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4篇）》由精心整编，希望在【社会学】的写作上带给您相应的帮助与启发。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精髓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093－01
科学社会主义即科学的政治学理论，是关于人们认识社会的具体科学理论。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义，但更多的人还是要问，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诠释社会主义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多学科、多研究而成的一个全新理论体系。
一、民办普通高校的历史回顾
（一）1978～1991
中国社会经过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20年，而就是这2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民办普通高校一个发展的机遇。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无数学子为圆大学梦，从无数的工作岗位上回到学校，重新提笔备战高考。而就是这个时期，无数的“高考补习”和“自学考试辅导”性质的民办高校应运而生。虽然1982年新修定的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但民办高校在这个时期还未能进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更不能颁发毕业证等相关学历证明。
（二）1992～1998
民办高校经过了上一个13年的发展，这个时期是民办高校正式有合法地位的关键时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指明了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姓资姓社的问题。1993年高教委颁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颁布也直接肯定了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高校被正式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三）1999～2005
在经历了20年的积累后，民办高校正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在邓小平同志带领经济发展20年后，在江总书记等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高人才需求时期，而就是这个时期，社会对毕业大学生的认可度达到最高，而且需求量加大，在公办高校招生达到上限的情况下，民办高校迎来了充分的生源以及大量可用于发展的资金和国家的支持。在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下，引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使得民办高校在竞争中有更大的优势。
（四）2006至今
在社会主义新思潮下，从2006年至今，民办高校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独立学院的转设，生源的每年下降，为全国现有的80所民办高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之路，是合并办学还是转变发展思路，是接下来很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民办普通高校的转型思考
在刚刚闭幕的十八报告中，关于教育问题，提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可以说是又一次地把民办普通高校列为了发展的对象。但还像前30多年的发展那样继续下去，那民办高校将彻底的荒废，所以民办普通高校要进行一次转型思考。
（一）从战术到战略
从民办普通高校前3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民办普通高校一直是在社会的牵引下出现和发展，不是为了社会更长远的角度去培养人才和更好去做科学贡献，所以民办普通高校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应更多地以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需求为出发点，以专业的科学为基础，更多地为国家定点输出人才以及作为科学基地去努力。
（二）从多广到专精
民办普通高校从兴起时以专业精到跟风学习公办大学的综合性大学之路发展来看，这条路并不适合民办普通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大多是在企业或事业组织下成立发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办普通高校以企业或事业组织的一个专业或少数衍生专业为主，发展重点学科然后建立并发展科研基地，以企业或事业组织为科研成果做鉴定、实施、推广。达到科研做成果，成果有实用的效果。
（三）从形象到文化
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首届京津地区青年社会学工作者理论研究会于1988年12月2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京津地区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部门的50多位同志参加了会议，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也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互相交流信息，增进了解，并就社会学十年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兹把所研讨的主要问题简述如下：
一、关于农村社会发展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1988年的经济社会波动已使农村社会学研究面临着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问题，农村社会发展及其研究面临一系列难题。人民大学的葛延风同志认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远不如改革之初那么迅速，或可以说出现了一种相对徘徊的局面；同时，农村中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和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农村问题进行深入的再认识、对农村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综合思考。”他认为，农村的发展不仅依靠农村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的变革，同时更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动力机制，特别是要研究城市的相应变迁。他的意见得到很多同志的赞同，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它的权力结构，社区政府与乡村工业及农业产业之间的矛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约束了农村社会的变迁，应当把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的研究做为突破口。对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丁元竹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和其客观过程一样，面临着三个难题：①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急摇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但跨文化中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又难以保证其外在的效度；②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区域不平衡性迫切地需要对各个不同区域的农村社会进行区域分析，但目前的区域分析又缺乏严密的理论和方法，在目前条件下，区域分析能否做得和小社区分析那样严密是值得怀疑的：③小社区研究是掌握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内在组织制度的有效工具，但用于中国目前进行的农村变迁是一种指导性的外联变迁、政策和流动要素使农村社会的开放度大大加强，小社区分析也面临一系列困难。有的同志提出，克服跨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不确定性，需要进行理论上的辅假设的提出和方法上的创新，以往的理论研究往往过于理论推理而忽视了假设的建立和验证。
二、关于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琢认为社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心的问题，社会学应当积极研究发展问题。有的同志认为，目前应当首先从理论上开展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突破口是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他认为发展的动力有三个层次：①人的素质，知识分子的素质应当受到特别重视。文化的优劣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的发展问题应当成为发展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②经济基础应当受到强调，一个社会的权力与特权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的有效产品时，权力就要分化；③我仁l应当深入研究适合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观念。他还认为，在寻求突破口时必须弄清引起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的动力。也有的同志认为，发展理论的研究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社会学要真正参与到当前这场大变革中而不被抛弃，它必须深入研究变革中的发展问题，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研究。南开大学陈健认为，当前发展问题应着眼于研究社会均等和机会平等机制。他指出，在经济改革中要建立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应当建立社会平等和机会均等机制：①在人们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和青年的积极参改意识；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加速社会均等机会的形成；③应当对现存的人事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刘建柱提出，目前的改革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人们众说纷纭，应当把改革看作是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建立评判改革与发展的标准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
三、关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王延中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社会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和认识；二是为此目标，寻求建立适用的理论与方法，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学科体系。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更是中国社会学者认识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过程。人民大学社会学所胡连奎认为，目前的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研究中的交流变得十分困难，这主要因为：①认识对象的复杂性；②社会学的社会功能的影响；③社会科学的地位对研究对象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以上原因，他认为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沿着这样一条途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在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中选择学科对象的。因此。在改革中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建立的社会学，其学科对象应当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人大郭星华则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在于它能否对它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逼真的概括，或者是能否为我们获得这种逼真性提供模型。从对社会学发展的历程的考察中，他得出结论：提高社会学科学化程度的真正困难在于建立严密而完整的社会学基本范畴体系和引进新的数学工具。也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的社会学研究很混乱、也很幼稚，许多研究缺乏基础理论指导，要么有很强的思辩逻辑，要么列举事列，许多研究的效度和信度都值得怀疑。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肖国亮认为，从经济学研究中国是一个思路，社会学应比经济学有更好的思路，中国的社会学在目前只所以有一种失落感，主要原因是它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变革贡献太少，参与太少。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就象置身于这场大变革之外一样，所以，其失落感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一、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动向
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重建到世纪末的20年间，是中国社会学理论重新奠定基础和快速推进的阶段，理论研究的重大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学者们主要涉及了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价值中立”等问题。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相当时期内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指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它的创始人以及后辈社会学家力图明确回答而又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郑杭生等)。总体上看，较有主导性的观点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如“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费孝通)。“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性(也即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郑杭生)。
第二，关于社会结构研究。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结构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研究，如社会结构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不同理论流派有关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等；社会结构的动态研究，主要从历史的、变迁的角度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内外扰动因素、结构重组、结构变革等动态变化给予分析；社会结构的优化研究，涉及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的优化趋势、失衡现象、负面影响及其问题解决等。其他研究还涉及了城乡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群体利益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第三，分支社会学理论研究。如社会信任理论，包括对西方社会信任研究述评、中国人人际信任、中国企业组织中的信任关系、中外社会信任比较研究等；社会资本理论，对西方相关成果的引进、介绍和评论，从社会资本视角对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乡镇企业组织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研究等；社会网络理论，涉及了西方社会网研究、社会网理论与社会分层、社会网络资本与社会流动，以及城市家庭网络现状和变迁、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网络资源的关系等研究。进入本世纪后，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区的研究中，这些分支社会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社会学恢复重建至上世纪末，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三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其一是“社会运行论”。1985年7月，“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观点的提出(郑杭生),开创了我国理论社会学有关“社会运行”研究的先河，在其引领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社会运行论”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的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谢立中)。这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类型及区分原则、社会运行五大机制、社会指标理论及应用、社会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二是“社会转型论”。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如郑杭生),开始了社会转型研究。在我国学者的关注下，“社会转型”逐渐成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进行描述、刻画和分析的框架性视角。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在研究中形成了“社会转型论”,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社会转型效应、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社会转型与新型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三是“学科本土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必然及趋势、社会学中国化过程，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等。上世纪末，郑杭生等在研究中提出了“学科本土论”。这一理论通过论与史的一体性研究，在时空跨越中展现出世界各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历程，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内涵、目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以及学科本土论与现代化理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世界格局、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及未来趋势等，给予了系统研究，表现了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追求。
二、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时代和实践的重大议题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学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缘，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前一时期研究主题在本世纪初的延伸。如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学基本问题、学科建设和学科规范、“价值中立”、社会行动研究、社会学反思等的深入探索，表明理论研究正在退去稚气、走向成熟。中国学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学的深刻危机和中国社会学的时代机遇，当代中国的复兴正在敦促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中国社会学理论应当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社会学但又吸取其各自强势的学术创新道路。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新世纪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注入了新的动力。其一是表现在理论视野的扩展，如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知识与政治、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学的实践性、本土性、大众性、普及性，以及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学自主性等诸多问题上，也反映出理论研究的传统题材与当代论域相互跨越融合的趋势。其二是在新的研究题材方面，理论创新表现出强劲势头。如现代性研究，形成了“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及其关系研究(郑杭生);在全球化题材上，学者们探讨了全球化对于社会学的挑战与创新机缘，展望了全球社会学的前景；风险社会与社会安全研究已成为理论社会学及应用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制度社会学研究囊括了调解制度、组织变迁、产权制度、婚姻制度、民俗制度等丰富内容。其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学者们涉及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和谐社会与阶级阶层及群体关系的协调、和谐社会构建过程的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合理配置机制、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优化等。其他如社会公正的理论系统、基本原则、政策和对策研究及相关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建设等；社会建设的内涵及理论，社会建设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建设与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社会建设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在新世纪的进展。郑杭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两项新成果——“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社会互构论”对当代社会学新理路、全球现代性转折、本土社会巨变、社会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现时代社会生活过程蕴含的“社会互构”关系及机制，多元行动主体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实践结构论”通过当代社会学研究的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社会转型的两个视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重大趋势作了具体分析；针对“狭义转型论”的误导，阐明了广义社会转型论的基本观点，指出现代性是人类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阐述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和中国社会学的“顶天立地”的精神；分析了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阐述了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状态，并非在“传统”之后才有了“现代”,恰恰相反，我们是因为有了“现代”而发生“传统”,“传统”实质上是“现代”的另一面，是对“现代”更深刻的表达和揭示。
三、小 结
一、市民社会理念(idea of civil society)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深，几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当然，所要复兴者并不是同一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们或援用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因而国家受制于其对社会的承诺的观点，或诉诸孟德斯鸠以及承继了孟氏的托克维尔的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的观点(即指社会由其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的君主制须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的观点)，或采用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融入其思想的黑格尔的观点（即认为体现个殊性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在伦理上并不自足，从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对其加以救济的观点），或引证马克思将黑格尔观点头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含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主要接受黑格尔观点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国家”框架进行修正并在“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命题之外的上层建筑内部提出一个关键的次位命题即“市民社会－国家”关系的观点，或依据哈贝马斯那种凭藉非马克思思想资源但却对市民社会做出民主阐释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等等不一而论。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是因为市民社会思想发展之脉络在历史上太过庞杂且缺乏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1〕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市民社会理论所标示的侧重点的差异，二是因为当下的论者或行动者往往都是根据一己的目的而择取其所需要的理论资源的〔2〕。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当下所要复兴的市民社会理念，套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 驱动市民社会理念于当下复兴的一个较为深久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初显并于二十世纪中叶炽盛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这在现实世界中表证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对市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4〕。为对此种猖獗的“国家主义”做出回应，人们开始诉诸市民社会理念，试图对国家与社会间极度的紧张做出检讨、批判和调整，以求透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塑和捍卫来重构国家与社会间应有的良性关系。例如，约翰•基恩力图通过捍卫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界分来推进欧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Michael Walzer 建议用市民社会的理念来统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理想；Daniel Bell 甚至呼吁在美国复兴市民社会，以此作为抵御日益扩张的国家科层制〔5〕。 然而，促使市民社会理念复兴运动的更为直接的导因，乃是东欧及前苏联等国家为摆脱集权式统治而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雅克•拉尼克(Jacqaes Rupnik) 就曾将1968年至1978年间波兰的政治发展概括为“修正主义的终结与市民社会的再生，”或者说，乃是依凭市民社会理念展开自下而上的努力斗争的结果〔6〕；爱德华•希尔斯则认为，这是市民社会观念浮现的结果，因为集权式国家在消解市民社会的同时却无力根除市民社会的观念，“正如魔鬼的观念在企图限制并剥夺魔鬼一切权力的神学中得以保存一样。”〔7〕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际上所有西方的思潮流派都视东欧诸国及前苏联的“社会转型”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的胜利〔8〕；这一判断的深层预设，就市民社会而言，乃是指立基于西方经验或观念的市民社会而型构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那种可以跨越空间、超越文化或传统的具有普世效度(universal validity) 的结构性框架。正是基于这一预设，市民社会就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或抵御暴政、集权式统治的必要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应被视为当然的目的〔9〕。这种将市民社会不仅视为手段而且还设定为目的的观点，其要害在于市民社会理念的运用不会因“后共产主义”的到来而终止，相反将在由此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的迈进过程中持续得到使用。 市民社会理念凭藉诸种摆脱集权式统治的运动以及种种“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而得以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民社会话语”以后，便在另一个向度(dimension) 上依据这种知识自身所具有的相对自主的逻辑，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脱离其直接赖以的成因而逐渐形成种种新的理论研究的努力。这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知识范式的建构。哈贝马 斯从“新马”的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public shpere) 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解释，亚历山大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话语做出了个案性分析，马修从帕森斯社会学的理论出发但根据其自己对它的修正而提出了新的“社会团结或凝聚性”理论，而泰勒则从社团自治或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式市民社会观做出了重构等等，无疑都是知识范式建构方面的典范，〔10〕但这些努力还很难说是市民社会系统理论的建构；真正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英国学者约翰•基恩于1988年出版的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和美国学者科恩与阿雷托于1992年出版的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仅如科恩和阿雷托在其书的导言中所宣称的，“尽管市民社会‘话语’不断扩散，市民社会概念本身亦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展出一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theory) ，而本书便是要开始建构此一系统理论的努力。然而，系统理论的建构，却不能直接出自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但行动者则很可能需要那种对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做出的较远距离且较富批判力的检视所产生的结果。此类理论须与相关的理论论争的发展具有内在勾连。”〔11〕当然，由于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时的取向不同，同时又由于市民社会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人们在形成诸种新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意图，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就可以概括出两种意图：哈氏试图从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公共领域模式，并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只是其中一种类型；但是，哈氏又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判准。〔12〕 二、中国学界，包括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和台湾知识界，乃是在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引入市民社会理念的。然而，三地的学者之所以援用市民社会理念，其原因除了受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摆脱集权式统治的某种成功“示范”以及受西方市民社会话语的影响以外，在我看来，还有着他们各自的原因。这些原因与三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紧密勾连，正是在不尽相同的环境之中，三地的论者形成了他们彼此不同的问题结构以及他们各自的取向或诉求，从而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他们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主导西方汉学家（这里尤指美国汉学界）的历史解释模式主要是源自西方现代化理论（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中华帝国静止观）的“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对立模式；此种模式认为中国在同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派生出了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所主张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13〕，其内在理路表现为：既然中国内部不具有发生变化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就只能是来自外部。然而，此一模式由于受到全球革命热潮的影响而在六十年代以后不断遭到质疑，遂形成中国近现代史解释的新模式，即所谓“革命”模式〔14〕。在“革命”模式的影响下，不仅近代中国史是围绕革命史这个中心来撰写的，甚至那些并非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论著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解释和评价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的论著中，革命是依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因为“革命论”认为，所谓“西方冲击”只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时美国侵略越南的行为做辩护；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15〕 然而，此一欲求替代“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的“革命”历史解释模式，却又于八十年代在一个路向上因受全球性的对革命的否定思潮以及中国内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因素的影响而开始遭到质疑〔16〕，并在另一个向度上因社会史的拓深研究而受到挑战。在后一类研究中，近年来逐渐形成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持这一观念的学者不仅否定了“革命”模式而且也动摇了“停滞的中华帝国”的模式。采取此一取向的学者中最具影响的便是那些转而接受市民社会的理念，更准确地说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的论者，他们试图建构起对中国历史经验做重新解释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范式：例如，Mary Rankin 通过对晚清浙江的公共领域的精英能动主义的分析，罗威廉通过对晚清汉口地区商人的区别于“祖籍认同”(native idendity)的“本地认同”(locational idendity) 而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探究，以及David Strand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种种作为参与政治的新领域的“非国家活动”的研究〔17〕等等；这些研究大体上都倾向于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local elits) 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市民社会团体的逐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这种趋势到了民初更显明确，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这种观点以一个社会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为其出发点，认为明清乃至民初的中国发展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必定引发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趋势后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抗这种侵略的革命而被打断了。 美国汉学家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念对中国的研究，虽说不乏对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拓展的关照〔18〕，然而一如上述，其间最为突出的贡献则是由一些颇有见地的汉学史家在重新解释清末民初中国史的区域研究领域中做出的。他们在运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研究中国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怀相对来讲并不在于中国将如何发展，而在于描述中国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解释中国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发展及其结果。〔19〕这种关怀本身的规定性，导使他们在内在的取向上更倾向于将其侧重点放在回答应当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史的问题上，因此他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历史解释模式的论辩〔20〕；极具反讽的是，原本被以为更为有效地用来解释历史的模式，却在模式与模式之间的论辩中反过来要用被这种模式重新组合的历史去证明它的有效性；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几近非历史的态度，亦即将理论模式与历史的紧密勾连解脱〔21〕。当然，由于这个问题涉入了历史阐释中更为基本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题域，此处不宜详论，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的汉学史家大体上站在了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一边，而没有认识到或至少是忽略了作为道德和政治批判家的哈贝马斯的意义〔22〕；可以说，正是上述所论构成了他们的诉求，亦即他们在较大的程度上是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首先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或判准来接受的，亦即透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援用以替代此前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或替代此前裁断中国历史的判准。 三、在市民社会复兴之全球风潮的影响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市民社会的“复兴”而有效形成的制度转型所产生的“示范”下，汉语世界论者也开始援用西语世界中的civil society之理念；此一术语在大陆被译作“市民社会”，在台湾则被译作“民间社会”，并逐渐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形成各自的市民社会话语。当然，大陆与台湾论者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也因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境况不同而存在着种种区别。然而，此处毋宁需要强调的乃是汉语世界论者与美国汉学家所置身于其间的社会境况的不同：大陆社会自1978年始正在经历着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自主化”的进程，而台湾则是处在以经济自由化为依托的社会自主化和日渐实现的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上力图达致政治民主化的阶段；而且，正是大陆论者与台湾论者经由对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这种社会境况的体认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本土的现实关怀，使他们无论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还是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取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品格方面都与西方汉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西方汉学家所侧重的并不是市民社会概念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更要紧的乃是其实证的层面，然而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论者来讲，最为侧重的却显然是其间的非实证的理念层面；因此，他们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时所反映出来的首要意图便是对现实的批判并实现精神的整合。我曾试图对大陆论者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意义加以概括，“这股思潮之于中国，乃是一种含有现实批判性的汲取性创新，因此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则标示为建构经验历史及思想历史全不知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其任务当然是首先建构起中国的市民社会……”〔23〕；而台湾的情况，则如江迅和木鱼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民间哲学’或‘民间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味翻版西方最新学说，而是基于我们对过去历史实践的反省，以及对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偏逸、异化、乃至形成‘非人性化’的‘真理政权’的失望与觉悟……”。〔24〕台湾政 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基本上被概述如下：(1)国际人格的缺失，造成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认同危机；(2)台湾与大陆的长期隔绝，致使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恐共心态，于现实层面则表现为对台湾社会自主化发展的一种环境限制；(3)国民党政教合一的威权政治结构，经70－80年代各种运动的冲击而于1987年趋于解体，但并未达致全部的民主化；(4)台湾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致使台湾无从获致其自主性。〔25〕然而，台湾民间社会论者却认为，上述问题虽构成台湾政经体制危机的根本症结，但是从民间社会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亦即“民间哲学所追寻的，是力求客观现实能紧随理论的逐步实践而有所改变；上述四大问题，如果我们不再把它们化约成四个终极目标，而细分为无数个实践阶段，那么最有力的物质凭籍及实践主体，必然会落回到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上。”〔26〕更深一层地来看，其终极目标乃是解体威权政治和实现民主政治。 大陆的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则以为，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在学理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就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在历史经验上看，上述两个条件却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倚的两极：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这种历史上出现的两极徘徊在当代则演变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因此，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27〕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建构中国实现(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现代化的良性的结构性基础。 上述大陆与台湾论者经由强烈的本土现实关怀而设定的问题（即政治民主化或含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基本相同，因而他们在市民社会题域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亦就基本上集中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问题上面，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框架下进行其探讨的。当然，正是这种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们思维逻辑的起点，即他们都力图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在大陆表现为对“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进而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动的观点；在台湾则表现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动员症性格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左派阶级化约论的质疑进而力主以人民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抗争。可见，依据这一框架，得以为大陆论者对传统的思维路向以及大一统的经验做出有效的批判及对中国当下改革进程中社会日益获致其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现象给出解释并导使人们洞识其对实现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基础意义；得以被台湾论者用来统摄其他话语并为动员已有社会资源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而提供学理性依据。 如果我们做更深一层的追究，那么我们就还会进一步发现大陆与台湾论者因其具体取向的侧重点的不同而在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模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理论品格方面的差异。此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大陆论者那里，更多地被设想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种能拓展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可欲的基础性结构；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大陆论者来讲更是一种目的性状态(当然，这显然不是终极目的；准确地说，它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交互的状态，只是前者得到了更明确的强调)，从而他们的研究多趋向于对此一状态的构设以及如何迈向或达致这一状态的道路的设计；也正是这一点，就实现民主政治而言，深刻地标示出大陆市民社会论者的不同于民主激进诉求的渐进取向。 然而，台湾论者相信台湾70－80年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是各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所致，因此他们认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仍须依赖民间社会进一步的自下而上的抗争；据此，“民间社会与国家”〔28〕的关系，在台湾论 者处，便更多（或完全）地被构设为一种由下而上的单向度的反抗威权“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民间社会视作一种抗争“国家”的手段，从而“民间社会对国家”关系的构造也就更侧重于如何有利于实践层面的动员和抗争；由于他们坚信抗争手段以及依此手段只要将威权“国家”解体，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便能实现，所以他们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是更为激进的取向。这也是台湾论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将西文civil society 转译成“民间社会”这个载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的原因，一如何方所言，台湾民间社会理论的欲求，“当然最明显的是‘反国民党’，因为‘民间对抗国家’很容易简化为官民对抗，（因此把civil society 翻译成‘民间社会’就非常重要，‘市民社会’的译法就难达此战略效果）在一般人的心中，民间哲学清楚地划出‘统治（国家）－被统治（民间）’的界线，立刻孤立了国民党政权；民间哲学就成了‘造反哲学’”〔29〕。 四、市民社会可以被认为“既具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意图还具有道德和哲学的蕴含、既是指高度概括的结构又是指极为具体的结构、既是设域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观念又是置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二分观念”。〔30〕然而，市民社会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作为一种观念，都是欧洲或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论者，一如前述，在援用市民社会理念的动因、诉求及理论品格等方面彼此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因为三地的论者都是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或分析、或解释、或批判、或构设与此一概念所赖以生成的历史经验乃至思想传统截然不同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和现状。正是在此一“借用”的过程中，三地的市民社会论者无疑会遇到一些相同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问题。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已然在研究过程中凸显出来并进行了讨论〔31〕，但很难说已经获致了解决，而另一些问题则因隐存较深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在这里， 我们可以指出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对借用市民社会概念或模式分析中国的研究经验的批判。市民社会论者，尤其是援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美国汉学家，往往认为“市民社会”模式可以替代前此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或“革命”模式。然而，黄宗智却不无正确地指出，虽说“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模式挑战了“冲击—回应”模式，但由于这两个模式的背后蕴含着一个相同的规范认识(paradigm)，即大规模的商品化必定引起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或现代化，所以它们又不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当它们共享的规范认识发生危机即商品化与经济或社会不发展的悖论事实发生时，它们都会同样丧失解释力〔32〕；德利克则认为，“市民社会”模式虽说被认为替代了“革命”模式，但是由于前者只是透过回避或搁置以革命为主线的历史来实现这种替代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市民社会”模式并未能含盖“革命”的模式〔33〕；而在我看来，中国论者在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一开始，便深受其“现代化”前见的制约，亦就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展开其讨论的，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34〕 透过对这些批判的要点加以概括，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者，无论是取市民社会理念的批判向度，还是取此一理念的实证经验向度，都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发现或希望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这种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预设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其间产生的市民社会观念为一种普世的、跨文化的经验和观念。在这一基本预设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就具体表现为：一，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二，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两种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遂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立基于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路向的分析，或可以给出将上述研究做“头足倒置”的可能性的启示〔35〕，即一，把原本作 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模式，转而视作对中国进行理论研究的论辩对象；二，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立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为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间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理论概念，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分析性理论模式。一如中国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市民社会与对市民社会概念演变的学理考察相区别，因为考察市民社会概念史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从中‘建构’出可以适用的分析性概念。”〔36〕 当然，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对以西方发展乃唯一之道为基础的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辩，进而由此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去丰富市民社会理念。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方面的努力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否隐含着一个“理论上的陷井”，即将汉语世界的市民社会研究拉入西方的轨道，而在不知觉中丢失其被引进时的批判力。无疑，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做更详实的讨论并展开更扎实的研究。正是为了推动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及讨论，并为拓深此一题域中的本土性理论研究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我与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J.C.Alexander教授一起几经商讨、反复择选，终于编辑成了这部论文集。本书共收入研究论文共二十三篇〔37〕，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主要侧重于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之特定内涵的分疏及厘定，试图反映市民社会理念从与政治社会不分，此后逐渐与国家相分离直至最后经社会与国家互动而形成第三域(即市民社会)的演化的内在理路；第二部分“市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侧重于展示市民社会与文化符号、社会整合、国家政权建构(state building)、民族主义以及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图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拓宽研究题域，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市民社会理念除自身的内在问题外而与其他问题相勾连时所具有的繁复性；第三部分“市民社会与中国问题”，主要围绕美国汉学家、中国大陆及台湾论者援用市民社会模式所做的研究，同时侧重于对当下研究的反思及论辩，并呈示某些晚近涌动的立基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本土性研究趋向。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还起步不久，仍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然而，我认为，只要对市民社会模式做更为深刻及确当的把握、不受制于既有市民社会模式的拘束并始终对一元论取向保有批判的自觉而对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立基于中国的本土并对中国如何发展坚持强烈的学理性关怀，便有可能在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自己的分析概念，并进而逐渐建构起符合中国历史及现状之真实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 【注释】 〔1〕尽管有许多论者都在其研究中涉略到了市民社会的问题，然而就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只是到了本世纪末才有所呈现，“综观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历史，依我所见，市民社会所涉的内容及其所指的准确对象并未得到严格界定。这个任务只是经由尤根•哈贝马斯以及其他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所做出的重建性努力才得以完成。”见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原载Modern China, April, 1993, 见本书。此外，美国论者科恩与阿雷托就此一问题有更为明确的阐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展出一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见科恩与阿雷托，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 The MIT Press, 1992, p.3. 〔2〕例如，东欧论者主要依据的是自由主义市民社会观，以求摆脱集权性统治而恢复社会的自主性，而大陆市民社会论者的目的则在于建构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条件，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洛克式观点与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式观点的平衡。 〔3〕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原载Public Culture, 1991, 3 (1):95—118，见本书。 〔4〕参见拙文，“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3期，见本书。 〔5〕参见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8; Michael Wal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