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浙江乐清人，国学大师，诗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南怀瑾语录最新7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著的《南怀瑾讲演录》、《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和《庄子諵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述了许多问题，引发了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本刊特摘张耀伟《感悟南怀瑾的人生哲学》一文，诠释南先生在人生方面的思想，以飨读者。
近一个时期来，我常常看书至深夜，由于从事新书编辑的原因，读得最多的是南怀瑾先生的著作《南怀瑾讲演录》和《南怀瑾与彼得•圣吉》，越读越难释手。很多时候，作为一个步入不惑之年的人，总是无法看透人生。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很多人满腹经纶，但常常让人感觉做人学问的贫乏。多少年来人生为何？何为人生？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人生为何？人为什么活着？何为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形态林林总总，人生的目的五光十色，有美丽善良的，有丑陋恶毒的；人生有以服务为人生目的，以享乐为人生目的，以追求真善美为人生目的。而南先生则说“人生以人生为目的，没有另外的答案”。这是充满哲学思辨的回答。他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上来探析人生。南先生在讲演录中说：“明朝时一个年轻人讲人生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只做三件事走路：自欺、欺人、被人欺，自骗、骗人、被人骗。我常常哈哈大笑，秦始皇、汉武帝、蒋介石等都是一样，也包括我嘛，也是一样。所以，我贡献人家，一个人的生活要检点一下。”
人类生命从何而来？死后还有没有生命？这需要用本体论来研究。南先生在《南怀瑾与彼得•圣吉》中有较深刻的探讨。
人的生命是什么？又需要从认识论上来分析。而人生的目的就关乎到价值论了。归结起来，要搞清楚人生为何，何为人生是认知科学、哲学等范畴的内容。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在解释禅时讲道：
一转，八苦，五蕴。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五蕴(又名五阴)色：生理的，地、水、风、火、空。受：感觉。想：思想知觉。行：动力动能。识：精神。五蕴之苦可以写出很多小说、散文。经常有人会唠叨三句话：莫名其妙生来，无可奈何活着，不知所以然死去。这是对生命认识的混沌，痛苦矣！
二转，苦从何来？灭是道之果，道是灭之因。灭除一切痛苦，涅槃寂灭。人有很多欲望，想要得到，又永远觉得少一点，贪生又是现代人常常念道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本体论上找寻解除贪欲的烦恼，南先生常以“无所住而其心”来教诲门生，也就是心境非常活泼，不被任何一个现象拖住了，非常潇洒的、空灵的。乃至倒霉也不掉眼泪不伤悲，得意也不特别欢喜。意即，一切放下！去你的吧！
三转，即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触受爱取有生死。一般未接触过佛学的人，似很难理解，听南先生解释后，其义并不晦涩，大致意思是，睡觉无意识就是无明，醒了就是行识，有力了，有思想意识了，身体有感觉了，名色即地、水、火、风、空。六人是声色香味触法，触就是触觉，受就是感受，爱即欢喜，有爱即取，有生即会有死。近年来，我在南先生的书中体会到些许中国文化中佛学关于生命科学的精髓。
南先生博观而约取，娓娓道来人生的真谛“人生以人生为目的”。人们通常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里的性格就是品格，我理解为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人的天赋，人的教育程度，人的生活习惯，人的机遇，人的处事能力等。这里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都不尽相同，但同样的机会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效果。
目前中国在经济崛起之时伴随着不和谐，不公平带来的不和谐，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不和谐，人与自然不和谐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社会问题。当一个人只想自己生存的时候，以占有他人的利益为一种行为动机，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会影响民族前进的步伐。
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丰富美丽的，这就是人的生命源泉。法国哲学家居友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会继之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哲学家的词语美丽而壮烈。我们每个人能多一点仁爱，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同情，多一点帮助，多一点欢乐，这该会有多美好啊！这比只顾自己的生存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但生存需要有规则，违反规则，生命就会干枯！
人生为何，何为人生，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作过研究，此可归入“人学”范畴，在已出版的人学书籍里，我们大凡看到了从多个角度来研究人的，不外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哲学、宗教等层面来审视的，而不论运用哪个方法，芸芸众生的人生不外乎：顺其自然的人生、追逐功利的人生、崇尚道德的人生、超我的人生。
南先生对人生阐述正涵盖了哲学、社会、经济、教育等各层面。
顺其自然的人生，就是顺乎自然，顺乎自然规律，顺乎社会潮流。正如古诗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也就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这里讲帝之则就是要遵守自然界的法则，违背了这三个法则，自然界就会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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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施予“恶报”。全球气温变暖，四季更迭气象异常，冬天花草发芽，雷声振振，春秋大寒冷如冬。人类在为满足需求消费时，对自然界的尊重不够，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失衡，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发展形成严重的“不和谐”，科技愈发达，人们更要尊重规律，这种矛盾才会得以缓解。
追逐功利的人生，顾名思义，就是“唯利是图”。本来为利是动物的本能，无可厚非，但是为了私利不择手段，已“占有”“排斥”他人的利益，破坏社会的利益为实现“己利”，这就丧失了人的“灵性”，人与自然界其他动物就没有区别了。
现实生活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兄弟操戈的事是司空见惯的。
孔子曾在问答君臣关系如何相处时说：“不欺也而犯之”。孔圣人始料不及的是，二千多年后的今天，科技发达，社会文明，物质丰富，可人的精神贫瘠，为了一点私利，放弃诚信，开会说套话，计划说人话，总结说空话，汇报说假话，奉承说谎话，总之就是不讲一句真话。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的君王臣子，秦始皇、汉武帝为历史留下了记录，他们也为社会作了贡献，但到底还是为了实现他们“君临天下”的功利之名。明朝的宰相胡惟庸，清朝的和珅，近代的袁世凯都是为求己利而遗臭万年的。也许我有点悲天悯人，杞人忧天，可要找回老祖宗教导的仁礼义是难上加难啊！
中国道家老子、庄子提出了做人的道德境界，即要求人的行为品格要讲无己、无欲、无为，儒家讲仁、礼、义，提倡爱人方能爱己。道德境界的人生，是以他利为己利，崇尚道德人生的人已自觉地认识了人在社会里不光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个人的存在，个人的名利与社会是应为一体的，每个人的行为应遵从社会的规律。南怀瑾先生讲的求名应求万事名，计利应利天下利，正是道德人生之谓也。
行道德人生目的的人深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之善端，而“欲恶者心之大端也”，意思是欲望和憎恶是人心最根本的出发点。善恶是非是讲道德的人首先要知道的。崇尚道德的人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无限美丽，孟子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将成为社会的风尚。
超我境界的人生，在时下社会更是寥若星辰，它要求人们完全站在超越世俗之外，立于社会之上、宇宙之间来观察人类社会，来规划人生目标。人的一生仅仅80、90年，最多也就百岁。南先生讲婴儿出生握着拳头来到世上，与生俱来就是“取”，到年老寿终正寝双手一撒，什么都带不走，就去了。人生几十年与宇宙光年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南先生总讲求名应求万世名，计利应计天下利。他七十余年如一日，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做了许多为社会为民族的好事，两岸统一大业是南先生毕生的愿望。金温铁路开创了新中国利用股份制办铁路的先河，实现了浙西人民80年的梦想，而南先生从中未收一分回报。这些年来，南先生在许多高校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设立了奖学基金，英名远播海内外，美国有孔子学院，也有南怀瑾学院，南先生的学生也遍及五大洲。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如今依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在辛勤耕耘。
南先生对提倡构建人生目标要求“无所往而生其心”，而要达到这个要求，需要修身养性，这就要求多读书，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小孩读书为父母，为了谋求职业，当官的读书为了仕途，总之，读书为他人，怎么读得好书呢？更令南先生担忧的是“今之学者为钱”，社会一切向“钱”看。这是对我国教育的挑战，教育要从小孩做起，为了后代，我就提倡读书，编书出来给孩子们读，取了个名字，叫做“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作”。南先生编了四书五经让孩子们读，边远贫穷地区读不起书的孩子们，他就把书送去，再找人教他们，让他们念，这样影响越来越大，人读了书，受了教育，社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就不会随波逐流。
有口皆碑的义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用钱用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典范。同时南先生用班固的话来劝勉今人，“是故人已宴安为鸩毒，王德而富贵之不幸”。这句话意思是写鲁哀公长期深居宫中，不知道忧愁，不知道恐惧，这样就好比是鸩毒，没有建立道德而求富贵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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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又讲“夫唯大雅，卓尔不群”，就是说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立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这就是不随波逐流的人生。南先生从小就奉行“仗剑需交天下士，黄金多买百城书”，广交天下朋友，多交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朋友，有钱了就多买书，多读书。
“古往今来皆涕泪”，南先生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他说只写三本书来解析人生问题。一是佛学的，释迦牟尼一辈子没有写一个字，可今世的文化里释迦牟尼的经典最多。二是老子，他最反对写文字，可最后被逼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流传几千年。三是孔子，他的学生很少写文字留下来，但孔子的思想至今影响全世界是最广泛的。
南先生从儒、佛、道、经史子集来教诲学生，来启迪人们明晓人生为何，何为人生的道理。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书评
国学启蒙自幼始
杜怡顺
《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共18册，由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指导、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郭z女士主编，旨在向低龄儿童更好地传播普及国学文化，并且尝试推出一种不同于通常儿童教育的模式。
从内容编排上，全书大致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各种国学典籍。如全书以《大学》开始，既秉承了古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的优良传统，也反映了南怀瑾先生在当下对《大学》巨大意义的深切体会。无论是“三纲领、八条目”的全书总纲，还是“定静安虑得”的修行次第，《大学》的文本都是对时下处于迷惘状态的基础教育的一个有力警策。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儿童熟悉了《大学》，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良好的根基。在《大学》之后，《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典籍依次出现，向儿童提供了儒、道这两个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本土思想核心文本，再接《易经》《诗经》《礼记》等集中反映中国初民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在这些上古典籍之后，是南怀瑾先生从《古文观止》这部流传最广的古文选本中精选出的几十篇古文、骈文，篇目上承先秦，下至宋代，勾勒出了1500多年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和文风的演进，为全书增加了历史的厚度。在以上这些传统经典之间，又穿插以《笠翁对韵》《菜根谭》《幼学琼林》《鉴略》《内经述》等清新易读，且含纳诸多学科的蒙学读物，犹如阳春白雪之中穿插的乡间小曲，透露出一派庙堂与市井、正统与民间交汇共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图景，也提供给儿童们一张一弛的阅读节奏。
从文本处理上看，这套书只收入文化典籍的正文，并对所有文字标注拼音，还在各页注明繁简字、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而不对文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这也体现了南怀瑾独特的“读经观”。南怀瑾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息，靠的就是阅读和记诵传统，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初学儿童首先要做的，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熟读和记诵。这样的阅读，不是灌输式的知识传授，而是“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只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融入生活，而不是一堆僵死的客观材料。
有这样一个人，他集教授、居士、护法，宗教家、哲学家、杂家于一身，被人赞之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有人称他是佛学大师、禅宗大师、密宗大师、易学大师、国学大师；有人称他是当代道家、现代隐士、“通天教主”；也有人称他是“高明术士”、“江湖骗子”。他就是南怀瑾——一个像谜一样的传奇人物。那么，南怀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幼承庭训少习诸子
1918年3月18日，南怀瑾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一个名叫南宅殿后的古村落。南家是温州乐清的名门望族，按“嗣元应德光，常存君子道”排名，南怀瑾属于“常”字辈。辈分名“南常铿”，乃温州南氏家族第二十五代传人。
南怀瑾幼承庭训，6岁开蒙，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南怀瑾的老师乃温州名士朱味渊。朱味渊在前清时未能考取功名，于是四处游历讲学。其人国学底子深厚又喝过洋墨水，喜谈政治，且愤世嫉俗。朱味渊虽然只教了南怀瑾1年就去世了，但他对南怀瑾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此后，南怀瑾一直将朱先生尊为自己的启蒙者，一辈子不忘这位恩师。
朱先生去世后，南怀瑾只好在家自修。在家自修容易懒散，父亲就将他送到离家附近的一座庙里去读书。平日不许回家，隔三岔五地送去一些好吃的东西。在这幽静的古庙里，南怀瑾除研读四书五经之外，还涉猎了诸子百家，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自己一生的修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南怀瑾自幼个性就好动，并嗜读武侠小说，12岁时即开始习练种种武艺。此前在6至10多岁时，因体弱多病而日与药物为伍，且目患近视，常私自贪阅武侠小说而躲在楼上书房按图瞎练，父母固不知情。因心慕飞檐走壁，自亦练学跳梁倒挂，有一天，不慎从梁上跌落到地，声震一室，父亲听到巨大声响上楼察看，才知道他在偷偷习武。父亲并没有责怪他，反而聘武师到家中教授武艺，让他正式开始习武。
当时在浙江乐清一带盛行所谓的“硬拳”，与今日一般练拳情形相差不多。起初，他跟随师习练时，自然不知道以自己衰弱之躯而学此刚猛之拳法是否适当？又不能分辨拳艺的优劣，每回习拳之后却有头脑昏昏之感，不知其所以然。但由此却让他从小志慕侠客义行，因而勉强自己照练不懈。
如此文武兼修10多年，到17岁时他不仅对儒家经书已经研修颇深，而且在遍阅经史子集、博览诸子百家之余，又兼及拳术剑道等多种中国功夫，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每得其精髓而以为乐。这种学贯古今的治学修身方式，为他日后的艺业厚积流光奠定了丰厚根基。
初涉人世行走参访
1935年，17岁的南怀瑾离开家乡，前往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国术馆学习武术。1937年，南怀瑾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国术馆，并取得武术教官资格，并入读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获得毕业。这时七七事变，日军侵华，全国抗战爆发。满腔热血的南怀瑾不忍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于是跑到四川与一位还俗和尚钱吉一起，在川康边境的大小凉山地区办起了一个垦殖公司。南怀瑾初涉人世，很快就拉起了近万人的队伍，这让当地的军阀包括政府深感不安，恐他坐大一方。迫于各方压力，南怀瑾不得不辞职，在宜宾的《金岷日报》当了一名编辑。
1943年春夏之间，南怀瑾从宜宾到成都，在成都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担任武术教练兼政治指导员。在成都军校当教官这段时间，南怀瑾一有时间就外出寻仙访道。在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对他影响最大的袁焕仙先生。袁先生乃名重一时的禅宗大德，是一个世外高人，住在距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灵岩寺里。几番晤谈后，南怀瑾与袁焕仙成为忘年交。受袁先生影响，南怀瑾对军校教官工作逐渐失去了兴趣，后来索性干脆辞去教官之职，一心一意地跟随袁先生学佛修禅。袁先生有意让南怀瑾承其衣钵，于是将平生所学一一传授南怀瑾。南怀瑾当时虽然只有25岁，但已深得袁先生真传。
在这之后，为深入研究佛法，南怀瑾奔赴四川峨眉山大坪寺闭关3年。闭关期间，南怀瑾斋戒食素，于青灯古佛旁日夜诵读经、律、论佛家经典，通读《大藏经》。出关后，他又远走康藏等地参访密宗各宗派，对佛理有了更为精深的研究。后讲学于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
1947年底，南怀瑾回到了阔别9年多的故乡，隐居在西子湖畔。
回到家乡的南怀瑾，原本是想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世外桃源生活。然而，中国大地此时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严酷的现实使得他没法静下心来读书清修。
一天夜里，父亲忐忑不安地将南怀瑾叫起来，问他天下大势如何收场？南怀瑾回答：“已是落日残阳，共产党肯定要坐天下。”父亲沉默了一会，对他说：“我们不走，你自己赶快走！”
南怀瑾曾在中央军校当过教官，接受过政治训练，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此“陆沉”之际，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此时，“代总统”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托人给南怀瑾传话，请他出山任政治参议兼秘书。但南怀瑾此时早已看出大势已去，压根就不想为这个气息奄奄的腐朽王朝陪葬。于是他隐居杭州天竺灵隐山，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细细披阅浙江省图书馆所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继而，又大隐隐于市，避乱世于上海虹口区一家佛教医院里，于兵荒马乱之中独自安静读书。
1949年2月28日，南怀瑾携带一大堆笨重的书籍，乘船匆匆离开大陆，开始了他长达36年的台湾生活。
旅居孤岛困顿飘零
南怀瑾初到台湾时贫困交加，31岁的他要面对的第一要务是生存问题。那时候的台湾，物资极其贫乏，“一串香蕉、3个鸡蛋，就是一个摊贩货摊上的全部物品”。
刚过而立之年的南怀瑾，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东北姑娘杨向薇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新婚后的南怀瑾迫于生计，与几位温州同乡做起船运生意。南怀瑾为公司起名“义利行”，取孔子“见利思义”之句。南怀瑾是个书生，根本就不懂经营之道，加之他又是一个菩萨心肠，豪爽待人，没过多久“义利行”就倒闭了。
公司倒闭后，南怀瑾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这使原本就困顿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南怀瑾的4个孩子都已相继出生，落魄的他不得不拖儿带女地栖身于基隆海滨的一个陋巷中。一家人挤在一间瓦可落月、门不闭户的小屋里。几个年幼的子女嗷嗷待哺，窘迫至极的南怀瑾只好靠典当衣物来生存。关于这段生活，他的学生张尚德曾这样描述：“一家6口人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
若解多情寻小小
西泠桥虽以其优美的景色而备受人们赞赏，而它更因苏小小的爱情故事而称誉天下。历代诗人都把苏小小故事和西泠桥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泠桥又名西陵桥，传说为苏小小与阮郁互结同心处。白居易诗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张祜也说：“夜月人何待，春风鸟为吟。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张舆诗道：“红藕花深逸兴饶，一双游鸣桡。晓风凉入桃花扇，腊酒香分椰子瓢。狂客醉欹明月上，美人歌断绿云消。数声渔笛知何处？怀在西泠第一桥。”这些名家诗词更使人们对这座诗情画意的西泠桥，别有一种缱绻之情。
苏小小，相传南齐人（479―502），为钱塘（即杭州）名妓，聪明美丽，是一位能歌善舞，很有才气的女子。但是，她的身世不幸，幼年父母俱丧，从小就寄住在西泠桥畔的姨母家中，后来沦为歌妓。她貌绝青楼，多才多艺，倾倒了许多公子王孙、骚人墨客，但她并不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而是很自爱，对爱情亦忠贞。有一次，她乘车出游，在白堤上碰到骑马缓缓而来的青年阮郁，两人邂逅相遇，一见倾心，为了表达心中的爱情，苏小小就随口吟了一首诗：“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后来，这对相互倾慕的年轻情侣，终于如愿以偿，成了眷属。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苏小小和阮郁过着婚后的幸福生活之时，阮郁被在京做官的父亲派人催归。阮郁逼于父命，只得匆匆话别。谁知阮郁此去，竟为其父所阻。从此，一对恩爱夫妻被拆散了。对爱情忠贞不二的苏小小，便因此思念成疾，郁郁而亡。苏小小死后，有一位曾在落魄时受到苏小小资助而得中功名的鲍仁，深感其德，就把她葬在西泠桥畔，墓碑上写着“钱塘苏小小之墓”7个大字，并在墓上造了一座“慕才亭”。
千载以来，以西泠桥及苏小小为题的诗文，层见迭出。清・康熙年间，墨浪子所辑的《西湖佳话》刊行于世，其中的《西泠韵迹》亦记有其事。文人墨客不仅使苏小小这一形象深入人心，而且使西泠桥更加扑朔迷离。
历经沧桑秋瑾墓
在西泠桥畔如茵的草坪上，还有清末革命家秋瑾之墓。秋瑾（1875―1907）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秋瑾，字璇卿，号竞雄，亦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官绅家庭，工诗词，善骑射、击剑。她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灾难深重的年代。目睹清廷腐败，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秋瑾，决心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1904年，她加入光复会，次年与孙中山、黄兴认识，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返回上海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刊物《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解放，开拓女权运动。1907年春回故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利用为清政府训导各县地方治安骨干的合法名义，秘密发展和训练武装力量，准备起义。不料，此时在安庆的徐锡麟因举事不密，被捕牺牲，秋瑾因此也受到株连而被捕入狱，但她正气凛然、威武不屈，临刑前横眉怒对，挥笔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死时年仅31岁。根据秋瑾生前的意愿，由她好友自绍兴移葬于西泠桥畔。因清政府不同意，不得已又从西子湖畔迁柩还葬绍兴，后又由秋瑾之子迁至湖南。辛亥革命后，经孙中山先生同意，又从湖南迁还于西泠桥畔，并临湖处筑了一座秋社（秋瑾祠）和风雨亭。孙中山先生题了一块“巾帼英雄”的匾额。“”时期其墓遭到破坏。1981年，浙江省人民又在西泠桥畔重建秋瑾烈士墓，并立有一尊汉白玉秋瑾雕像，烈士骨殖安置于基座之中。如今的秋瑾墓地，绿草如茵，苍松翠柏。“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秋瑾女侠为中华儿女写下了一曲悲歌。
印社翰墨著千秋
西泠印社在孤山西端的西泠桥畔，取自“人以印集，社以地名”，是我国研究金石篆刻最负盛名的民间学术团体。西泠印社不仅以金石篆刻闻名于世，而且其园林设计风格也别具一格。占地两万平方米的西泠印社结构精巧，淡雅恬静，其布局恰似治印一样，疏密有致，排列有序。
孤山景中可以看到一个石坊，横额刻有“西泠印社”四字隶书，两旁石柱上刻着“石藏东汉名三老，社结西泠纪廿年”的楹联。这名坊是1923年西泠印社成立20周年时所立。“石交亭”意为“结交金石”，为赖少其题写，旁有“仰贤亭”，亭内陈列着介绍郑板桥、赵之谦等28位著名印人的石刻、画像和题赞。印泉是1911年疏浚而成，壁上“印泉”两字，由日本人长尾甲题写，取意“籍印订交”。长尾甲和河井仙郎都是日本篆刻家，也是最早参加印社的国际社友。印泉和山上的文泉、开泉、山后的潜泉，并称“西泠四泉”。
从印泉拾级而上，便是“鸿雪径”，它出自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子由是坡的弟弟苏辙，“雪泥鸿爪”意为鸿雁在雪上踏过留下爪印，此处取名“鸿雪径”，比喻往事遗留的印迹。“藏印”石刻，里面就封存着李叔同的印章篆刻。
华严经石塔像一支如橼大笔矗立在景区中央，成为印社园林的中心标志，它建于1924年，由印社社员、招贤寺和尚弘伞募集筹建，塔为实心建筑，共11级高，四周刻有佛像，第九、第十级刻有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手书的《金刚经》，最下一级刻有《华严经》，塔座边缘刻着十八应真罗汉像。塔旁的石像是皖派篆刻创始人邓石如。他是近代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和皖派篆刻的代表人物，其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
【摘 要 题】百家争鸣
【关 键 词】民间舆论/弱女子秋瑾/冤案/预备立宪/学术规范
【正 文】
近日拜读了李细珠先生大作《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注：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以下简称《互动》，仅注明刊于《近代史研究》的页码。） 颇有启发，也有一点疑惑。先生大作多处引用近代史所所藏档案，笔者心羡而难以企及，不敢置喙，仅就目力所及，就教于先生。
一 民间舆论抨击“就地正法”了吗？
（注：近几年，先后有数位学者对清代“就地正法”问题作专项研究，如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陶葆霖《论就地正法》（《法政杂志》第17期），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论》（《近代中国的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212—244页）除对“就地正法”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分析外，还指出前人论说的某些不足。拙稿不探究“就地正法”本身，仅讨论《互动》的说法。）
《互动》“内容提要”首句是：“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注：《互动》，第1页。） 显然，这是对文章核心论点与基本内容的概括。正文中也一再强调：“（就地正法）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在处理秋瑾案时坚持采用‘就地正法’措施”；“当时，正值清政府法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注：《互动》第4、5—6、25—26页。）。并于第一节末总结道：“应该说，张曾作为封疆大吏，实行‘就地正法’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问题是，秋瑾案发生在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这正是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注：《互动》第6页。） 对什么是“清末民间舆论”也界定：“《时报》、《申报》等上海报刊媒体表达的民间舆论，主要是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注：见《互动》第1—2页“内容提要”、正文首段，以及第42页。）。拙作即依照李先生的定义使用“民间舆论”一词。
前辈史家再三强调，史学论著无一字无来历。既然“就地正法从根本上违背宪政精神”，“江浙民间舆论一片哗然”、“大加非议”，是“舆论攻击的焦点”，那么，当时的报刊以此为主题的新闻、评论不说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至少同一文论中将“就地正法”、“正法”与“立宪”、“宪政”密切相联的关键词应时时出现，原始资料应当非常多。然细读《互动》，数万字长文，除第一节论说“就地正法”外，其余四节仅两处在行文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各一次，皆为对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未有评说（注：一是《互动》第25—26页，一是第32—33页。），所引史料也与“就地正法”无关。第二节及其后几节亦无任何对“就地正法”的评说。显然，《互动》的核心论点之一：“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仅在文章的第一节展开分析，因此需要对该节文本作进一步考察。
第一节很短，约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前27行叙述徐锡麟刺恩铭、绍兴受牵连、秋瑾被捕、在轩亭口“就地正法”等事件过程；后57行考证晚清“就地正法”的起因、作用、发展脉络，1906年前后朝廷对“就地正法”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张曾在法制改革方面保守态度。除一条20余字的“孙宝瑄日记”提“就地正法”四字外（注：《互动》第4页。对该条“孙宝瑄日记”的分析见后。），通篇只有李先生本人的论述、分析和推理过程，不见任何形式“民间舆论以立宪精神非议、抨击‘就地正法’”的原始资料，笔者始终没有明白，事发当时“一片哗然”、“大加非议”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有哪些言论显示出时人已经意识到“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政精神相违背的”（注：《互动》第6页。），并将“就地正法”作为“舆论攻击的焦点”？
《互动》引用的报刊资料中，《南方报》笔者未见，不敢乱下断语，但《南方报》是影响面有限的小报，而李先生认定的“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皆当时大报；尤其是《申报》，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间舆论之骄子。笔者逐日、逐条细读了与徐锡麟、秋瑾案有关的《申报》、《时报》，以及李先生未曾提及却同样能够反映江浙士人心态的《东方杂志》、《中外日报》、《新闻报》和北方《大公报》。遗憾的是，自1907年7月7日刊出首条徐锡麟枪击恩铭的报导、十天后秋瑾事见报，到8月下旬热点渐次转移的一个多月中，有除事发当时数篇新闻报道及公开刊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一词外，其余数百条专电、紧要新闻、新闻，专栏性的汇誌、详誌、、续誌、三誌，……十四誌，数十篇论说、时评，来稿，皆未见任何与“宪政”联系在一起，对秋瑾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言辞（注：案：其中蒋藻女史《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28日《时报》）一文提到“就地正法”，认为秋瑾案实际是文字狱，张抚却“律以兵燹后治匪之条就地正法。……”但并未与“宪政”相连。）。当然，“非议”也有，不过主要不是抨击“就地正法”，而是集矢于官府制造冤案（详后）。《东方杂志》是月刊，迟至9月2日出版的第七期始有关于徐锡麟案株连秋瑾的简要报道，（注：《各省军事纪要·安徽》，《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82页。） 第八期卷首还在历来刊登世界各国帝后、中外名人照片的位置刊出了浙江巡抚张曾的照片。此后，除第十期有条30字的消息，记山阴县令李钟岳因秋瑾案自缢外，再不见任何与秋瑾或皖浙案相关的文字。以至《时报·时评》的作者喟叹：“我于绍兴一狱，窃痛心切齿于我奄奄无气之国民。试问，兹事之起也，除一二报界中人奋其笔舌，以声官吏之罪外”，绍绅、浙绅、各省之绅士“何乃无一人焉？……何平日言论风发，而今日噤若寒蝉耶？抑立宪国民之资格当如是耶？”（注：引文俱见《时评》，1907年7月29日《时报》。）
《大公报》设在天津，注重京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但对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江浙、两湖地区亦十分关注，它当然不及江浙“民间舆论”那么活跃，但也有贴近国家中枢、信息灵通的特点，有自己的视角、视野和主旨。该报对秋瑾案的报道很晚且十分简略，至7月25日始见《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且系串连、压缩《申报》、《时报》的报道而成，强调秋瑾无辜受累，此系冤案。又过五日，才有以预备立宪评说秋瑾案的“言论”。但并未非议“就地正法”，而是强调“秋瑾之株连被杀，……以一女子之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似此种种野蛮手段，已不见直之于万国……；况今以煌煌诏旨、三令五申预备立宪之时代乎？”（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1907年7月30日《大公报》。）
“诚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注：《互动》，第8页。） 可是，同年“8月22日，江西官军击毙南赣教案匪首陈冼，并擒斩女匪罗妪头，乱势稍杀。”（注：《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中国事记》，《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第22页。） 女匪罗妪擒获后砍头，可知“就地正法”并无男女之别；民众既没有因为罗妪是女人而抗议，更不曾予以“同情甚至赞美”！
同理，既然“就地正法”违背宪政精神，且正如先生所说，“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注：《互动》，第3页。），徐锡麟“正法”时，行刑者“将徐带至东辕门用刑，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注：《皖抚恩新帅被刺详誌》，1907年7月12日《申报》。） 在生命仍存的情况下，先剜心、再处死的方式较之秋瑾直接被斩首，显然更残酷、更惨无人道，何况剜下的心肝还被恩铭的卫队、仆夫煮熟后分食。民间舆论对“正案—主犯”徐锡麟“就地正法”又如何看待？
《时报》先后有数文提到徐锡麟狱，但都集矢于官吏大肆株连和剜心致祭，“以预备立宪之时代，而仍株守此野蛮之刑法，则前数日之谕旨煌煌，所谓官民各负责任，果何语乎？”此“足以揭政府立宪之假面具而使薄海人士咸为寒心”（注：《时评》，1907年7月17日《时报》；天池：《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1907年7月19“社论”。）。《申报》、《东方杂志》等不仅无一字为徐鸣不平，更不用说以“宪政精神”、“法制”抨击“就地正法”了，反倒是时有“徐匪”、“金华匪徒”、“武义会匪”、“萍乡匪党”之类的字样，至多说办理此事的官吏太野蛮。如何解释同一报刊报道同一事件，差别如此之大？
《互动》评说“就地正法”惟一直接引用的史料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且不说未曾公开的私人日记能否算作“民间舆论”，仅就事论事。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刺恩铭，两天后孙宝瑄记：“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而死，凶手何人，即巡警局会办徐锡林也。……徐当场即被擒，自称革命党，讯实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铭）焉。”（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6页。） 并无一字褒贬，只对事件本身作客观记述。孙宝瑄是清末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弟弟、李瀚章的女婿，家世显赫，思想却相当趋新，新书新报弥不浏览，所交皆一时豪俊。梁启超办《时务报》，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作诗哭悼，寄沉痛佩爱之情。日记中常有读《天演论》、《群学肄言》、《新民丛报》、《黑奴吁天录》等书的记载，大段摘录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卢骚、培根等思想家的论述，评说立宪、议会、公理、自由、民权、进化、富强……；还曾就职于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院，自应了解清末的司法制度及其改革。可通读已刊的《忘山庐日记》，上下两册，数十万字，仅上述一处有“就地正法”四字，此后再未言及，更不见一丁点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的言辞。显然孙氏从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当然更不会有李先生想象中的“任何惊诧”！（注：《互动》，第4页。） 倒是笔者有点不明白，如果影印的报刊资料字迹缺损不清，难免引用错误（注：如《互动》第12页注3引文“某四女士”，应是“某西女士”。），《忘山庐日记》是排印本，字字明晰，何以短短二十余字，错了两处，还漏了十分重要的“自称革命党”五字？
按照常理，但凡称之为“舆论”，总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面，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决不会突然冒出来，更不会仅仅针对秋瑾案。李先生也的确将“就地正法”的考察从个案（徐锡麟、秋瑾）上升到一般：“法制改革终清之世未能完成，但一些近代法制观念已被不少先进人士所接受。清政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注：《互动》，第25—26页，第4页。） 所以，需要扩大考察范围。
就地正法“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注：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内容提要”，《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12页。） 虽然有关“就地正法”存废的争论时断时续，试图加强对督抚权力的约束，但直至清亡未能终止。晚清天下大乱，民变“无时不有，无地不有”（注：参见拙稿：《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就地正法”者动辄成百上千（注：如1903—1905年仅广东一地就拿获近万名“匪徒”；1906—1908年广西“先后擒获惩办之匪六千数百名，……匪股较巨党羽在数百人以上者，得一十六起”；东北地区“除北洋驻奉陆军所办匪案不计外，……奉军各路先后奏报剿办大小匪案不下百余起，击毙伤亡及擒获正法之匪不下千数百名。”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东历年办理清乡情形折》，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历年剿办各属起事情形折》，《盛京将军赵尔巽奏遵旨汇保各路攻剿尤为出力文武员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民变档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3、619、98页，等等。），报刊中此类新闻比比皆是。被“正法”者包括盗匪、土匪、会党、海盗、康党、革党、蒙、藏、回少数民族，乃至饥饿难耐或雇主拖欠工资、不得不抢米索物的雇工、饥民、贫民等。
即以1907年为例，除去各类因捐税、灾荒、抢米（如长沙）等地方性、突发性的民变外，辛亥革命史通称的革命党人十次武装反清就有三次发生于该年：黄岗、钦廉防城和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事。刊载徐锡麟、秋瑾案的上海各报，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版面登出《金华剿匪电文汇录》、《武义县会营通禀匪乱原因》、《（金华）会匪正法记数》等新闻和地方官汇报“剿匪”情况的奏折：“半月以内陆续正法者，武义二十八人，永康三十人，金华四人，兰溪一人，记已六十三人。尚有头目十五人、大头目三人行文悬赏，未经缉获。”（注：《（金华）会匪正法记数》，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 “金华府属土匪滋扰，业已拿获著匪正法……。闻有匪首周某曾在绍兴纠合党羽，有交给学堂装运军火情事。”“聂李唐供称……，将该三犯于二十五日辰刻即请军令，就地正法。”（注：《金华匪乱近耗》、《金华武义县禀浙抚文》，1907年7月18日《时报》。） “武义县境九龙会匪起事……。于五月下旬拿获匪党聂李唐、梅金桂暨抢米犯臧水王、麻见如等四名。讯取确供，即将李、梅、臧三犯先行正法，麻俟复讯详办。”（注：见《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军事》、《各省军事纪要·浙江》栏。） 这显然就是秋瑾等人筹备许久的浙江会党起事了，战友聂李唐、梅金桂等“三犯先行正法”，而“学堂”当指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
这些都不是藏于深宫的“密档”，而是公开见诸报端者，每个读报人都能见到。远至东北、蒙、藏、陕甘、云贵、湖广、两广，近在上海城内，各地被“就地正法”者，动辄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人，其中许多是与秋瑾、徐锡麟同样的革命党人，“民间舆论”并无任何评说，更无庸谈“以宪政精神抨击”云云了；相反却是“徐锡麟越墙遁后，重赏万金就擒”（注：《各省军事纪要·安徽》，《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82页。）；“秋瑾……俯首就刑，观者如堵。亲属不敢来，故由同善局备棺收敛”（注：《要闻汇誌》，1907年7月21日《时报》。）；“观者万余人，无不同声称快”（注：《升任直隶总督袁前山东巡抚杨会奏曹匪肃清保奖出力人员折》，《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第100—101页。）。此语或有夸张，但内中透出的“看客”心态与国民素质，正是鲁迅后来写夏瑜、写“人血馒头”的直接动因。
张曾也绝非只“正法”了秋瑾一人，早就是杀人老手。任山西巡抚期间，先后将“会匪头目杨彦彪等二十六名，绛案匪犯童志修等十六名，茅津案内匪犯皇甫世英等三十名”，“批饬正法”；调任浙抚后，先后拿获了“聚千数百人”、要求涨工资的宁郡米铺春米短班米工叶昌才等，以及新城县因饥抢米的贫民史炳生等多人，皆“讯明正法”，“即行正法”。（注：见《山西巡抚张曾奏拿办晋省南路会党哗勇折》、《浙江巡抚张曾奏宁郡短班米工页昌才聚众停工欧官片》、《浙江巡抚张曾为米贵民饥史炳生等乘机滋事致军机处电》，《民变档案》上，第136、370、371页。） 核查当时报纸，杳无声息。
由此可见，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当时的“民间舆论”的确基于“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话，何以不见对众多革命党人以及成千上万反清会党乃至贫民百姓的“就地正法”有任何议论？！如果说“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注：引文见《互动》，第5—6页。），那么，以法律改革不合礼教、比张曾更强烈反对司法改革、“力争地方督抚的‘就地正法’大权”（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19页。）、有礼教派首领之称的张之洞，是更为守旧的官僚？
再者，1907年立宪刚刚起步，此后数年，一方面宪政和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疆臣乐其便己，相沿不改。……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改”（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5册《志·刑法（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02—4203页。），被正法者只增不减，可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其中绍兴府正法“革党赵光潮”案的审理、上报、批饬程序与秋瑾案完全一致（注：见《浙江巡抚增韫等奏嵊县拿获革党赵光潮等分别惩办折》，《民变档案》上，第382—383页。），但愈益发达的“民间舆论”未有丝毫声息，更不曾因为此种行为有悖“宪政精神”、“违反司法程序”而抗议。
究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君权大于法权、谕旨就是法令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注：详见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晚清政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等研究。），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笔者所见晚清平乱后汇报情况的各类奏折，除了两军交战、战场上格杀武装反清的“现行罪”罪犯外，但凡涉及“就地正法”的案件（哪怕是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均有“讯据……不讳，均即就地正法”、“迅据……供称，……会讯明确，批饬就地正法”、“提讯供词无异，即将钟增辉正法”（注：引文见《民变档案》上，第16、272、319页。） 等字样。当然，不排除这其中有许多仅为形式、甚至是栽赃，但奏报皇帝时，即便是手握重权、操生杀之柄的地方督抚皆注重并至少在形式上都遵循了“司法程序”，并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和批准。
张曾同样清楚“讯明口供”的意义。朝廷讨论法律改革时，即已强调证据、口供在审讯案件时的重要性；（注：《浙抚张曾议论复刑事民事诉讼法清单》，1907年7月5、7—8日《申报》连载。） 奏报秋瑾案也遵守了该司法程序，一再称搜查大通学堂时“起出后膛枪三十枝，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语。……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不吐实，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已电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认蓄意革命不讳，即经电禀请示，奉饬先行正法。”（注：见《浙抚致军机处电》，《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电奏稿》，《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各宪文·为会营拿获大通学堂附设体育会程毅等供词开折拟议请示遵办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94、188—189、86—90页。） 各折虽有“供认不讳”、“供不吐实”、“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差异，但都有“供”，且有“供认不讳”、“供认蓄意革命不讳”的明确表示，加上查获的枪支弹药、“亲笔悖逆字据”等反清革命直接“罪证”，以及“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旁证，然后饬令“就地正法”，不仅适用《大清律》的“谋反罪”，也符合“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只不过社会不认可。
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之所以一再强调张曾、贵富“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1907年7月27日《时报》。） 杀人，就是为了突显省、府大吏公然违抗圣旨、制造冤案的“罪行”；倘若直接抨击“就地正法”，反倒是主笔、报人、投稿者违抗圣旨，犯上作乱，给官府以封报抓人的口实。这也就是“民间舆论”不可能、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抨击“就地正法”的根本原因。李先生何能按己所需，在“看不出有任何惊诧”处，想象并洋洋洒洒编织了“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将“就地正法”作为“秋瑾案激变之肇因”（注：《互动》第一节标题。） 和“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倘若“一片哗然”、“攻击焦点”皆系子虚乌有，又何来这“也是清政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
二 民间舆论同情秋瑾是同情“革命”、代表立宪派的声音吗？
《互动》第二节论述“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及其压力”（注：该节开篇称：“秋瑾案被舆论攻击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案件的性质问题；……二是案件的程序问题。”“性质”、“程序”是时人观念中绝无、报刊上也从未出现过的现代词汇，何能直接称为“舆论攻击的要点”？再，“程序”与“法制”、“法制”与“法治”不等同，“官府在没有确实口供和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究竟是不合“程序”，还是不合“法制”？论述中不能偷换概念。因非拙稿主旨，不展开。）。
清末民间舆论抨击清政府、为秋瑾辩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明知秋瑾革命，为之辩；还是竭力否认秋瑾革命，抨击政府滥杀无辜，为并未革命、也不可能革命的弱女子被冤杀辩，这是观察、分析秋瑾案中“清末民间舆论”抨击“官府作为”及其与“官府作为互动”的基础和关键点。也即李先生一再强调的“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秋瑾是否革命党的问题，是民间舆论与官府分歧的关键。”（注：《互动》，第6页，第9页。）
《互动》第一节首句指出：“1907年，光复会首领秋瑾、徐锡麟分别在浙江、安徽加紧革命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秋瑾案发生，全国尤其是江浙地区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官府。”第二节开篇再次强调：“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第42页的论述更为明确：“秋瑾案的实质本是革命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该论点还作为文章的关键概括进《内容提要》（注：《互动·内容提要》首句是：“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其所述确实是当时的历史场景，然而，如不对场景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进行适当的界定和解析，就接着往下讲，实际便设置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知晓秋瑾的身份——“光复会首领”、“革命党人”以及他们“在浙江、安徽加紧革命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但“尚未举事”就被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互动》的诸多论说也确实在此基础上展开。
通观当时报刊，的确因为秋瑾被杀一片哗然，但理由却绝非李先生所说的“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而是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革命的“娟娟弱女”鸣冤叫屈。
《申报》、《时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大公报》等，除两三篇文章在承认秋瑾革命或者“尚未举事”的前提下为秋瑾辩（详后）外，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新闻、社论、时评、论说、来稿、闲评、诗词，皆认定秋瑾只是弱女子，其所谓“革命”，至多是家庭内平和的“男女革命”，而非耍刀弄枪、血流成河的种族革命！告密者“卖弱女以求免”，“当道人为希恩图宠、邀名获誉”，在无供无证的情况下，以种族革命罪“妄杀秋女士”，制造了“莫须有之冤案”（注：见佛奴、志群、梦秋：《秋女士被害始末》（《神州女报》第1卷第1号，1907年12月）；来稿：《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9月3日《时报》，等等。案：笔者另有专文《冤哉，秋瑾女士》评说事发当时报刊舆论异口同声否认秋瑾革命、为其鸣冤的社会现象，探究其内在原因。（《冤哉，秋瑾女士》，《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面对报刊舆论以及四民之首——士绅们纷至沓来的责难质疑，当时的大吏尚不敢漠视懈怠，或以“泄露朝廷机密罪”封报馆、杀主笔，而是以电报、信函、文告等方式一一回复，详细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竭力证明秋瑾不仅与金华、武义的“会匪”确有“联合谋反”的意图和准备，且系该次“匪乱”的大头领，在官军搜查时“竟敢开枪拒捕，又在学堂内搜出九响快枪四十余枝；……又有悖逆论说，及伪造军制单字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徐锡麟与秋競同主革命。可见競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注：《绍兴府安慰民心之示谕》，1907年7月31日《申报》。） 还通过报纸及在通衢大道大张贴数千张告示等方式，全文公布秋瑾与浙案的“罪证”（注：见《绍狱供词汇录》、《绍兴府贵寿鋆宣布秋瑾罪案》、《补录浙省罗织党案往来电文》、《浙抚安民告示》、《浙抚通饬影印大通学堂全案并严拿余匪公文》、《绍兴府贵守呈报秋瑾女士口供》、《官方发表之秋瑾罪案》、《浙抚致军机处电为绍案事》等，1907年8月13、17—18日、9月6日《申报》；7月16日、9月27日、8月20日《时报》，7月28日《中外日报》。），藉以安定人心，平息沸沸扬扬的物议。
事发当时的上海各报也有许多与皖浙案直接关联的“匪乱”新闻和官员们禀报“剿匪”的奏折：“此次金（华）郡匪徒头目、首要多系文武生员，冒穿学堂体操黑衣，缀有‘汉’字为号；竟有革命党潜入其中，为之主持。其党羽众多，蔓延台、严、处及绍兴等府，约期起事。幸扑灭迅速，否则不堪设想。”（注：《浙江匪乱近耗》，1907年7月27日《时报》；《武义县匪乱警报》，1907年7月11日《中外日报》，等。） 《金华武义县会同沈统领通禀平匪文》不仅一再强调“迭获匪类多名，……先后军前正法”，还提到“刘耀勋供认，……待学生齐集，再纠合绍兴学堂之缙云人赵宏甫，即赵卓斋图起事。”（注：《金华武义县会同沈统领通禀平匪文》，1907年8月5日《时报》。） 编辑在“绍兴学堂”四字下加了重点号，显然有所指。
吊诡的是，时人一方面肯定、赞扬官方剿匪“胜利”，另一方面则彻底否认省、府有关浙案文件的真实性，全然不信官宦眷属、自幼缠足的弱女子秋瑾，会与这些“土匪”有什么牵连；异口同声地斥责政府妄杀秋女士，制造冤狱。其言论之大胆尖锐，抨击之猛烈直白，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和臆测。
《时报》接连发表《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论》等社论，义正词严地否定弱女子有革命能力（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7月27日、8月1日《时报》。），《申报》接连刊载《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等文章，逐条驳斥父母官的辩解（注：《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7月23日、8月1日《申报》。），江苏教育总会分别致函苏抚及浙省议长、议绅，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注：《江苏教育总会为请办诬告反坐事上苏抚陈筱帅书》，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次日《申报》、《时报》皆刊登；《江苏省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1907年8月5日《申报》。《时报》等也刊。） 社会人士也纷纷投书报刊，逐条驳斥官方指控的秋瑾罪状。（注：如蒋藻女史《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26、27日《时报》连载；柳留愚人《蘸言》，9月3日《时报》，等。） 留日女学生致函《时报》，亦坚决否认秋瑾与革命、与会党有关联。（注：留东女界来稿：《对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8月31日—9月1日《时报》连载。） 其表达形式虽有义正词严、嬉笑怒骂、讥讽诙谐的差别，但正如时人所说：“上海各报，平昔宗旨每每不能齐一，而独对此案，则指斥之论如出一辙，此亦足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注：《安徽旅沪学界公启》，1907年8月7日《中外日报》。案：以报纸原始资料核对《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所收“安徽旅沪学界同人《论浙狱公启》”，字句有误。）
渐次问世的史学、文学著述，依旧“冤声”不断（注：如，沧桑客《秋女侠冤狱汇案》（广东铅字排印本，1907年），古越赢宗季女《六月霜传奇》（1907年上海新小说社），哀民《轩亭恨》（1908年通智社），悲秋散人《秋海棠杂剧》（上海改良小说社，1911年刊），等等。详见拙稿《冤哉，秋瑾女士》的相关分析。）。
可见，在“反清革命”必定杀头，至少也是受尽酷刑、终身监禁的年代，“秋瑾是否是革命党的问题”绝非“已不重要”（注：见《互动》第9页。），这不仅是民间舆论竭力为“弱女子”秋瑾辩护、痛斥官府制造“冤案”的关键点，也是清政府不能以“鼓吹、同情革命”的理由荡平报馆，关押主笔、报人乃至投稿者的原因之一。吴芝瑛为秋瑾营葬，遭御史指名弹劾，差点系狱，即为一例。
当然，也有人对诸多报刊“误解”秋瑾、连篇累牍为之呼冤的现象深表不满。
《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是当时文论中少有的直认秋瑾“革命”，并以之向否定秋瑾革命的“民间舆论”辩驳者。其首句即言：“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弔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知其冤而对浙中大吏笔伐口诛者有人，问其冤而向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呜呼，此遂足以对我同胞之秋女士而无愧乎？”“今日秋女士之狱宜截为二。夫女士之主张革命，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今国家虽预备立宪，而新律未编，女士果起革命军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革命未见实行，罪名未兇[见]宣布，而遽以‘秋雨秋风’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注：来稿：《敬告为秋女士鸣冤者》，《新闻报》1907年8月24日“论说”。） 可以说，该文超越了冤与不冤的表相，将问题提到更高、更深的层面——法治与政府守法的普遍原则，这正是立宪、宪政的本质！百年后读来，仍是铿锵有力。
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强调秋瑾之死对国家、民族、女界的意义：“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秋瑾虽死犹生。”（注：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1907年8月10日《时报》。）
远在海外的革命同志对国内众口一词为秋瑾鸣冤的现象更是不满，直言不讳地表彰：“瑾之志固在革命”，“遂集同志于浙江，欲举大事”；“其所昌革命，则种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饰”；秋瑾之死，将“激发数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伟哉！革命乃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秋瑾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国内报刊曲意回护，“以非革命诬瑾”，使其革命事迹“湮没不传”，适成“瑾之大冤”、“秋瑾之奇冤”。（注：志达：《秋瑾死后之冤》，《天义》第15卷“时评”，1908年1月。）
这几篇文章同样刊登于《申报》、《时报》以及今日可以查阅的革命刊物上，虽然在铺天盖地为秋瑾呼冤的论著中属凤毛麟角，但视角、眼界、胸怀都远高于一般人，反对“舆论”扭曲秋瑾后再为其呼冤的状况。1930年代叶颂清仍批评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隐约其辞”，“曰屈杀、曰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注：叶颂清：《读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书后》，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2页。）。
以百年后的后见之明，我们知晓20世纪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波谲云诡的一系列变幻，知道秋瑾是“种族革命”的勇士，并为此牺牲；大通学堂及秋瑾家中也确实藏有为反清起义准备的枪弹文件，前者已被查抄，作为“罪证”；后者搜查时“侥天之幸，均未败露”（注：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知道皖浙案之后仅仅四年，清王朝垮台，民国肇兴，反清成为“革命义举”，秋瑾以及所有因反清而遭关押、判刑、处死者被平反，尊之为“志士”、“先烈”、“烈士”。随着故宫、浙江省、绍兴府中相关档案以及秋瑾亲属、同志、友人记述其生平、事迹、英勇就义的各类回忆、纪念诗文陆续面世，研究皖浙起事以及徐锡麟、秋瑾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愈益增多，各种辛亥革命史及有关皖浙案的专题论文、传记、史著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近几年，学者们开掘、利用了事发当时的报刊资料，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女性、女权、性别等视角，进一步拓展了皖浙案、尤其是秋瑾研究的深广度。这与百年前革命党处于秘密状态、大量情况（包括秋瑾的真实身份）不为社会了解，以及在朝廷淫威下报刊主笔、文论作者不得不掐着喉咙说话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实事求是地看1907年的浙案，逐字逐句将辛亥革命后陆续公布的各类公私档案（包括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与报纸刊布的官方文件（注：如《绍狱供词汇录》、《绍兴府贵寿恺宣布秋瑾罪案》、《补录浙省罗织党案往来电文》、《浙抚通饬影印大通学堂全案并严拿余匪公文》（1907年8月13、17—18日，9月6日《申报》；1907年7月16日、8月20日《时报》）等。再：朱馥生先生《〈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2001年第5期《档案与史学》）一文介绍并考订了浙江省图书馆发现的题为《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报纸剪贴簿的内容。朱先生的论说有其意义，但考证、推理过程却有诸多漏洞和错误。笔者另文商榷。） 核对，除个别无碍文意的字词（如“但期”、“但欲”；“除暴安良”、“戢暴安良”；“满奴之族”、“满奴之种”，等）外，基本一致，不得不承认，张曾、贵福等官吏所说的案件概况及刊布的文件基本属实，清政府说的是“真话”。今日史书所描述的1907年徐锡麟、秋瑾联系武义、金华会党，发动皖浙起义，徐锡麟刺恩铭、大通学堂被抄、秋瑾就义等事件经过，亦未出此范围。
显然，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反倒是“误读”、“误解”了秋瑾。在腥风血雨、斧钺牢狱的威逼下，报馆主笔、记者、地方士绅、秋瑾友朋绝不匍匐在地，卖友求荣，而是不屈不挠地为秋瑾辩驳，指名道姓地抨击官员和政府；虽连坐明确为法定刑，仍大义凛然，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其精神、其人格、其勇气，与日月同光，可敬可佩，亦永远令后人景仰尊重。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在肯定上述前提时，还应揭示、探究、分析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报刊、报人，投稿者，乃至秋瑾挚友吴芝瑛、徐自华，为什么不仅不相信清政府的“真话”，反而义正词严地以南辕北辙的“误读”“误解”抨击清政府，为弱女子秋瑾辩护；除了清政府威望丧失殆尽，即便讲“真话”也无人相信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时人为秋瑾辩驳的主题是什么？从这些“误读”、“误解”中又能看到晚清社会的哪些特点和变化。
李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论点和问题：“秋瑾案的实质本是革命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立宪派与清政府及革命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注：《互动》第42页。“立宪派与清政府及革命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涉及面太广，且非拙稿主题，因而只讨论李先生指出的这个现象。） 但他的先在“预设”却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和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是在知道秋瑾革命的情况下“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还是在否定秋瑾是革命党、此案是冤案的情况下“攻击清朝官府”？若是前者，他们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当“反清革命”尽人皆知时，清政府还能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吗？若是后者，民间舆论为什么会“误读”？“误读”了什么？对秋瑾战友批评报刊言论“失先烈意”的论说也视而不见，完全忽略“民间舆论”也有另一种声音。
《互动》第二节大段引用《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浙抚安民告示驳议》等史料，对民间舆论驳斥的基础——秋瑾是弱女子、完全没有能力革命等关键处一笔带过，突显并再三强调：“据各报披露，秋瑾被害一案并无确实的口供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民间舆论敢于大胆攻击官府的要害之处”；“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注：《互动》，第10页，第16页，第20页，等。） 引用《敬告女界同胞》、《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时，则略去或消解原作者在承认秋瑾革命的前提下为之辩的基点，强调“秋瑾是否属革命党已不重要”，突显“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注：《互动》，第8—9页，第20页。）。并将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一锅煮，完全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且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没有说明、更没有分析“据各报披露”、“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等内容是否属实；秋瑾案是否是浙江官府“制造”的、是否有供有证；抑或包括中国近代史资料《辛亥革命》刊布的《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陶成章《浙案记略》相关记载、秋瑾《革命军制》（注：事发当时，各报所登官方公布的秋瑾“罪案”时作《伪军制论》（《时报》1907年8月16日，《申报》8月7日）。秋瑾女儿王灿芝编《秋瑾女侠遗集》（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时改题《革命军制论》。） 及反清文稿、程毅口供等，都是贵福、张曾伪造的？秋瑾的确没有革命，此案确实是冤案……？在没有研究民间舆论为什么不相信官方的真话，是否收到了“官府的要害之处”，或者“官府的要害之处”说究竟是什么等关键问题时，便匆忙得出“这对于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对此，浙江官府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浙江官府在秋瑾案上处处受到民间舆论的攻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舆论之所以能够大胆攻击官府，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公开标榜预备立宪”（注：《互动》，第10页、第10页、第19页。） 等的结论。看似高扬正义，实为荒唐。在双方的论辩、“互动”中，一方不按规则出牌，或者故意违规，抹杀事实，另一方自然无法应对。虽然清政府不值得同情，但严肃的研究者在指出这种现象后，应研究、分析其背后的因素，而不能以这种不明真相、甚至故意胡搅蛮缠的表象为依据，做出结论。当史实与论说出现差距，无法调和二者的内在矛盾时，或断章取义，拣选论点所需的史料；或游移于正说和反说之间，既肯定秋瑾是反清革命党、高扬其革命精神，猛烈抨击清政府杀害革命党的罪恶；又以民间的误读为基础，评判清政府与民间舆论的互动，彰显“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的同时，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革命的暴行”，“民间舆论从立宪的角度攻击官府，正刺到清政府的痛处，可谓击中要害”（注：《互动》，第9页，第28页等。） 的正义大胆；贬斥“日暮途穷的清政府”以及大小官吏“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穷于应付，狼狈不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注：《互动》，第20页，第6页，第10页，第42页，第19页。） 的无奈无能。进而彻底消解问题：“在这里，秋瑾是否属革命党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秋瑾是当代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在此民间舆论的立足点已经超越秋瑾革命与否的界限，而充分关注了宪政题中应有之义的法制问题。”（注：《互动》，第8页，第20页。）
史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不仅秋瑾“革命与否”是清政府和民间舆论共守的底线，即便今日欧美国家，以暴力推翻现政府的行为也是要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重罪，专制暴政下的民间舆论若能公开褒扬反清革命者秋瑾，为其被杀鸣冤，报刊的基本立场明显支持革命和革命党人，反对清王朝；朝廷也有如此雅量，容忍其存在，显然，革命党人再不必流亡海外，办在海外的革命报刊也都可以迁回国内了。
其次，倘若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革命者身份”、认定“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的同时，又“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革命的暴行”（注：《互动》，第20页。），该“痛斥”岂非是向风车作战？
其三，如果说江浙民间舆论的确“坚持以立宪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注：《互动》“内容提要”。），何以解释遭报刊点名斥责的告密者胡道南、汤寿潜、袁翼等人都是新派，都是晚清改革、宪政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胡、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或任山阴劝学所总董，或为绍郡中学堂监督。在浙江绅学界联名请求保释在押的徐锡麟父亲时，胡道南、袁翼皆在其列；（注：《补录越郡绅学界上绍兴府公禀》，1907年8月2日《申报》。） 秋瑾案发，张曾派军队查抄绍兴同仁学堂，二十四位绅士“电禀抚宪”抗议，胡道南是领衔者，袁翼也名列其中。（注：《徐党株连案要闻汇志》，1907年7月25日《时报》。） 汤寿潜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力主改革，与张謇同为江浙地区著名绅士和立宪派首领，其《危言》名躁一时；浙路风潮中是保路派的灵魂，社会声望也进一步提升，成为许多人心中“为国为民不惜以身殉路的英雄”。（注：参见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但在秋瑾案中，据说张曾，曾找汤寿潜了解情况，汤“其实并不知道秋瑾搞革命的事，只认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不正派，因此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死有余辜’”（注：周建人：《秋瑾的牺牲》，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241页。）；促使浙抚下决心，为此遭秋瑾战友的口诛笔伐，甚至一度成为暗杀的目标。显然，汤氏的这两种形象是截然对立的。
不仅汤寿潜，事发当时，除报刊主笔、记者及部分秋瑾友人大声疾呼外，绝大多数鼓吹、参与立宪的江浙士绅都缄默无言，以至仗义执言的“舆论”不仅因为官吏制造冤案、滥杀无辜而抗议，也一再因为这些鼓吹立宪的士绅不仅不为秋瑾案抗辩、甚至参与制造冤案而长叹不已；指斥畏葸冷漠的绅商学界何以符合立宪国民之资格。
“绍兴残杀之惨剧，起于贵守，成于张抚。……欺罔天威，草菅民命，肆无忌惮，虚无荒谬，闻者发指。而上自朝廷，下逮全浙之父老绅民，莫肯有一言发其疑问者。呜呼，立宪国之人命乃更贱于专制国耶？”“方今预备立宪时代，……至非常之祸见，黑焰熏天，山河异色，霜锋倏至、生命摧残之际，犹不知挺身救难、据理力争者，若是者，尚可以士绅自居乎？”（注：伤时子来稿：《浙绅之对于党狱》，1907年8月20日《时报》。） “中国为素有文教之国，且今当预备立宪之时，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权，断不容非法定之裁判官妄逞其威权而加以侵害；又以去秋朝旨，明许庶政公诸舆论。今浙省士绅对于绍郡惨毒之案，其贤者畏葸缄口，事前既无正理之抗争，事后又无纠弹之举动；其不肖者甚至乘机告密，尽力赞助，藉以泄私忿而释嫌疑。……故核实以言，惟浙省士绅不知力争权利，而后浙省官吏始敢纵恣为恶。”“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异。”（注：胡马：《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8月1日《时报》；《谨告浙省士绅》，1907年8月1日《中外日报》；《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8月1日《申报》。）
“忧时子”为家乡绅商学界人士、尤其是久负盛名的“绍兴师爷”袖手旁观，无一人公开上法庭为秋瑾女士讼冤昭雪而痛心疾首：“我绍郡惨杀秋女士一案，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之创闻，全球之人莫不知其冤，抑万口同声，神人共愤。我郡绅商学界之外，尤多读律诸君，乃竟无一人出而讼冤、为女士昭雪地步。呜呼！当此预备立宪时代，以一郡之大，致无一人有自治独立之资格，自甘任人唾骂，贻笑全球，又安望其担负立宪之责任哉。”（注：《舆论》，1907年9月2日《申报》。） 侠骨义胆的吴芝瑛也对江浙士绅陷害、秋瑾家属胆怯避祸，不为烈士伸冤而深为感慨。（注：吴芝瑛：《论秋瑾狱与黄厓狱之比较》，1907年11月22日《时报》。）
不难看出，此处各位也以“预备立宪”、“自治独立”说事，但所“呜呼”、所感叹、所愤慨的却是日日讲立宪却在秋瑾案中噤若寒蝉、“无所表见，不发一言”，甚至助纣为虐的江浙士绅；他们的不作为是冤狱成立的原因之一，故而“浙抚与浙绅之罪状又何以异”！（注：《从刑法上论浙抚与浙绅之罪状》，1907年8月7日《中外日报》。）
显然，这是士绅内部的分裂，而不是“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象”；（注：见《互动》“内容提要”与第43页末段首句。） 由此也可看出，“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并不完全如李先生所定义的那样“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排除占人口一大半的文盲与半文盲，“报刊言论”对秋瑾案的评说，可能也只表达部分“江浙立宪派”的观点，多数士绅缄默无言。
这种看似分裂的行为方式与判断准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非政治的，即性别与社会角色必须匹配。在纲常伦理、三从四德笼罩一切的时代，男人坚强勇毅，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立宪、改革等大事；女人以家庭为中心，相夫教子，贞洁娴雅，柔婉温顺；恪守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范”；宋以后的缠足，更将以柔弱为美的审美观推到极致，也进一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即便20世纪“文明时代”，男女依然有各自的社会定位与社会角色：“文明初桄，尝构之以铁血。铁血者，男子之事业，文明之导线也。然铁血主义可出野蛮之域、入文明之世界，而教育完善，社会美备，风俗纯良，则不能专恃铁血之男子，而女子与有责焉。”（注：《论文明先女子》，《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 骑马、着男装，撇下丈夫孩子抛头露面在外乱跑，显然不合千百年传承的“妇道”、“母仪”和20世纪初新兴的“国民之母”的形象与要求。所以，汤寿潜等绅士积极参与“东南互保”、预备立宪、自办铁路、与洋人竞争等国家和地方事务，是士大夫份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但闺秀绝不可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报刊、报人、秋瑾友朋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种心态。秋瑾案中，相当一部分民间舆论的确“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可他们的立论基点和评说内容却是“传统”的：女人是“弱者”，缠足女人更是一步三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革命”！百姓俗语尚谓“好男不与女斗”，堂堂政府却连无辜的“弱女子”也要杀，而且在历来杀强盗的轩亭口公开斩首，当然是滥杀无辜，当然是违背“宪政精神”，也更显其无能。由此，民间舆论才指名道姓地抨击省、府大吏“欺罔天威，草菅人命，肆无忌惮”，“以弱女子之血，为人希恩固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诬秋瑾为革命党，因为“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诅咒制造冤狱的“首祸之官，虽复赤其宗支、夷其龆龀”，满门抄斩，不足“酬死者之冤于万一”。（注：引文俱见前注。）
还有不少新闻报道关注甚至编造了秋瑾被捕时遭受了性侵犯、性侮辱的情节。“秋女士闻警时，即躲避该校柴房中，旋被搜获，竟将衣服拉破，肆意殴打。……某兵将有手烟[枪]二支，掷于道旁，遂指为由女子裤中落下”（注：《新军骚扰学堂之罪状》，1907年7月22日《申报》。）；“官兵即将秋裤扯落，以便搜查”（注：《来函述绍兴黑暗余闻》，1907年8月12日《中外日报》。）。几经辗转，《大公报》的消息更添了几分细节：“秋女士见兵来，匿于空屋中。兵丁即将其搜出，肆行牵拉，几将身上衣服脱尽。并有手枪二支，亦为兵丁所得，乃即坚称由秋女士裤中搜得。……贵（福）即饬问：‘尔素与徐锡麟相识否？’答以‘曾经相识，但此次皖变实不知情。余之所主张者系男女革命，而非满汉革命。’……闻官中又诬女士与大通学堂学生钱姓有暗昧情事，又言医生某人……”（注：《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1907年7月25日《大公报》。） 不难看出，该报道虽也提到秋瑾说“余之所主张者系男女革命，而非满汉革命”一句，但突出的却是当时社会衡量女子德行的基本准则：秋瑾遵从闺训，回避生人、见兵来躲入空房的幽静贞洁形象；而“官兵即将秋裤扯落”，“肆行牵拉、几将身上衣服脱尽”、“从裤中搜得手枪”等行为，已属性侵犯，官中又诬以暧昧情事云云。堂堂官宦女眷、才华出众的归国女留学生，一个有身份的女人遭受此等奇耻大辱，这是社会舆论、尤其是普通民众同情秋瑾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南怀瑾；善行；养生
南怀瑾先生是浙江温州乐清人，生于1918年，现在九十多岁了。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奔波教化数十余载，著述三十余种，影响遐迩，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虽已近期颐之年，却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步履轻盈，智慧敏锐。一个老人能有这样健康的身心，自然有其养生之道，本文仅撷其一点来谈。
一、善心生阳，行善最乐
行善能养生吗？南先生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可以带来心境的快乐。中国文化有一句名言：“行善最乐。”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不好的事，心里都会不安、不快乐、慢慢脸色神气都会变坏，精神弄走样了。“假使你真正绝对无条件地行善，帮助别人，有利于别人，做了一件好事，心境自然非常快乐，那个快乐不是道理上讲得出来的[1]”。从心理角度来看，善良的心地会使人身心放松，行善的行为容易激发他人的友爱感激之情，反过来自身会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喜悦感。从免疫系统角度来看，常常行善的人，有益于自身免疫系统。所以《礼记・大学》中说：“德润身。”汉代董仲舒解释说：“故仁人之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行善、快乐与养生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
其次，行善可以激发身体中的阳气。南先生说：“照中国文化来讲，善心生阳；邪念是阴的，所以烦恼就来了。内心的阴霾一扫而光，元气就会恢复[2]”。善为阳的行为在中国医学上或依阴阳家来说，是属于光辉的一面，是开发性的，而恶的行为属于阴性的，它是收缩的、紧张的，会使自己有恐惧感、痛苦感。行善到一定程度，内心自然就清净了，精、气、神三者互相影响，元气自然就会恢复，所谓“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大概就有这个道理在里面。
二、行善能焕发内心的光明
南先生说：“真正修一切善，救助众生，人性的光辉自然发生，智慧便逐渐发起来了。一念善心起，智慧必然开展，甚至立刻就变[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益大师在《大乘起信论裂网疏》中说：“如摩尼宝，本性明洁，在矿秽中[4]。”不想办法开采，它自己不会跑出来；宝珠上尽是污垢，不想办法去擦拭，它自己不会干净；心性有如宝珠，为客尘烦恼所染，不想办法对治，其光明终不显现。
马鸣菩萨提出解决的办法是“要当集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应该发大悲心修一切善行，救一切众生，这样才能够脱离无边的苦海，露出真如本来的清净光明，“离彼无边客尘垢染，显现真如”。南先生说：“本性的光明是主体，外界的染污叫作客尘，靠修行才能把主体显示出来。”每做一件善行，犹如一次激起海水的波澜来冲荡内心的尘埃。
当我们自性的光明能够逐渐显现出来而智慧开发时，我们自然能更加善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情，能随时体会到心灵的清净，《圆觉经》说：“发清净心，远离诸病。”生理的病痛也就逐渐改变或消失了。
三、善行与禅定
南先生从心理因素分析，我们打坐静不下来的原因就是烦恼，而这烦恼里头隐藏许许多多罪恶的种子，不靠善行等去转掉烦恼这个东西，心境不变清明，禅定不易于成就。而一个人真做了一件善行，“气脉马上就不一样，心境马上就扩大了[5]”，他反反复复讲到行愿这个问题，身口意三业不转，八十八结使不解，没有随时行善积聚为福德资粮，道业总是无法成就。念头转善一点，定力自然就增加一分。所以古代儒家有功过格，用红黑豆来标记，以检查自己的心理行为。禅定与善行两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对于生活中缺少时间静坐的人来说，善行就很重要了。凡是人真心为善的，多半就是凡夫禅，心境上一定比较清净。禅定有养生之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善行有利于禅定，就是有利于健康。
四、善行能变化气脉
善是心理上的东西，气脉是生理上的东西，“善行能变化气脉”实际上讲的就是身心之间的关系。心理影响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认识，这里就不赘述了。
南先生要深化的是，“气脉与心理行为有绝对的关系”。他说：“打坐时，气脉打通的地方就会有喜乐的感觉[6]。”所谓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妙乐都是气脉影响心理的问题；《楞严经》讲圣者悟道时有 “心得通达，然后心身一切通利”、“心身暖融、无碍流通”等的描述，这就是心理行为变化气脉的问题了，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变化气质。南先生认为“气质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不是空洞的理论。换句话说，学位修养高了，生理都会转变的[3]”，因为受心理行为的影响，修心养性的人气质就会随着变化，每一个细胞都在变化，都跟着我们的心念在变，所以修道的人功夫好了，气色会好、气脉会通。烦恼转成菩提，随时清明，生理也就完全转了。南先生讲，纵使没有行善，但念头转善一点，虽然是消极的善，不是对人有利的行为，气脉也会转一分。行为如果转变不了，要想转变气脉，那是不可能的。
吴信如大德也说：“真心发愿，脉就张开了。发心发得越大，脉就越容易张开。越是抓住我不放，私见很重，越是‘我的、我的’，脉就越坚而不松，松不开。”又讲“戒守得好，脉就畅通柔软”、“通过脉可以修智慧，通过智慧可以调整脉[3]”。要行善利益众生便是发愿，止于至善便是持戒，把善事做好便是修慧。
五、劳者善心生
明代儒家史桂芳说：“劳则善心生，养德养身咸在焉；逸则忘念生，丧德丧身咸在焉。”劳动更知柴米贵，思之不免善心生。南先生讲，体力劳动者或是爱运动的人，在累到极点时随便坐在一块石头上喘口气，当下马上清净。所以，中国古人说：“劳者善心生。”善心生起，就容易得到清净心。
终上所述，所谓行善养生，实际上也就是“以虚养心，以德养身”。《遵生八笺》中说：“盖心如水也，久而不挠，则澄澈见底，是谓灵明。故心静可以固元气，万病不生，百岁可活，若一念挠浑，则神驰于外，气散于内，荣卫昏乱，而病相攻，寿元自损[6]。”那么行善不讲养气，而养气自在其中。
参考文献
[1] 南怀瑾：《宗镜录略讲》下册，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2] 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M].南怀瑾选集第七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8、372、373页。
[3] 南怀瑾。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4] (明)智旭。大乘起信论裂网疏。大正藏第44册No.1850
关键词：论语；信；明；审
中图分类号：H1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036-02
作者：王颖，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山东，威海，264209
《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各书对其中“信”字的处理与解释多不相同。本文就“信”字提出一点看法，给出一种解释。
魏何晏集解宋邢m疏的《论语注疏》中，孔安国注：“仕进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习。”邢m正义：“‘对曰：吾斯之未能信’者，开意志於学道，不欲仕进，故对曰：吾於斯仕进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习也。”都没有直接训释“信”字。杨树达《论语疏证》注释中，只标注“史记仲尼弟子传曰：漆雕开，字子开。”[1]亦没有释“信”之义。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中，刘宝楠正义曰：“仕进之道，恐未能究习，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诸己之谓也。”[2]把“信”释为“有、得到”之义。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3]将“信”释为“绝对相信”之义。南怀瑾《论语别裁》中释为“对这件事，我没有自信。”[4]释“信”为“有自信”。李泽厚《论语今读》中译为：“我对此还没有信心。”[5]释“信”为“有信心”。而今，为《论语》做解的通行本书，多将“信”释为“有信心”，如刘宏章、乔清举校注的全文注释本《论语・孟子》，徐志刚译注的《论语通译》等。
《论语注疏》、《论语疏证》无“信”的释义，我们暂且不议。据刘宝楠的正义，孔子要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为官之道，我还没得到”，该回答有点绝对，从情理上讲稍有不妥。朱熹的注释似乎带有“六经注我”的理学色彩。今人将“信”释为“有信心”或“有自信”似乎多带有现代人的主观理解。“信”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除在《论语・公冶长》中出现1次之外，其余共37次，意义可以释为6种：其中13处可释为动词：诚信、讲信用，如：
（1）《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3）《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13处可理解为忠、信、仁、孝之“信”，“人言不欺为信”，它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如：
（1）《论语・学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2）《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3）《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8处可释为动词：相信、信任，如：
（1）《论语・宪问》:“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2）《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3）《论语・子张》：“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2处可释为 ：的确、确实、真的，见于：
（1）《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2）《论语・宪问》：“子问公叔文子於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1处可释为动词：笃信、信奉、信仰：
《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信”的“信心”或“自信”之义不见于《论语》，且《汉语大字典》亦未收录。
我们认为，此处选《汉语大字典》中“信”的第11个义项“明，审”较妥，意思是：明白，清楚，通晓。《玉篇・言部》：“信，明也。”《吕氏春秋・禁塞》：“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高诱注：“信，明也。”《国语・周语下》：“言以信名。”韦昭注：“信，审也。”《玉篇・明部》：“明，审也。”《战国策・齐策一》：“此不判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高诱注：“明，审。” 二者同为“明白，清楚”之义。“吾斯之未能信”是否定句，其中代词“斯”代指前面的“仕”，做“信”的宾语，被前置，该句的意思是说“我对做官还没能弄清楚弄明白。”
这一章的意思是：孔子要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弄清楚弄明白。”孔子听后很高兴。由漆雕开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漆雕开“平时好学，不自矜伐[6](P171)，或也可理解为“其学道极深，立志极大，不安于小成，不欲为速就”。[7](P126)即，其不急功近利。无论哪种理解孔子听后都会很高兴。
注释：
①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⑥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④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⑤⑦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刘宝楠。论语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山东：齐鲁书社，1992
[4]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5]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