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是时候写一篇读书笔记好好记录一下了。怎样写读书笔记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本页是细心的小编给大家整编的14篇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她的一生，定格在芳华绽放的30岁。
她北师大硕士毕业，放弃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革命老区百色；她选择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把双脚扎进泥土，为群众脱贫攻坚殚精竭虑；她忍痛告别重病卧床的父亲，深夜冒雨奔向受灾群众，面对危险坚定前行，不幸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她就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璀璨的青春岁月，如流星般划过，闪亮夜空。壮乡内外、网上网下，无数人深情缅怀，有无尽的哀思，更有对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深深敬仰。
笃定前行：朝着受灾群众的方向
每当进入雨季，广西百色大石山区时常遭受洪涝、塌方、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侵袭。6月16日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条从百色市通往乐业县的山路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没。黄文秀在驾车返回乐业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车窗上的雨刮高频地刮动，车灯下却看不清前行的路，只有滚滚洪水从眼前涌过……从黄文秀用手机最后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是何等危险。
在单位的工作群里，同事们纷纷给黄文秀留言：“太危险，赶快掉头！”“注意安全！”“不要走夜路……”然而，凌晨1点以后，群里再也没有了黄文秀的回复，她的电话也拨打不通……
很多同事一直关注着黄文秀的消息，大家的心都紧紧地揪着。同事成明说，17日一早得知凌云县路段发生塌方，有车辆被山洪冲走，她和几个同事立即赶去塌方现场，此时黄文秀的名字已出现在失联人员名单中。
救援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等待的时间是煎熬的，黄文秀的家人、同事、朋友、村民的内心仍然抱有希望。然而，6月18日传来的却是噩耗。
同事们的劝阻，父亲的挽留，都没能留住黄文秀。
黄文秀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做完第二次肝癌手术的父亲，看着天气突变，16日急着返回百坭村。病床上的父亲非常担心：“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现在开车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面对父亲的挽留，黄文秀叮嘱了一句“按时吃药”，便启程回村。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一路上，她不断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联系，询问当地雨势和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要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
回忆起当晚的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几度哽咽：“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她想着的是村里的灾情……”
青春选择：“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性格开朗活泼。同学们对她的印象是：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写得一手好字，有一点时间就专心致志地学画画。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热情阳光的感染力。
**年毕业季。位于人生十字路口，不少同学都在为找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操心。黄文秀也有许多选择，但她没有留恋都市的繁华，毅然回到革命老区百色，作为优秀选调生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
百色位于广西西部，自然条件较差，是广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年3月26日，黄文秀响应组织的号召，到乐业县偏远的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科科长何小燕回忆：“单位就驻村工作征求她意见时，她毫不犹豫答应了。她父亲患癌症病重的事一句也没提，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有同学问过她，为什么要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偏偏回到贫穷的家乡？她回答：“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黄文秀为什么坚持要做那个“要回来的人”?百坭村贫困户黄仕京与黄文秀有一段对话。
黄仕京问：“大家都说你是北京毕业的研究生，你为什么到我们这么边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说：“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
黄仕京的一儿一女都在读大学，生活困难，黄文秀帮他的孩子申请了助学的雨露计划。黄仕京要求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积极争取入党，在广西医科大上学的女儿已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了解黄文秀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由于父母亲身体不好，家境贫寒，黄文秀通过国家的助学政策完成了学业，上大学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以自己品学兼优的表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黄文秀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作出贡献。”
黄文秀的父亲理解女儿，也支持女儿的选择：“你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回到家乡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投身扶贫事业后的黄文秀将自己的爱美之心悄悄地“藏”了起来。她北师大的师妹、南宁市第十八中学教师蒋金霖说，在北京读书时，文秀总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当了驻村第一书记，她就收起了漂亮的裙子，穿上运动装在山野村屯间奔忙，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这个爱笑的姑娘甚至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领导、同事多次关心她，热心人要给她介绍对象，她的回答是：“等百坭村的父老乡亲都脱贫了，我一定轰轰烈烈爱一回，让乡亲们做证婚人。”
脱贫攻坚：“我心中的长征”
石山林立的百坭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中有195户贫困户，11个自然屯很分散，最远的屯距村部13公里，好几个屯都在10公里以上。初到村里，黄文秀碰了“钉子”。
“我们这里穷了那么多年，真的能脱贫吗？”“你一个女娃，能行吗？”一些村民议论纷纷。黄文秀一开口就是普通话，敲贫困户的家门时甚至会吃“闭门羹”。好不容易进去了，打开笔记本，群众却不愿多说。
脱贫攻坚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打开工作局面，黄文秀急得哭鼻子，晚上回到宿舍整夜睡不着。
要取得群众的信任，就要从内心把群众当亲人，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黄文秀请教有驻村经验的同事和村里的老支书，悟出了道理。很快她改变了工作方法，到贫困户家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而是脱下外套帮助扫院子干农活；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里，帮他们摘砂糖橘、种油茶，一边干活一边唠家常；她不说普通话了，学着说方言……
贫困户黄邦旋想申请低保，因不符合纳入低保的条件，未能如愿，就不给黄文秀开门。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上门，黄文秀打起了“亲情牌”：“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黄文秀耐心地做黄邦旋的思想工作：国家扶贫政策多得很，何必就盯着低保政策？靠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加油干，不等不靠自己干出来才光荣。讲通了道理，黄邦旋脸上有了笑容。黄文秀帮助他争取到7000元产业奖补资金种水果，老黄一家顺利脱贫。后来，他们一直以兄妹相称。
53岁的贫困户韦乃情面对记者，泪水在眼里打转。老韦清楚地记得，黄文秀往他家里跑了12次，细心了解实际困难，分析贫困原因，商量对策，帮他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种植了20亩油茶树，**年顺利实现脱贫。 “她一心一意帮我，像我女儿一样！”
黄文秀周末经常不回家，走访了全村所有的贫困户，还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每一户的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都一一标注在笔记本中。
群众从开始接纳黄文秀，到打心眼里喜欢她，敬重她。一些人开玩笑说：“你这个女娃娃还真是难‘缠’得很哩！”
山路太远，黄文秀还不时要去镇里、县城开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用。今年3月26日驻村满一年，汽车仪盘表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当天她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
黄文秀曾对朋友说：“长征中，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前行？”“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我怀着对社会学极大的热情读了这本费老的《乡土中国》，读罢，感触颇深。正如费老所说，这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这里将分开阐关于“土”的思考“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诚然，当今社会，城里人习惯用土里土气、土头土脑来藐视乡下人，然而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一种质朴的感觉，一种返璞归真的踏实和厚重。我们的民族与泥土是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土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何尝不该尊重乡土，尊重农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呢？
关于乡土习惯与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的着多说吗？”这类话是我们形成的乡土习惯，但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个人不知道个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乡土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而现代社会口说无凭，还要签个字，画押，形成法律。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我想这点体现得很明显，当我们走出那片乡土来到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我们会有诸多的不适应，我们会爽快的答应别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说好了这样却没有照办，不明白为什么不怎么熟悉还要满脸堆笑，因而我们会受骗、会受伤、会被别人说成傻，可是，真的是傻吗，只不过我们的乡土习惯已经不适应这个现代社会罢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这才是我读《乡土中国》的第一遍，我还会读第二遍、第三遍。希望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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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农耕大国，在这五千年的风雨变迁中，中国底层社会却以一种独特而又引人深思的方式传承、延续并不断发展。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便从诸多方面分析了乡土社会的存在方式并推广到现代社会，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
乡土社会的根本在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便是人民的根。有了土地人们才免于奔波，在临近土地上耕作的人们才聚集成村落，进而形成一个社会。由于土地的缘故，这个社会缺乏流动性，于是“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缺乏流动性的乡土社会，每个人从出生便被嵌入了熟人社会的网络。而乡土社会的许多特性便是由其熟人社会的特点而展开。
首先便是“乡下多愚”的误区，在乡土社会中，耕种是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一要务，因此乡下人的知识结构与城里人有很大区别。耕种的技巧由父辈手把手的经验习来，而且熟人社会下运用“特殊语言”比文字间接表意更有效，面对面能解决的事不必诉诸文字。“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而且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发展较慢，不会轻易发生颠覆性变化，因而后辈可以沿着前人的经验行事，“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再就是极为重要的“差序格局”概念，不同于西方“团体格局”中一切都是公平的，“差序格局”突出的是“私”，即对一件事情的评判会受到当事人与评判者私人关系的影响，并且这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判。
凡事都要讲人情冷暖，都要讲交情，讲小团体。这一特点直接的弊病便是个人利己主义突出，甚至出现贪赃枉法的情况。我曾经偏执地认为治理一个国家不应该让道德参与，因为缺乏实际的惩罚措施，并且可以被道德约束的人是会遵守道德的，遵守道德反而会使其吃不遵守道德的人的亏。读完此文我有些明了，并非德治不起作用，而是如今社会并没有一个完全通用的，适用于任何人的公平的道德。中国没有平等爱人的宗教文化，只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等级差序的爱，难有统一的公共道德标准，道德依附在私人关系上。“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耶稣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讲求的是法律。以法律来界定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再将目光转回乡村，真正支配乡村的权力既非横暴权力，也非同意权力，而是教化权力。以乡村独有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而这种权力的来源大多来自乡村中的长老，他们拥有着更多的经验与威望，也承担着独有的教化责任。
乡土社会是一种阿波罗式的追求稳定的社会，任何激荡都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稳定。而男女之间的爱情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不发生激动的感情，男女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强制的安排，这也便是“男女有别”的根本原因。而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充满挑战与激荡的社会，再遵循这些规矩不免显得迂腐。
当新的时代来临时，当长老们的经验不再适用时，时势权力便占据主要地位，而时势权力的来源便是知识。这也适应于如今变化多端的现代社会，当时代的变革来临时，知识即是力量，只有拥有知识才能把握时代浪潮，引领时代发展。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中国农村的观察和思考成果，是一本充满了学术诚意的书。它凝聚着费孝通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学术情感，他的中国农村在20世纪的故事。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故事，而是中国的，甚至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农村。我们下面还会回来谈到这个问题。
这里的风俗是全然生疏的；而这些不平凡的，在风土人情的变迁中，已经约定俗成，积习难返。我有时很怕写信给住在乡下的人，因为他们回信的信末，照例要写上“乡下人不好通信”七个字，为的是叫我们隔了一两礼拜总得写信催一催，表示他们好像在天天盼望。欠人东西，要人讨，使人痛苦，欠无头债，更使人痛苦。债务不过一个数目；无头债，尤其是无头债，又何尝不是一个数目呢？但数目字，久而久之，也可以把债还清。可是“无头债”却何时了？欠债的人何日才不会想起这件事？这是最使人痛苦的了。所以乡下人不好通信。
费孝通先生将“礼”分为两种，一种是周遭的小礼小节，另一种是应付外界的大礼大节。我想这就像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态度吧。宗教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乡土中国中说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宗教是一种超越现世的境界，而中国人对现世的超越，是依靠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如祖先崇拜就是一种超越现世的宗教。而中国人对超越现世的追求常常与儒释道三教相结合。我们不难想象一下一个安安静静的寺院或庙宇中供奉着一尊尊神仙佛祖的场景，和那众多的烧香拜佛的人，就如我们在乡土中国的笔下看到的一幕幕。宗教是人对超越现世的追求的反映，在追求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
最后谈谈这本小书给我留下的印象。书中所提到的许多社会现象在现在依然存在。中国人的乡土本性决定了中国人对故土的依恋和难以割舍。中国的乡土制度是一种小农经济，靠天吃饭，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必然是小农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又是封闭的，这种封闭的经济制度导致了中国人的自私和冷漠。正如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大家都是熟人社会”，“我们的孩子在大家的阳光下长大”。这些话让我感到一种温暖和亲切。但是，“熟人社会”也会导致中国人的不信任和猜疑。“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因为家务事太多太杂，又缺乏客观标准，很难判断清楚。这就是乡土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
《乡土中国》我连着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畅快，费孝通先生把许多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但从来没有去深入思考过的事物与现象都讲出来了，并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语言平实，然道理深刻。无论是前言中简洁谦虚的说明，还是正文中大胆朴素的讨论与深入浅出的讲述，抑或是后记中先生对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学何去何从的分析，无不让我为先生的学识、治学态度、洞察力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之情所折服。
所以一遍读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又从头读了一遍。这一遍我慢慢感悟到了这14篇小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在脑海中慢慢搭建起了这种“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体系”。在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费孝通先生提到这本小册子不能说是完稿，只是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我想，如果非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用先生常在书中提起的一句――“生于斯，死于斯。”
这句话乍看只是个表面现象，为何用它来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呢？且听我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
首先，“生于斯，死于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横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自出生起就定居在一个地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皆是熟悉的；二是纵向上的层面，讲的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且一个家族世世代代都不会搬迁。这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安土重迁，也可说就是“乡土”一词的来源。了解了这个背景，再来理解先生提出的各种概念观点就显得很顺理成章了。
譬如先生所论述的文字下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的。横向上看，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文字是间接的说话，那么既然可以面对面用语言直接交流，又何苦多此一举来用文字呢？甚至连语言有时都显得累赘了，在熟人中，我们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指石相证”。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紧跟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季节与季节的变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代如此。“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粘着，时间里没有阻隔，个人的个别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这样的社会里，记忆是多余的，记录也就跟着多余，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了。
又如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就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从横向上看，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事物都很熟悉，而从熟悉里得来的个别认识就足够他们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这样的个别认识我们称之为经验。纵向上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不大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于是经验得以累积和传承，成为了传统。传统足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人们于是对传统产生敬畏，毕恭毕敬地依着传统行事，礼治也因而得以维持。维持礼的力量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传统规则的服从，并且慢慢将这种服从内化为了自己的习惯，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克己”，而非“依法”了。
也正是因为传统的权威性和人们对传统的崇拜，乡土社会的生活可以看作是接近于完全由传统所规定的。先生于是提出了一种发生在这样的社会里的权力――长老权力。长老权力并非政治权力，而是一种教化权力。就如前文所说的，在“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里，环境总是代代如是，年幼者正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年长者已经遇到过的问题，年幼者总可以通过请教年长者来解决问题，年长者也就因此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了。
无论是从横向上理解还是从纵向上理解“生于斯，死于斯”这句话，我想都没有词能比“熟悉”与“稳定”更好地概括它的直接结果了――从熟悉里得到信任与经验，在稳定中形成传统与教化，这个“熟悉”与“稳定”就是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之基础了。
乡土社会虽是“熟悉”而“稳定”的，但并不代表它是完全静止的，只不过它变化得很慢，慢到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正是这样安定的社会以及从中衍生出的长老权力，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变迁方式，作者称之为“注释式”。长老权力不容反对，“注释”维持了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了变动的内容。如此一来，名实分离，既尊重了传统的权威，又满足了变迁的需要。
至此，我不过是照着自己的思路，拣了一些内容谈了谈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的理解，当然也可能存在偏差，顶多算是我自圆其说解释自己为什么用“生于斯，死于斯”来回答“乡土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生于斯，死于斯”不仅仅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表面生活状态，更牵扯着文化传递、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等一系列社会要素。
仅凭上文的论述，书中的许多内容我无法一一详述，理解上也很浅薄和局限。例如上文所述“礼治”的社会规范，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结构以及依着社会结构而形成的道德观念这个角度来理解。先生提出了一个形容乡土社会中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即使是在“生于斯，死于斯”这样熟悉而稳定的社会中，其内部的联系也并非均匀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讲究一个差次，也就是伦，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推开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每条路线都系着不同的道德规范，遵守这种种规范就称之为“礼”，所以这个“礼”说得具体些便是指伦理纲常，再具体些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孝”“弟”“忠”“信”等一系列的道德要素。因而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就是“克己复礼”了。
《乡土中国》自194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有整整70年，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裹挟下，乡土社会一直发生着变迁，许多东西随之消逝，也有许多正在兴起。一方面，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丰富多彩，充满挑战、机会和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人们。山里的孩子渴望随着读书声飞出大山，从小以泥土为游戏的孩子正努力用笔替代锄头，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追求向往的生活。当然，这也同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问题、拆迁问题等种种问题。无论是自愿走向城市，还是被迫与土地分离，乡土社会都渐渐地被人们抛在了越来越远的身后。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本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曾经的田野矗立起了高楼，即使在仍然以农为生的地方，通信、公路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体系也已延伸至此，手机、互联网、智能终端在乡村得以普及。文字下乡、法律下乡、国家机构下乡成为常态，意味着“无为而治”“长老统治”等等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与意义。我们最终从礼治走向了法治，从血缘走向了地缘，从欲望走向了需要。
只是蓦然回首，人们又纷纷开始感叹起乡愁。上班堵车时汽车的尾气让人们怀念清晨新鲜的空气；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怀念“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变幻莫测的世界让人们怀念与泥土为伴时安定而平和的日子；冷漠疏远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怀念熟悉温暖的面对面社群……可惜，即使是集体式的回望与怅然，也注定阻碍不了由每个人共同推动的社会变迁。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意味着陷入了市场的怪圈，故乡却已成了回不去的地方。终于，“生于斯”不过是上天注定，而少了“长于斯”，“死于斯”也只剩可怜的一点乡土情结了。
毋庸置疑，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社会”正在瓦解，社会的结构与人们的思想皆在变化。社会的进步值得肯定，偶尔怀念过去也无可厚非。惟有不忘来时之路，方能实现未来之梦，从不停歇的前进是不合适的，就像现在，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人情淡漠的问题恐怕还需我们停下来从乡土社会中去悟得解决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正在走出乡土，《乡土中国》一书也永远闪耀着它的价值，呼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之对话。
因为是作业，写的确实有些冠冕堂皇了，所写内容也参考了很多文献，不过还不至于虚情假意，对先生的敬佩也是发自内心的。
尚未读这本书之前，书的名字丝毫没有引起的我的兴趣，听起来就像是介绍中国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这般。读后，却令我有些激动了，写得真实、深入，如果没有一双“慧眼”和怜悯之心，一定写不出这样的书。
我也希望自己能像先生那样把事物看得真切，看得透彻，不过不知道还要磨练多久呢！
“他年轻力壮，他建功立业，一上战场便勇往直前。见了敌人挥刀就砍，个个血撒头颅在他的脚下。他在敌军里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敌军个个向他投降。”
这是文章的开头，读到这儿也许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血与猩的战斗，但其实读完全文才感触到了真正的心酸。
全文讲述了一位十四岁的少年，迷上了网游，在游戏里他是将军，所向披靡，任何敌人都逃不过他锋利的刺刀，少年为此极大满足。“金钱”、“荣誉”……。而事实上，大量的钱财正从他的口袋里流水般的消失。读到这，我深深地为这无知的少年而感到心痛，无聊的残杀，正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的良知，况且连这虚拟的世界也有起伏跌宕。
他战败了，败得一无所有，并且损兵折将自己也身负重伤，他要支援，可是没有人理睬他，等来的只有网吧的老板，于是，身无分文的他命令母亲前来送钱。本来阳光的少年竟变得如此落魄，我深感惋惜，希望这少年能放弃这无知的一切改过自新，而事实却让我心酸。他的母亲无奈地看着他满是血丝的眼睛，含着泪答应了他的要求。母亲在我眼里是那样的无助，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就此毁了一生，而她却不忍心拒绝因为儿子以生命威胁。我开始为这少年的言行感到愤怒！母亲的苦楚他一无所知。
少年拿钱继续着罪恶的游戏，他率领兵马再去攻城，敌军又一次被他包围，他命令敌军向他投降，而敌军却嘲笑他：一个手下败将却如此猖狂！他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就此崩溃……。
文章的结局是那样悲凉，我真想告诉他少年，敌军不会向你投降，唯独你的母亲。在母亲心中，你不是将军，是王！是她永远的王！她永远会向你俯首称臣、惟命是从，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 www. 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
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
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
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
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
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
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看到书名的瞬间，我最先关注的不是“中国”，亦不是“乡”，而是“土”。我们现在提到“土”，更多的有一种蔑视、看不起的感觉。例如别人说你穿的很土气，没人会以为别人是在夸赞他。但在阅读完《乡土本色》这一章后，我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开篇就点出中国社会的本性是拥有乡土性。这“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土地的重要性。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有乡土性，在农村生活，以种地为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贵。乡下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一阵子疫情有了好转，我们就去后山上挖野菜。现在想想，野菜的出现真的很神奇，你不播种它也能自身生长。我们挖的是荠菜和苦菜，挖它们并不困难，后山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拿着小锄头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冲洗一下，蘸豆瓣酱就能直接吃。我想也许没有食物的饥荒年，人们也能从这些田地里的野菜果腹，这也许就是土地给辛勤的人们的馈赠吧。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人们被禁锢在土地上，自然也受土地的影响较大，“安土重迁”的性格、“落叶归根”的思想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即使我们换了居住地，也仍然会选择先进行农业生产，文中也举了一个中原人即使到了适合放牧的内蒙古还要进行土地耕种的例子。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耕地是固定的，粮食的富足，人们开始繁衍生息。随着人地矛盾不断激化，同等的土地养不起那多人，就会出现分家的情况，一些人就要出去寻找新的出路。虽然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是不流动的，重视安土重迁，但各自保持着孤立与隔膜。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数量较大的阶级——农民阶级。农村人员流动性差，农民之间互帮互助，一起耕种劳作，一起保卫家园。为了各个方面的便利，聚居在一起。农民因为土地的影响，安土重迁，久而久之，聚居的人们之间变得熟络，形成了所谓的“熟人社会”。因此，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这才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读完《乡土中国》，我对“土”这个字的态度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我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之前我们提到农村，印象可能是破旧、贫穷，人们都是从农村去城市生活，但现在很多城市人返回到农村，去呼吸更新鲜的空气、去体验农家乐……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本色这一章概括总结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是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在文中提到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整章都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读完《乡土中国》之后，发现费孝通先生的语言风格将原本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值得反复回味。
这两天在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在“差序格局”一章里面有这么一段关于东西方社会格局差异的很有趣的描述：他将西方社会的格局描绘为一种柴火捆的状态。
这些一根一根的柴火，则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谁是圈子里的，谁是圈子外的。这个团体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大家在这个社会框架下和而不同的组合在一起。费老把这种柴火捆称为“团体格局”。
而在中国，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费老将其描述为同心圆，或者涟漪。一圈一圈的是由不同的亲疏远近组成的。陌生人，点头之交，半生不熟，熟人，近友，至亲之类的。这个圈的最中心，则是自己。
这里可以顺手解释一个词，即儒家的“人伦”。伦理的“伦”字即为这水波一圈一圈的形状。后来被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那么这两个模型有什么引申出来的应用呢？一个就是“公”与“私”的问题。在西方的群体格局下这个界限是被明确规定的，即那一根一根的柴火彼此之间明确的边界，这个是“权利”。在范围内可以适当地讲人情，但是范围外则是权利问题。
中国的“公”根据费老的说法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去占一下便宜，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存在。而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私”不是自私，而是“利群”。就是为我这个小群体来谋求福利的利益。所以对于在局中不顾公共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反倒有可谓是“无私”的动机。
但在传统的涟漪结构里，这个圈的大小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极富伸缩性的。比如说“家”，究竟是配偶孩子的核心家庭，还是加上附近旁支的家族，还是把各路姑侄老表都算进去的庞大家族，到了最后一句“自家人”真喊起来，感觉天下一家也没什么问题。
而在这个伸缩之中，人在结构里的关系是会产生巨大变化的。可能上一分钟还热乎的很，下一分钟随着重新划定范围就可以冷眼相向。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至今依旧对人情世道冷暖如此敏感。
儒家一开始就没打算跟这种思维方式过不去，他们只是加了一个字——“推”。所谓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我们对于小家的感觉推广到更大的受众范围里去。而当所有人都被这一个个扩大的涟漪包裹的时候，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里天下大同也就不远了。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这套思维方式依旧在我们的文化里起着巨大的作用。大家还是会想要首先去照顾家人，一些想要改变世界受伤的人会想首先去爱那些爱着自己，真正重要的人。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涟漪的界限与范围。同时在同一个圈内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既然都是在考虑亲疏远近，一些至亲之人的博弈就会变得很麻烦，或许解释了为何婆媳关系是中国自古的老大难。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模型里是没有什么界限意识的。甚至没有自己。所以很多父母含辛茹苦舍命付出的同时也对孩子横加干涉。当我们批判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或许这个里面也有很重的文化因素呢。
最后，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对于公共事务是一个多重囚徒困境：谁不占便宜谁吃亏。但同时大家都占便宜就会导致这个系统的崩溃。所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道德来对所有人进行限制和约束，大家同时也要对破坏规则的人进行制裁或者舆论轰炸。
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没有过时呢。
对于费孝通这个名字，我是陌生的。在老师的领导下，我选择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来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读了本书的第一章，在此就第一张谈谈我的感想吧！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造人的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精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现下的农村也不是当初那个封闭自守的鸟笼村，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和西方经济潮流的带动下，农村人也不得不走了出来。为何农村和城镇都有私的现象，其实根本原因还是竞争带来的副产品。
费孝通先生说的认为，打个比方来理解，就是说明"当一群鸟是一个团体的，因为熟识而在无形中有了一种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就减少了不良竞争"，而一只只不相联系的鸟之间，由于没有这种关系，就容易产生"私"的现象"。人也一样，俗话说的好："芸芸众生，皆为利来"，这里的"利"是泛指对自己有好处的事物。如果没有好处的事，从相反角度就是无益之事，试想谁愿意做对自己无益的事呢。有句话也说的蛮有意思，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连自己也吃不饱，又怎能照顾到别人的肚子呀。要人做好事，也必须先自己做好事，做表率。当人人做好了自己的本分事，国家地区也就达到兴盛繁荣了。而一些对个人无益的事，对群体有益的事。有时也不得不舍小为大，建立制度，法律，建立一种关系，强行实施。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研究。这本书从乡土社会的家族、男女有别、长老权力、名实分离、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地缘等八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性。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会回顾自己的成长环境，试图在书中找到某种情感的共鸣。乡土中国，这个看似遥远的概念，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乡土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社群，它既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魂。在这个社群中，家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常常会听到“家和万事兴”的说法，这正是乡土社会中家族观念的体现。在乡土社会中，家族的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家族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家族能够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团结和稳定。
男女有别是乡土社会中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男女之间有着严格的分工和差别。男子负责外出的农耕和狩猎，女子则负责家务和抚养子女。这种分工和差别体现了乡土社会对稳定和秩序的追求。男女之间的分工和差别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长老权力是乡土社会中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在乡土社会中，长老们通常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的话语往往被视为权威的象征。这种长老权力往往通过各种仪式和传统得以强化。在乡土社会中，长老权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秩序。
名实分离是乡土社会中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在乡土社会中，名与实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现象反映了乡土社会中对真实和实际的追求。名实分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真理，也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进步。
礼治秩序是乡土社会中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往往通过各种仪式和传统得以强化。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秩序。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开门见山的写到。那么他们到底愚在哪里呢？
首先，愚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笨，蠢；另一种那么是大智假设愚的愚。相信很多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识字，粗鲁野蛮。但是现在一定没有人会不愿意识字了，因此他们只是缺少环境让他们学习罢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普通的小农村，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有许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点高中或是一流大学。每次回到乡下，听家里的人说起，我总是羡慕不已。可见，乡下人并不愚，只要拥有学习的时机，他们一定不比别人差。
尽管如此，还有一小局部乡下人是不识字的，但是费孝通先生却这么说“乡下多文盲是不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因为他认为，从空间阻隔角度，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面对面社群”决定了人与人的交流只需要语言，甚至是特殊语言，无需文字。确实，每到周末，回到老家，村里的人们总是很亲切，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发出脚步声，他们就会探出头来打招呼。母亲每次都会与左邻右舍通过方言来交流。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否就属于费孝通先生说的`“特殊语言”呢？
小时候，听到方言，我常问母亲，这个字怎么写呢？她总是笑笑，然后我又问，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亲狠狠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走掉了。现在，我慢慢的了解，每次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围绕着他们，尽管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会这样进行交流，但是我却能体会到其中的感情。
乡下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情，这种表达是文字替代不了的。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乡下人“愚”，那便是大智假设愚的“愚”。在老家我总能看到地上放着很多菜，我知道那不是我们家种的，那他又是哪里来的呢？直到有一天，外婆推搡隔壁邻居的菜时，我才知道菜的由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家菜呢？
按：由于在西藏出差，时间和精力比较有限，每天的内容可能会少。乡土中国的笔记我本来可以一次写完的，现在决定分三次。这一次是谈一谈大尺度的特点。
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农民，都生活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但他们小子“，正是这样的理念的体现。因为共生，人们才需要在意在别人眼中自己的样子，才会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在这样共生的体系下，孕育了很多独特的社会的文化，比如说婚姻文化。至少在我爷爷那一辈那里，老夫老妻不代表着情感深厚，只是相互忍耐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从感情的'一开始，双方就往往不是以相互的爱而走到一起的，更多地是考虑社会关系的结合，考虑门当户对。在大的共生体系下，婚姻实际上是把小共生体转变为更大共生体的一个纽带。这样去理解所谓的”逼婚“，或者是”宅男“现象，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研究。这本书以中国基层的传统社会，农民为主线，通过对中国基层农村的描述来展现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
1.文字发生于语言之前，文字是为着记载事件和传播知识而发生的，有了事件和知识，引起需要，才发生文字。
2.文字所做的事情，印刷术都能做，而且不必费那些大印章了。用文字传送知识，也是靠团体，靠社会。
3.血缘是根植的，地缘却是漂浮的。
4.这是一个各安其居，各守本分的社会，是像一口莲池里的田田荷叶一样，各自绿着，各自黄着，各自在呼唤未来的莲蕾，各自在竞争将来的晴朗。
5.在文字发生之前，中国人早就有了像《诗经》那样纯文学的作品。
6.中国人的乡土本性体现在：聚村而居，生于斯死于斯；重视家族，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守望相助；聚村而居是因为人口流动太厉害所以只能聚村而居；人们生于斯死于斯是因为路途遥远，不容易移居他处。
7.在中国人的头脑里，理想的人是安土重迁的，一生所孜孜求的就是家乡。对于那些能够安土重迁的人来说，迁移是轻而易举的。
8.在我自己的想像中，中国的乡土著作已经写的不能再好了。为什么还要写《乡土中国》呢？只是因为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能作流动的近代人，也有许多人是永远的乡土人。我希望的是用我自己的步子去补充我所读过的几本书，而不是推翻它。
9.西洋社会所繁衍的是流动性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在外力强迫下进行的，而乡土社会的人们是自给自足的，他们生活在传统所决定下的经验之中。
10.在西洋，“据我观察，他们几乎无人从事过游牧生活”。所以西洋人的家庭并不指着它本身具有保障生命的作用；家族观念和家族生活是保证社群生活的基础；但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既从事农业也从事工业和商业；既从事工业和商业又必然导致大家庭的难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