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下面是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读后感精彩9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每每翻开近代史，我的心情都会特别的'沉重。这也是我为什么爱着近代史，同时又不敢去翻开它。但历史就是历史，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我们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不是，当我们成为历史时，后人是不是也会怀着这种沉重的心情来看我们呢？在那段如鲜血般令每个中华儿女都刻骨铭心的历史里，每发生一件事，都关乎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1840年，英国用当时的红衣大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我不知红发碧眼的英国人踏上我们这一片炽热的土地时是怎样的心情，也不知当时的大清子民又是怎么看待这些外来者，也许他们也会像紫禁城里的贵族一样，认为这些蛮夷不足为惧，反正我们的天朝地大物博。在侵略者的枪炮下，那徒有外壳的清政府，一步步地瓦解。帝国倒塌的痛苦和屈辱终于慢慢的唤醒了消沉的民族。
开眼看世界的魏源，鞠躬尽瘁的林则徐，英勇就义的义和团，血洒菜市场的六君子……一批批的战士，在国难时，为这个已经千疮万孔的民族做他们最后的努力。每一次看到战争爆发，每一次看到我们的民族英雄牺牲，我都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心不停的抽搐，只愿那段屈辱史快点过去。没错，时代要变更，但这太残忍了。可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可以怨恨，愤怒，但却不可以改变。
1911年，特别的一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了孱弱的帝国沉重的一击。但它同时也将人民长久以来积攒下来的力量给激发出来了。虽然孙中山和革命军们把那庞大悠久的政治机器给推到，给了我们短暂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就像泡沫一样，随着袁世凯把革命的果实窃取，很快又破灭了。但是在1911这特殊的一年里，这个瞬间即灭的希望给当时的人们孕育了更大的希望。
1921年，一个伟大的组织产生了。谁也预想不到，当时只有13个人小组织最后真的成了燎原之势，点燃了整个华夏大地。当近代史被翻阅到这里的时候，我总不禁露出少少的欣慰，这个久经战火的国家，它真正的领导者终于出现了。即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仍有人在牺牲，但最终我们这个饱受欺辱的国家还是站起来了。这个晒满鲜血的近代史，还是过去了。
一提到中国近代史，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就感觉到了两个字：可恶。当然，这是说外国人的。每每当我看到外国人如何如何霸占中国领土，如何胡搅蛮缠，使得中国政府晕头转向，答应他们无理的要求，我就觉得十分地愤恨：外国人，你们怎么能如此不要face呢？可是，当我看了《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后，我原先的一些片面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改变。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了新的认知。
书中一开始便指出了中国人的三种心态：“怨妇”心态，“泼妇”心态，和“情妇”心态。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可是随着我渐渐地深入读了下去，我发现作者说的也是不无道理。不仅如此，书中作者不少描写的地方都没有怎样偏向中国人，反而是指出了中国很多愚昧和不合理的地方。这便让我原先一看到近代史便发热的脑袋变得冷静了些。毕竟，不管中国人如何掩盖，事实就是这样：晚清亡国了。而我们呢？出于一种“爱国主义”，便是大肆宣扬外国人如何如何狡诈，蛮横，而对中国失误的地方，则是轻飘飘地一笔带过，这便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种误区。思考问题也变得片面起来，觉得中国人是很无辜的样子，一切都是外国人侵略我们的错。可是，如果中国不弱小，外国人又怎么会打上中国的主意？如果中国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外国人的计划有怎会得逞呢？
这本书，给我的思想敲了警钟，它不仅告诉了我不少关于晚清的知识，民国的知识。更告诉了我：思考问题，不要太片面。
寒假里，我读了《中国近代史》，作者是蒋廷黻，读的比较吃力。主要讲的是：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此中有两个缘故。1、中西相隔很远2、中国觉得外国人是蛮夷之邦。但外国人认为，中国是很好的国家，竭力与中国订立邦交，可中国人仍觉得他们是应该向我们跪下的小人，英国人就这样在一开始就和中国关系变差了。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外商发现鸦片是利润较多的货物，在中国销售鸦片，但遭到许多中国人反对，更加恶化了中英关系，最后和英国打了起来，失败后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战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轻视西方了。有些人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一些人就批评说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不可以轻而易举的灭亡。洪秀全领导一些人组成的起义军很快攻下了许多城市，可是到后来，起义军变得骄傲自大，他们的领袖洪秀全天天打牌喝酒，最后失败了。
不过好几场对外战斗的失败，令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科技水平早已十分落后，很多人向外国人购买先进的武器，学习科学技术，受到推荐的李鸿章提出了许多维新方案，他希望中国步步向前进，但他做的不彻底，许多人不听他的话，很多建的厂都在和法国打仗时被毁了。
这时李鸿章觉得日本是中国的劲敌，有朝一日会攻打中国，于是在高丽进攻日本，但由于战略错误，中国败给了日本。和日本战争失败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办法想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可是俄，法，德三国却在后来自愿援助我国，想从中获取一些代价。俄国借给我们很多钱，声称要和中国为友，帮助中国修铁路，实际上要占领中国北方。最后，中国许多地方被瓜分了。孙中山这时在国内外来回奔波，提倡复兴方案，最后推翻了满清，当上了大总统，赶跑了不友好的外国人。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应该人人平等，就像生活中一样，我们不能歧视有困难的那些人，而且做人要大气，不能为一点点小事而闹得越来越大，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翻开这本书，思绪仿佛也随着翻动的书页飞回到了，那昏暗的日子。入眼的，满是伤痕。我听见，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一声声，绝望的哀嚎。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读历史类书籍的人，在我看来，历史往往太过真实，历史不是一个作家可以创作的作品，历史就是真实存在的，发生过的的事。相较于历史而言，我更喜欢其他类型的作品，在我看来，很多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包含了作家自身的情感。我不喜欢悲剧，我看完一个悲伤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但是历史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我没办法告诉我自己，曾经没有那么多因为战争流血流泪，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自己有些屈辱，有些残忍，有些可怕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对于那一段惨痛的历史，我的认识是，中国封建制度落后，人民思想观念的腐朽，经济萧条，清王朝腐败，清政府昏庸无能，自高自大，皇帝的懦弱无能，慈禧奢侈无度，崇洋媚外，士大夫胆小怕事，目光短浅，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琦善崇洋媚外，买主求荣。林则徐拼死抵抗，有勇有谋，却被奸佞陷害，不被重用，曾国藩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打下了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主持百日维新，向西方努力寻找真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出三民主义……
当我翻开这本书，一段段历史就这样在我眼前啊展开，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创作的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看这本书，开始走进那一段沉痛的历史。
一点点读下去，我开始对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历史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更深的理解。我开始意识到或许我不应该把那一段惨痛的历史账都算在清政府和士大夫的头上，至少这不能全怪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苛责那些从来没有了解过西方的人，让他们明白中西方的差距，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急需改革，但是还是觉得他们的意识过于麻痹。他们一直在闭关锁国中坐着自己的春秋大梦，就像蒋先生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然试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希望当时的他们能有更高的觉悟，有更长远的眼光，对西方世界有更深的认识，然而他们没有。
说起近代的民族英雄，我总能第一个想到林则徐，那个主持虎门硝烟，备受赞誉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读蒋先生的书，也让我对这位民族英雄有了以往没有的认识。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给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但是，其实不然，这是历史对林则徐的成全，成全了林则徐的身后名。假使，当时林则徐没有被道光皇帝撤职，那我们的鸦片战争还是没办法打赢的。这场战争的背后有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悬殊。诚如蒋先生所言，真正的林则徐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是百战百胜的。真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知道中国兵器不如西洋，他知道中国应该以以夷制夷，但是他不敢公开的提倡这些主张，他怕士林清议，他重视自己的名誉更甚于国事。
每个人都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格，每个都是我们自己，或许，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一种人格，一个不愿意承认时代落后的旧时代精英，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让自己的名誉得以保全。但是，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是完全的没有缺点的，人之所以为人，大概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完美性，正是这些独特的不完美性才使得世界有更多的美丽的可能。
很多时候，再去读历史，就像是站在上帝视角去俯瞰世事。或许就是这样，我们会去感慨，会去气愤，会去惋惜。
在我的印象里，我所知道的琦善大概是一个备受苛责的人，看过很多对他的形容，说他是旧官僚，说他胆小怕事所以主和，更有甚者说他是卖国贼。大多时候，琦善都被拿来与林则徐作对比，用来突出林则徐的爱国，忠义，有远见。
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琦善却有了新的认识，虽然现在琦善在我心里不是英雄，但是至少，我发现他也并不是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是个胆小怕事主和的旧官僚。就像蒋廷黻先生评价那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的确，我们就不应该把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怪在某一个人的头上，我们没法说刀枪棍打不过洋枪洋炮是因为一个大臣的过错。在蒋先生的书中，我认识了一个诚实的琦善，他知道没落的清王朝没法与兴起的近代化英国相抗衡，他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而不惜一切去“抚”，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保全中国。可惜这种诚实在别人看来是失了国体，这种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但是，在我现在看来，琦善担的起中国近代外交第一人的称号。
或许有的时候事实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样子，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历史永远是最伟大的，最公正的裁判，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有一个公平的判断。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不小的学术成就，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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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近代史，似乎就是说中国落后挨西方列强打的一部屈辱史。但是看过这本书以后，感觉有很多观点被刷新了。首先，洋人的动机原来并非一开始就是以政治颠覆的诉求为先，而是想来做生意的。是中国先不给予洋人以平等地位，洋人才要用炮舰来求得这个“平等”，最终反而是占了优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殖民之所了。其次，中国方面并不是一直被压着打的，中间其实是有很多次没有让洋人占到便宜，很多历史教材上斥为卖国的旧官僚表现出来的强大学习能力和执政水平令人动容，而另一些所谓的民族英雄其实不仅思想守旧，客观上也让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再次，中国民众始终未能得到唤起和组织，成为国内斗争和国际争端的一再牺牲品，甚为可惜可叹，他们在所有的权贵眼里都不过是随时可供消费的数字而已。上层的一切，看似一边倒，看似结果可期，其实都有考虑、有较量、有逻辑，只不过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十分准备好，吃亏面大些，但并不能说没有努力过。
本书的史料很精当，举了很多奏折和批文的原文，还有不少英国方面的文献。作者功底深厚，不仅解其总意，而且注意字句选用的细节，推导出双方博弈的心理活动，以及当事人在其本国和谈判对手之间的周旋的余地。这样读史，才是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并留给读者足够的空间自己独立得出可能和书本上不同的结论，而非只说林则徐销烟好、李鸿章签马关坏。销烟到底是不是当时博弈的最好手段？马关条约是不是已用尽谈判的空间？中国看重的是什么，英国看重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分析，不回答，结论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只愿锁国自大的历史悲剧不要再重演，因为我们都是百姓，出了事情大抵是要被牺牲的那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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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们上历史课，内心感到一种豪迈。因为，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浓重的文化积淀，有光辉灿烂的成就！今天，心情有些不同。因为，今天的历史课是讲述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受欺辱的历史，是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仿佛听到八国联军的枪声，我们仿佛看到美丽的皇家公园——圆明园在烈火中焚烧殆尽，我们知道中国富饶的国土被蚕食，我们的心在滴血！
在中国的现代史中，我们感到：软弱就会被欺辱，帝国主义就是强盗逻辑。这里，我想起几天的一则新闻：法国佳士得拍卖公司要在大王宫拍卖中国圆明园铜兽首--兔兽和鼠首的消息。由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在法国大法院提出的，中止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的诉讼被驳回，其实我们知道在法国，依靠法国的法律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起诉是正义，主权与尊严的呐喊。是我们的表白，是我们对那段历史回忆的提醒。但是，对着强盗说法律，强盗会罢手吗？
我们要努力学习我们自己的近代历史。在学习中看清帝国主义所欠下的血债，在学习中体会祖国强大才不会受欺负的道理，在学习中感受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真理、为富强国家积极变法的追求，在学习中激励我们发奋努力、报效祖国的雄心大志！
因为，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展望自己的未来！
作者以为，那时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是陈旧腐朽的器物和政治，且在根本上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十九世纪“中古的人民”。相比较而言，1840年以前的西方世界却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明。零零碎碎的五百年中，西方世界已历经了不知几多剧烈变革。自帕台农神庙和万神殿予追寻自由、财富和现世幸福的人们以庇佑，几乎统治了欧洲整个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皇的头顶，上帝的光环便开始消退和弥散。而即使是信奉国教的英国国王，也不得不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中，逐渐掣肘于他曾经忠诚的盟友——下院中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神奇地驱动着笨重的火车轰鸣向前，满载意气风发的新贵们，去往金碧辉煌的水晶宫。在这风光无限的旅途中，“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理性主义被高声呼喊。这呼喊甚至从大西洋彼岸独立不久的美国传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直抵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这时充斥着西方的不仅是呐喊，更甚还有前所未有的照亮沉沉黑夜的光明。这光明一旦降临，工厂便再无眠夜，机器的齿轮飞快地运转，推动着西方世界驶向那更为喧嚣和嘈杂的远方。就这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而来，一举将稚拙的美国和曾经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推到了科技的最前沿。
经此一番对比，清王朝在坚船利炮下的不堪一击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显而易见。当蒋廷黻站在十九世纪中国沦为半殖半封社会的历史转折点上，环顾四周，他望见“东方日出之国”正喷薄而出、冉冉升起；他也依旧记得俄皇“大彼得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的历史。（正是“大彼得”的这些作为，奠定了俄国近代化的基础）而在离他最近的时代，他看到，在几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土耳其——那个也曾是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却因只知保守而被欧洲列强宰割的土耳其——的废墟和瓦砾上，民族领袖基马尔“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重新打稳立国之基础。“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所以，在蒋廷黻看来，“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为了论证上述结论，作者再次回首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坎坷之路，顺从历史迈进的方向，踩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这道久远的印记出发，跌跌撞撞，艰难摸索，一直到踏出“惯彻总理的遗教”这个纹络分明的脚印；本书第二部分也相应地从“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自强及其失败”一直叙述到“瓜分及民族之复兴”。正如作者在总论中陈述的：“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在这段回忆的推进过程中，不仅作者，连我们也隐约仿佛感知到了一线历史的逻辑。
但是作者“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的论断有未免过于武断，以致时常遭人诟病。这种“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的确反映了作者政治思想上的短视。但是后记《难以遗忘的人与书》也给出了一份解释，它这样写道，“一方面，蒋廷黻对本民族的文化并未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也不主张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另外，他理想的社会改革蓝图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非照搬英美的民主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