追看者甚众，引起轰动。
走走 《收获》杂志编辑。主持《生活周刊》情感专栏，现己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得不到你》、《房间之内欲望之外》。
李海鹏 1972年生，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晚来寂静》，其作品展露出文字的过人才华，文本之美的背后，是独到见识和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