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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1898年，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20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至20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
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其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小丑，未辨菽麦”。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苏报》被查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最终被判坐牢三年。章太炎1906年6月出狱，即东渡日本，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了《民报》。
1909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革命，当时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有意思的是，驱逐孙中山等人前，日本政府为孙中山一行举行宴会饯行，且赠银5000元。消息传到社会，章太炎误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一气之下，撕下《民报》报社高挂的孙中山像，并写“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话，遂将照片和批语一道寄往香港。如此羞辱孙中山，令黄兴大骂章太炎。更让人捧腹的是，章太炎骂孙中山时，不许别人附和他骂。有人一时失态，跟着他骂孙中山，他马上扇人一记耳光：“总理是中国第一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爱骂人，骂过启蒙老师俞樾，骂过孙中山，但他真正要骂的是那些倒行逆施的丑类，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以议事为由骗章太炎进京，然后将其软禁于前门内共和党总部，并派宪兵“保护”。章太炎勃然大怒，舞动手杖，追击宪兵。宪兵因未得命令，不敢造次，只得四处逃窜。章太炎见状，击杖大笑。
被软禁期间，有美酒佳肴侍候。章太炎常常豪饮，然后乘兴挥笔大书“袁贼”二字，再用火焚之并骂：“烧死袁贼！”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意在软化收买他。一次，袁世凯差人送来500大洋，差役刚将“袁大头”银元置于桌上，章太炎突然抓起银元砸向来者，吼道：“袁奴快滚！”袁世凯又变着法儿软化章太炎，或移居条件更好的龙泉寺，或派儿子袁克定来送锦缎被褥，章太炎还是怒目而斥。只有弟子钱玄同、吴承仕前来探视时，章太炎才恢复常态，把酒言欢。
1917年，护法运动起，章太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去西南，督促军阀唐继尧接受广东护法军政府节度指挥，令其发兵东下，与广东护法军会合，壮大北伐护法声威。但章太炎到昆明一看，唐继尧并无出兵护法的诚意，其所管辖的地方，混乱不堪。一气之下，章太炎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行走，灯笼上用朱笔写着“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引来很多好奇的市民围观。有人问：“大白天，为何提灯而行？”他说：“此地鸦片种得太多，漆黑一片，不用灯照，何以举步？”
[关键词]袁世凯；陈宦；原因
[作者简介]赖晨，福州大学阳光学院人文系教师，史学硕士，福建福州350015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171―03
众所周知，四川是一个经济和战略地位都非常重要的省份。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口有七千万，财政收入丰厚，每年向云南、贵州、甘肃、青海、等地援助军政费用白银200多万两，在当时，如果被袁世凯的敌人占领四川并乘势占领贵州，就可以顺长江东下占领湖南湖北，而两湖是华中要地和进攻中原的战略跳板与经济基地。而如果袁世凯占领四川，就可以利用四川的经济实力，掌控云南、贵州等，同时可作两湖的屏障。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袁世凯把如此重要的地方交给并非北洋嫡系的陈宦手中呢？目前的学术界没有专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笔者就此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虽然历史真相的发现不可能一次完成，但是通过挖掘和探讨可以逐次地逼近。
一、袁世凯不信任原来的四川总督胡景伊，考虑到四川的重要性，他必须要换上一个政治上和才干上均可靠的领导人，为他震慑巩固西南
“二次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和四川的熊克武、杨庶堪以及中下级军官，都遭到通缉和搜捕，他们纷纷隐蔽起来或者逃到海外。此时，袁世凯的势力已经深入到长江流域，只剩下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五省为地方军人势力所控制。北洋军还没有力量吞并南方五省。袁世凯认为，广东都督龙济光早已经投靠了北洋，而且镇压了广东革命党人，立了大功。广西都督陆荣廷是绿林队伍，力量不是很大，陆荣廷和龙济光有亲戚关系，两省又连界，政治上陆、龙两人共进退。所以说两广暂时不会发生意外，剩下的四川、云南、贵州三个省是个大缺口，使袁世凯最不放心。
众所周知，四川不仅地理位置很重要，而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钱粮充足，享有天府之国的类称，云南、贵州贫瘠，自己养不起庞大的军队。清王朝时期，云南、贵州甚至甘肃、两省的军费每年都要靠四川支持。同时，四川的革命党人势力强大。袁世凯看到正如陈宦所言，云南、贵州的统治者蔡锷、唐继尧经过“二次革命”的考验忠实于自己，暂时不会妄动，若将其笼络好，二人都会为自己出力。唐继尧是跟蔡锷走的，蔡锷是听老师梁启超的，只要下功夫将这三方面关系拉好，就会保证云、贵两省的稳定。袁世凯看准西南这个缺口，重点是四川。“二次革命”时，熊克武的第五师虽然被打散了，四川还有四个师的兵力，必须趁早收入北洋系统，为我所用。两者只有拿下四川，才能控制长江流域；同时，以四川的经济实力和川军的力量，方能控制云、贵，震慑西南。为此，必须派得力将领统治四川，控制云、贵。胡景伊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排挤了原来的四川总督尹昌衡以及通过老同事陈宦的关系获得了四川总督的位置，在他主政四川的3年中(1912.6―1915.6)虽然卖力地镇压了熊克武、杨庶堪在四川的“二次革命”，屠杀了一大批人，但是他没有军政才能，以致四川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匪患猖獗；商路交通不通；金融币制混乱；这些都导致四川人民怨声载道，况且此人在四川也是不得人心。因此，胡景伊既无军事实力，统治不了四川，更震慑不住西南三省。更重要的是，他毕竟不是北洋系中的人物，归顺北洋也是暂时的投机，不能取得袁世凯的信任。
二、陈宦有十几年的军政经验，在军政界积累了一大批人际资源，特别是在西南川、滇、黔三省有丰富的人脉资源
陈宦1869年出生于湖北安陆，19岁考中秀才(廪生)后不久，考入湖北武昌经心书院，得张之洞赏识。1895年经张之洞保送入湖北武备学堂学习。1897年乡试考取拔贡，1898年人北京会试落第，被选人京师大学堂读书。陈宦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从京师大学堂辍学，由叔祖、工部尚书陈学菜推荐，投奔荣禄，担任武卫前军管带。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时，陈宦居然在北京组成了一支抗敌力量，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3年，投奔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任帮统训练新军，兼任四川讲武堂提调。1906年，任协统兼四川武备学堂会办。1907年，陈宦任四川33协协统兼四川陆军小学堂会办。1907年9月，他随调任云贵总督的锡良人云南，陈宦任云南新军19镇统领。1910年，随调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人沈阳，任第20镇统领。他上任后委任伍祥祯为39协协统，冯玉祥为第8协80标第3营管带。1912年4月，袁世凯委任他为参谋部参谋次长，代行总长职，成为袁世凯军事幕僚长，遂附袁共同翦灭南方势力。他利用历官川、滇等地关系，拉拢云南都督蔡锷、广东都督龙济光、四川都督胡景伊。1914年5月，袁世凯设立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陈宦以参谋次长总长名义被任命为办事员，负责西南组，凡与川、滇、黔等省有关军事问题，皆由其负责。
从陈宦的简历可知，他自1900年投身军政界，带兵多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军政经验，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一大批人际资源，特别是在西南，门生故吏遍布。如四川总督胡景伊是他以前的部下，四川军人周骏、刘存厚、刘成勋、刘湘、黄鹄举、邓锡候、田颂尧等多是他的学生。正如袁世凯所言：“二庵兄曾在川滇办过陆军学堂，桃李满园，栽遍滇池蜀道间，入境佳木葱茏亭亭直上。以斯人而履斯土，驾轻就熟，事半功倍，定无疑义。”
三、陈宦投奔袁世凯的几年中表现出出类拔萃的军政才华和对袁世凯的无限忠诚
陈宦在遣散蓝天蔚部队、夺取黄兴的兵权、镇压“二次革命”和收编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为袁世凯立下汗马功劳。这些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政治策划，既表现了陈宦出类拔萃的才华，又体现出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对袁世凯的无限忠诚。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把持北京政府，排斥人。他派陶云鹤去解散人蓝天蔚驻扎在烟台的部队，陶云鹤代领了10万元去烟台，耗费精光，毫无结果，反而使蓝天蔚的部队更加气势汹汹。袁世凯见此情形，改派陈宦前往。陈宦到烟台，便和蓝天蔚协商，未花一分公款便在3天内顺利遣散了蓝部。袁世凯得报之后，向左右称赞陈宦说：“北洋军中竟无此人！”从此，陈宦得到了袁世凯的重视。
袁世凯在1912年2月15日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黄兴在南京担任留守府负责人，掌
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黄兴的第八师，有位旅长叫做陈裕时，是陈宦的故旧。于是，陈宦收买了陈裕时。陈裕时回到南京，暗示属下发动了一场兵变。报刊大造舆论攻击黄兴无能，黄兴被迫在1912年6月3日向北京电告取消留守府。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既感到满意又不得不佩服陈宦的办事能力。袁世凯即刻回电黄兴，同意他辞职。
1913年7月，因为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四个省成立讨袁军一江苏的黄兴、何海鸣，江西的，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声势浩大，西南各省也马上愤然思动，同时革命党和讨袁军更策动陕西、甘肃、蒙古等地参加讨伐袁世凯。陕、甘、内蒙是北京的屏障和后院，袁世凯得到这些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惶恐，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付方案。袁世凯的旧部都主张用武力解决，出兵讨伐。只有陈宦除了同意一方面运筹周密军事计划之外，另一方面主张采取政治攻势，施用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办法，来稳定大局。经过会议讨论，袁世凯同意陈宦的策划，马上派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和参谋本部科长李炳之分赴内蒙各地，范熙绩等奔赴云南、贵州，进行政治拉拢活动。不久“善后”大借款成功，又得到捷成洋行买办雍涛的介绍，在青岛购买到德国的一大批军火。于是袁世凯的钱和军火都有了，先发制人，先免去黄兴、胡汉民、、柏文蔚等人的都督职务，然后海、陆两军向南京、江西、安徽猛烈进攻，将这些地方的讨袁军击溃，江苏的程德全和福建的孙道仁也马上取消了独立。在军事进攻和政治收买的软硬两手的打击之下，袁世凯的不利形势得以好转，从此袁世凯的势力越发巩固，陈宦由于以上的表现，进一步得到袁世凯的重视。
“二次革命”之后，黎元洪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并且率领着8个经历了辛亥革命锻炼的虎狼之师。因此，要解决好武昌黎元洪的问题，袁世凯当然还得请陈宦出山。陈宦受令，支派其心腹来到武汉见黎元洪，来人根据陈宦的授意对黎元洪说：“副总统受制于起义的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大总统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大总统想招‘三武’进京，宠以高官厚禄，他们不会不接受，而且于副总统亦殊有益。”这个建议正中黎元洪的下怀，欣然赞同。“首义三武”进京后，被打人将军闲曹，只有张振武孤傲不就，请求领兵屯边。陈宦暗中指使黎元洪签署张振武等“图谋不轨，破坏统一”，请大总统“拿获正法”的密电。袁世凯接黎元洪电文，按照电文杀了张振武及其随员团长方维。黎元洪不知这是陈宦之计谋，还暗中感到得意借袁世凯的刀杀了政敌。哪知道袁世凯不会代人受过，不久，袁世凯就将黎元洪请杀张振武的电文公布于众。这样，使黎元洪和同盟会对立起来了，把黎元洪放在了罪魁祸首的位置，逼迫黎元洪归顺袁世凯的阵营。黎元洪在这种处境之下，不得不请袁世凯将自己部队的八个师的师长都调到北京的将军府，然后大量裁减部队，最后剩下石星川一个独立师，起义的实力被摧残殆尽。不久之后的1913年12月，黎元洪被迫离开湖北到北京坐冷板凳。黎元洪走后，北洋军王占元师开到湖北，控制了武汉，湖北就成了北洋的地盘。从此，陈宦成为袁世凯的军政智囊。
四、在处理西南军政问题上，陈宦有一套自己成熟的方案，体现出他的举重若轻的战略头脑和领导艺术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其实，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今天才印证在马云身上。最初中国股市里的成长股，不也大都如此吗？一开始大家都瞧不上，可等到其崭露头角时，才发现其股价已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训与总结，做股票的人已经有意识给予成长股多一些关注。
推而广之，对于书画收藏来说，如果能及早从画家的个人经历、成长道路中发现其中的“成长股”，在其还未发迹时提前关注，显然，最终也会有丰厚的回报。
袁春亚，这位四川的女画家，显然就是这样一只成长股。
静静成长
音乐、美术，只要和艺术有关联的东西，袁春亚都喜欢，都热爱。生活对于她来说很充实，有无限的风光伴随着她。听听音乐、画几个小品、偶尔去国家大剧院听听音乐会，好像所有和艺术有关的事物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她就那么深深地爱着她的艺术生活。
画家殷晓溪至今仍在脑海中保存着这样一幅场景：在癸巳冬天的一个夜晚，外面风很大，冷极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里亮着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手握毛笔，静静地坐着，在画画，旁边放着音乐，很小声。时间已是凌晨了。这个女子就是袁春亚。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大止于泛泛而谈。然而袁春亚却在真正身体力行。作为一个真正懂得生活、懂自己生活的80后，为了追求艺术，她看透了身边的浮华，抛弃了很多别人想得都得不到的东西，一个人来到北京，只为能接触更高的艺术养分。她很勇敢，她做到了。每天挤出两个小时完成一生的梦想，不懈地努力坚持着。”殷晓溪说，“袁春亚平时很忙，几乎很少有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活，画画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但无论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来画画。”
袁春亚就这样静静地成长着。看她的画，每一笔都透着她恬淡安静的性情，一丝不拘的认真；看她的画，能感受到她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绘画艺术的爱，她的画不光是技法好，更多的是灌注了感情。你看，她的万壑松风虽然只是一幅小品山水，但画面恢弘大气、尺寸之地却能容纳大山大水，万壑松风。而其中那山间翱翔的鸟和流云也正是她的化身，是她爱山、爱水、爱生活、爱大自然的感情寄托。
勤奋学画
袁春亚好学、认真，这是所有与她接触过的人的共识。
“认识春亚是在2005年，我在川音艺术学院时候的事情。当时，我在学院除教中国画课，也带些基础课（素描、速写、色彩）。袁春亚除认真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向我提出想学习中国画技法的要求。对于好学的学生老师总是喜欢的。我告诉她，中国画是线性的艺术，对线条的感悟决定一位画家的标准。我推荐给她几本书法字帖，教给了她画工笔重彩的方法。自此以后袁春亚的大学生活就与中国画结缘了。每周她总是抱着一堆练习的字画来给我看。我讲评时，她非常认真的做着笔记，这认真的态度又着实的让我感动了一回。”袁春亚的绘画启蒙老师、画家赵雪伟回忆道。
大学毕业后，袁春亚并没有放下对绘画的喜爱，这个从四川农村出来的女孩子独自一人在成都办了一个教儿童画画的学习班，并且就靠这点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自己在绘画道路上的不屈求索。
为了能在绘画上走得更远，在2005年至今的这段时间里，袁春亚先后师从赵雪伟、马一平、刘勇、曹小钦、刘怀勇、徐明春等老师。
“袁春亚是一个很刻苦用功的人。在大学毕业后，她一直用心画画，作品既有工笔重彩的兰草、花卉，也有写意的山水、人物，而且对于书法的练习她一刻也没有懈怠。天分高、后天勤、学养厚、人格正，是成就一个好画家的必备条件。”赵雪伟说，“也正是袁春亚这样的刻苦用功的态度，再一次感动了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课程班里学习国画的我。”2013年，在赵雪伟的极力推荐下，袁春亚成为了清华大学的老师刘怀勇先生的弟子。
小有名气
尽管袁春亚仍处于成长阶段，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圈内已是小有名气的女画家。
目前袁春亚不但已是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职业画家协会会员；而且其在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上渐有心得，专注由深。
“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袁春亚已能够把临摹来的精华运用自如。小品多从宋人团扇入手，大幅作品临摹了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郭《早春图》、元代王蒙《青卞隐居图》、清代王石谷《溪山红树图》、渐江的一些画作，这些历代大幅经典作品的临摹，为她构架与把握大幅作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雪伟说，“袁春亚在绘画上面的悟性特别高，除了认真地向前辈们学习，还特别重视以自然为师。”
石鲁先生曾经说过，画山水应该且雄且秀。为了充分体会这“雄”、“秀”二字，袁春亚不但充分把握山西壶关的太行山和广东的云门山这一南一北的写生机会，大量临摹，体验太行的雄浑与云门山的秀丽；而且还特意跑到山东青岛、安徽九华山、陕西的宝鸡和铜川进行写生。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吏治和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撰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成为一部百万字的大书。但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找出其中最基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我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来作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将其简括为一个“分”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原因，我则简括为一个“合”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一）民族分
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有雄长，不使归一”。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疏彼亲此，互不统属，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命官，曾经受到明朝的信任。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四千里，向万历皇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为明朝看守边疆。然而，努尔哈赤怎么会变成明朝的敌人呢？又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结果呢？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随后“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打抚顺，挑战明朝，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变和严重后果。
明朝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分”字，结果真的就把北方有的民族给分出去了。满洲的先人女真人分出去了，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后来，女真―满洲不仅满万，而且组成八旗满洲，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明朝要是只分满洲，不分蒙古，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又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元朝，但他没有消灭蒙古贵族的军事力量。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明朝采取的措施：一是修长城，二是设九边，三是“天子守国门”，四是大军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永乐年间，六次北征。到明朝中期，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正统十四年（1449），在土木堡之役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达，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了外城。后来明廷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但是，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漠南蒙古闹灾，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明廷却不准“市米”，后“市米资盗”甚至成为袁崇焕被处死的一大罪状。可见，明廷对蒙古始终是戒备的、敌视的，“抚赏”交结等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正如《明史・鞑靼传》纂者所断言：“明未亡，而插（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又采取联姻、编旗、重教、册封、赏赐、朝觐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同蒙古结盟，共同对付明朝。
在对待蒙古与满洲的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以“北虏制东夷”。结果则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就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统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地域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样，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再加上关内的农民起义烽火，显然，明朝就对付不过了。而中原农民起义烽火，则是明朝官民分的一个毒果。
（二）官民分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明末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崇祯帝既受到中原农民军的打击，又受到关外八旗军的打击。可以说，明朝是在八旗军和农民军双重打击下灭亡的。中原的民变，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举几个例子。
花钱买官。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地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之普遍和严重。
两极分化。贵族腐化，官吏贪婪。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福王分府，下诏赐庄田四百万亩，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湖广田益之；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这正如有书所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于是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由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荐臻，胁从弥众。”社会危机，至为严重。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
。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反之，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现象。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矛盾加深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又加深民族矛盾。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的矛盾。
（三）君臣分
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其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宦官专权，朋党庙堂相争，皇朝末期，愈演愈烈，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上依然不停地争吵，致使徒然丧失了许多大好机会。
虽然崇祯帝一上台就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仅作为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天启的宦官问题重演。党争问题、宦官问题，在明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或隐或显、或消或长地存在着，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离心离德，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崇祯帝刚愎暴戾导致了甲申之变、朱明覆亡，毋宁说这场鼎革之变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明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万历帝长期怠政，蜗居深宫不见大臣；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这正如张文衡所言：“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崇祯帝的好杀、滥杀是出了名的。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他们都没得好下场。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清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率军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明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近三十年不郊不庙，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清嘉庆帝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而清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
在天启朝。明大学士、帝师、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努尔哈赤呢？我举一个例子。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作战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额亦都次子达启，养育宫中，长为额驸，怙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在崇祯朝。十七年间共有五十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在五十位大学士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者二十七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共八十位九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十三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或被下狱或被杀。清朝皇太极呢？皇太极改变乃父杀戮汉儒的做法，拔出并重用范文程，任他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在危急时，“鸣钟召集百官，结果无人至者”，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崇祯帝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走上穷途末路。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这三种分的局势下覆亡的。
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摩擦中融合，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纠结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p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当然，民族的分合，官民的分合，君臣的分合，有其肌理深因。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奠定了大明的体制与制度，也留下了体制罅隙和制度漏洞，其子孙“率祖旧章”，没有与时俱进，进行切实改革，导致罅隙倾墙、蚁穴溃堤的后果。清朝后期，重蹈覆辙，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同、光时，竟然慈禧与光绪母子分、慈禧与奕？叔嫂分，清朝江山易主，历史再次重演。
全国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强迫他一定做皇帝呢？还一直在防着他做皇帝呢。当他篡夺了总统之位后，很多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袁世凯在一步步地谋划当皇帝了。可是为了造成一种被逼无奈的“事实”,袁世凯必须伪造民意，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软硬兼施，让“六君子”――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严复是被连蒙带骗弄进去的),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成立所谓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帝制，认为“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裸地开历史倒车，为袁世凯称帝张目。
绝不骑墙的梁启超
此前，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想拉拢梁启超入伙，帮闲鼓吹帝制，梁启超不同意，但担心袁世凯对自己下毒手，遂携家人出走天津。其实，早在的时候，他就主张君主立宪。然而，失败，继之，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满清贵族并无多大诚意，接着革命爆发，共和到来，君主立宪不了了之。此时，梁启超看到共和也同样能够带来立体，已由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回归民国转而拥护共和。
对袁世凯的做法，梁启超不但不支持，还有过真诚的提醒。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省亲，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劝他“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曾拉了袁世凯部下冯国璋一同觐见袁世凯，当面劝阻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在做华盛顿还是做拿破仑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并不是没有过辗转反侧的思量，只是袁世凯私心太重，权欲太强，加上亲信投其所好，同时好让自己从中捞个开国元勋的便宜，以及袁克定为了将来能做太子，都极力鼓动，便对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
筹安会成立后，就改变国体发出荒唐谬论，梁启超看了非常气愤，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洋洋万言文，决定投给报章发表，从理论上对帝制派的种种谬论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驳，公开反对改变国体，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要求梁不要发表该文章，以免造成舆论影响，拆自己的台。梁启超不听，而且还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火冒三丈，派人威胁恐吓，梁启超仍然不为所动。
但这阻止不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加紧、操纵民意，造成全国请愿、选举国民代表搞国体投票，推戴自己为皇帝的“大好形势”。其中有一个细节，即杨度等人策划组织北京的乞丐和胡同的到新华门外(袁世凯住中南海)去跪呈劝进表，恳请袁世凯顺应民意，赶快当皇帝，说什么“等虽持皮肉生涯，也算商标性质。若援捐躯报国之条，自惭形秽；准诸以身发财之义，敢外生成。合亟披沥下枕劝进”。劝进成为时人的一大笑话，有人开玩笑说：“袁民意尚嫌不足，又。”闻者无不捧腹大笑。
对袁世凯一步甚于一步的丑陋表演，梁启超无法保持沉默，又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批袁世凯：“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则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软硬不吃的严复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之后，举国震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反袁的战斗号角。袁世凯为了挽回影响，派人请严复捉刀，驳斥梁启超，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被严复拒绝。
严复于1877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回国后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世界名著，呼吁救国图存，影响几代人，声望非常高。所以袁世凯不仅拉他入伙，而且感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位当时中国的第一号西学人才主张君主立宪，才能“镇”得住同样声望极高的梁启超。不想在严复这里也吃了闭门羹。
严复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之后，种种“恶意”便接踵而来，他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都是要他捉刀拟文驳梁请袁当皇帝。严复软硬不吃。袁世凯“知其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这个孙毓筠1906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特别感激杨度。杨度成了袁世凯的得力亲信之后，要为其做皇帝提供“理论支撑”,就把孙毓筠拉进筹安会，因为孙毓筠在任参政院参政时曾组织“研究会”,也致力于研究。这时，被视为最有名望的学者严复不肯出手相帮，袁世凯只好让孙毓筠滥竿充数。
这一次关于君主立宪的笔仗应该说袁世凯输定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袁世凯也顾不得梁启超的冷嘲热讽了，重要的是把帝位搞到手再说。为了让自己登基更显合法性，他又使出“左手持金钱”的办法，收买名家撰写劝奉他赶紧称帝的“劝进电”,此时，知识界颇有名望的王运进入了他的视线。
骨酥笔软的王运
王运是晚清很有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其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且王运敢为直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被认为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奉为一代宗师。民国二年，王运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袁世凯对他的敬重可见一斑。就在袁世凯忙着为当皇帝做最后冲刺之前，王运已辞去国史馆馆长之职回老家湖南养老。袁世凯就嘱托自己的心腹、被袁世凯安排为湖南巡按使、后来又加封“靖武将军”的汤芗铭，拿三十万元去“请”王运写一封劝进电，借王运的声望为自己脸上贴金。
于是王运的劝进电就新鲜出笼了：“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不啻万余人。窃读汉语记(当为《后汉书》)有云：‘代汉者当涂高。’‘汉’谓汉族，‘当涂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袁世凯老家河南项城)即楚古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此，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运幸甚！天下幸甚！”
一封不到一百五十字劝进电，穿凿附会、鬼话连篇、肉麻吹谀之文，值三十万元，王运赚这个钱真是太轻松容易！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脊梁也折断了，自视甚高的一代宗师终究不过是一个泥胎粉金的学僚。
在袁世凯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的攻势下，王运投其所好，不惜承命作拍马舔沟之文获赏；也有梁启超这样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坚守立场，绝不骑墙者；严复虽然被“拉”进了筹安会，但不为袁世凯写一个字，就是用金钱贿买也不给袁一个字，让“大总统”为此灰头土脸，三个名家在权势面前的态度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