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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修辞格；描述类辞格；文艺语体
中图分类号：H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79-01
一、描述类辞格研究综述
胡裕树在《现代汉语》（2006）中根据词语的运用进行修辞格的介绍。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2001）中，把修辞格分为语言一般表现手段的辞格、语言描绘手段的辞格两类。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2005）是根据辞格在文中所起的作用和及其结构特点来划分修辞格并加以论述。
在骆小所的《现代汉语引论》（2005）、骆小所、周芸的《修辞学导论》（1999）中对于修辞格的介绍没有分类，但可以从它们的排列中看出其排列基本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由描写型到换代型再到形变型和引导型。黄伯荣、廖序东的《现代汉语》（2002）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76）在介绍修辞格时把辞格分为四个部分，也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了分类。
明确对修辞格提出四大分类的最早见于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1986），他既研究个体辞格的结构，又研究同类辞格的结构。总结了前人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结构二分法，二是符号法。吴士文研究同类辞格的结构，以三十八辞格为对象，把辞格结构分为四大类。
涉及修辞格研究的论文数不胜数，关于描述类辞格的研究也很多，如《比喻辞格在不同语体中的差异考察》、《公文语体语言中的修辞格探析》等。在众多研究中，与本文研究方向相似的很少，并且多是针对具体的个别辞格的语体分布情况，如《公文语体语言中的修辞格探析》、《比喻辞格在不同语体中的差异考察》等。
二、文艺语体研究综述
我国的语体学研究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的，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才有所发展。王德春的《语体略论》（1987）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探讨语体学的专著，涉及到文艺语体时，分为三个部分讨论了文艺语体的功能、特征和分体。王德春、陈晨在《现代修辞学》（2001）中讨论了文艺语体的功能、特征以及三个分体（散文体、诗歌体、对白体）。骆小所、周芸的《修辞学导论》（1999）与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995）主要介绍了文艺语体的功能及分类，把文艺语体分为诗歌语体、散文语体和对白语体三个类型。
袁晖、李熙宗在《汉语语体概论》（2005）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文艺语体的定义及分类、艺术特性、语言特点体系和文艺语体的类型。把文艺语体的类型分为散言体、韵文体和对白体三个分体。在黎运汉、盛永生著《汉语语体修辞》（2009）一书概括的文艺语体的分体分别是散言体、韵文体和剧文体三类。王希杰《汉语修辞学》（2005）主要分析了文艺语体的特征及分类，把文艺语体分为散文体、韵文体和戏剧体三个类别。
在近年来语体研究方面，《科技语体和艺术语体中定语位置上的形容词的差异研究》、《艺术语体和科技语体方位词差异研究》等论文很值得注意，针对两种语体涉及到的词和短语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具有启发性。
三、述评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语体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语言研究必须区分不同的语体。早在1987年，熙就曾批评过把不同汉语变体揉在一起寻找共同规律的做法。修辞格是现代汉语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贤已经对修辞格进行过详尽的分析，但把修辞格进行明确地分类并不多。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其中积极修辞又可以分为辞格和辞趣两类，并把修辞格分为三十八类，这些研究对于之后的学者在修辞方面的研究发展具有很大的帮助。上文提到过吴士文对于修辞格的四大分类可以说是最为清晰和具体的，不仅进行了分类，还总结出了每一类辞格的公式，证明了分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由于《修辞格论析》（1986）一书成书的时间比较早，在今天看来，对于不断发展的修辞学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一些新的辞格没有加入到其中，例如本文到的通感，也是描述类辞格中的一类。本文根据吴士文的明确分类，取其中描述类进行研究，并加入通感，使研究更加符合当前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更具有研究和指导意义。
语体方面，文艺语体是书卷语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体研究中对于文艺语体的研究很多，涉及到文艺语体的定义、功能、分类等问题。但在众多的研究中，具体研究文艺语体的修辞问题的著作不多，其中黎运汉、盛永生著《汉语语体修辞》一书谈到了文艺语体的修辞特点和修辞风格等问题，但没有区分具体的修辞格，具有启发性，但具体性不足。本文认为结合具体的语体进行修辞格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修辞格，结合到具体的语体来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更明确研究结论，并使修辞格研究获得新的发展。本文研究描述类辞格与文艺语体的关系，通过量化统计得到描述类辞格在文艺语体中分布的频率，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二者的关系，也能够获得十分有意义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骆小所，周芸。修辞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5]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7]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上世纪90年代，接受美学的理论触角开始探向中国修辞学研究领域，为修辞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观念。1992年《接受修辞学》一书出版，这是国内最早专门探讨修辞接受问题的专著，将接受者之于修辞活动的重要性上升到理论高度。从审美的高度来审视修辞接受问题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认为，“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活动的审美活动”，换言之，“修辞既是言语交际活动，更是审美活动，修辞过程中所传递的修辞信息不仅包括语义信息，还包括审美信息，并且以审美信息为主”［5］125。修辞是否具有造美价值和审美作用，需要通过接受者的接受反应体现出来，根据接受美学理论，修辞活动应强调接受者对修辞话语的审美接受与感知。修辞在本质上是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语言思维———认知过程，是面向接受的审美过程，接受美学下的修辞研究体现了修辞主体对语言的美学构建及修辞接受者对语言理解的双向互动过程。无论是Pun还是双关都是修辞主体以美学认知为基础，以适宜接受者心理为目的的从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转化的审美设计。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pun与双关对比
笔者选取英汉两种语言中都较为常见且基本对应的Pun与双关语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反应，修辞是表达和接受互为对象的双向活动。修辞作为言语调适活动不仅仅是调适者的事，从修辞的接受效果看，接受者的接受反应才是调适者从事修辞活动的尺度，修辞本文只有被充分接受才会产生能动的修辞效果［6］。修辞的使用必定关照了接受者的审美体验。由此可见，接受者能否接收到修辞除语义之外的审美信息关系到修辞的艺术魅力所在。对英汉修辞的对比研究绝不可忽视接受者对修辞话语美学价值的审美体验。笔者试从关照接受者审美需求的角度来探讨Pun与双关呈现的美学价值。
（一）Pun与双关共具的美学特质无论是英语Pun还是汉语双关语，它们解决的都是话语的审美建构和心理认同问题，讲究的是对话性原则，高举的是以可接受为本的大旗［7］。好的修辞手段应使接受者理解和感动：理解是指接受者接受了修辞的语义信息，而感动是指接受了修辞的审美信息。满足受众易感知的心理需求和审美意识，是修辞的一条重要原则。双关的效果应看受众的接受效果，若失去了受众的接受效果，双关则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接受者能否获得最佳的审美享受是评判双关修辞效果的关键所在。Pun与双关对语言表达艺术的追求带有更多的美学上的意义，其修辞效果作为美学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了其审美特质。笔者认为无论是Pun还是双关，都具有情趣美、空白美、距离美等主要美学特质。
1．情趣美Pun与双关都展示了其修辞效果的情趣美，体现了修辞的表达主体有意识地为接受者增强接受的兴趣，因为兴趣对于提高接受者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提高了接受者的审美意识，方能强化其审美期待欲，并对其产生较大的审美效应。英汉双关的使用能使语言表达更富情趣和表现力，具有愉悦性，能感染和吸引接受者的审美注意。因为接受者不仅是为了接受信息，同时也希望在接受言语信息的过程中获取审美的体验和艺术审美的享受。不论是Pun还是双关，都巧妙地运用音与义的关系增添语言的趣味性，体现了表达主体在语言组织过程中关照了接受者对语言情趣美的审美要求。
2．空白美伊瑟尔提出的“文学作品”和“隐含读者”都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不定性”原则。“空白”是“不定性”最基本的结构，所谓“空白”即本文中未具体、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是本文未具体表现出来并在其规定的审美范围内向读者所暗示的东西，它存在于作品的各个结构之中［8］。笔者认为，这种“空白”也存在于Pun和双关中，并且正是这种“空白”造就了它们的“空白美”，这种美是依靠接受者能动的发掘与构建，这是由其本身含蓄委婉、不直接表露的特性决定的，这不仅能召唤接受者接受，而且为接受者提供了有效接受的控制机制，给接受者的欣赏留足了回味、咀嚼的空间。接受者在发挥创造性并且依靠想像填补留白的过程中可获得空白美的享受。表面上的“言”无法将内中的“意”完全地传达，于是留下些许空白供接受者玩味与溯寻，以寻求更为丰富的言外之意。3．距离美这对修辞格都利用了语音相同或相近的条件，或是利用了词语的多义性来营造一语而有表里双层语义的修辞文本模式。从心理角度去追踪溯源，它们实质上都是借助“心理距离”来实现修辞效果。心理距离最初是由英国现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他认为“心理的距离”是创造与欣赏美的一个基本原则，将对象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以超然的态度欣赏它时，就形成了美，所谓距离产生美。利用表里双层语义这一模式，在接受上，文本语义的深层与表层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并在表层义之外出现了一定的“留白”［9］。这是由于修辞主体有意拉开修辞编码和修辞解码之间的距离，从而实现接受者对文本距离美的审美需求。伊瑟尔认为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想像去填补文本中所谓的空白，正由于文本有了空白的存在，才使文本语义的表里层产生“距离”，也使受众与文本的心理产生一定的“距离”，这种双层距离可大大提高受众接受的兴趣与文本的审美价值。总之，接受者可在“距离美”的体味中获取这一辞格建构的文本审美价值与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10］。
（二）Pun与双关各自具有的典型美学特质“人的审美心态，是文化意识的产物，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它包含有复杂的文化原因，又有独特的心理状态”［11］。而“修辞是一种言语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修辞话语是审美符号，也是文化符号。以获取审美信息为要义的修辞接受需要接受者文化经验的介入”［5］125。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必定导致中西方人们修辞接受的审美差异。Pun与双关作为英汉两种语言中重要的修辞手段，也必定具有各自典型的审美特质，打着各民族审美的烙印。这里的“典型”并非是指“独具”，而是偏向“侧重”之意。
1．汉语双关的诗意美双关是用了一个词语同时关顾着两种不同事物的修辞方式［12］。汉语双关语有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种。“谐音双关是利用汉语词语的同音或近音的条件，同一个词语关联两义，一明一暗，一隐一现，催人联想，富于诗意，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双关形式”［13］。汉语谐音双关常运用负载诗意情怀的字词来构成双关语。这种富有诗意的字词往往能引起汉语文化中接受者的美感直觉。修辞接受者据此再现修辞主体心中原有的诗意，在心中引起兴趣、情感和欣赏的愉悦感。接受者之所以产生审美愉悦，是将自己的内心情感投射到一种能显示自己诗性情感的意象上去。负载诗意情怀的字词具有双重特性：它既是一种语言形态，也是一种审美形态。这决定了它传递了双重的意义信息：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语义信息的意义确定，审美信息依附其存在，隐藏其中。两层信息互为表里，共同作用，可产生强烈的审美效应。正由于它所具备的这种双重特性才使它备受汉语双关语的青睐。以六朝民歌《子夜歌》为例：“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里的“芙蓉”和“莲”就是富有诗意美的字词，谐音“夫容”和“怜”，字面只写雾重霜浓，见莲不得，而字里却暗含着女子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却又忧思烦怨，疑虑重重。此外，接受者通过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字词还发现了诗歌的辞里之质，由谐音双关关顾到“情”字之后的思维拓展，深入挖掘女子忧思的缘由。这些字词表面意思是次要的，内涵意思才是主要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听起来含蓄深婉，语义深长，美不胜收。诗意美是汉语双关语有别于英语Pun所具有的典型美学特质，它更注意话语语义的两可性和主观意图表达的隐蔽性。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在话语意义的构建、理解和交流中所体现的诗性情怀与语言智慧，这是由中国接受者所特有的诗性思维和身心融入思维所决定的。
2．英语Pun的语用美英语Pun发展到现在，已逐渐失去了莎士比亚时代的那种严肃与高雅的韵味而变得通俗化、大众化、幽默化、诙谐化甚至游戏化。笔者认为英语Pun相较汉语双关更强调语用特色上的美学特质。巧妙使用Pun可令语言变得含蓄委婉，平添诙谐活泼之美，使语言接受者感受到幽默滑稽、挖苦讥讽、声东击西等效果。总之，该辞格以幽默俏皮为特色，属幽默辞格，它十分强调语用的“幽默性”，幽默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运用双关进行文字游戏，制造幽默可产生意想不到的语用效果。笔者通过查阅《韦氏国际新词典》第三版、《美国传统英语词典》和《新牛津英语词典》，发现这些词典在解释Pun时都运用了涵义相近的词汇表达，例如“Humoroususeofaword（单词的诙谐运用）”，“Aplayonwords（玩文字游戏）”，“Ajoke（玩笑话）”，“Anamusinguseofawordorphrase（对某个单词或短语的趣用）”，它们在表述上都带有很强烈的语用色彩。由此可见，英语Pun更侧重对词语的趣用，通过利用同音词或多义词来构成双关，虽然有时可表达较严肃的思想，但主要是为了达到轻松滑稽，声东击西、打诨取乐、冷嘲热讽的幽默效果。这可从Pun在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商品广告及日常生活的广泛运用中窥探一二。这是由西方接受者重体验、崇兴趣的接受思维特点决定的。英语修辞更重视形式上的准确表达，以达到精确表达下的有效际，引发笑意，产生幽默的语用效果。例如Alionwouldnevercheatonhismate，buttigerwood．这则英语笑话的幽默之处就在于tigerwood与tigerwould谐音双关，TigerWood（老虎伍茨）是美国高尔夫球手，伍茨偷腥门引起一片哗然，此处运用谐音双关将tiger与lion进行对比，很好地达到讽刺效果，令接受者对此句精心营造的语用美忍俊不禁。虽然汉语双关语也呈现语用美，但不如英语Pun那样强调。
结语
关键词：修饰语；比较；文化差异
abstract: english- chinese two languages have generality of a certain intensity on the word order, and this is the foundation for our carrying on the contrast on the word order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bout english and chinese there are the generality and the diversity on the modifier order of the noun. this can provide the window for not only offering the evidence for research of typology of human language, but explain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that mankind own in common, especially the human cognitive choices and priorities reflected on in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handling capacity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the modifier; comparison; cultural differences
引语
英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建立在人类语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的基础之上。而语言共性又可概括为两大类：一为形式共性(formal universal)，如范畴特征、语序、疑问形式、否定形式等；一为功能共性(functional universal)，如达意功能、语篇功能等（丁金国，1996）。从语言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有分析型(analytic) 和综合型(synthetic)之分。分析型语言的主要特征是语序较固定，而综合型语言的主要特征是语序灵活。汉语是分析型语言，语序总体上较为固定，没有曲折变化，其词语组合成句依靠语序和虚词；英语是综合型为主，向分析型过渡的语言，语序既有相对固定的一面又有灵活变化的一面。因此，英语和汉语在语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这是我们进行英汉语序对比的基础。本文拟从英汉语名词修饰语的前置和后置以及多项修饰语的排序分析两方面对英汉名词修饰语的语序进行对比分析，探寻其相似性和相异性并力求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其成因。
1 前置修饰语与后置修饰语。
按照与中心词的位置关系可以将修饰语分为前置修饰语（premodifier）和后置修饰语（postmodifier）。前置修饰语包括一切出现在中心词之前的修饰成分；后置修饰语包括一切出现在中心词之后的修饰成分。英语名词修饰语在词组中的位置比较灵活，而汉语名词修饰语的位置则相对比较固定，这是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之一。
1.1 英语名词修饰语既有前置修饰语又有后置修饰语，而且两者均是非标记性的。前置修饰语主要由代词、数词、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名词或名词短语、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充当；后置修饰语则主要由介词短语、非限定性关系从句，限定性关系从句，不定式、现在分词短语、过去分词短语以及较长的形容词短语构成。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英语出现了明显的后置修饰语前移趋向（switch- to- the- front- position tendency），即后置修饰语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前置修饰语。这种转化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将做后置修饰语的介词短语转化为复合形容词做前置修饰语；第二，将定语从句转化为复合形容词做前置修饰语；第三，将整个句子直接转化为复合形容词做前置修饰语（张法科，1996）。此外，英语名词修饰语与其中心词存在被分隔的现象，即分隔修饰。例如：
1）there' s no report to us of any accident.（report及其修饰语of any accident 为to us 间隔开。）
2）i must try to make as logical a survey as ican of this project which i have undertaken.（章振邦，1999）。（a survey 及其修饰语of this projectwhich i have undertaken 为as i can 间隔开。）
1.2 多数学者认为汉语名词修饰语均是前置修饰语。如汪康、肖研（1981）认为现代汉语中凡是定语都放在被修饰的中心语前面。沈家煊（1996）就指出汉语一律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词在后。王武兴（2003）进而提出汉语里定语的位置一般是放在名词之前，即使几个定语连用或使用很长的词组作定语，也是要放在前面。尽管这是人们通常的看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汉语名词修饰语主要是前置修饰语，后置修饰语也是存在的。汉语的定语一般置于中心语之前。在文学作品中少数句子的定语置于中心语之后，或者在中心语之后单独成句，那多半属于一种出于修辞需要的异位语序（熊文华，1996）。例如：
3）（雪）又在我们的玻璃上札札地绘了格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鲁彦《雪》）。
又如：
4）她（祥林嫂）一手提着个竹蓝，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鲁迅《祝福》）。
因此，我们认为在汉语名词修饰语和英语一样，既有前置修饰语又有后置修饰语，所不同的是汉语名词的后置修饰语出现较少，是标记性的。
1.3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的差异可能是由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和汉民族的认知方式的差异造成的。人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形成的概念结构跟语言结构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或称“象似性”（沈家煊1996）。外部空间是立体三维的，人的感觉系统面对的是大量的信息冲击，但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此也是有选择性的，总是集中在最突出的信息上，而把其它信息当作次要的背景信息处理。当人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总是把一个物体作为注意的对象，把另一个物体当作其参照物。被注意的对象称作“目标”（figure），参照物称作“背景”（ground）。对于一个已知的场景，“目标”和“背景”的确定是自由选择的，关键在于注意力集中于哪一个物体上。由于语言是一维的，在反映三维的外部空间时就有反映次序的问题在语言表达中体现出来。“目标”是被突出的物体，成为焦点信息，但是焦点信息的位置只有两个选择项：前或后，因为人对空间的感知顺序只有两种方式：由“目标”到“背景”或者由“背景”到“目标”。这两种感知方式在影视制作中都有所应用。刘宁生（1995）对曹禺剧本《北京人》的舞台布景说明文字的调查研究表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感知空间关系是有很强的由“背景”到“目标”的倾向。沈家煊（1996）调查研究了萧伯纳剧作pygmalion 的场景描写，发现英语和汉语一样具有很强的由“背景”到“目标”的感知倾向。名词修饰语总是以中心语为“目标”，以修饰语作为“背景”，这在英语和汉语中是一致的。根据上述，英语和汉语的名词修饰语都应当是以前置修饰语为主，这和前面我们所作的描述是有出入的，但是考虑到现代英语中出现的日益显著的“后置修饰语前移趋向”，这样的结论也是合理的。
2 多项修饰语的语序
多项修饰语是英语名词修饰语和汉语名词修饰语的另一个共性。多项修饰语又可以分为单层多项和多层多项。单层多项修饰语是由属于同一逻辑范畴的两个以上的修饰语构成，而且各个修饰语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例如：a bunch ofred, white, yellow roses，又如：就长、宽、高的方面而言，每个尺寸也都符合设计要求的。根据英语的习惯，名词单层多项修饰语各个修饰语的语序一般由词语的长短以及其第一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顺序确定。汉语名词单层多项修饰语的语序比较灵活，只受语义逻辑和表达习惯的制约（熊文华，1996）。多层多项修饰语是由两个以上属于不同逻辑范畴的修饰语构成的，各个修饰语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是我们讨论比较的重点。
2.1 英语名词多层多项修饰语
在带有多种修饰语的情况下， 英语名词词组的词序一般是： 限定词+描绘形容词+类别词+名词中心词+介词词组+关系分句。如：
5）an interesting story book in english which was written by a famous chinese writer.
英语名词词组修饰语的这种排列使人们对英语名词修饰语能够基本掌握。但是，当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名词修饰语时， 有时修饰语之间回出现用连词(and,but 或or),有时用逗号。
2.2 汉语名词多层多项修饰语
汉语名词多层多项修饰语的语序是严格的，也是有规律的。许多学者在尝试着从不同角度描写这种语序规律。熊文华（1996）认为递加式多项定语的“顺序通常为：限定性（表时空、数量、属有和范围的）定语先于描写性（表示形状、特征、质料、方式和用途）的定语；带“的”定语先于不带“的”的定语；在带“的”的多项定语中，表领属词语居先，表处所和时间的名词次之，短语在次之，形容词又再次之，非领属名词最后；在不带“的”的多项定语之中，表领属的词语居先，数量词语次之，形容词又再次之，非领属名词最后”。黄伯荣与廖序东（1997：83- 84）认为“多层定语的次序总是按逻辑关系来排列，跟中心语的关系越密切的定语就越靠近中心语”，并以此为出发点描写了多层定语的一般次序是：表示领属关系的词语〉表示时间、处所的词语〉指示代词或量词短语〉动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形容词性词语〉表示性质、类别或范围的名词、动词（“〉”读作“先于”，下同）。陆丙甫（1988）从定语的语义类型角度把多项定语的顺序归纳为：时间〉形体〉颜色〉质料和功能。
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在名词修饰语顺序上有共性也有相异性。这既可人类为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提供左证，也为解释人类共有的认知机制尤其是语言上所映射的人类认知选择及先后和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与机制提供了认识的窗口。如上文所提到的汉语前置修饰语占多数而偏长修饰语后置客观存在语言事实和英语中后置修饰语前移趋向这就体现出的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心理学家曾指出人脑的短时记忆的限度是7+/—2 个语快，人在听和读的过程中，大脑在进行同步的“组块”，就是把几个相关的词组成一个语块以作为记忆和理解的单位而一个易于记忆的了解界的架子应该是7+/—2 个语块。（鲁川：2001））。将重要修饰成分后置则反映了人在处理和表达是将未知的、欲突出的新信息放在句尾焦点位置的机制策略。故此对不同语言名词修饰语位置和先后次序的研究和比较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丁金国。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原则[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3）.
[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 刘宁生。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词序类型学上的意义[j].中国语文，1995，（2）.
[4] 鲁川。汉语语法的意合网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陆丙甫。语法研究与探索[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 沈家煊。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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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武兴。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孩提时代，我就梦想能成为一名教师。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踏上三尺讲台是多么的令人激动。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到老，学到老？现在终于醒悟了，人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会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很多很多。教师这个职业尤其如此，因为只有不断学习，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用长流水来教育那群渴求知识的孩子们。
这一学期我有幸参加了这期小学英语教师网络研修，在研修中，我感动着专家们和老师们对待英语教学的态度，也幸福着自己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学习和提高。经过这几天的研修学习，我感想颇多。
为了更好的成就我们事业的工作环境，促进我们专业的成长，领导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双对接远程研修” 的平台，让我们与远在“天涯”的专家、同行进行近在“咫尺”的交流，认真品读老师的感言，研究专家指导老师的评论，不忘留下自己的足迹，送上一朵小花，互相鼓励加油。只是想，“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呼吸着五湖四海的空气，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华丽的转身，我们是快乐的，幸福的！
我将把研修的理念、内容，充实到自己的思想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并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工作中去，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增砖添瓦。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做到以下几点：
一、 对自身的要求应该更加明确。作为小学英语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口语自然流利，语音语调正确尤为重要。地道的语音、优美的语调、丰富的词汇、流畅的表达及扎实的语法是英语教师的基本功。任何基本功都源自一定时间的积累。教师要坚持不懈的学习，经常收看英语新闻，经常收听英语磁带，培养良好的语感；还要积极参加各种教研活动。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加注重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我意识到课堂评价用语特别重要，所以我要背熟小学英语课堂用语100句，并及时的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中。
二、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讨论孩子的学习习惯问题，很多老师都抱怨了自己班上的孩子的坏习惯，例如：不做课前准备，不按时完成作业，上课从不举手回答问题。讲到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活动比较容易让课堂闹起来，有时候学生的声音会很大，课堂纪律会很难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比学生的声音更大呢？老师示意同学们安静，然后走到最活跃的那几个同学身边，示意他们跟着老师一起做伸展操。这样学生很容易关注到老师，而且也很容易集中注意力。
三、因材施教。其实每个孩子的学习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一样，有些老师擅长阅读，有些擅长口头交际，有些擅长写作等等。孩子喜欢的学习方法和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把学生的学习类型分为“视觉型，听说型，动觉型，综合型”，一般喜欢视觉型学习方法的同学喜欢看图片，关注老师的板书；听说型的同学则喜欢英语交流与对话，听故事，做听力练习；而动觉型的学生则更喜欢做游戏和TPR教学法。所以我们要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哪些学生更适合哪种学习方式，上课怎样综合自己的教学方法让不同学习类型的学生都能把英语学好。
关键词：法律修辞学；逻辑理性；客观化；
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1-0032-06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法律修辞（学）研究是以批判科学理性为前提，以对法律修辞客观化的努力而展开的。近几年，法律修辞（学）在中国悄然兴起，这一方面归因于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亦步亦趋，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对我国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进一步期待。然而，与西方不同，由于中国法律理性精神缺失，修辞也缺乏限制随意的传统，法律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既要面临在科学思维不足的情况下对科学思维的检讨和批判，在为主观性正名的同时又要限制主观性运用的空间，这里似乎存在着悖论。但中国法律发展正遭遇现代和后现代双重困境的现实，又使法律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如何处理上述悖论是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一、西方法律修辞（学）兴起的缘由与总体特征
自17世纪西方迎来“科学与理性”时代以来，传统修辞学因与现代主义的“奠基认定”大异其趣而被挤压到狭窄的文体研究领域，沦为“雄辩与华丽语句”的“言语技巧”。 直到20世纪，随着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出现，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亿万生灵涂炭，人们“对于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被运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逐渐发生疑问”。①在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中，人们认识到科学虽然能使人类物质文明获得史无前例的进步，但对人类精神层次的推进却无能为力。于是，思想家们停止了对现代演绎归纳逻辑的顶礼膜拜，转而从古典演说论辩传统中寻求解决关乎人类情感、道德和伦理等方面问题的资源，由此使得关注人类价值情感的修辞研究重新繁荣起来。②
伴随修辞学在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繁荣，法律发展中遭遇的现代主义之弊使修辞学在法学领域也复兴起来。自近代开始，以科学主义为基调的法学观一直支配着法律的演变和发展。在理论层面上，这种法学观立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认为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法律体系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逻辑自洽性等特征；在法律运作层面上，则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法官角色就是扮演把特定案件事实置于明确的一般法律规则之下，运用传统的司法三段论对案件作出机械判决的“自动售货机”。这种法学观有助于确立法律的独立性品格，保证法律形式意义上的公正，对法律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科学主义’由于轻视人文精神，易造成法律发展缺乏道德之魂”。 ③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变与不断更新，人们发现法律的确定性只是个“神话”，法律领域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大小前提的确定性为预设的传统司法三段论根本无法为法官提供一个明确且令人信服的法律结论。佩雷尔曼就曾说：“法官在听取双方意见后并不像一台机器一样运作，而是一个拥有价值选择的个人，更多时候是自由而不专断地作出裁决。”④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三段论推理保证了法律形式意义上的公正，却把因价值取舍致使的实质不公正遮蔽于形式公正之下，三段论推理因此缺陷而走向贫困。
那么，法官如何把价值判断引入法律判决，并“自由而不专断地”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以拯救走向贫困的逻辑三段论，修辞学为此提供了恰当的论证理论。佩雷尔曼在对现代逻辑体系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对现代主义论辩观进行了再认识，从而创立了“新修辞学”理论。在 “新修辞学”理论中，佩雷尔曼阐发了诉诸理性就是诉诸听众支持的观点，并在其理论中详细描述了用于劝服法律听众的起点和论证方案。图尔敏在观察到形式有效性的逻辑标准不能解释日常论证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后，提出了论证的可接受性并不依赖于逻辑的有效性，而是依赖于一个为支持立场而确定的程序（场域永恒的）和不同论证领域使用的不同的论证评价标准（场域依存的）的观点，⑤并创立了一个开放的法律论证规划图。菲韦格认为，19世纪的法学尝试从概念组成的法条出发，通过逻辑推演的方法来推得裁判的做法根本是误入歧途，法学欲回答此时此地如何是正当行止的问题，必须以论题学（即类观点学）的方法来进行。⑥所谓论题学就是从或然性的、普遍被接受的或者有可能根据的命题而非从某种真理出发，围绕问题本身来展开尽可能充分的论辩。“如果说法律在形式上以逻辑为中心，追求的是逻辑体系的完整与协调，那么在内容上，法律规则是以价值评判为中心，着意于法律价值与实体内容的正当与合理。与逻辑学方法强调法律论证的形式方面相对应，修辞学方法注重的是法律内容及其可接受性。”⑦在法律领域，修辞学方法通过对法律价值和实体内容的关注，抑制了法律中人文精神的衰落，弥补了科学理性给法律带来的不足和缺陷。
虽然西方法律修辞（学）是以批判法律中的理性与逻辑为前提来进行理论建构的，但从其发展的总体特征来看，它总是试图创立各种理论来限制修辞因非理性特质而有可能导致的修辞乱用。“修辞一向将自己的活动空间确定于处在完全随机无常和‘完全确定无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它以‘可信的’和‘深得众望的’公共意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未必经过严格验证、而一般人都相信是正确的常识理性作为自己的推理基础。它强调在具体对象的特定信念、意图、兴趣、利益、目标、情感的基础上，根据具体修辞目的有效地使用语言。”⑧由于修辞运用具有巨大的弹性空间，且以或然性为基础，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修辞确实有可能成为言说者煽情误导的工具，致使欺骗得逞，谬误横行。为了防止修辞方法在法律领域的乱用，西方法律修辞（学）创立了诸多理论和观点。一方面，它通过对听众观点的关注限制了言说者的恣意。如佩雷尔曼认为听众是论辩的核心关注，论辩者应该作出一切努力使自己所讲的道理与受众的兴趣和愿望相适配，不管具体受众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论辩者都应尽力顺应听众，满足听众。具体到法律领域，佩雷尔曼的“听众中心论”体现在他十分强调听众在法庭辩论中的裁判者地位，并对其阐释为：（1）听众应该决定判例和分配假定的负担；（2）听众对辩论的裁判性反应最好是坚持而不是接受；（3）在具体背景下，正义规则的成功运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众的感情，因此，一次成功的辩论和说服必须适应听众；（4）应该由具有理性生命的“一般听众”作为法律辩论的裁判者。⑨佩雷尔曼重新构建了法律中言说者和听众的关系，赋予听众庭辩裁判者的角色，将听众与言说者放在平等的位置，改变了传统修辞学中将听众置于无权、无力和无言地位的情况。话语即权力，受众与言说者在话语地位上的平等意味着受众获得了对抗言说者的机会和权力，从而约束了言说者的恣意。另一方面，将逻辑与修辞结合起来，对修辞进行形式化努力，以限制价值判断的随意性。新修辞学把论辩逻辑引入法律之中，把它作为法庭推理的基本形式。在论辩逻辑中，法官只能在“公认的”、“公平的”或“可接受的”等价值的指示下进行理性的权衡，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这从推理起点上限制了法官价值判断的随意性。然后，建立了各种论辩形式，并按照逻辑规则构建了各种论辩形式的基本标准和要求。这些基本要求和标准的设定从形式上也减少了价值判断的随意性。作为一种技艺，修辞本是充满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但由于西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理性精神，他们总是能从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中寻找出客观性的一面，并把它作为方法，用来避免修辞因为乱用而最终走向空洞和无形。
二、中国法律修辞（学）的悖论与难题
近代以来，西方法学知识不断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法律思想建构的一个重要话语资源。一如既往，法律修辞（学）近几年在中国的兴起仍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法学知识主动引进的结果。一些精通外语的学者在了解诸多“外国法学理论前沿”时，敏锐地意识到法律修辞学在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状态，于是，为了弥补学术空白，进行学术创新，便展开了研究。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为“知识而知识”从来不是我们的最终追求，我们的目标是域外法学知识必须实现与中国法学知识的“对接”，成为能够解读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知识话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作为舶来品的法律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究竟会遇到什么问题？法律修辞(学)是法学与修辞学的交叉学科，因此，我们可以从法学和修辞学这两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法学层面来看，如上文已述，西方法律修辞（学）的兴起是以形式理性走向极端导致法律人文精神失落为背景的，成熟的法治是西方法律修辞（学）研究的现实语境。近代以来的西方，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形成了强烈的规则意识，科学理性精神培育了人们严格守法的习惯，西方由此经历了严格法治时代，这是西方法律修辞（学）兴起的背景条件。这种背景条件保证了法律领域修辞方法的运用即使是要解决法律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但仍以价值判断服从于事实判断来追求说服效果，逻辑理性这根缰绳始终束缚着修辞“这匹野马”，从而避免了法律成为诡辩者玩弄的工具，也避免了法律修辞（学）成为消解法治的理论。与西方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的缘起在于西方法学知识的引进，而不是反思法治的自然结果，它在中国的兴起不是以西方意义上严格法治的形成为背景前提的。中国人“喜欢以直觉的、整体的方法认识世界，喜欢跳过详尽的归纳或演绎过程，而直接获得结论”。⑩这种直接性的、整体性的和非逻辑性的思维注重意会和领悟，遇事首先考虑的是主观价值判断而非对事物的严密推理和分析，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没有树立遵守规则的意识，也没有养成严格守法的习惯。在未形成严格法治的中国当下，我们法律领域的诸多问题不像西方是由科学理性走向极端引起，相反，更多是由科学理性不足所致。中国法律所面临的这一现实就为法律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带来了一个问题。从修辞学演进的历史来看，修辞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修辞从或然性入手，容许多元的理据共存，以说话者和听者的共识为出发点，双方试图达成一致意见。而科学强调的是从观察和理性入手，运用形式逻辑演绎，从真前提出发，运用逻辑推理推出精确结论。它的理据是单一的、客观的、绝对的，因此科学也将修辞放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修辞（学）与科学存在着对立关系，而法治以科学理性为基调，在因理性精神欠缺而导致法治未能形成的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需要做到在对理性主义批判的同时又不减损人们对理性的信仰，以避免其对法治的消解。
从修辞（学）层面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西现代修辞学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别：（1）对现代西方修辞学而言，修辞是一种推理论证方式，而中国修辞学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修辞大体上只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要求；（2）西方现代修辞学研究的是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而对中国修辞学而言，修辞大体上是修辞者单方面的活动，传统上是不研究受众的。”与西方修辞（学）特征相对应，西方法律修辞（学）一方面也讲究论辩逻辑，注重推理论证方式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关注庭辩中修辞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论辩逻辑和推理论证限制了价值判断的武断性和随意性，从而保证了庭辩说理的充分展开和庭辩结论的可接受性。庭辩中修辞者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让受众获得了对抗和制约修辞者的机会，从而制约了修辞者的权力，限制了修辞者的恣意。而中国修辞学历来只关注遣词造句，讲究运用恰当的语言来渲染情感、粉饰人格或者总结道理来达到说服人的目的。一方面，诉诸情感和人格的说服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任意性；另一方面，由于对说理过程缺乏形式化的努力，即使诉诸道理，说服的结果同样也充满了主观性和随意性。因为强调话语的说教功能，中国修辞（学）向来只把焦点集中在作为道德优势者的修辞者上面，受众仅被当作被动接受者来看待，受众的话语权力受到严重忽视。受众话语权的缺失必然导致受众对修辞者制约的欠缺，这样修辞者的恣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以或然性为基础的修辞学因为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本身就遭受着人们的强烈疑惧，而中国传统修辞给随意性和恣意留下太多的空间和余地。这样，人们不免产生焦虑， 那就是在这种修辞传统的影响下，把修辞方法引入到法律研究中会不会进一步强化法律价值判断的主观和恣意。
由于中国法律理性精神的缺乏，修辞中随意传统的存在，中国法律修辞（学）承担着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不同的时代使命：它既要批判理性，又要维护理性；既要避免主观与任意，又要给主观和任意以空间，这是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中的悖论与难题。如何破解这种悖论与难题，是我们进行法律修辞（学）研究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的立场
法律修辞（学）是研究如何把价值判断恰当地引入到法律之中的一门学问。它融感性与理性为一体、集主观与客观于一身，如果能够在情感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之间寻找到平衡，那么法治就既保留了法律的长处，又屏蔽了法律的缺陷。中国法律修辞（学）要在法律理性不足与修辞随意丛生的情况下实现情感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平衡，必须对法律修辞作出客观化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修辞沦为遮蔽法律理性和掩盖司法恣意的手段与托词，同时，价值判断进入法律裁决也有了可遵循的技术路径。
历史证明，任何关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不管它具有多大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但如果对其缺乏客观化的努力，最终都会流于无形或走向衰落。西方法律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并非始于20世纪中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法律人文精神衰落成为不争的事实才引起人们的警觉），自古至今的自然法思想一直在呼吁人们对公平、正义和自由等法律价值的追求，但人们未曾对其研究进行客观化的努力，无法把它有效地、合乎规律地落实到生活层面，致使其最终落下 “自然法无历史，只有自然法的理论史”的评语。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法律论证理论和法律修辞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思考自然法领域的客观性，探寻把价值判断引入法律裁决的技术路径，自然法思想才获得了现实意义。中国历来不缺乏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但由于中国文化中缺乏探寻客观性的努力，对方法论的认识和对技术性因素的追求随之也付之阙如。因此，这些理论和观点往往难于付诸实践，或者即使付诸实践但因缺少合乎规律的操作方法和技术而最终流于空泛。客观化的努力就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人们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一方面尽可能挤压了主观任意活动的余地，理性获得了彰显；另一方面也使任何一种观点和理论不再停留于意识形态阶段，而是取得了切实可行的运作空间。只有对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从中找寻出价值判断进入法律裁决的技术路径，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才能真切实现对理性检讨的同时又不减损理性的力量，允许价值涉入的同时又限制了恣意的滋长，进而，法律修辞（学）在中国也就不会走向空洞与无形。
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并非要求我们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去探寻事物的精确性和稳定性，而是要求我们“不带偏见性，或者避免有损判断力或使欲判定之事物无法清晰和精确地呈现出来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换言之，法律修辞（学）是关涉主观价值判断的一门学科，为了避免各种非理性因素对正确合理的判断形成干扰，妨碍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我们应努力把非理性因素影响的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鉴于中国理性精神的缺失，修辞也缺乏限制任意的传统，对法律修辞（学）研究的客观化努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在微观技巧层面上加强修辞理性作为说服手段的运用。亚里士多德将修辞策略分为情感、理性和人格三种类型。与人格说服、情感说服和权威说服相比较，理性说服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情感说服依靠调动听众的情感来获取听众的情绪化认同，其说服过程因充满主观性致使说服结果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在缺乏客观理性传统的中国，如果法律中大量运用情感说服，必会造成主观泛滥随意横行，从而严重影响法律裁决结果的确定性。人格说服因强调言辞者的人格威望和道德修养，在人治传统深厚的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个人专断的代名词。而理性说服则以公认的观点或常识作为说理的起点，然后经过一步步的逻辑推理，最后得出合理的结论，它从说理起点到说理过程直到说理结果都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从而保证了说理的客观可靠性。法律中修辞理性的运用既以逻辑论证限制了价值判断的随意性，又以修辞理性彰显了法律的精神，这正克服了我国法治理性不足的缺陷，也弥补了传统修辞缺乏限制恣意的不足。
其次，从宏观理论上应注重构建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司法文化是一种对抗文化。在庭审中，当事人通过相互之间的话语对抗与权利争锋，达到了相互制约的目的。现代法律修辞学把这种对抗提升到了更为宽泛和复杂的层次，一方面，它把司法对抗的当事人由简单的原被告双方扩展到法官、检察官和社会公众等，并重新命名为说者与听者；另一方面，它把司法对抗中原被告关系的平等延展至听者与说者之间的平等。由此，司法中权力制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由庭审中原被告之间的制约变成了社会公众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或者是原被告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抑或是法律人群体对法官权力的制约等等。随着权力制约范围的扩大，即便是在法律中引入了主观价值判断，但恣意的空间也得到了多重限制。中国修辞向来以信息话语为基础，注重说者对听者的支配，因此，两者之间缺乏互动，表现在司法中，即是法官裁决过度依赖于对案件事实材料全面详实的把握，法院一般在对案件真相认识有较大自信时才开庭审理。由于占有信息优势，法官在庭审中也拥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其他人则因信息不对称处于话语劣势地位。话语权地位不对称，听者对法官无法形成有效制约，这样，法官恣意随时可能产生。因此，把价值判断引入法律之中的法律修辞（学），如果不重构说者和听者的关系，法官恣意的空间就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产生对法治的破坏。
再次，从观点上看，应将法律修辞看作说者说服听者的过程，注重对说服过程的程序探讨。相对于内容而言，程序一般具有客观性和形式性。如何在程序设计中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发展出一套可行的说理机制，是法律修辞（学）能否成为实践性学科的关键。
价值判断被排除在科学理性之外，法律修辞（学）通过对科学理性的批判把价值判断引入到了法律之中，从而弥补了法律科学的缺陷。为了避免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成为毁坏法治的力量，人们对修辞研究作出了客观化的努力，意图使法律修辞（学）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协调。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反映了科学理性对法律修辞（学）发展的作用，即科学理性虽然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但任何观点和理论都需从科学理性中获得通向实践的方法和技术。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法律修辞（学）在中国的研究更应该强调其客观化的努力，否则法律修辞（学）要实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协调最多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姿态和生动的想象，无法成为可以操行的作业。
Reflections upon Research on Chinese Rhetoric of Law
SHEN Zhai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