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万历十五年摘抄优秀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万历十五年》是由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自197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近日，通过拜读此书，深受启发。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1587年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简单扼要的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全书共讲述了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提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年间，大明王朝歌舞升平，一切看起来欣欣向荣，然而，一切却显得十分无序，各种潜规则盛行。张居正的改革被完全废止，本人在死后也遭受株连，整个文官集团出于自身考虑完全不顾国家、人民，绑架整个社会意志谋取集团利益，连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也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接受潜规则。可以说，大明帝国精英群体身处在这种固若金汤的传统和潜规则之中，或如履薄冰，或飞蛾扑火，或大声疾呼，但无一幸免，全都败下阵来。其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何尝不是这样！清朝末期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们，虽聪慧过人，纵横捭阖，却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失败命运。
历史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了一样的拷问：如何破除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不疲于应付？如何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我的思考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减少人为干预，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动制度的制定和落实，其实质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不仅能够破除各种潜规则，让政府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可以让政府在落实政策时，更有底气和自信。我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旦形成思维的习惯化，这种公平和透明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书中张居正的改革就是最鲜明的例子。无论是改革，亦或是制度的制定和落实，都必须蹄疾步稳。在此过程中，遭受反复，遭到攻击，遭遇诘难，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只要坚定信心，一定可以走出《万历十五年》中的怪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简单的、看似毫不相干历史事件多角度分析了整个明朝社会所遭遇的空前危机，引起人的深思。所以，必须要感谢黄仁宇先生的深刻洞察力和优秀的人文素养，为我们今天如何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铜镜，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确立制度的思想、树立规则观念，摆脱人为干扰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作者从万历一朝中的小事件着力，一步步地展开了这幅晚明的历史图景，通过事件之间严谨的逻辑推理，从一个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身上解读出技术与道德在中国古代的冲突和妥协，实是精彩，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这一年，明王朝的模范官员海瑞、著名将领戚继光相继离世，在历史的长河里似乎仅掀起了些许浪花。而在黄宇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里，这一年，又仿佛暗含玄机，确是颇为值得探究的历史节点。
纵向而言，1587年距明开朝（1368年）已有219年，距明亡（1644年）尚有57年。此时的明王朝治国早有祖制，统治思想上则信奉僵化的程朱理学下的孔孟儒家，甚至将其视为司法、理政的判断依据。看似一切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日臻成熟的王朝旧制，仅余的数十年气数，却又无不[]在提醒后来的诸位看客，实则危机早已潜伏。
横向观之，在黄仁宇先生截定的1587年之剖面下，万历皇帝正当24岁的盛年，却已登基15年，其老师兼前首辅张居正已溘然离世5年。执政的前十年亦是万历帝在位最有作为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局面，这些均与首辅大臣张居正励精图治，强力推行系列改革密不可分。当然，当时尚在少年的万历帝眼里，凡事以老师的教导为最高准则，名为万历中兴，实乃张居正的个人意志使然。尽管开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而废丞相，凡事均需皇帝钦点，长此以往，必有后来皇帝不堪重负，随之，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加以明朝的监察、秘密警察之制，皇帝既在脑力、体力上得以解脱，又分散权力防止下臣专权。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完美无瑕罢，实际情形往往大相径庭。张居正竭力辅佐万历帝，一心图治的他断然不曾想自己的专权，死后引发臣僚群起攻之，终遭皇帝的唾弃，落得个死后两年便被抄家，险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587年，即位15年的万历帝，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均略显疲态。这位从小生活在帝师张居正影响与约束下的皇帝，雄心当立之时，受了反对派的引导与蛊惑，当务之要便是极力清洗张居正等人势力，似乎一扫了多年来的压抑与阴霾。然而，此时的万历仍然毫无冲破藩篱的快感。约束依旧，自己如同重又被新的人所绑架。自开朝以来，朝廷便被文官集团所占据，虽然争吵毫无休止，但正是这毫无休止的争论构成了一股难以逾越的力量，使得国家机器在预设的规范与轨道内有条不紊的运转着。在万历看来，自己恰像一具木偶，在群臣的摆布下立在当在的位置。他愈发地感到，老师张居正的倒台，真正受益的是倒张派的臣子，他不过是顺势推到了最潮头罢！然而内心的一点悔意，终究被一时的蒙蔽与情绪所淹没，何况自己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岂能随便食言。于繁杂喧闹的朝堂，万历更觉这无穷尽的上朝的无趣与累赘。
所幸的是，在没有张居正的5年里，新任首辅申时行颇懂为臣之道，举凡政事皆处理得滴水不漏。然而，彼时的首辅申时行内心亦颇为复杂，以至于才五十有二的他，便早已鬓发苍苍，显现出处未老先衰之态。原本作为候补之一的申时行，时来运转之下，侥幸坐上了首辅的高位。不过，此时的首辅亦如此时的皇帝，职业的矛盾如影相随。前任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无疑让其如履薄冰。
申时行深谙，开朝以来，王朝的运转全依仗道德的力量得以均衡维系，而道德的传承则在于出身于士人阶层的文官集团，所有的典章制度均在文官们的直接干预与操作下得以完成。明朝开“八股取士”之先河，考试的标准化虽大大减少了评判的难度而更具操作性，但其束缚人的原创思想亦是立竿见影的，诚然这是为统治者所愿见的。这也催生出一批固守陈规、僵化教条的文官士子。自然，本朝的法律已置于道德之下，具体的事务甚至司法判决，全在于为官者的道德评判，而具体操作的技术层面亦无实际的依据，往往为个人的好恶所左右，行政的成效自是大打折扣。绵延两百年下来，俨然形成了连万历帝都深感巨大的力量。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社会，王朝的统治只能通过各级文官与底层的大多目不识丁的农夫勾连起来，因而，施政的核心便在于推行能让文官能所遵循的文牍范本。当初，前首辅张居正一意力图打破这种僵死低效的局面，却终究被这无形的力量所扼杀。
不过，扼杀张居正的力量明面上为其改革将大多数文官置于对立面，而底下的暗流则在于张居正忽视了文官不愿公开的私欲，升官发财实则为无数士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开朝以来，本朝官员的待遇并不高，但是这仍阻挡不了士人们做官的热情，暗下的俸禄自是丰厚无比的，范进中举即为一例。那些仁义道德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实际执行时又另有一套标准。这阴阳之间的关系，张居正显然挂一漏万了，其触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奶酪。
首辅申时行对此阴阳之道早已心知肚明，其施政要义则在于平衡之术，皆以妥协维持局面为主，而不一意孤行地去达成自己所愿。即便如此，言官对其攻击未曾停过，先是其极力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后因其过于妥协。终究其在拥立太子的事情上，文官们不愿意看到其在此事上拥戴新功，一番攻击之下，被迫辞职挂冠归田。
王朝的文官们大奉阴阳之道，万历帝见得多了便更加感觉无趣而心生厌倦。倒是一位叫海瑞的官员，在如此封闭保守的官场上仍秉承操守，敢于自我牺牲，似一股清流倾泻于污浊之上。只是清者如海瑞者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浮沉，最后一次出山已七十有二，不过是文官们看重他高风亮节的名号委以虚职，以宽慰老百姓的心罢了！
至于青史留名赫赫有名的武将戚继光，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情境下，处境并没有历史教科书上所言之好。明王朝的武将几乎皆为文墨不通的粗人，故而对于带兵打仗并无实际的理论可支撑，统领军队的则是文官甚至太监，前朝震惊中外的土木堡事件正是太监领兵的杰作。武将的功绩在文官们看来，不过是其高谈阔论中一句话的事情，显得微不足道。也只有这样的武将，皇帝才安心稳坐金銮殿。只是军队如此低下的战斗力，无怪乎东南沿海屡被一干倭寇侵犯。如同戚继光这样文韬武略的将领自开朝以来皆为凤毛麟角，此自然为文官集团所防备。若不是前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其一番精忠报国的抱负恐如空中楼阁般化为泡影。他的命运实与张居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张的悲剧亦导致了戚继光后期被万历帝革职，一代将星在贫病交加中了却残生。
而横空出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出现，更如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这位出任过万历朝官员的学者，骨子里对于当时社会僵化的思想、保守的思维而极为蔑视的，尤其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极为批判。彼时，曾为领导和改造社会力量的儒学，俨然成了限制创造的牢笼。以至于其下半生弃官在湖北麻城的佛院里著述立说，试图洗刷这沉闷的空气。尽管其本身处处充满了矛盾，但是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之举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些主张是切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不为文官集团的重视与采纳罢！直至人生的终点时，终引起文官们的群怒，抓捕入狱自刎而亡。
彼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在北京皇城北面的白水黑山间，努尔哈赤去繁就简创立的八旗军队正致力于开疆拓土。而1587年的大明帝国看不到任何励精图治、鼎新革故的气象，反而自皇帝至低级官员愈发的暮气沉沉、固步自封。
此时封建王朝实则已进入了一条幽暗的死胡同，中国的大地本可以穿过这条所谓的胡同通往新的世界，只是历史没有假设！一切起于偶然，实又必然！王朝的轰然坍塌早已列上了日程，此即为黄仁宇先生探微知著的内在逻辑罢！
《万历十五年》起初是由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写成，而后被译为中文。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文意思为―1587，无关竟要的一个年头。虽然黄仁宇先生在书名中称这一年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以他提出的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就不难以1587年为一个契机，窥得前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各种事件发展到最后的原因。以下是我读完《万历十五年》后的所想所感，以及读后生出的一些疑惑和对此疑惑的粗浅看法。
首先的一个疑惑就是黄仁宇先生在书的自序中写道明朝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那么为什么明朝缺乏完善的法制，众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以抽象的道德代替？而明朝以前也存在过法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如唐朝，那么为什么明朝不予以引用借鉴用以完善自己的制度？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而是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唐朝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外的发展方向，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扶助先进的经济。而这种在经济发展制度上的选择，就必然导致了唐朝、明朝在法制健全方面的差异。明朝，以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来保证本朝的稳定，形成的是一种封闭向内的发展模式，而唐朝，先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相应法律的出现与完善，这就间接推进了唐朝法制的健全。
既然以道德代替法制是明代一切问题的重要症结，那弄清楚这种替代关系是怎样导致重要问题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历立储的问题上来讨论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病。“四书”中提倡的伦理，传统中奉行的道德，告诉皇帝和天下臣民，不能因为男人对女人的宠爱而改变长幼之序，由此可知，若按当时天下奉行的伦理道德，皇帝是不应该因为特别宠爱某位王妃而废长立幼的，这是道德。然而这仅是道德，若按法律来处理立储问题，万历废长立幼也并不是不可能。然而明朝体制上的不完备，技术上的不周密，使得本朝只能用道德将群臣百姓捆绑在一起，以求社会的稳定，朝堂的太平。明朝这种对道德的高度重视，也就导致了百官对万历废长立幼这件事情上的强烈反对，最终万历迫于这种道德上的压力，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然而立储问题虽已解决，但这个问题留下的祸患最后影响到了整个朝代的安危。读后感i万历由年少时一位勤于勤政的君王转变为一位怠于修政的皇帝，不能说与这件事并无半点干系。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由质变到量变，从张居正生前生后的种种风暴，到自己立储问题的纷争，不能不说万历皇帝没有察觉到他虽贵为君王，但并无太多实际上处理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决策的是整个官僚体系。开国之初，皇帝才是权利的中心，文官是为处理行政工作而产生的工具，但高度的中央集权，事务必然繁多，部分属于皇帝的政权就日渐转移到了官僚集团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需要的只是一位在道德上极端高尚，行为举止符合礼仪，在文官集团所订下的规范体系内行事的“贤明君王”。万历皇帝当然可以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悟出其中的玄奥，而后他消极怠工，怠于朝政也就有其内在原因了。
从模范官僚―海瑞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后果。海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当时的确是一位清官。但即便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清官，也是“以道德代替法律”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明朝法律技术不完善，为了管理，便使用道德来填补法律上的不足。但是这样一种以道德为优先的法律，能基本的分辨是非都难做到。我们可以从海瑞对疑难案件的评判标准窥其一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贱民，宁屈富民”。海瑞判案，只要是穷人对富人的案子，无论对错一般都是穷人赢富人输，海瑞的这种以道德断案不问是非的方式，长此以往，必然招致富人官僚的非议，也同样导致了他最后不能成功。海瑞固然有他不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也只是完全恪守当时社会提倡的意识形态，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完全遵守者，在他看来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被划入“善”与“恶”两个方面，非善即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海瑞这一套并不公正的断案方式也就有了解释。在海瑞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它不仅是行政的工具，也成了断案的工具。
张居正生前对朝政的影响力极大，而他死后的问题依然影响到朝政。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曾让明朝再次出现复盛的痕迹，那为何张居正无论在朝还是离世之后，都会遭到部分文官集团的攻击？
首先，明初官职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命令子孙后代不得复设，明朝从此便没有了拥有能与皇权相抗衡的相权的宰相。明朝初年官职体系，废宰相，设六部，六部直属于皇帝，后因处理繁重文件的需要而设内阁。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文字处理机构，后来因奏疏繁多，单凭皇帝一人专制管理无法处理完，所以皇帝会与内阁大学士商量并让内阁参与到政治管理的活动之中，久而久之，政权慢慢地部分转移到内阁的手中。从明朝官制层面来说，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不属于当朝的行政官员，当朝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官阶二品的六部尚书，作为官阶五品的内阁大学士是无权干预朝政的。而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干预朝政的权利，所以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等行政举措被部分反对他的官员视为“越权”，难免不被其他官员非议。其次，就是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万历新政极大的威胁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张居正认识到要改变这个国家的风貌，首先就要从官吏问题上解决，从官僚制度上解决，所以才有了后来他推出的“考成法”。“考成法”推行在于加强行政效率，整治官吏作风，其惩罚力度之大使得这些原本就适应了低行政效率的官员苦不堪言，而只要是影响到张居正新政的官员，就会被他的人参劾，逐出朝廷，文官们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文官集团对张居正的不满越来越大。其次，改变官吏问题的考成法施行了，张居正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下功夫。张居正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但却威胁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万历十五年》的第72面提到申时行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然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的新政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并不是相安无扰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动摇到这个朝代的稳定，最重要的是动摇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使他在死后落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下场。书中提到一句话，意思是要么是新技术的产生淘汰落后的组织形式，要么就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对新技术的扼杀。张居正推行的新政最终付诸东流的原因也在此。
既然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极其崇尚道德的国家，那么崇尚道德的思想体系能不能接纳不同与它的道德观念呢？从李贽的例子上看，这个崇尚道德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胸襟来接纳不一样的思想观念。李贽行为上背离传统，思想上不墨守陈规，同时攻击虚伪的道德，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然而李贽这种想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树立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想法，必然让他成为传统道德体系的攻击目标。 明朝自上而下都由道德所约束捆绑，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有点代替法律的意味，既然是这样，这个国家就必然不会让社会上出现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体系，新评价体系的出现会对统治根基产生一定的动摇，而这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就提到，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断非个人原因可以解释，而是当日制度已山穷水尽，大家都只是成为了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