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总结呢？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
读《万历十五年》，让我这个本没有历史观的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作为“一本老的好书”，成功地帮我释放了仇恨，对那些刻板乏味的“新的烂书”——历史教科书的仇恨。恰好前几天还和朋友发牢骚：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形成历史观，历史课本用千篇一律的套路式手法麻痹了我们的神经，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当然也怪自己不求甚解。
黄仁宇的《万》的开篇和叙述方式在我看来具有《百年孤独》之于小说写法的魅力。将历史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活生生的一个个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没有读过类似的书，会让人产生时空错觉，那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万历皇帝的无奈和任性；海瑞、戚继光从政治军的理念；张居政的成与败……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人物的距离，阅读感觉上像小说一样容易上手。
可惜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历史上表面看来极易忽视的事件(这正是我们的教科书所干的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由于我知识的匮乏和认识的片断性，所以无法融会贯通。甚至还有一些不同与作者的看法。
他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无法补助技术之不及。我反倒认为，在我们没有更加系统、科学、完善和有效的制度之前，不妨放低身段，用好这几千年的精华。当今的很多组织追求的高、大、上，实际上是空中楼阁，远远没有中庸的申时行来的实在。当然，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对这本书的好感和认同。
《万历十五年》共分为7个章节，除了第一章外，后六个章节每一章都讲述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他们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在作者的眼中，他们是时代的佼佼者，通过他们自身遇到的问题来反映当时的国家的状态。
一个王朝的兴衰和百姓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王朝的政治能够适应百姓的需要，那就可以创建辉煌时代，反之则逐步走向没落。比如唐朝出现过盛世的情形。唐朝的魏征说过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讲的就是王朝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的问题，魏征说的是两个极端。在百姓拥护的时候，可能就是物产丰富劳动量大的时候，劳动被积累起来，形成国力。而百姓不拥护的时候，可能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也就会出现种种问题，直到统治阶级被推翻。
《万历十五年》讲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治，军事，思想，官吏制度所出现的现象。不同的历史人物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的矛盾。在具体的矛盾中，如果可以解决，则说明统治阶级是被认可的，进而可以得出结论王朝的统治是适应百姓的，也就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可是书中讲的矛盾中，几乎都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了。对于当时的历史走向，可能已经是岌岌可危的时候了，体制不能改变了，改变就会出现自杀的悲剧，同时这个体制能保护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个体制是要触礁的。因为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前途茫茫了。要洞察到历史趋势了。可能王朝的统治像一艘漏洞百出的船，马上就要触礁了。这就是问题所在。而对于道德的亵渎就更加证明了历史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容忍了。
当年的孔子，如今的海瑞，都是个人英雄，是不能改变体制的，因为不能保护阶级的利益。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还是表面的文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书中通过不同的矛盾展示出的是王朝和百姓的关系已经到了最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了，王朝是穷途末路了，是夕阳时代了。
我是从《明朝那些事儿》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的。于我而言，读历史最大的乐趣就是站在上帝视角去评判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人物和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相比《明朝那些事儿》的通俗易懂，《万历十五年》的学术性要更强一些，而且作者黄仁宇是美籍华人，写书的时候用的是英文，然后又由本人翻译成汉语，其中有些翻译并不符合当下人的阅读习惯，读起来略感生涩，尤其是书中关于税收的描述，我往往要读很多遍才能明白些意思，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去品读书中人物的灵魂。
《万历十五年》围绕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文官集团、海瑞、戚继光、李贽七个人物或群体展开，我想以此文记录下读书时的感想。
01.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使贤者有所依归，而不肖者尤知忌惮”，这句话在整本书内出现了两次，是申时行在深知无法调和文官集团的道德与私欲之间的矛盾后，退而求其次提出的。
我喜欢这句话是因为看似无奈的让步，却是最现实的，没有理想主义。这句话如今也适用。
我的理解是，人生而因为出身、天赋等自己不能自主选择的条件而不可能绝对平等，则私欲亦不可能消灭，但是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限制私欲。
过去，我常思考我所从事的工作有什么意义，似乎每年来来去去的要干的事情差不多，我又是个凡事要求个“理”的人，一时间，我找不到那个“理”，甚至在20xx年那会子，想太多，短时间的陷入焦虑、不自信。
好在当时遇到了好的领导，交代了我一项带点挑战性的工作，是组织一场活动，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完成的比较顺利，而社会面上，参与度也不错。那后来我就想啊，我是有用的，你看，我参与组织的活动，那么多人参加，他们玩的挺开心的啊。
于单位或者于我而言，这只是常规工作，但是就是这种常规的小事积累起来，却是社会向好、向上运转的必要环节，而我们的这些不起眼的工作，总结起来也无非是引导那些私欲们向好，抑制某些不正的欲望，正如“使贤者有所依归，而不肖者尤知忌惮”。而当年领导的那次工作安排或是无心插柳，却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自信来源，此后，我再也没有在工作中遇到焦虑的情绪，我将永怀感激。
02.悲剧将领戚继光
书里讲戚继光的这一段，用的标题是“戚继光——孤独的将领”，相比孤独，我觉得他更悲剧。他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但是命运却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受限于当时明朝的制度，他要想成就心中理想的事业，就必须在朝中有所依附。
张居正是他的`伯乐，可成也张居正，败也张居正。他与张居正私交甚密，甚至张居正回老家，他动用了戚家军护送。他的前半生看似跟对了领导，事业有所成就，但后期随着领导的垮台，他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牵连，晚年光景十分凄凉。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面临的似乎是个死局，不依附强权，可能一事无成，依附了，就必然遭受反噬，似乎悲剧已经刻在了他的宿命里，无论怎样的选择都躲不开。
再说张居正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典型代表，有能力有魄力，就是私欲没控制好，要求下属做官清廉，自己却没起个好表率。给我的唯一启示就是，人不要做坏事，要不早晚都会找上来，其余的也没啥好说的了。
03.高尚的好人海瑞
“恻隐和义愤”，书里这段描写海瑞的话，我挺喜欢的，这是他为官的理由，与前文描述的庞大的文官体系的私欲不同，海瑞是一个有着高尚境界的人，但他也只是一个人。
海瑞是王阳明的忠实粉丝，但是似乎在践行“知行合一”之时，走了极端，或者干脆就没领悟到“知行合一”的真正内涵。
海瑞的确是个高尚的好人，与申时行的“使贤者有所依归，而不肖者尤知忌惮”的妥协不一样，与张居正的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也不一样，海瑞是个不肯妥协的人，是个严于律人、更严于律己的人。在官场上，他是个奇葩，同僚们对他有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敬佩他的为人，一方面又不喜欢他的行事作风，就这样，他一路被人“排挤”到了高位，甚至成了帝国吉祥物般的存在。
海瑞之所以千古留名，大抵在于他的清高和心中有民，但他的失败也离不开那固执的性格，或者可以说他的眼界不高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摆平每一件事，但其行事作风利小民而无法利万民，他的理想也只能是理想，而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实现。他是个好人，但对历史发展的推动，没有太大意义，不过他就算事业未竟，也无法掩盖他那无私的人性的光芒。
读到《万历十五年》中《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值》这一章，从标题可以看出，作者对海端怀有散意，但却不大赞同他的作为。海瑞作为这样一个模范官僚，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
无疑，海瑞的道德责任感极高，严格按照四书五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但他处事古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于有待斟酌的案件，海稀的判断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守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属刁顽。”用这样的精神来判案，显得草率而荒唐。海瑞一生清贫，敢于直言上谏，大胆对抗上级。他曾向嘉靖皇帝上奏，指责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而多疑愚蠢的君主。这种疏奏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但海瑞取做，并且做了，并赢得了百姓的称赞，成为清正廉明的代表。
海端的官场仕途几经沉浮，由于他行事耿直刻板，任职一方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然不顾地方势力与个人生死，最终因触及大批人的利益卷入纷争，他孤军奋战，终是寡不敌众。在君子的世界里，出任做官是为国家尽� 他一生辗转各方，铁肩担道义，为百姓奔走呼号，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通德律。
海瑞行事古板，怪僻而执拗，是官员眼中的难缠人物，但他也是很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在中国，传统哲学对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朱� 其影响是各个领域的，在艺术上，中国的画作往往是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具体的山石草木都有特定的抽象画法，中国人一看都知道是石头，外国人不一定看得明白。而西方写实的画作在中国却不多见。中国的戏曲也是同理，很多抽象的东西代表了具体的东西。比如拿个马鞭代表着骑了马，在台上转两圈代表着行了很多路程，几个人的打斗代表千军万马。这在西方也是不多见的。再有就是汉语。中国人讲汉语有很多虚无缥缈的话，以前问“你吃了吗”，其实不是在问你吃没吃，而是一种打招呼或者寒暄的方式。古诗，歌词等语言特点就更明显了。
外国的。诗、歌往往直白，很多诗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像大白话一样，索然无味，像西方很多史诗，简直就是像在讲故事了，有些东西很具体。而中国诗词则极少如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讲得既不是月亮也不是霜，而是在努力营造一种意境。还有服饰上，西方服饰贴合人身，裤子是双腿形状的，衣服是身体形状的，很具体，而中国服饰则是宽袍大袖。所以文化这个东西，真的是浑然一体的。
读史使人明智，初读《万历十五年》，心中总是愤慨万千，直至读完才明白一些其中内容，说懂只能是贻笑大方，如下只能称为一些个人心得。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从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再到万历皇帝、戚继光、海瑞到最后的李贽，这一段几乎在每章都有写到。本书以六个历史人物的失败来起笔，然后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来映照整个明朝的命运。帝国的灭亡在这一些已经注定好了结局，失去了最后扭转乾坤的最后机会。
此时，帝国经历了200多年的统治，文官集团已经达到了统治的巅峰，制度已经僵化，朝廷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而作为帝国的主宰万历皇帝 这一年万历皇帝即位已经15年，从9岁孩童，到如今正值盛年，终于有了清晰地感受，无能为力。这一年，张居正逝世已有5年，在这一个不需要丞相的时代，其人也是无可奈何。这一年申时行任首甫已有五年，依然用自己的“阴阳”之法来维持整个朝政的平衡。这一年万历皇帝才值24岁就已� 这一年一代清官海瑞溘然离世，坚守一生，却始终游离世界之外。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也走了，文武双全，却也逃不过这时代的轨迹。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 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tanwufubai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 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11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凡事不能看表面
首先介绍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作家。《万历十五年》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些制度与官僚集团中的一些事，就如书中所言，在万历十五年，对中国本土而言，没有发生格外显眼的事情，但就在这一年，中国步入衰亡。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重点，下面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先说皇帝，在平常人眼里，皇帝是天之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天下之人，莫非皇臣”，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朝越往后期，皇帝的自由是越来越少，皇帝立储、提拔人才甚至出游统统要受到文官集团的管制，以至于万历皇帝立储之事就拖了十几年。
万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朱常洛，一个叫朱常洵，常洛为长子，常洵为幼子，万历比较喜欢的是常洵，表面看来，立储之争完全是万历乱来，常洛既为长子，就理应为太子，若废常洛立常洵，谓之曰废长立幼，有悖伦常，亦易生乱。但凡事不能看表面，细想一下，常洛是否真的天生就有继位的权利呢？不一定。第一，明朝里皇帝儿子在受封之前均没有名义，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习惯，不是法规，当年的永乐皇帝就是逾越了他的两位哥哥登极的，第三，朱元璋规定，嫡子有继位的优先权，由此引申，子凭母贵，常洵的母亲的头衔是比常洛的母亲的头衔要高的，从这个看来，似乎常洵更有资格继位，第四，万历大可废后重立，立常洵的母亲为后，那么常洵继位也就理所当然了，但万历没有这样做，究竟是他不想这样做还是不能这样做，尚是未知之数，如此看来，立储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选谁的问题，而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矛盾了。
再说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我们不陌生，他是从万历小时候就作为首辅辅助皇帝的，至于首辅这个职位的权力来源，可参照本书或者《张居正传》。张居正在职期间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改革，其中有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条鞭法，还有土地丈量、官僚“年审”制度等。这些措施都牵涉到全国上下，但同时也触犯了文官集团，冒犯了明朝所推崇的“中庸”思想，从而导致了日后清算张居正运动。张居正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怕且不好说，他的措施是适合当时还是违反潮流，也很难讲。古人对张居正褒贬不一，而现在的人对他也是众说纷纭。
最后，说说海瑞。海瑞是一个清得不能再清的官僚，但他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我想，他犯了一个与张居正相似的错误：从表面看王朝。其实明朝从朱元璋开国到万历皇帝继位，已经210多年了，很多问题是从以前、从帝国的底层盘缠而起的，众多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海瑞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不和谐，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与其他官僚的关系。所以说，世界上最值钱的还是和谐两字。
未知事实，不能下判断；既知事实，也不能轻易下判断，不是局中人，无法看见局中关键，但若是局中人，就难免当局者迷。
《万历十五年》经过六个人物的不一样视角，以讲故事的方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年份。
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年仅23岁的万历皇帝执政的第15年，是元辅张居正去世的第5年，是首辅申时行上任“调剂折衷”的第4年，是海瑞和戚继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当年，是李贽削发为僧的前1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吞并各部始定国政、女真部族崛起，西班牙无敌舰队准备开征英国。
这些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抛开历史的线性发展，切开历史的横截面进行比较，这些事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作者看来，这“平平淡淡”的一年恰是历史的重点。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喜欢把自我代入到每一个主角中，抛开作为之后人的客观和理性，仅仅从“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做”这个角度来思考，结果十分惊人，大多数情景下“我”都无法做出第二种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举个例子，万历皇帝最出名的事情莫过于“三十年不上朝”，身为一个皇帝，这的确很失职，但当你了解到年轻时的万历也有过一腔热血，想要励精图治、治理国家，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的权力被官宦集团用道德礼仪完全约束，批奏折本只需要画红圈走个流程，甚至连选妃、立太子都不能自我做主，皇帝只是“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帝国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这个时候就能够知晓万历皇帝消极怠政的根本原因，而不仅
读历史类书籍的关键点在于，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在一个道德大于法制的社会里，人人重礼仪而轻实际，社会氛围虚伪矫饰，政治生态上下愚弄，人情之间黑色交易，规则与潜规则抵牾较量，而历史的惰性和惯性又让这些“癌症”延续至今。
身为一名国企员工，以个人愚见，国企归根到底仍旧是企业，当以效益为先，但我们的确有极小部分同志已然忘记了这一点，组小型团体，玩政治游戏，搞形式主义，路越走越歪。没有哪份工作是铁饭碗，公务员都已经试行合同聘任制，国企员工又岂能混日子玩心思，当你没能给企业带来效益的时候，面临的结果也只会是被淘汰出局。
努力工作，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效益高，反过来也会体此刻员工的福利待遇上，很多人把这件事搞反了，认为企业没有给到相应的福利待遇，就不认真对待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公司是一个平台，个人需要平台来体现价值，平台离开某一个人并不会有太多影响，请时刻认清自我的定位。
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坚定意识，端正态度，加强思想工作建设；身为国企员工，应当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认真完成分内之事；身为国企员工，应当志存高远，不断学习，适应企业发展脚步。工作，不仅仅是为企业工作，更是为自我工作，此刻走的每一步都会在个人履历上刻下浓厚一笔，期望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自我的履历，充满自信，不存遗憾。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两个极为相似的句子，没什么波澜壮阔，也没什么引人深思的道理，但是却传播极广。因为这两个相似的简单句子，精准到可悲地描述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这个绝大多数当然不只是包括我们，就算是远在明朝万历年间，乃至于更遥远年代的古人们，也依旧跳不出这个大多数。他们穷其一生所做的，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中，寻找一个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平衡点，以此慰藉自己，从而能在明朝混乱的官场中求得一席之地，而又不必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
万历年间的首辅申时行可以说是明朝多数官员的典型之一，这位在当时位极人臣权同宰相的大官，历经了各种风雨，从内阁的末尾爬到首辅的位置，期间艰辛不必赘述。按理来说，一个曾经高中状元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总该是个很威风的人，但是这位首辅跟他的前任，前前任，前前前任比起来，真是一点都不威风。而因为提拔他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在当时的名声已经臭了，因此这位首辅岂止是不威风，甚至是有点卑微。
申时行的历史风评不太好，他在位期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稀泥，而这也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看法，大家 但事实上，一位状元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能力？申时行虽然看上去没什么政绩，但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官场，他看得很透彻。至少这位任期达八年半之久的内阁首辅，对于当时多数官员的心理状态是了如指掌的。
申时行并非是一开始就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曾几何时，他也怀有打造一个“万历之治”的理想，但是受到皇帝无心礼教，满朝上下都只顾着打着道德理想的名号满足一己私欲的打击后，他的追求终于变成了最低限度的“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对于如何达到这个最低标准，申时行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即是官员的“阴阳”，“阳”指的是官员的理想，而“阴”则代指官员的私欲，放在现在，也就与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阴阳”同时存在，而不论通过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灭其中的任何一方。对官员们的本质做了如此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不能不说他对官员们的心理有很深的了解。他通过这个学说得出了一个结论，达到这个最低限度标准的手段，就是调和阴阳。表现出来，就成了“和稀泥”。
申时行的这种发现放在当时可真是一顶一的前卫，他敢于把这种东西说出来实在不失为一种勇气。他对官员的了解之深，无愧于他首辅的名号。应该说他其实发现了自己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最后，他的行为却变成了和稀泥，几近是单纯地去满足所有官员的私欲，或是将这种私欲引导向其他的地方。专注于“阴”而不能很好地发展“阳”，专注于眼前的苟且而最终忽略了诗和远方。使得他的行为只能是将隐患埋藏起来，留待他被迫卸任之后一并爆发，表面看起来他的任期风平浪静，但在水面下潜藏的暗流却在一天天地积蓄力量，等待着有一天闹个天翻地覆。
申时行自己并不自知，确实，当时看上去他很好地调和了阴阳，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了所有人都喜欢的一个完美的平衡，他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能躺在自己的“远方”自我陶醉。可我们后人再看历史，细细思索，他的卸任，如何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呢？
申时行的例子，其实可以套用在当时的很多官员身上，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将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认为自己站在大义的一边，站在仁义道德的一边，享受着到达“远方”所带来的愉悦。他们没有想过，“远方”真的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吗？“远方”真的是可以到达的吗？可惜，申时行本来已经站在了突破这个温柔乡的门槛边上。
申时行代表着蒙蔽自己的大多数。虽然连首辅都沉浸在看似是“远方”的“眼前”之中，但当时的明朝官场或许并不是没有人做到在“远方”和“眼前”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合适的关系。
这个人是个十分出名的民族英雄，那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
对戚继光的记载其实是毁誉参半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把戚继光描写成一个完人，但其实仅论操行，岂止远比不上海瑞这样的清官，就算是一般的普通官员（明朝官俸微薄到养不起家，官员弄一点化外收入养家糊口无可厚非）他也比不上。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求得生存，戚继光会给那时的首辅张居正送礼，礼物应该是很贵重，就算是平时生活比较奢华的张居正也不好意思收太多，象征性地拿一点，然后剩下的还给戚继光，由此恐怕能够很轻易地想象出礼物的贵重程度。稍微了解明朝的人都应该知道，明朝的俸禄低得令人发指，那么如此贵重的礼物从哪里来的，似乎就无需多言了。
戚继光贪了这么多，我们后世还依然把他看做民族英雄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一当然是因为他南灭倭寇，北御鞑靼，战功彪炳，其二则是他虽然贪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贪墨的其中一部分实属必要，使他的过错显得小了一点。戚继光在成为总兵的过程中，张居正可谓是如日中天，国家大事虽然有张居正处理，但是在很多地方依然是乌烟瘴气。例如张居正并不反对送礼，其他的官员都送礼，就你戚继光不送，难道是不想要乌纱帽了吗？还是嫌弃自己官阶太高想要低一点？当时的'中国，将才很少，几个总兵中能顶用的很少，这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倭寇和鞑靼不会威胁到民众，那么送一些礼物来保证才能充足的发挥空间就情有可原了。而事实上，有了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确实更好的保卫了边关，而同时又没有利用张居正的信任而谋更多的私利，由此可见，戚继光即使存有一些合理的私欲，其理想是一直不变的，那就是保护民众的安全。这个才是申时行所推崇的阴阳调和，保存部分无伤大雅的私欲的同时，行正义之事。
在当时紧急的军事环境下，内部的一些诸如贪墨之类的事情便显得小了，实在是火烧眉毛。当然，戚继光本人确实可能存有贪墨之心，在这里也并没有为贪墨这一行为辩护，但是史书记载他不事私蓄，那么真实目的到底如何，因为史书中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语，也就显得不甚清楚，因此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假如我以上的论断还是正确的，戚继光贪污的缘由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行为就还可以原谅。而这就显示出一个在当时环境中的平衡点，也是戚继光可能相信的理论：眼前不得不行的苟且，都是为了远方的诗和光明。在迫不得已之时，为了达到真正的“远方”，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之下，便应该妥协于眼前的苟且，但与此同时，自己的眼睛应该一直看着那个可望不可即的远方，并且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妥协都有其意义，同时危害最小。
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实在太远了。人既然生存在天和地之间，自然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与其让一个时代出一两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剩下的全是市井小民，不如每个人都能达到一个更加简单的标准，让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一点私欲，而大体上行正义之事。我们普罗大众，虽然要向着“远方”不懈前进，但也不该对眼前的苟且过分苛责，以至于被自己加诸的苦难折磨，从而只知道抱怨眼前，失去向“远方”前进的动力。
假设能够做到存私欲行义事，可能就达到孔子所谓的“仁”了吧。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也是他的代表作。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揭示出了明朝虽然当时国力强盛，但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
有评论说：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
通读下来，戚继光给我的印象最深。后来又读了有关戚继光的其它史料，感觉戚继光虽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但他也并非刚正不阿，也惧内，也和当朝首辅张居正拉关系。总之，人无完人。英雄也是一个平常的人。
历史是一面铜镜，但遗憾的是，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着，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真是好喜欢这本书，相见恨晚。
合上书本才知道，曾经学过的那种固话了的历史教科书原来那么的扁平。比如万历皇帝，在我原来的认知中他只是个非常平庸的皇帝，甚至没有什么影视作品愿意去阐述他的故事。
读过《万历十五年》才明白，在万历皇帝的平庸之下，是他对自己身份的无奈和痛苦。皇帝在体制中逐渐成了一种象征，他的身份带给他的限制完全不少于任何一个普通人。他甚至不能根据自己的心意去立储，正是意识到了自己只是这强大体制中的一个象征，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只能消极怠工，这是他反抗的一种方式。而和皇帝对立的文官集团，他们信仰道德礼教，相信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礼法，而在皇帝“无为”的统治之下，他们一腔热血毫无用武之地。皇帝和文官之间长久的博弈，使得矛盾日渐加深，最�
另外还有张居正和戚继光，他们是那个时代中璀璨夺目的人，就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他们有造反的能力，但没有造反的心思。但是这种能力终究是让人忌惮的，因此他们最终也是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只能感叹一句“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末了”。还有海瑞，以前他给我的映像就是个十全十美的清官、完人，然而真正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海瑞的局限，真的有点可怜，不合时宜地想要以一己之力去撼动体制，但最� 李贽就更复杂了，我大概还要去多看一些书才能真正读懂他。
最终，黄仁宇先生这本书里的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但在个人之上还有体制，体制之上还有更大的命运，人们身处其中无力反抗，造成了本朝巨大的历史遗憾。所以，作者提出了自己大历史观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所以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朝代中，皇帝和官员只能以圣贤的“道德”标准去行事，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压力之下，每个人或多或少地活成了自己身份的象征，而非有血有肉的灵魂，于是大家被禁锢的姿态都显得异常绝望。
早就耳闻过<万历十五年>，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好书呢！然而本人才识短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不甚感兴趣，终日只做些个打发时间的无聊之事，并无意志能够沉下心来拜读大作。近日，机缘巧合，我终于有幸能够跟着黄仁宇先生一起去走向那个年代，用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中的人物。不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也然世之传言--这着实是一本能够并已经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好书。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 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 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开拓眼界，发人深省，虽一家之言，却是高屋建瓴。《万历十五年》的作者以万历写封建皇权与相权的对立，以张居正申时行写文官集团的统治法，以海瑞写土地制度与经济，以戚继光写军事，以李贽写思想哲学，构思十分巧妙。万历十五年，是千百年来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天朝的缩影。
对发展生产力缺乏兴趣的统治者，饱读诗书的文人集团控制了朝廷，皇帝更像是背锅的吉祥物。治理目标仅仅是百姓能填饱肚子不造反，经济上重农抑商，军事上重文轻武，以德治代替法制，造成律令与实际的脱节，重公平轻效率推崇集体抹杀个性，当然这个公平指的还是封建礼教中的“公平”。无论是励精图治的万历还是懒惰怠政的万历，无论是大刀阔斧改革的张居正，是老成持重和的一手好稀泥的申时行，是清正廉洁活在教科书中的道德楷模海瑞同志，是大胆创新搞军事改革的戚继光俞大猷，还是思想界的离经叛道的李贽，他们都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向灭亡。
读来苦闷哀惋，但依旧乐此不疲，连着读了两遍，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书，百闻不如一读。另外，由于对西方制度不甚理解，作者写的尾声太高端暂时还消化不了，会再来拜读的。
提笔即是练字时，写下即永恒！
看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后，让我又重新认识了历史。
全书共分七章，分别写了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同时，也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如皇帝与群臣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等等。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
《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中，作者认识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这次墨迹到现在才来写读后感，着实因为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下一本书读完才来写上一本书的想法。中间这段时间脑海里总是偶尔浮现出来关于上一本书的想法，有时候会记下来，有时候就忘记了，下面说说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篇，阅读大概需3分钟）
这又是我第一次没看完，回头补的书。万历十五年大的框架是从经济上来贯穿全书，小的则是见微知著，从关键人物抉择一窥当时大明王朝的时代命运。说实话只是从本书实在是无法全面评价这几个人。
本书实在是字字珠玑，两个多小时内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实在是没有资格评价这几位人物。每个人物都极其复杂。
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是万历年间影响最深远的人物，这个时间王阳明已经去世，留下了心学学派，后面李贽也受其影响，党争也由此开始。申时行在张居正之后继承首辅出任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在万历和文官集团中间和稀泥，此时张居正已死，政策已废除大部分。戚继光自称张居正门下走狗，得张居正支持创建戚家军，戚家军自成一派。海瑞抬棺进谏万历，后被贬。李贽削发，著书，最后死在狱中。
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成书，每个人物又极其有代表性。以我们上帝视角来看，所有的人物都受儒家哲学思想影响，无法超越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不幸的。万历被礼教道德约束，事事无法得偿如愿；张居正权倾朝野，抱负未尽，死后经营大部分付之流水。申时行践行中庸之道却招文官集团唾弃。戚继光被称为孤独的将领。李贽焚书与藏书自相冲突，惨淡收场。
作者用极其冷酷的语言诉说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在作者大历史史观下，大明王朝上层奉行儒家哲学以道德礼教约束人们，以人治代替法治。上层中庸之道、中层道德腐化、下层土地兼并，整个大明王朝已走向没落。
末尾作者提到了一国两制，写本段话时正值港乱，说明一国两制也不是万能的，要� 所谓合作共赢是发展的基石。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本书用作者自我的话来说，能够算是“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元辅张居正、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六个人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书中侧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个人原因能够解释，而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种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导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 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历史就是这样的神奇，透过历史能读懂未来。历史总是在创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历史，由不一样的人去描述，就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不一样的人发现的细节不一样，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样。《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绝对大多数的人都穿了件绚丽的外衣，那就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来满足自我的私欲。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能够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研究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能够用于治国，孝能够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能够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