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这时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优秀3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前一章写万历皇帝，黄仁宇描绘的其中的繁文缛节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看的梦工厂动画《功夫熊猫感恩节特辑》。
这样的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之所以在我脑子里形成诡异的联系，全然要归功于其中对中国古代礼节的刻画。万历中皇帝的早朝制度，还有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奇怪的亲情表达，（不是通过亲切的语言，而是请学士写文章，并诵读）这些甚至有些可笑的礼仪表达，阻碍了情感的`传递，就像功夫熊猫里的武侠大会上各种礼节，各种严肃怎么也抵不过在家里吃面条的温馨。
过分的礼仪有时是一种灾难，尽管作为表象的礼仪在现实里世界所表达的内核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反应等级，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在社会上仍然蔓延，具体有如把老人折磨得不行的被志愿服务等。因此从古到今，无论是外国人看我们，还是国人看自己的这种形式化礼仪，是不是应该有所改观。 万历后篇，有关于张居正经济方面的变法，以及戚继光在军事方面试图进行的改革通通失败，不得不让人联系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朝竭力维护的体制，一个要求思想同质化，毫无异端声音的体制。这种体制总归是要维护皇权。另外，思想上同质化的延续，导致了今日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孩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少想象力的一类人。这样的联系看似无稽之谈，无可考证，但我相信事情的形成还是有历史根源的。 关于对历史的态度，请允许我胡言乱语几句。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但太依赖历史，会让人难以畅想未来。就像电影产业一样，当中国人执着于拍摄武侠大片时，美国人已经用《阿凡达》《盗梦空间》来阐释未来的样子，没有历史便创造未来，在贫瘠时反而能造就更好的创意，国人应该多一点忧虑意识吧。
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上是稀松平常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大事发生，一切都如帝国既定的设想一般，严丝合缝地运转着。
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全部出动征英，一个新的时代正拉开帷幕。
何以明朝在这样的洪流中停下了脚步，致使后来几百年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风雨中色厉内荏，摇摇欲坠呢？黄仁宇写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满创造力却囿于高墙之内，心灰意冷转而不问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极人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却中道身故的首辅；一位刚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终调任闲职无法施展的官员；一位革新战术大胜敌人，却最终失势淡出政治的大将；一位言行出格超脱时代，以自我牺牲结束生命的文人。
当我们还相信依靠个人天赋和努力能人定胜天的时候，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击碎了有关这个朝代的幻梦。励精图治与耽于声色，克己奉公与徇私舞弊，推陈出新与墨守成规，并没有结局上的区别。这并非能够怪罪到个体的身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在歌舞升平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尽头。
一个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团为核心，在经济上则以小农经济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作为指导，以道德作为最高准则，对于法度则轻描淡写，甚至依赖宗教和神秘的力量来维护社会机构的运作，集体无意识的阴影笼罩在这个王朝的上空。
在这样的模式下，维护稳定是最重要的事。为此，这个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帝国，秉持着惯有的习性，亦步亦趋地遵守礼仪，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惊惧新的技术和新的法则。
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四海升平的万历十五年，暗流已经在潜层涌动。从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书立说的异端，他们的生命走到这一年交织在一起打了一个结，往后再延续也受到这个结的影响，大历史亦如是。
读历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为鉴。太阳底下无新事，怕只怕当局人眼前迷雾重重。自勉。
PS：怎么说，《万历十五年》我看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是中间断层太久，也可能是对明史不熟悉，看完竟说不出什么来，希望下次重看的时候会有所进步吧。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明白。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礼貌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明白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构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够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构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潜质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能够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潜质解当地的疑难；二来能够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证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正因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正因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