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鲁迅生平简介【最新4篇】，如果对您有一些参考与帮助，请分享给最好的朋友。
关键词：电影；兽性；探险；启蒙
笔者在整理鲁迅的观影记录时发现从1934年12月23日起频繁出现类似“同广平携海婴”的语句，发现鲁迅先后带海婴观看电影33部，有明确片名记录的28部，不明的5部。可见鲁迅在用看电影的方式教育海婴。在这30多部影片中，动物题材的占了不少，有《泰山情侣》、《兽国寻尸记》、《万兽女王》等，这类片子场景宏大、叙事简单，视觉感强。为什么鲁迅尤为青睐这类影片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它们能引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继续深入思考。
鲁迅曾谈及中国人的性子，“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①中国人的本性为不争、不抗，尤其到了近代，“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②中国人骨子里对世界所持的近乎漠视的处事态度让鲁迅觉得此种国民性乃为危险的存在，必须要改正。20世纪初的中国人，如一只养尊处优的羊，只有在羊群里才敢抬起它那高贵的头，可一旦遇到凶猛些的动物，便低下了头。鲁迅批判这种卑怯的国民性格，指出它将会使民族走向灭亡。他摇旗高唱，“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通过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鲁迅认识到“兽性”对于健全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为了锻炼儿子的“兽性”气质，他带着他去看动物题材的电影，影片中的动物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却又比人更纯粹、更直接、更团结、更友爱、更有力量，也更具备“兽性”。虽然这些影片对一个大人来说“没甚意义，却也可以窥见艺术家的心灵的表现，是把人事和动物联系起来，也架空，也颇合理想，是很值得看的。”③影片对孩子来说，是个异于现实生活的“桃花源”。鲁迅很看重这种释放的自然空间，在1929年5月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他谈到对于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成长环境的选择意见，说：“午前，我就告知母亲，说八月间，我们要有小白象了……不过，我并不愿意小白象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这里并无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事实证明，海婴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鲁迅并没有把他送到北平母亲那里，可见鲁迅对孩子成长环境问题是非常重视的。的确，上海有雅俗共赏的文化，有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鲁迅可以带着海婴到电影院去感受广阔的天地。所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作人。”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实践的吧。
探险类影片因其紧凑而惊险的剧情最令鲁迅喜爱，因为生活中的他就是一个资深的探险家。许广平曾这样描述爱探险的鲁迅，“愈是空气紧，他愈是在家里坐不住，几乎每天都到外而走一次，这个脾气，也许可以说是人类的冒险性，不甘压迫性罢。……鲁迅先生那时的心情也许如此的罢，愈是压迫、愈要出去，宁可多花费些，坐汽车，坐‘花楼’。”⑤他不仅是“怒向刀丛觅小诗”，而且还“怒向刀丛觅电影”了。1933年，苏联影片《生路》在上海大戏院公映，鲁迅夫妇便去该影院看了夜场。当时的上海，正是高压统治阶段，政府对传播革命思想的苏联影片，不仅限制放映的影院，而且在上海大戏院内外密布便衣警察，前来观看的左翼文化人士在散场时往往会莫名其妙地“失踪”。可以说鲁迅是冒着危险去观影的，而不懂事的海婴正是在年幼的年纪跟着父亲经历了一次次真正的探险。1936年10曰9日，朋友送给鲁迅一张《复仇艳遇》优待券，第二天，夫妇就带着海婴前往观看了。这部电影是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原著改编的故事片，是鲁迅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影片改编得较为成功。原小说中没有写地主特罗古意洛夫的死，而在影片中地主却被农奴打死了，鲁迅说“如果没有那一枪，恐怕要不舒服的，可见恶有恶报的办法有时候也非用不可……”⑥
鲁迅带着海婴穿梭于银幕间，先后观看了根据斯蒂文森探宝小说改编的《金银岛》、探险家弗兰克・勃克亲自拍摄的纪录性探险片《龙潭虎穴》、《海底探险》等几部影片。爷俩儿穿梭于非洲、北极、南极、马来半岛丛林、南美、海底世界，感受了异域的奇迹，年幼的海婴“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从银幕上得到的探险，很快地被海婴运用到实践中，他拼积木、拆留声机，鲁迅对这些捣乱的行为从来没有制止。因为他“理解也更珍惜珍惜儿童时代求得的心情，以他小时候的经验，教训过他，总多给他好处。”⑦鲁迅对海婴完全“放任自流”，小心地保存着孩子的天性。他曾这样介绍海婴，“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言语之中，对自己悖逆祖宗的行为感到自豪，并希望孩子也能继承这种“破坏性”。于是，年幼的海婴有种冲破骨子的勇气，“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作为父亲的鲁迅诚恳地接受孩子的意见和批评。可这样的迁就却引起了别人的讥诮，说鲁迅太宠孩子，鲁迅便写了《答客诮》一诗回击他们：“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就鲁迅所处的时代而言，教育的方式和内涵还相对单一，电影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的教育作用远未得到重视，而鲁迅则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该问题，并且采用这种教育方式培养海婴的认知能力。他说，“普通知识的灌输，并不斤斤于书本的研究。随时随地常识的晓谕譬解，便中有时对于电影的教育，也在娱乐中采得学识的一种办法。”⑧在教导孩子方面，他始终凭着指导者、协商者身份，细心劝说，而不是残酷地命令，他为下一代辟出了新路，让孩子自由地奔跑。
注解：
①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3页。
②同①
③同③
④鲁迅：《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00页。
⑤同⑤
⑥胡风：《悲痛的告别》，《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后期弟子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页。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开始，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入鲁迅作品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入选的数量和篇目不断发生变化，但不争的事实是，鲁迅的作品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头戏。而从2001年实施高中新课改，对鲁迅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争议之声又多了起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大撤退”成为学界与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如何看待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变迁，在教学实践中讲授鲁迅作品应坚持怎样的立场，如何处理鲁迅作品的时代性与超越性问题呢？
一、勿将鲁迅作品的价值与其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数量简单挂钩
衡量一个作家作品的价值，有很多的标准与原则，并且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具体的甚至巨大的差异。远的不说，仅就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言，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曾发生多次变迁，从启蒙到救亡，从“人的文学”到工农兵的“大众的文学”，对作家、对作品的评价标准大相径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定是无法把握、漂浮不定的，如真是那样，又何来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名篇。事实上，穿透历史、时代的尘埃，衡量文学作品最终的依据还是作品本身是否能传达出先进、深邃的思想，是否具有富于创造力的、优美的语言形式，是否能够打动、震撼作品的接受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真正经典优秀的作品正是依靠这些超越时空的特质在读者与批评者中源远流传的。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及入选作品数量多少能否成为衡量鲁迅作品价值依据呢？当然不能。一国之中学语文教育事关国民素质与思想政治导向之基，其教材选择当然要慎之又慎，但其标准却与文学作品流传的价值标准并不相同，而是一种基于“教育功利性”基础上的决定，即要服从于教育的政治目的、思想标准并考虑到教育手段的落实（便于教育）。因而，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品应该是兼顾上述原则的典范例文，而若以文学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入选文章也不一定是真正最好的文章，换言之，入选的作品不一定比未入选的作品优秀。事实上，这些年来许多入选中小学教材的作家作品在学界都出现了争议。而具体到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变化，亦是如此，我们不能说鲁迅入选的作品就比鲁迅其他未入选的作品优秀，而要从不同时代的教育背景、教学需要中找原因；我们也不能认为鲁迅作品的优秀与伟大在于其一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且数量多，而只能把这种现象看作鲁迅作品价值的一种体现与参考。同理，我们也没理由把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数量看作是时代对鲁迅价值的认定，这不足为定。鲁迅作品的魅力与伟大，在于其对国民性深邃的洞察与表现，在于其“绝望”哲学的现代性思考，在于其语言形式的精炼与探索，这些都不会随一时、一事而改变的。而且，很耐人寻味的是，鲁迅自己认为自己的作品“黑暗”，希望它们“早朽”，更不愿成为教材选文。因此，对于鲁迅作品在中学教材中的变迁，特别是近年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变少的情况，应该有客观、理性的认知：其一，其中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政策与教育情况变化的结果，可以从今天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讨论，数量多不见得就是鲁迅传播的好事，篇目选择得当和教学处理深入才是关键，而且这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而简单地将教材减少鲁迅作品等同蓄意降低鲁迅的文学地位、否定鲁迅作品价值，甚至据此大鸣大论，似乎失之偏颇、考虑不周；其二，对于以之为论，借机泼鲁迅脏水的人，则不能不提防其险恶用心，为博出位，抑或是求新立异，先生作品里对此类人等的嘴脸早有摹画。其三，最重要的是，要静下心思琢磨琢磨，在中学教学甚至是大学教学实践中，如何引导学生真正地走近鲁迅、读懂鲁迅。
二、改变长期的“神化——异化”的鲁迅传播方式，引导学生以“作者——读者”的平等立场走近鲁迅
鲁迅作品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且一直是教学、考试的重点，按理说应该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教学经验，然而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是经验，而是成见：鲁迅的作品晦涩、难懂，批判性强、时代性强，成为相当一部分师生对鲁迅作品的印象，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苍白地围绕揭露、批判封建主义展开。其结果就是很多的学生甚至老师对学习鲁迅作品都发憷，都不喜欢学习鲁迅作品的课文。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样的，这当然与鲁迅作品思想深邃、富于特色的语言有关，但更主要是源于长期以来基于政治原因、教育目的对鲁迅神化而导致对其作品的误读。一方面，主流声音给予鲁迅及其作品高度的评价，诸如“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魂”等等称号不一而足，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圣坛的位置，鲁迅所批判的必然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对鲁迅作品则进行预设的、反封建性的苍白空洞的宣讲，再深入些的是对其进行时代背景下的解读，而缺乏对鲁迅作品深入地真切地阅读体验与独立思考，更谈不上对鲁迅作品艺术美及其哲学思想的充分体悟与把握。可以想见，这样处理下的鲁迅作品如何能对青春年少、充满梦想的青少年产生魅力，而且随着近年多元文化语境的建立，人们开始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人与事，一些与鲁迅论战或遭鲁迅抨击的历史人物开始以别样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温和、复苏的阶段，这都使得不少人开始有意无意间在只言片语中找寻鲁迅的缺陷与错误，形成对鲁迅其人其作的深一层误读。初高中生是祖国的未来，这种误读不仅仅影响他们个人的学业与成长，进而可能改变鲁迅作品在我们整个民族中传播与接受的流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学教材在选择与处理鲁迅作品应该更加慎重。首先，应该尽量剔除政治因素与标准，选择那些富于哲思和艺术美的作品，把鲁迅的真正的文学佳作提供给中学课堂，而非简单地看数量的多少，选择不当，数量的多倒会适得其反，加深鲁迅作品与初高中生的隔膜。第二，教师应该有意地排除之前主流声音对鲁迅的评价与认定，把鲁迅请下神坛，并适当寻找教材之外的材料提供给学生，通过不带任何预设观念的阅读，从一个普通人、一个作家的角度给学生介绍一个全面的、人性的鲁迅，引导学生切身体悟鲁迅作品的深邃与魅力，让学生与鲁迅建立平等的作者与读者关系，使学生能够以自己的第一感觉接触鲁迅、理解鲁迅，这不仅是还学生以读者的权利与自由，也是对鲁迅及其精神真正的尊重与传承。事实上，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进行改革，对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进行了删减、调整，但在选读本中大幅增加了鲁迅作品的数量与范围，这种变化正体现和切合了今日鲁迅传播、接受的正确方向。
鲁迅后期在上海的九年间，完全成了一个以“爬格子”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这些收入占他生平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由先前的公职人员到自由职业者，在这过程中有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鲁迅以法律方式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向北新书局追索版税之争。
但1929年前后，鲁迅和书局出版商两方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这场剧烈争端一直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的。事后，鲁迅和有关人士都没有著文评述这场严重争端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过程，只是偶尔透露过一鳞半爪。例如鲁迅在跟林语堂“相得复疏离”的关系中，只隐约提到几句罢了。鲁迅去世后，只有此事的见证人之一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一文中作了几百字的简述。但语焉不详，知者甚少。
这场爆发于1929年8月的鲁迅著作权争端，究竟牵涉到多少钱呢？根据我对于“鲁迅经济状况”的多年研究，从20～30年代鲁迅著述应得的版税、稿酬、编辑费核算，再参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鲁迅在这场争端之后共得到国币2万多圆（合今人民币70万元）。这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40％，或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这场争端，对于鲁迅一生说来，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
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后的好几年里，投稿都是无私奉献的。当时，鲁迅担任教育部公务员已经有了丰厚收入，所以并未计较过稿酬。据我研究的结果，一直到1923年，《鲁迅日记》才初次出现他领取版税和稿费的记录。1924年，鲁迅生活中开始有了一个大转变。这年他的经济来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他写作和兼课的收入共占59％，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状况说来，鲁迅进入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过程。
当时鲁迅并没有把主要著作如《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一类大出版社去印行，而是委托给自己信任并扶植的北新书局。郁达夫回忆说：“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周作人) 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李小峰一生的主要业绩，就是跟孙伏园一起经手办理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等著述译书的出版业务。此后在鲁迅等人的支持帮助下，于1925年3月在北京市创办北新书店，出版《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并编印新文学书籍以及《语丝》、《奔流》等刊物。他是20～30年代我国著名的出版商之一。
我查阅《鲁迅日记》，从1923年起，鲁迅和李小峰的见面、通信、联系，在14年间总共达到704次之多。平均每年50次，即大约每周一次。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些联系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题。《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典型文字记载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及编辑费若干圆。
1926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是940圆(合今人民币33000元)。1927年降低到470圆(合今16000多元)，据说还因为汇款不便而拖欠。这两学期鲁迅南下，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高，所以并未介意。1928年鲁迅到上海后，没有继续任教，下决心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完全依靠“爬格子”谋生。他交给北新印行的著作已经增加到9部，销路也很好。他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报酬本应该大幅度提高。但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比例仍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察觉北新书局的账目很不对头，开始一项一项算细账，并且约见知情者了解实际情况。他明白了：几年以来，北新书局确实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两万多圆，而已经支付的只有几千圆。从1929年7月以后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他与文友们频繁商议的蛛丝马迹。8月12日，他写信宣布停止编辑《奔流》杂志，并且访问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法的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
仔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简略记载，并与这一阶段亲友们的有关书信、回忆录相对照，可以看出：从8月12日到25日的两个星期里，鲁迅每天都为版税之事奔忙。律师杨铿依据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建议庭外和解。鲁迅和北新书局双方都表示同意。
北新书局承认确实拖欠了鲁迅应得的大笔款项。在律师参与之下，按原订合同20％的版税率一笔一笔计算后，双方核实了数额明确无误。按照证人章川岛的说法，“共欠债两万”(见同年9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证人郁达夫的回忆，“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圆了”(引自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这就为争端的解决打下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但李小峰方面解释了拖欠版税的缘由：北新书局在北京的总部被北洋军阀查封，不得不迁移上海，损失很大；暂时挪用了若干款项进行投资，保证追回；又因资金周转不畅，请予延缓期限，在一年内分批逐步偿还，等等，并再三表示道歉。有证人在场，经过律师依照《著作权施行细则》进行反复调解，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
（1）北新书局把图书的印刷纸版交回鲁迅（由郁达夫、章川岛作证）；
（2）北新书局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分11个月内结清（由杨律师经手）；
（3）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实行印书证制。
协议第一项于8月28日执行；协议第二项于此后分期执行，北新书局在本年剩下的四个月内将历年所欠的旧债务大约8300圆（合今29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1万多圆（合今40多万元），占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根据《鲁迅日记》折算，鲁迅前后共支付给杨铿律师手续费5%。
由于这次争端的顺利解决，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小峰负责，例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
依据当时《著作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北新书局和作者签署了协议，鲁迅著作从1929年9月起，必须贴上“印书证”，或者叫做“版税印花”。当时这种保护著作权的方式是：鲁迅在收到书局的版税以后，按照实际印数将自己设计和专门印制的“鲁迅印书证”（印花）――通常是盖有鲁迅某一专用印鉴的方纸片――交给书局，贴在图书的版权页指定位置上，该书才能出售。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出版者实报印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杜绝盗版。不仅保护了作者的权益，而且也保护了书商的利益。中国20～40年代的图书，每次印数通常为一两千册，所以粘贴“版税印花”还比较方便。到50年代以后图书每次印数大量增加，就显得很麻烦，必须改革了。这是后话。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20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我建议，以当事人和证人之闻名、以涉及金额之巨大、以调解方式之成功、以历史意义之深远，应该将此案例写入中国现代著作权史和大学政法专业教科书。
鲁迅是文学家，也是编辑家与出版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服务意识是鲁迅编辑出版理念的核心，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是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灵魂，由此实现了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示范性，对于今天的编辑出版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界有一奇特现象，那就是其时的著名作家普遍与出版业建立了密切的亲缘关系，自身往往就是出版家与编辑家，基本上主导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方向。对出版物与出版业来说，五四作家的参与强化了出版物与出版业对时代思潮的呼应，为其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
编辑出版活动具有精神文化建构的功能，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借助了出版物这一特殊的知识载体，凝聚社会的向心力，推动时代的发展。五四是新旧文化转型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编辑出版目标的实现。从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看，无论是创办报刊，还是出版书籍，同样注重于思想启蒙、文化重建、批判专制和改造社会，这与他的救国理念是一致的。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注入了自己“为人生”的价值观和“力之美”的美学观，为了这一目标，他自觉“遵命”――“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无论是留日时期还是《新青年》时期抑或是30年代，鲁迅始终不遗余力于改造国民性或曰“首在立人”,在他看来此乃“生存两间，角逐列国”的根本〔2〕;同时“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他对文化传播中所谓“三气”(洋场气、商人气、流氓气)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憎恶读后使人意志消沉的作品”〔5〕,想借助报刊物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的东西〔6〕386。诚如叶圣陶所说，鲁迅毕生致力于编辑工作“主旨惟在益人” 。
鲁迅自1907年在日本创办文艺期刊《新生》开始，先后编过9种刊物，编辑出版及参与编辑出版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40种。从创办报刊到出版书籍，无不为了在一个“民声寂寥、群志幽s”的社会氛围中，打造一个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以“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尽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7〕,为奋斗着的青年“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食粮”,使他们不再感到孤独与无助。
在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文化重建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非常重视报刊界出版界应发挥的作用。他们奉行“君子谋道”的文化理念，追求启蒙救亡的社会理想，在编辑出版实践中时刻牢记对人生负责、对大众负责、对民族负责，服务社会绝非一句空话。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呈现出一个思想家的特质，可以说真正起到了开启民智、改造社会、推动时代的巨大作用。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作品的面世，一位作家的诞生，甚至一个流派的兴衰，都与编辑出版行为密切相关。编辑出版实践是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内容，他对写作的甘苦、发表的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正因为如此，才能发自内心地理解和体谅作者，坚持不拘门户以质取文，全心全意服务作者。编辑的根本能力是鉴赏与发现，做的是“补丁”工作。人们常用“为他人作嫁衣裳”,来形容这种“补丁”――奉献精神。用鲁迅的话说，即“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异木”。
臧克家在《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一文中，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分成三大类：“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二是绍介外国――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特别注意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8〕臧克家这个分析对鲁迅是十分恰切的。从编辑出版实践看，鲁迅不是简单地挂个名号，大到刊物的创办、出版机构的运营、稿件的组织、乃至垫付出版费用，小到书刊的装帧、版式的设计、插图的选用、文字的校对、广告词的撰写，总是事必躬亲勉力而为。尤其在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上，更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鲁迅对“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深有感触〔9〕。这成为他帮助成立未名社的重要动因，在未名社的六个成员中，除了鲁迅，其余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都是文学青年。鲁迅还自觉把培养新进作家作为自己和“左联”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10〕他告诫青年：“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11〕他希望青年“跨过那个站着的前人”,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2〕。鲁迅对文学青年有求必应，一生接待来访青年数以百计，亲笔复信就更多了，从《鲁迅全集》看，给曹靖华一人的就多达84封。他与茅盾一起编辑的《草鞋脚》,收入了丁玲、蒋光赤等青年作家的作品，编辑《乌合丛书》,收入的大多数是青年作者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看稿子极仔细，甚至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都不放过。老舍说：“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13〕
当时出版印刷条件相当困难，鲁迅为了多发一些好作品、多出一些好书，花费了大量心血。鲁迅对稿件取舍非常严格，“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14〕,不仅是他的基本创作原则，也是他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经他处理的稿件，修改之处勾划清楚，无不字迹工整，格式标准，“甚至每一个出典，必详查细考而注明”〔15〕。他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容纳肯定与自己文学取向不太一致的作者。淦女士(冯沅君)与白薇都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鲁迅将淦女士的《卷》编入“乌合丛书”,而在《奔流》上连续刊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炸弹与征鸟》。这些作品都成为她们的代表作。即便是有过分歧有过矛盾的人，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凌叔华的丈夫陈源非常反感和轻蔑，但鲁迅依然选入凌叔华的《绣枕》,并给予较高评价。鲁迅一生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处理稿件上了，他看稿改稿、编排校对极其仔细认真，甚至于字排得正不正，版画是否歪斜，天头地脚整不整齐，也毫不苟且。他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16〕195。
作家与编辑构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既彼此依傍，也会有龃龉抑或对立。海明威与麦克斯威尔・帕金斯之间的关系，一向被称为美国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章。在他们的通信集《惟一可以算数的东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虽有激烈的争论，但正是这真诚的争论使一代大文豪和一个著名编辑的友谊牢不可破。鲁迅从不放弃为人为文的原则，而又能尊重作者的劳动，成为作者的知音和作品的“伯乐”,不计得失地为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服务，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作家与编辑的真诚关系。
三
没有读者就没有报刊，没有出版业。服务读者是编辑职业意识的关键。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最终要落在服务读者上。我国古代文学家文论家主张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这实际上是从“传播”即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在鲁迅看来，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始终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或许正是作家与编辑这双重身份，鲁迅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认真对待读者，自觉以读者为本，真正将读者利益作为第一要务，并贯穿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关于这一点许广平感触很深：“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17〕52―53可以说，服务读者是鲁迅不变的情怀。
鲁迅首先关注读者定位，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是否能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鲁迅知道其时出版界“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创造精神”。他办报刊讲究创意，专号、特辑、副刊、征文、评奖……各种活动应有尽有。鲁迅期待的(理想)读者是偏重于认知、教育或审美型的读者，或者说是阅读、理解、欣赏他所编书刊的读者，而非娱乐型、消闲型的读者。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曾提及鲁迅的这种读者意识，以为《译文》只是供给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鲁迅主张刊物应有个性，不可雷同化。他会根据不同的读者群有针对性地调整办刊和出版策略，努力形成独具的特色。例如《语丝》的无所顾忌任意而谈，《莽原》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无不显出刊物的鲜明个性。“可靠”和“有益”是他一再强调和坚持的编辑出版立场，从而保证了报刊和出版物的质量，形成了报刊和出版物的深度影响力。
鲁迅总能以“一种无我心情”替读者着想，设身处地为读者服务。鲁迅对出版界“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的现状〔18〕,给予了无情批评，把没有好书归咎于“书坊专为牟利”。鲁迅对图书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自己宁愿亏损也要印制装订较好的书刊给读者。他编辑出版的图书大致有三类，一是新文学作品，二是中国古籍，三是译作。《嵇康集》校勘的态度非常严谨，自1913年从明吴宽丛书堂抄本辑录此书，到1931年该书完稿，共校勘了10遍，历时18年，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参与创办《奔流》、《译文》、《世界文化》,一贯秉持谨严的翻译原则。他说：“我在过去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19〕至于新文学作品，从选题到印刷成书更是呕心沥血。
鲁迅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另一方面鄙夷那种浮夸、虚假的广告。他所拟写的出版广告中，都明确地标示出书刊的价格，标示书刊能带给读者的好处，让读者在理性的思考比较后来作出购买决策。在鲁迅亲拟的广告中虽也多次出现了“定价低廉”、“价廉物美”等字眼，但这决非欺瞒读者的促销手段，而是实事求是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在《〈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中他坦言所愿：“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20〕420
四
编辑出版工作是将思想文化物态化、社会化的一种活动，编辑是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需要不断提升思想的前瞻性和眼光的敏锐性，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叶圣陶感叹“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21〕。当好编辑不容易，首先要由衷热爱编辑工作。只有对编辑工作由衷热爱，对出版价值有深刻体认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寄托。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中的服务意识自然还不尽善尽美，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一本真诚地用心去做，而且实际上传递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其中还蕴涵了创新意识、超前意识、开放意识、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危机意识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显著表征，又统一于整个编辑出版实践之中，由此奠定了他作为杰出编辑家出版家的地位。
编辑出版业的竞争，说到底是服务质量的竞争，如果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作者队伍难以巩固，读者就会流失，知识载体、舆论工具的作用也将丧失。只有树立人性化的服务意识，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切切实实地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服务读者，才能实现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人类的出版传播史从摩崖、简帛，到手抄、纸质印刷，再到电子、数字网络，尽管每一阶段编辑出版手段不同，但都有特定的价值诉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报刊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编辑的职业化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今为数不少的编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味，服务意识出现了缺失，甚至于陷入文化产业娱乐化、功利化的误区。鲁迅时代报刊业出版市场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与当下颇为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服务意识与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便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
〔2〕鲁迅(署名迅行):《文化偏至论》,载《河南月刊》,1908年7期。
〔3〕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1期。
〔4〕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1925年2期。
〔5〕李霁野：《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6〕鲁迅：《致姚克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署名黄棘):《越铎》出世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
〔8〕臧克家：《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臧克家全集》第9卷，哈尔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9〕鲁迅：《并非闲话(三)》,《华盖集》,北京：北新书局，1926。
〔10〕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局，1932。
〔11〕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2〕鲁迅：《三闲集》序言，《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3〕老舍：《前无古人》,《抗战文艺》,1938年2期。
〔14〕鲁迅(署名洛文):《作文秘诀》,《申报月刊》,1933年2期。
〔15〕黄源：《鲁迅先生与〈译文〉》,《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16〕鲁迅：《两地书七一》,《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致蔡永言》,《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9〕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20〕鲁迅：《〈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