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时光老人像一阵寒风，走得无声又匆匆，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台阶，为了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进步，让我们做好职业规划，在今后的工作中奋勇争先吧。职业规划怎么写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到自己将来的发展呢？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毕业五年计划范文（优秀4篇），希望能够给予您一些参考与帮助。
随着五五计划的完成，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六五”计划期间，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首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在各个领域逐渐展开，在农业领域，继续扩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范围，以连续五个农业一号文件的形势推进农业改革。
对外开放方面，通过开放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等举措逐步建立有层次的对外开放体系，放松对外经济交流上的限制。同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领域展开改革，社会发展开始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从经济运行体制看，商品经济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多种经济成份重新出现。市场开始在局部发挥作用，开始打破原先计划体制全面控制经济运行的局面，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加速推进酝酿条件。
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重新制定中长期计划，酝酿编制“六五”计划。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做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六五”计划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
“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然而，“六五”时期，在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前几年虽然注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但对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有时还是注意不够；在处理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产品质量还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监督；在着重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
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六五”计划完成得非常理想，指标完成百分数均值为 179%， 完成率为88%，基本完成率高达97%。这标志着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
基于对罗舜初的了解，周恩来推荐他出任新成立的人民海军的参谋长
1950年4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军长的罗舜初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此时，罗舜初已经有几个月不在湖南了。按照预定计划，在东北完成了补拍《辽沈战役》的纪录片之后，罗舜初3月就应返回湖南工作。但就在他途经北京，准备转车回湖南工作的时候，被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约去谈了一次话，随即被留在了北京。
早在中央苏区时，罗舜初就在红军总司令部一局当参谋。那时候，军委和红军总部首长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等都没有配备秘书，一局除履行作战职责外，首长交代什么，参谋们就做什么。今天的总参作战部，军委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的业务职能，都属当年一局参谋们日常的工作范围。一局局长张云逸把参谋们分成两人一组，三班24小时作战值班。周恩来又把参谋们分成文、武两组：文的有孔石泉和罗舜初，武的是黄鹄显和王辉。参谋们值班时，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实行面对面领导，一切往来电报、文件均由值班参谋们承上启下，并根据情况及首长意图，帮助首长处理各项具体事务。
那时候，罗舜初刚从红军学校毕业，就分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工作，经验不足，困难不少。但他不懂就问。进步很快，形成了自己“埋头苦干、认真负责、工作大胆、准确及时”的风格，不久就成为参谋中的主力之一。首长们都很喜欢他，总是亲切地叫他“小罗”。
自从离开延安前往敌后，罗舜初已经整整12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当他精神饱满地站在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高兴地向身边的秘书介绍说：“罗舜初同志在中央苏区时，做的就是你们今天的工作。”
周恩来此次约见罗舜初。并非单纯叙旧。不久前的苏联之行，使他对罗舜初今后的工作去向已经有了新的考虑，现在需要的是听一听罗舜初本人的意见。
半年前，解放军在福建金门岛和浙江登步岛两次跨海作战失利，使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切认识到，要想解放台湾，单靠陆军、空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能把陆军输送到海峡对岸。遗憾的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国民党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海军遗产。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苏联，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给予支援。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毛泽东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让苏联人驾驶飞机和军舰去帮助解放军跨海作战解放台湾，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在斯大林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援助是要援助的，但援助的方式需要考虑。这里主要是不要给美国人以干涉的口实。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可以派，但其他的形式还要考虑。”斯大林彬彬有礼地回绝了毛泽东的要求。
然而，斯大林的婉拒动摇不了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既然苏联不同意派海军支援解放台湾的作战，那我们就自己建设一支海军。毛泽东在莫斯科当场拍板：苏联援助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来购买解放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斯大林满足了中国同志的这个要求。
毛泽东、周恩来是1950年3月4日返抵北京的。此时，距离解放台湾的战役发起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周恩来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共和国的大管家。新生的共和国到底有多少家底，能不能在短时期内魔术般地建设起一支能输送几十万跨海作战的海军，能不能在短时期内征集到足够数量的民用船只。并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井井有条地参加作战，这其中的难度，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毛泽东挑选海军司令员的标准是“既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于是，从一群“旱鸭子”选中了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而周恩来则更多地从他所担负的具体工作角度出发，对于海军参谋长的标准另有要求。新中国的海军虽然弱小。毛泽东也赋予了它战略决策机构的重任。这就意味着，海军的参谋长必须要担负起繁重的组织计划工作。此外，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海军参谋长还少不了要和苏联人打交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周恩来是同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打交道次数最多的人。多年积累的经验，使他不仅熟悉“老大哥”的脾气秉性，更熟悉他们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处事准则，今后在与苏联人的密切交往中，少不了会出现磕磕碰碰，甚至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已经成为新中国的国策，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处理与苏联顾问的关系，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罗舜初经历的两件事，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颐指气使瞎指挥，遭到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抵制。为了将李德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朱、周经常指示罗舜初等参谋们部分改变李德下达的指示。不巧，有一次被李德发现了，抓住罗舜初不依不饶，一定要他说出为什么改变自己的指示。罗舜初任凭李德恫吓，坚不吐实，最后李德气得拔出手枪要枪毙他。李德大吵大闹惊动了周恩来。问明情由后，周恩来对李德说，不要责怪罗舜初，是我让他办的。李德这才悻悻而去。从那以后，善于独立思考的罗舜初从李德的粗暴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上，开始质疑共产国际是否绝对正确。并在周恩来面前有所流露。
第二件事是听李富春讲的。1945年底，罗舜初率部从山东渡海北上，开辟东北根据地。在鞍山附近，有一小股苏军哗变，占据了坚固的鞍山满铁大楼。装备精良的苏联红军虽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却奈何不得这伙叛军，只得向驻在附近的罗舜初部求援。罗舜初答复苏军：帮助可以，但你们是到中国帮助打日本的，需书面请求中共东北局批准。我们才好行动，否则会有人造谣说八路军打苏联红军。于是苏军转向东北局接洽，东北局指派罗舜初部帮助苏军解决这股叛军。苏军表示，他们的飞机、大炮均可由罗舜初调遣。罗舜初笑答，用不着你们的飞机和大炮，且在一旁看八路军如何收拾他们。他派人摸清了这伙叛军的生活规律，以小部队化装潜入大楼，一举解决了令苏军头疼的这股叛军。整个过程处理得有理、有利、有节。事后，苏联方面颁发给罗舜初一枚红旗勋章，并给中共东北局写了一封感谢信。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因素和对罗舜初的了解，周恩来特意把罗舜初找来征求意见，希望他能担任海军的参谋长。
出乎周恩来的意料。罗舜初一开始并不愿意到海军工作
然而，出乎周恩来意料的是，罗舜初一开始竟然不愿意到海军来工作，他认为“海军工作很困难”，要求做其他工作。
海军工作很困难，难道其他工作就不困难了？周恩来虽然有12年没有直接领导罗舜初了，但他从罗荣桓、林彪、陈云、李富春这些先后领导过罗舜初的同志那里，对罗舜初这些年的工作表现还是有所了解的。不论在山东还是到东北，罗舜初从来没有在困难前面低过头，在他身上有一种宝贵的精神之勇。随着军职的提升，这种精神之勇的价值也愈益彰显。1946年冬天。南满形势日趋恶劣，军区领导打算让罗舜初率三纵撤到北满去。这个时候。傻瓜都知道，北满安全，南满危险。留在南满，生活艰苦不说，国民党军大军压境，险象环生，搞不好随时有被敌人吃掉的可能。到了北满，生活有保障。敌情也不像南满那样严重。更重要的是，这次北撤。不是自己主动要求的。完全是按领导的指示办，将来一旦南满不保，追究责任也追不到自己头上，何乐而不为？可是罗舜初偏偏不这样想。他从全局考虑，凭着一股不唯上的劲头。坚决不同意三纵北撤，认为南满不保，势必要威胁到北满，自己宁肯留在南满打游击，也不到北满去。后来，在陈云的主持下，才有了临江会议和改变东北局面的四保临江战役。
要说海军技术复杂，确实复杂。但依罗舜初的性格，他不会对复杂的海军技术望而却步。至于他所提出的理由，什么晕船啦，不懂技术啦，文化水平低啦，都不是他不愿到海军工作的真正理由。他所说的“海军工作很困难”，潜台词是参加海军初创的几位领导干部，几乎都来自四野，他们在黑土地上毕竟并肩战斗了几年，工作中间由于看法不一致而激烈争论的事时有发生。彼此间知根知底，实在太熟悉了，今后工作中一旦出现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得不到统一怎么办？而周恩来看中的正是罗舜初这种善于独立思考、不怕争论、敢讲真话的品格。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说服，罗舜初终于同意到海军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提议，他退掉返回湖南的火车票，只身留在北京，一边等待军委与四野协商，一边潜心学习，迅速进入状况。四野方面对罗舜初的工作已有考虑，不愿意放人，于是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毛泽东4月10日签署的命令。经过反复协商，直到4月21日，四野暨中南军区才算正式同意罗舜初任海军参谋长。当罗舜初手持毛泽东亲笔写的介绍信走进海军司令部时，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建设海军是很费钱的，中国海军没有什么遗产。同时，没有技术干部，中国工业落后，国家不富。但是，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一定可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海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上。海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罗舜初虽然最初不愿意到海军工作，但真的到了海军后。干得还挺投入。他边学边干，协助萧劲光司令员先进行组织工作，筹建所需的领导机构，草拟建军计划及未来的部署，拟定海军各级组织编制，开办各种学校，着手基地及海防的海岸炮兵建设，制定一些规章和部门的工作职责。为了使海军建设工作得到确切实施，他曾数次赴苏联对口商谈工作，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初步勘定了华东、中南未来新基地的建设方案。1952年3月，罗舜初升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
在萧劲光司令员眼里，罗舜初确是一个壮劳力，军委召集会议，凡他不能出席时，都委托罗舜初当代表去开会。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罗舜初和萧劲光等海军主要领导在工作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致萧劲光对罗舜初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罗舜初“是个好同志，工作积极，敢负责任，性格直率，生活艰苦朴素，有很多优点”。但是，他“思想有些保守。看困难多些”。
萧劲光说罗舜初“思想有些保守，看困难多些”，主要指的是在海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上。
1953年8月，彭德怀根据中央财经会议的精神，向军队系统的负责同志打招呼：为了做到外汇平衡和发展重工业，军费将有所缩减，要求各部门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新考虑原定的五年计划，使之更加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
海军的五年计划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经萧劲光和罗舜初带到苏联征求苏联海军意见，苏方认为可行后，才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因贷款问题没有解决，两国政府没有最后签协议。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经罗舜初与苏方反复商谈，最后苏方表示：苏联正在执行的五年计划已经过去了两年，只能在尚余下的三年中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前三年供货。在苏方提交的三年供货计划中。舰艇仅是五年计划的1／3，飞机是1／6。关于货款问题，苏方只提供总价的2／3贷款，余下的113货款需按正常贸易支付。1953年6月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技术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
周恩来基于“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和“贪大、贪多、贪快必然盲目冒进，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建设”的考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海军争取实现原定的五年计划，准备以三年供货协定(‘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
于是，是按原定的五年计划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还是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海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罗舜初认为，制定五年计划要考虑四个要素：一、国家工业发展的情况；二、国家财政的情况：三、友方(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四、海军能够掌握这些装备的干部的数量。他和海军另一位副司令员结合海军的实际情况，主张以“六四”协定为基础，再加一点钱，作为海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多数海军领导认为，我们国家工业落后，财力不足，这都是事实，可是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苏联工业先进，可以给我们造；苏联有钱，可以借钱给我们买。他们把海军建设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主张维持原定的五年计划。
依靠苏联的援助，尽快把海军建设强大，罗舜初当初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就连毛泽东也说过：“我们建设海军，要依靠苏联援助。”1950年lO月8日，罗舜初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增加顾问、教官，以及海军所需舰艇、飞机、武器和装备。当天晚上，罗舜初派秘书张治文把代拟的草稿送到西花厅请周恩来审定。不巧的是，周恩来已于这一天的清晨秘密前往苏联商洽中国出兵朝鲜的事去了。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后，一直忙于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事情，直到10月24日才得空约聂荣臻、萧劲光、刘道生和罗舜初研究海军的问题。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不同意就这样冒冒失失地由毛主席亲自出面提要求，而是主张海军先把三年建设计划中关于装备部分拿到苏联去，请苏方帮助审查。他实际上是要以这种方式，摸一摸苏方的态度，看苏方能否满足中方对海军武器的采购要求。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以毛泽东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
建议派萧劲光和罗舜初前往苏联，与苏联海军部商谈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的事。苏联方面很快答复，同意萧、罗及中国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景宜亭前往苏联访问。
在莫斯科，苏联海军认为，中国海军的三年计划只提了解放台湾，而没有提以美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要求中方修改计划，把美国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这无疑是要将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海军推到第一线去替苏联抵挡美国对苏联的强大压力。一旦美国在远东的压力减轻，苏联还会热心帮助中国建设海军吗？
尽管苏联方面没有明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向中国海军提供执行反美任务的必要装备，但是罗舜初却从参观访问中发现，苏联海军本身的舰艇也很陈旧，而苏联生产舰艇的工厂则明显开工不足，同时苏联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底层生活并不富裕。罗舜初在心里产生疑问：正面临着军舰更新要求的苏联，有能力供给中国海军足够数量的装备吗？
1951年初，苏联将本应在1950年交付的海军装备陆续从海上、陆上运到中国。经过点验，发现这批装备质量极差，18艘鱼雷快艇都是二战时期的旧品，主机多已经过大修，使用寿命仅为20小时，没有大修的主机也只能使用60至lOO小时，甚至还有早已过时的美国汽油发动机。尽管许多装备都已到了几近报废的程度，苏联方面仍然按全新的装备价格向中国收取费用。当然。空军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但由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态度强硬，拒绝接受苏军撤离旅大时移交给中国的旧飞机，最后苏军飞机折旧计价，还供应10万加仑燃油，问题才算解决。而罗舜初和海军另一位副司令员虽然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退货、换货或折旧减价，但一直杳无声息。罗舜初为此气得当面斥责苏联海军顾问是来向中国海军推销陈货的，是来做买卖的，是商人。从此，罗舜初对苏联的援助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凡送罗舜初审批的文件，他都把苏联给予中国“无私的援助”一类的字样从文件中去掉。
针对苏联卖给中国海军的装备数量少、旧货多、价钱贵、交付迟的尴尬现实，罗舜初强烈意识到海军建设光靠从苏联买武器是靠不住的，必须把目光转向国内，自力更生，建工厂自己造。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团前往苏联参加葬礼，罗舜初作为团员再次赴苏。3月12日，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等会谈。在谈到关于斯大林提议扩大的中国海军五年计划时，马林科夫竟推说不知道此事。前任领导去世后，后任领导改变前任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周恩来立刻感到事情可能有变，回到使馆就把会谈情况告诉了罗舜初，要他考虑一个应变计划。罗舜初当天就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过去苏方提出的海军建设计划，现在尚未作最后确定，估计有某些困难。精神上应准备苏方给我们的要少一些和差一些。如果苏方不能按他们过去所提的数目供给，海军的建设计划可能缩小，海军的发展应主要靠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了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水平并学会技术，我们所需船只除少部分快艇、潜艇供给若干现成品外，其他则由我们现有船厂添设必要设备，并请苏方供给蓝图及一切必需材料。周恩来采纳了罗舜初的建议，并在回国前放心地将罗舜初留下，让他一个人继续与苏方谈判。当苏方表示不能增加装备的数量后，罗舜初就转而向苏方索要舰艇制造图纸等。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
经过罗舜初据理力争，苏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六四”协定中提供的舰艇、飞机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远航鱼雷艇等5种型号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建造材料、设备上，苏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是。有了造舰图纸，罗舜初仍旧清醒地认识到，把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培养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自己还不可能生产出太多的舰艇。
周恩来在西花厅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海军的“一五”计划问题
1953年12月4日。就在海军内部就五年计划争论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萧劲光列席了这次会议。当晚9时，毛泽东讲话，在谈到海军建设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萧劲光听了之后，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具体地规定了海军必须担负的三项重大任务，进一步表达了一定要建设强大海军的坚强决心。萧劲光深感责任重大，进一步增强了继续加强海上战斗力量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为坚持原定的五年计划找到了理论依据。
罗舜初是1954年初从周恩来向海军书面传达中得知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的，罗舜初看到的毛泽东指示是：
(一)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
(二)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
(三)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周恩来在书写时编上了序号，并独立成段。这样一来，罗舜初看了之后，就把毛泽东的这段话更多地理解为海军发展的三个阶段，每一个“为了”就是这一阶段的任务或应实现的目标。而毛泽东说的“必须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成为罗舜初坚持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一五”计划的理论依据。
海军的“一五”计划迟迟定不下来，不仅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也直接影响了国家工业部门的工作安排。1954年2月12日，周恩来邀请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军委领导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和聂荣臻，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总参准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以及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第三副司令员方强和参谋长周希汉来到西花厅，专题研究海军的“一五”计划问题。总理、副总理加上5位元帅、3位大将、1位上将、5位中将和众多的部长，为了海军的建设齐集一堂，在人民海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萧劲光首先发言。他提出海军的五年计划是：前三年执行“六四”协定，后两年再从苏联订购一批舰艇和造舰材料，由国内组装。罗舜初则认为：新建工厂一开始不可能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只有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有可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还是以“六四”协定作为海军的五年计划为宜。
到会的人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最后把大家的意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说：“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现与苏联已经签订的三年海军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建设的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会后，周恩来将这一意见向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作了报告，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实践证明，西花厅会议关于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决断是正确的。在整个“一五”期间，“六四”协定的执行，使海军建设健康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为海军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巩固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五”后期，经罗舜初提议，并经军委批准，海军利用“六四”协定节余的一点钱，提前预支了海军“二五”计划的一点钱，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合资办起了两个计划外的工厂。用于生产海军最急需而苏联又无法及时供应的中速、高速柴油发动机。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仅是个创举，更为重要的是，在60年代前期，在苏联撕毁协议，停止援助的情况下，海军舰艇部队适时地用上了国产的柴油发动机，在海战中多次击沉、击伤敌舰，在海上对敌斗争中大显神威。
遗憾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舜初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彭德怀株连。因为彭德怀是最早提出要海军修改五年建设计划的人，而且他认为在国家工业化以前，军事装备上要防止贪多冒进，并把海军原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形容为一个“亡国计划”。罗舜初是主张以“六四”协定替代原定的五年计划的，他因此被说成是彭、黄在海军的人。如果这次党内斗争的对象不是彭、黄。而是其他人。罗舜初也会被说成是其他人的人的。总而言之。从罗舜初提出以“六四”协定为海军的五年建设计划的那天起，“保守”的帽子就牢牢地戴在了他的头上。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早已被宣布为“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周恩来又能说什么呢？1960年8月14日，根据军委的意见。周恩来不得不签署命令：免去罗舜初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
10年后，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场合说：“毛主席题过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同志将我的军，说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不注意执行。基本情况是建国初期我们工业水平很低，特别是基础工业。发展海军，要有基础工业，钢铁工业(包括特种钢)、动力工业、燃料工业和电子工业。这四项必须首先发展，缺一不可。”
关于中国青年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任务，胡耀邦同志代表青年团中央所作的报告，已经全面地详尽地说明了。我在这里主要和大家谈谈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青年所面临的学习任务问题。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将近三年，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计划，它的胜利完成，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打下初步基础，并力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以后，一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就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一代的责任是重大的，中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并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积极地学习文化，掌握科学技术，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一、为什么学习文化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有这样大的更要性？
大家知道，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基础的。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参加现代化的生产劳动，没有文化不仅技术是不行的。提高文化水平是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工业方面来说，我国正在新建和扩建的大量的大企业，它们都是规模宏大、技术复杂的现代化的大工业，要把这些工业建设起来和管理起来，必须有大量的专门人材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的技术力量，这些工业建设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就无法实现。在农业方面，文化科学知识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不仅由于农业的合作化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生产管理人员，而且农业技术的改革正在逐步进行，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也将逐步加多，在八、九年之后，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即将大规模地机械化。如果我们的农村仍然保持大量的文盲，农业的机械化就要遇到很多困难。同时，要胜利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如果我们的战士没有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也就不可能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也必须有大量的教师、医药卫生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等等。总之，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大量的日益加多的有文化教养的、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者和专门家。列宁远在一九二年就曾经向苏联的青年指出：“你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上复兴全国，要在基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基于电气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改造和恢复农业与工业。”他又指出：“必须认识，只有在现代知识基础上，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他不通晓这种知识，那共产主义就始终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巳。”苏联的青年，正是遵循了列宁这个重要的指示，攻下了科学和技术的堡垒，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苏联青年在学习上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青年要走的道路。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里也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二、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干部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党和人民政府几年来，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一方面大力发展了各级各类学校，另一方面又举办了各种业余教育。这样就给广大的青少年和全体工农群众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学习，开辟了空前广阔的道路。
几年来，各级各类学校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方面。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一九五四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一九五四年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九。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已给国家培养输送了相当数量的建设干部，在各种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就要为国家培养二十八万三千多毕业生。这个数目，相当于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二十年间（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的一倍。解放六年以来，我们修建的高等学校校舍面积，比从清朝光绪戊戌变法直至解放的五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所建筑的还要超过一百多万平方公尺。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培养干部事业的重视和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一九五四年中小学在校学生和一九四九年相比，中学生增加了将近两倍半，小学生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中学在校学生将达到四百七十万七千人，小学生将达到六千零二十三万人，即占全国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中小学教育的巨大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已有较多的入学机会。据一九五四年的统计，小学生中工农子弟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学生中工农子弟已占百分之六十点七。中小学在过去几年中已给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劳动后备力量，给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新血液。国家为发展普通教育，拿出了大量的经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经费，占五年中计划总支出经费的百分之五点四，每年的普通教育经费占整个文化教育卫生经费的一半以上。一九五五年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数，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年份（一九四六年）要多二十八倍。这些数字和对比的情况，巳充分说明了我国普通教育的发展是很快的，国家用在这方面的人力财力也是很多的。
现在我要谈谈关于业余学习的问题。
通过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学校教育，是解决学习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举办各种业余教育。对于广大在职干部和工农群众来说，业余学习是必须采取的重要的学习办法。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着：《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着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着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
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助性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
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着，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